【德国历史】追捕纳粹分子：犹太流亡者库尔特·泰尔的故事

译者导言:

这个故事有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它展现了德国犹太人在希特勒政权下颠沛流离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库尔特·泰尔（Kurt Teil）一家四口如何充满艰险地流亡海外；

第二个层面，我们对纽伦堡审判中出现的纳粹高官大致有所听闻，事实上，美国在战后追捕的对象中也包括了这么一批相对不那么有名的战犯：曾经杀害了共一千余名美国战俘飞行员的纳粹分子，而故事的主人公泰尔正好在战后负责追捕这些人；

第三个层面，它展现了一个德国犹太人对德国和德国人的爱恨交缠的感情的历程，泰尔在九十五岁的高龄重返汉堡的儿时故居，牵连起一生的记忆，这篇故事也因此而起。

第四个层面是额外的，通过泰尔一家人为了难民签证四处奔波、艰险流亡的故事，我们中国读者或可理解德国人在近年难民危机中的一些特殊心境。

正文

食指轻轻一按，米色移门的金属环扣就跳了出来，发出清脆的喀拉声。库尔特·泰尔以前常在下午时分玩这个游戏，这是他童年最爱玩的游戏。就在这里，就在这扇门上。

接着，白发苍苍的泰尔沿着走廊慢慢踱步过去，步入了一间满是玩具的房间。“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啊”，他激动地喊道。已经九十五年了。泰尔的脸上发着光，站在他父母以前的卧室里，右手拄着拐杖。

在汉堡艾本多夫区的这间公寓里，泰尔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光，直到纳粹政权让他被迫流亡。那是1939年的一个夏日，出租车早就等在外边了。当时十五岁的他再一次冲向门口，发出誓言：”我会再回来的。你们不能把我赶走。我没做什么。让我走是不公平的！”

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泰尔履行了誓言。他并非以充满仇恨的复仇者之姿，而是要把德国从纳粹分子手中解放：从1945年1月起，他以美国士兵的身份轰炸了德国的若干城市；从11月起，他在断壁残垣的战后德国追捕纳粹战犯。

这是一个夹在两个阵线之间的人的不同寻常的故事。他从被追捕的对象转变为追捕者。他冒着生命风险，为的是对他来说至高无上的价值：正义。

九十五岁的泰尔如今住在卡尔斯鲁厄的一间养老机构，他的夫人乔兰达被安置在那里的失智症部门。由于夫人无法与他共赴这趟汉堡访旧之旅，他的孩子姬达和彼得前来陪同。孙子米夏埃尔也搭着夜班巴士从巴黎赶来，希望一起经历这个时刻：他的祖父将踏入其出生的地方。那是一间180平方大的公寓，位于一栋翻修过的老楼的四楼。

下午四点，泰尔准时按响了铜制的圆形门铃——那还是他家以前的门铃。公寓的现屋主招待了咖啡和蛋糕。泰尔非常兴奋地漫步在他童年住过的房间。天花板上树叶花环的石膏装饰吊顶，门上波浪纹的雾面玻璃，许多东西跟当初他们家搬进来时一模一样。

那时，他们家还姓“泰特尔鲍姆”，德语又叫“达特尔鲍姆”。父亲赫尔曼在沃伯格银行供职，这让一家人有了物质上的丰裕，却不能免于被欺凌。

1936年，还是少年的泰尔被迫按照纳粹的命令转校到犹太人的塔木德律法学校。周日，当他背着书包穿过汉堡时，邻近的小孩会对他——这个“犹太崽子“——吐口水，朝他扔石头。有两次，他听到纳粹冲锋队的人在隔壁扫街，怪声怪气地吼道，“要是刀子口喷出犹太人的血，那就又更好了。” 泰尔攥紧了拳头，躲了起来。尽管如此，在必要的时候，他也是会举起手臂行希特勒礼。“关键是，不要引人注意。” 泰尔回忆道。

1929年: 泰尔跟妈妈与年长两岁的姐姐

从擦鞋匠到空中射击员

1938年的水晶之夜，泰尔的老师和其他一些人被扔进集中营，学校停课好几个礼拜。回来时，这些男人被剃了光头，瘦得皮包骨。他们只有九十天时间期限必须离开德国。泰尔的父亲赫尔曼也只有这么多时间。盖世太保怀疑他走私外汇，把公寓翻了个底朝天，威胁要关押他。银行家赫尔曼搞到了书面的离开德国的最后通牒，在英格兰申请了难民庇护。

1939年，泰尔和比他大两岁的姐姐洛特通过儿童救援专列紧随其后。次年夏天，他们在格拉斯哥乘上了开往纽约的船。由于德国潜艇的海上埋伏，船不得不蜿蜒曲折地前进。1940年6月，姐姐坐的船沉了，船上上千人溺毙。

直到1941年的12月，母亲伊尔莎才得到了众所渴望的美国签证。跟她一起的其余上千名流亡犹太人——其中包括安妮·弗兰克的家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祈求难民庇护的愿望都落空了。

由于父亲和母亲不会英语，孩子们必须为家计奔波。泰尔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做擦鞋匠和洗车工。打完工后，他再去上夜校，为了拿到高中毕业文凭。也是在那时，由于顾虑到美国也有一些法西斯分子，他们家把姓从“泰特尔鲍姆”改成了“泰尔”。

“仇恨无所不在”，泰尔回忆道。1942年，入籍美国后，他自愿加入了美军，并在空军受训成为空中射击员。在一张旧相片上还可以看到，泰尔笑得很开怀，搭在一个炮弹上，尽管他参与的任务有极高的生命风险——他所属的第八航空队已有43000名军人阵亡。

泰尔，前排中间

从1945年1月始，他开始出任务。他驾驶着坚固无比的波音B17轰炸机（人称“飞行的碉堡”）从英格兰起飞，轰炸了德国的若干城市：埃森、柏林、卡塞尔，还有卡尔斯鲁厄——他后来的妻子的故乡。“幸运的是，汉堡不在里边”， 他说。

从四千米高空看下来，房屋和教堂塔楼宛若玩具。抽象，而且与泰尔这个移民海外的德国人没有关联。“我们就想把希特勒撵走”，他解释了空中轰炸的合理性。他认为，在施陶芬贝格将军1944年的刺杀行动失败后，事情就变得明朗了：德国人无力用自身的力量把德国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场统帅”（译注：指的是希特勒。原文为Gröfaz，größten Feldherrn aller Zeiten缩写，民间嘲讽希特勒的说法）手里解放出来。

直到德国彻底被炸得稀巴烂，希特勒的恐怖政权才告终结。德国投降后，泰尔穿过柏林市，震惊于眼前的满目疮痍。他在第八航空队的总部担任翻译，并用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破坏的程度。其中留下了一张照片，是他记录了自己的胜利时刻：他爬上了帝国总理府的阳台，两个手臂完全伸展开去。在他拍照的地点，那年的4月30日，希特勒夫妇的遗体被浇了汽油，烧成灰烬。“我在希特勒的骨灰上跳了舞，” 泰尔说。

当时，他的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报仇雪恨感，以及这样的念头：“我又回来了。你们没有把我弄死。我赢了，而不是你们！” 有那么极短的一瞬间，老人的脸庞略有扭曲。他那个世代的人不曾学过诉说自己的情感。

只有当提起别人的命运的时候，他的眼眶才会湿润。他有一个阿姨在特雷津集中营遇难。另一个阿姨在阿姆斯特丹的家中放了毒气，与家人一同自尽，为了先纳粹分子一步。还有奥尔加·杰隆，他母亲的密友，犹太导演和演员库尔特·杰隆的夫人。 

泰尔入迷地回忆起这位美丽的女性，她总是开着一辆轿车从屋前经过。他最后一次见到奥尔加·杰隆是在一个万恶的纳粹宣传纪录片《特雷津集中营》。那是1944年，杰隆导演被逼通过电影的镜头把这个集中营宣传成休闲而充满田园风光的地方。之后，这对夫妇在奥斯维辛遇难。

在希特勒的沙发椅上打盹儿

1945年11月，泰尔在位于威斯巴登的美国“战争罪行部门”总部开始其民间搜捕的工作。他的任务是为美国军事法庭搜查出曾经杀害被俘的美军飞行员的盖世太保或党卫队成员。根据历史学家格奥尔格·霍夫曼的研究结果，全欧洲共有1000多名盟军飞行员战俘遇害。

于是，曾经被追捕的人如今成了追捕者。泰尔驾着吉普车和C-47运输飞机，追猎着逃亡的纳粹分子，持续两年之久。午后时分，他最喜欢躺在一个浅灰色、花纹图案的沙发椅上打盹儿。这件家具是泰尔当时的同屋室友从希特勒位于慕尼黑的私人宅邸弄来的。“沙发椅的头枕上还粘着发蜡呢”，年迈的泰尔回忆道，笑开了。

他追捕到的第一个人是个名叫阿图尔·菲尔的纳粹党卫队成员。受威斯巴登的盖世太保之命，他杀死了美军中士罗伯特·W·加里森。当时，菲尔把加里森载到一片森林，让他在一棵树下方便，然后从背后将其击毙。

当泰尔找到这位凶手时，他给了菲尔和他太太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卧室互相道别。泰尔突然从德语切换成英语说，“还是得对他们体面一些的”。无论如何，这位追捕者坚持，对待杀人凶手也要有体面和尊严。当时，在行刑之前，他让这位凶手在军官餐厅用了最后一顿晚餐。为此，泰尔的同事都笑他。1948年10月22日，阿图尔·菲尔在达豪被绞死。

一笔五千美金遗产的钓饵

其实，泰尔所有关于侦探工作的知识都是从侦探小说里读来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追捕到了二十多位德国战犯并成功定案。他常常操弄男人的夫人和女秘书之间的矛盾。用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就能突破感到失望的女性的心防：“他都爱另一个女人了，你为什么还要护着他呢？” 

有些时候，调查组会把他们的夫人关禁闭，直到她们招认出被追捕的战犯藏匿于何处。在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安东·弗雷德（当时他还以假名隐匿于世）的案子里，泰尔用了一个特别的招数。他忽悠弗雷德的夫人说，她的丈夫有一笔五千美金的遗产要继承，而这张支票必须本人亲自来领取。

但他的夫人和情人都保持缄默。重大转折出现在一次搜查宅邸时。泰尔发现了一位男性寄来的明信片，要求寄去一个行李箱。这张明信片让泰尔按图索骥，摸到了黑森林。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安东·弗雷德在这里以流动劳工的身份打工。他深知自己的罪行。在追捕的人赶来时，他藏到了一大摞面粉袋后面。

弗雷德因杀害盟军飞行员而被美国人处以六年刑期。但他的另一些罪行却没有被纠责——例如，在战争快结束前不久，87个盖世太保囚犯在希尔岑海恩被屠杀，而弗雷德对此负有部分责任。泰尔评论道：“这是抓了小的，放了大的。”

有一次，泰尔这位犹太追查员逮到了一位纳粹要角：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尤尔根·施特罗普。他在1943年镇压了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起义，下令屠杀了上千人。那年的5月16日，他自豪地向上级发电报：“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不复存在了。”

“把麻绳从我脖子上取下吧”

由于施特罗普也卷入了杀害盟军飞行员的罪行，美国人在1947年3月判其死刑。两个月后，他被送往波兰受刑。在被移交的前一天，泰尔跟这位刽子手在达豪的一个囚室长谈了俩小时之久。

“您的德语怎么这么好？” 施特罗普问眼前这位年轻的美国人。泰尔回道：“因为坏人把我赶出来了。” 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发现，在战争爆发以前，施特罗普和泰尔在汉堡差不多是隔壁邻居。每周五，少年泰尔都会从施特罗普的家门口经过，去犹太会堂。

“我不是罪犯，把麻绳从我脖子上取下吧”。施特罗普这位党卫队指挥官恳求道，他并不是反犹主义者，他甚至还允许他的小孩在大街上跟犹太人小孩一起玩的。年迈的泰尔轻声道，“当时，我没办法把我的愤怒宣泄到他身上。”

只有一次，他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恨。那是1946年，在纽伦堡刑事陪审法庭600号，他经过被告赫尔曼·戈林的时候，忍不住咆哮：“你这混蛋杂种！” 一个纠察上前，劝他恢复理性。

反对刑讯逼供党卫队成员

年迈的泰尔有力地举起了食指，强调说，像戈林和施特罗普这样的人，并不能代表所有德国人。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是野蛮人。只有极少数人曾经对纳粹的灭绝营有所知悉。他的孩子反驳这个说法，但作为一家之长的他丝毫不为所动。

库尔特·泰尔，在不同的身份、认同和国家之间跨越的一个犹太人，依然保护着曾经迫害他的德国人免于“罪犯民族”的一刀切指控。同样，对于战后犹太定居者驱逐阿拉伯人的做法，他也不无批评。

与此同时，他也反对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人刑讯逼供党卫队战犯的做法。“当初我是因为纳粹恶政逃往美国的，我不能在美国这个国家容忍侵犯人权的行为。” 

三个小时后，泰尔拿起了他的拐棍，最后一次望了一眼那扇移门。然后，他向他童年的寓所作别。在这栋公寓楼前，有两块“绊脚石”铜片（译者注：Stolpersteine，一个纪念大屠杀受难者的艺术项目）镶嵌在过道上。上面刻有两位汉堡女性的名字。她们在1942年被驱逐，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后遇难。

来访的泰尔并不认识这两位女性。她们可能是在他逃亡之后住进这栋楼的。泰尔说，这样的金色铜板他也挺想要的。细问之下，他才得知，这是给大屠杀受难者的。“那还是别了”，九十五岁的泰尔说，狡黠一笑。（完）

作者：Katja Iken

出处：Spiegel Plus

首发：2018年7月17日

原标题："Ich tanzte auf Hitlers Asche“

原文：http://www.spiegel.de/plus/juedischer-nazi-jaeger-kurt-teil-ich-tanzte-auf-hitlers-asche-a-d16d743b-95c4-4707-a5f1-ed5839f387c9

译者：Fauna

译者联系方式: provinciae at 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