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戈培尔的崛起
戈培尔
他，创造了“希特勒”这个标志；
他，荡平了纳粹分子通往权力的道路。
1943年2月18日，他在柏林体育馆（Sportpalast）发表了那段臭名昭著的演说。
戈培尔是如何成为一名完美的煽动家呢？
《明镜周刊》历史版，
作者格奥尔格·波尼施，
2020年2月18日
译者: 张骥
在二战爆发后的第1267天，约瑟夫·戈培尔该上前线了——他自己的前线。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非洲军团几近消耗殆尽，生活在德国城市中的百姓们遭受着盟军的大轰炸。德国国防军的专家们计算过，要获得“最终胜利”（Endsieg），至少还缺200万名士兵。
该发表一篇伟大的演说了，这是对一个民族的总动员。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打了退堂鼓，他现在畏惧直面他的人民。因此他把约瑟夫·戈培尔推到前台。戈培尔是他最得力的手下，思维敏捷、巧舌如簧，是元首神话的缔造人、“希特勒”标志的发明家、纳粹政治的贩卖者。少了此公，纳粹分子们通往权力的道路将变得异常艰难。
在1943年2月18日这一天，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降神会（Séance）。这位公共启蒙和宣传部部长选择在柏林体育馆登台露面，他已经在这片舞台上多次成功煽动民众。现场15000名观众都是精挑细选的纳粹党员、演员、身负重伤由前线归来休假的士兵、护士等。《周报》（Wochenschau）的记者们架起相机，电台也在实况直播。时间临近傍晚。
柏林体育馆
戈培尔身着一件浅色双排扣西装，没挂任何勋章——他不喜欢勋章。在他身后悬挂着一幅巨型标语：“全面战争——最迅速的战争。”全面战争，这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戈培尔赋予了其一个特殊的意义。根据他的定义，全面战争意味着每个人最终都要上阵。必须清除那些“寄生虫般的懒人”，那些“富家女们的无耻行径”，还有那些“大吃大喝的餐厅”。要让所有平民都成为战士，不管用什么方法。
他想要全体德国人与希特勒团结一致。虽然连他自己都不再相信这种团结了，可他还在宣扬着，一直喋喋不休直到结束。
“草原上的攻势已经打响！”戈培尔在礼堂里呼喊道——他指的是苏联军队早已发起的反攻。
他双手叉腰，以强调自己演说的力量：“认识到危险，就能避免危险。”为了吸引听众，他绘制了一幅战败后的阴暗幻景：所有人都将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冻原上的劳动营”里去。演说不断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女人们奔溃地哀鸣着，男人们咆哮着：“绝对不行！”“吁！”这时，戈培尔问道：“你们想要全面战争吗？如有必要，这场全面战争会比我们今天想象得还要彻底、激进。你们想要吗？”
这15000人高呼：“是的！”
戈培尔又添了一把火，手势变得疯狂起来。“和元首一道，作为祖国的精锐部队站在鏖战的国防军身后，以狂热的决心展开战斗，不屈不挠地穿越命运的安排——直至胜利落入我们手中！你们准备好了吗？”
千人呐喊欢腾，万人跺脚助威，还有数十万人通过收音机聆听了这一盛况。“出色的群众演说！”时年20岁的炮兵军官伊林·费彻尔（Iring Fetscher）欢呼道。他后来成为了联邦德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一场盛大、宏大的表演。”
直到今天，戈培尔在1943年2月18日的这场“体育馆演说”还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一场演说。据传，希特勒称赞其为“心理和宣传上的一流杰作”。显然，就连煽动者戈培尔本人也坚信，演说达成了“思想上的全面动员”，甚至是一场“某种程度上无声的政变”。
希特勒与戈培尔
就戏剧性和遣词造句而言，这场演说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向大众观众发表的最令人厌恶的。它为许多人提供证据，证明戈培尔是一个完美的煽动家、一个大师级的鼓动者。
他就这样在世界历史中留名：邪恶宣传的“驰名商标”。直到今天，纳粹统治集团里也无人拥有这般影响力——除了希特勒。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的观察家们称他为“魔鬼天才”——一个邪恶的天才。今天有人要是想严厉批判某位政治对手，这种说法也并不罕见：像戈培尔一样。
但这么做很可能是相当危险的。赫尔穆特·科尔，这位基民盟党的联邦总理，就曾掉进过这个坑里。1986年秋天，他曾经称赞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现代化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称戈氏“了解公关”。只是又补充了一句颇似酒后玩笑的话：“那个戈培尔也了解公关。”戈尔巴乔夫听说了这个比较，他当时正打算——如他所言——和联邦德国掀开双边关系“新的一页”。随后，两国关系又陷入冰点数月之久。
科尔与戈巴乔夫
但是戈培尔同某些笼罩着神秘主义气氛的人——比如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相比，还算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一贯依靠媒体的效力，这些媒体在“夺权”后不久就被“一体化”了。进而，他把一个政治帮派打造成了组织罪严密的政党。
希姆莱
关于戈培尔的书籍和文章浩如烟海，“第三帝国”覆灭65年后，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任教的德国当代史学家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出版了一部戈培尔的传记，该书囊括了丰富至极的细节，对所有原始资料都进行了详尽研究，尤其是四年前才完整出版的戈培尔日记。这部日记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为其大部分内容并非拙劣的宣传作品。
史学家彼得·隆格里希
《戈培尔日记》
隆格里希是研究纳粹大屠杀的领军人物之一，撰写过关于希姆莱的文章。他承认戈培尔可谓“国家社会主义内部最重要的记录者”。虽然戈培尔并不经常参与“实际的决策过程”，但他也有“机会”观察“这些决策的完成”。这种“对独裁者不加歪曲的看法”，即对希特勒的，是“独一无二的”。
戈培尔和那些给商品打广告的人一样，也极尽夸张之能。正如隆格里希分析的，这是因为戈培尔对政治理念缺乏了解的程度甚至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这位宣传负责人总是披着某个角色的外衣，而希特勒则一直演的是希特勒。戈培尔认为自己的一项特殊使命就在于，向所有人展示一个团结统一的祖国，团结在“元首”身后。
希特勒
即使民众像后来所证明那样，根本没有团结在希特勒身后，这位“群众部长”还要去诱导他们。隆格里希总结道，戈培尔对这一角色而言是“一个理想的演员”。
戈培尔不仅超出本职地扮演了一场大规模征服之战的吹鼓手——这一点很重要。他还是那种出于信念而为种族狂热铺平道路的人，随之而来的就是对600万犹太人的杀戮。
骨髓炎是一个医学概念，这种骨髓上的炎症能使骨头破碎。当神经供应出现紊乱，比如小儿麻痹，骨骼也会弯曲。这会造成马蹄内翻足（Pes equinovarus）。成因不明，但结果很明确：约瑟夫·戈培尔——他的母亲用下莱茵式的亲昵称他为“Jüppchen”——患有某种疾病，这造成了他右脚畸形。
他后来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只脚终生残疾”，这造成了他生命中众多创伤之一：“从那时起，童年就毫无乐趣。这是我童年时期决定性的一个事件。我再也不能和其他人一起玩耍，我变得孤独寂寞……我的同学们都不喜欢我……”
戈培尔在赖特市长大，这是下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市。上学的时候，他起初特别懒且缺乏感情，几年之后才萌发出巨大的上进心。他最喜欢的学科是宗教、拉丁语和历史。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崇拜伟大的政治家和军阀。对拉丁文的学习使他在修辞学和逻辑学上的感觉愈发敏锐。
1917年3月，一战结束前一年，戈培尔作为年级第一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演讲。这是一篇在当时很常见的爱国演讲。他说，“诗人和哲学家的民族”必须“现在就证明”，“这个民族远非如此。这个民族有权成为世界政治和精神的领袖。”
当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918年土崩瓦解之时，这位高中毕业生和其他数百万同学一样感到迷失方向。那是一段经济困窘的苦难时期，许多人为了生存而挣扎。人们渴望一位“救世主”，一位政治上强有力的领袖能指明方向、发号施令。
一位像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后来德国的希特勒一样的人物。
希特勒1930年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
戈培尔的博士论文研究了几乎不为人知的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威廉·冯·许茨（Wilhelm von Schütz），在以平均成绩（及格，rite superato）拿到博士学位后，他想成为一名记者，最好是一名大作家。他撰写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迈克尔·沃曼》（Michael Voormann），这是一部有着强烈自传色彩的作品。他把自己想象成特奥多·沃尔夫（Theodor Wolff）。沃尔夫是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的主编，也是国内最好的作家，他掌握着文字的力量。戈培尔知道，权力之路要通过文字实现。戈培尔给他邮寄了很多文章，并附有冗长的文字说明——只不过都被退回来了。
特奥多·沃尔夫
他仰慕的那位沃尔夫是名犹太人，这一点戈培尔倒并不在意。同样，他显然也不在乎自己选择的那位博士生导师也是犹太人。但令他恼火的是，自己女朋友无意间提到她母亲是犹太人。他言语之间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她向我坦白自己的出身，她的魅力一下子就消失了。”
到那时为止，“犹太问题”并没有特别触动他。他甚至强调过，“受不了这种夸张的反犹主义”。他可以“不完全承认犹太人是我特殊的朋友，但我觉得，通过责骂和论战，甚至是大屠杀，并不能摆脱他们”——如果“人们这么做了，那这就是不人道的”。
戈培尔在政党政治上很灵活。在1919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他把票投给了天主教民族保守主义的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实际上，“政治让他哭笑不得”，让他“一无所获”，一切都“让我作呕”。搞政治“就是给灵魂……戴上枷锁，就是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才说，就是为更大的事业去撒谎”。他的结论是：“上帝啊，这真是一个丑陋的职业。”
讲话就是满嘴胡言，沉默就是有所隐瞒。似乎戈培尔已经预料到自己的未来了。
1924年，在寻找世界观上的坚定立场时，他如此写道：“共产主义……我是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这句话不应从字面上去理解，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不过，绝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他关心的是消除阶级斗争，而非某个阶级的统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应该诞生出一种全新的人。“90%”的人是“乌合之众，10%还不错。所以如果这个国家还想存在的话，这10%的人就必须统治那90%的人。这是专制的秘密。”
专制，对他而言是一个咒语。
戈培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产生了好感，这种思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资产阶级氛围中很典型。比利时和法国的士兵以占领者的姿态站在德意志的领土上。朗格里希写道，戈培尔无条件认同“受到威胁的民族”这一定义。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并不遵循理性的政治认知”。
对戈培尔来说，“国家”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组合似乎很容易。“社会的感觉……是国家结构中那种命中注定的、种族纽带的感觉”，“国家的感觉”意味着“把所有行为、思考和感觉，都建立在对国家这个民族共同体的责任感上”。
现在，他开始对希特勒感起兴趣来：“伦理基础。从僵化的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希特勒创立了一个完整、正直和真实的人格，这让人感到自由。在我们这个党派利益的世界里很少见。”
戈培尔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密切关注了1923年啤酒馆暴动后的审判过程。戈培尔钦佩这个男人的“意志”，终于听到“内心久违的声音”。他称赞希特勒是“逆境中的舵手”、“指引自由的领袖”。
《我的奋斗》
直到1925年7月12日，戈培尔才结识希特勒。那时戈培尔已经是纳粹党在乌珀塔尔莱茵兰北区党部的负责人了，同时还担任《国家社会主义通讯》的编辑。戈培尔陶醉道：“这个男人拥有成为国王的一切。他是天生的人民领袖。是即将降临的独裁官。”
从此以后，戈培尔臣服于希特勒。他否定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最终完全放弃了自己社会革命的立场。“从那时起，决定他世界观的不再是国家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评论家约尔格·冯·比拉夫斯基（Jörg von Bilavsky）判断道，“而是只有希特勒的想法。”戈培尔从不敢在公开或内部集会上批评这位党的领导人——他只允许自己在日记中这么做。
1926年10月底，希特勒把他派到柏林担任党部负责人。在这座帝国首都里，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占统治地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下简称“国社党”）只是一个毫无组织、四分五裂的小帮派，党员不足1000人。在上一次地方选举中，他们在唯一参加的施潘道区赢得了137份选票，占0.3%。
希特勒授予了戈培尔特殊的全权，他“全权……负责该党部的组织、宣传和政治工作”，就连机动部队都归他调遣：冲锋队和党卫军。
冲锋队
戈培尔这个小市民子弟，此前只认识几个惬意的大学城。在这座400万人口大都会中的生活完全是新鲜事物。柏林被认为是欧洲的纽约，是世界上节奏最快的城市，是“智慧之城”（戈培尔语），是“恶习和光鲜财富的罪恶之地”。
戈培尔很快便赢得了当地党员的信任。1927年2月11日，他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地点就在威丁区共产党员们的集会地“法卢斯厅”（Pharussälen），这是柏林的红色堡垒。他的理念是：公开开战。
“法卢斯厅”
冲锋队分子和德国共产党员们扭打在一起，有人受伤。纳粹党有望吸纳可观的新党员了。戈培尔终于第一次登上了大城市报纸的头条，这对他很有价值。因为他“严格遵循着商业广告模式”，除了柏林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合适的地方能研究这种模式的方法论，因为那里充斥着商标、霓虹灯和广告柱。
戈培尔的信条是：永远不要用论证式的方式开展党宣。为解释这一点，他以耶稣为例。“基督在他的山上圣训中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他只是给出了结论。不言自明的事物是无需证明的。”
戈培尔认为，历史是在街头被创造出来的。因此，他让随众们高举火把，向社会主义的工人区进军。这种挑衅行为必然会造成伤亡，这早在他的算计之中。
与希特勒相比，戈培尔在每个阶段——即使是最筋疲力竭的时候，也都能控制住自己。“表情和手势，”隆格里希指出，“经过了精心编排，几乎完美地搭配上了演说。在当时的观察家们看来，其展现出的生动性和戏剧性简直是南欧式的。”就演说而言，这位骨瘦如柴的小个子简直是个“天才”。
戈培尔略带莱茵方言的话语听上去更显庄严而神圣。犹太知识分子维克多·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称这种语调为“心调”（Herztönigkeit）。戈培尔会延长某些词的元音，比如“Führer”（元首），给人以玄而又玄的感觉。别的词戈培尔则会轻蔑地抛出来——比如“Judentum”（“犹太教”）。
维克多·克伦佩勒
伯恩哈德·维斯（Bernhard Weiß）是犹太人，也是柏林警察局的副局长，戈培尔最可怕的对手。在一战期间，维斯曾在前线担任军官、骑兵队长，为帝国效力，并因作战英勇而获得嘉奖。现在，他还享有杰出法学家的盛名。他自信，有很强的执行力，是个高尚的共和主义者。
伯恩哈德·维斯
维斯与希特勒集团进行坚决斗争。戈培尔的街头政治玩得太过火了，以至于1927年5月，柏林-勃兰登堡的国社党就被警察吊销了活动许可。然而，纳粹分子们并不为其所动：他们继续以诸如保龄球俱乐部“全九”（Alle Neune）或游泳协会“大浪”（Hohe Welle）等组织为伪装开展活动。戈培尔欢呼雀跃：“解散我们！这才证明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很好！”
由于被禁止公开露面，他在周报《进攻》（Der Angriff）上撰写社论。这份报纸自1927年7月开始发行，是一份俗气的都市报，堪称仅次于《民族观察家》（Völkischen Beobachter）的最卑劣的喉舌。戈培尔反犹主义的怒火尤其烧到了维斯。维斯一直高度关注着对国社党的禁令。戈培尔的算计是：“谁掌握了柏林市警察局，谁就拥有了普鲁士；谁拥有了普鲁士，谁就掌控了帝国。”
《民族观察家》
现在的戈培尔可与20年代初的他截然不同，反犹主义似乎在政治上也逐渐得势。维斯成为犹太人仇恨的代号。“有一个来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叫瓦霍尔德·特姆派滕施莱姆（Wacholder Trompetenschleim），”他在一篇社论中臆造道，“一年之后，他换了个名字，改叫‘伊希多尔’（‘Isidor’）。又过了一年，他把自己的姓也换了，改成了‘维斯’。又过了几年，这个男人坐进了柏林市公安局并宣称，自己的名字是‘伯恩哈德’。”
这位警察局长的外表被嘲讽为“典型的犹太人”。戈培尔写道：“伊希多尔，这不是一个个体，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伊希多尔是一种类型，一副精神面孔，更准确地说，一幅嘴脸。”
这种针对个人的猛烈抨击，除了人身诋毁，还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原因：扭曲“伊希多尔·维斯”的形象就是为了谴责 “犹太人”在魏玛“体制”中所谓的至高无上地位。
维斯不屈不挠地提起诉讼，最终起诉书写了满满3000卷。他给戈培尔争取到了几项判决，戈培尔也因为人身伤害、煽动暴力等不法行为受到来自政治警察和监察机关的压力。在《进攻》中，这位纳粹党部负责人写道，处罚对他而言是“勋章和奖章”。然而，阅读戈培尔的日记不难发现，持续不断的开庭审判、听证会和判决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进攻》
这种压力直到1928年5月20日的国民议会选举后才结束。七周前，柏林市警察局长解除了对国社党的活动禁令。国社党的竞选活动虽风驰电掣，但在柏林也只赢得了1.6%的微薄选票，全国范围得票率为2.6%。尽管如此，戈培尔认为这个结果仍然是“非常成功”——毕竟，国社党进入了议会。当时还没有今天“5%附加条款”的限制。
12名身着褐衫的纳粹党员成为了议员，其中就有戈培尔。现在他能领取议员津贴并享有豁免权，这对他可是最重要的。他后来嘲讽道，这简直是“最逗乐的民主笑话”之一，“民主亲手为它的死敌奉上了能杀死它自己的毒药”。戈培尔指出，他才不想成为“国民议会议员”。这个“所谓的德意志国民议会”充其量是一个“为金融寡头们服务的抵押法庭”。
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代表愿意在议会首场会议前接受采访——除了戈培尔。
记者：“戈培尔，国社党的领袖。戈培尔博士，对麦克风说几句话吧，有请！”
戈培尔抓住机会在广播中大放厥词道：“我认为这个国民议会已经完全过时了，我坚信它必须解散，因为它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希特勒在信中祝贺道：“柏林，这是你的杰作。”与此同时，有超过10,000人参加了在体育馆的集会。1929年深秋，纽约股市崩盘，也让德国陷入了沉重的经济危机，造成超300万人失业（1932年600万）。而一战胜利者们索要的赔款也很快助长了国社党的气焰。选民们容忍了国社党提出的反犹主义，尽管希特勒和戈培尔煽动犹太仇恨，民众们还是把票投给这帮褐衫党人。
如何利用好这股东风，两个人却产生了不同意见。“元首”想要通过选举及与资产阶级合作进而合法地获得权力。而政治煽动家戈培尔则认为“合法性”“令人作呕”。因为：一个革命性的想法——国家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不容妥协的。”
因此，当1929年夏天希特勒加入“反对杨格计划和战争赔款谎言德意志公投倡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主席、传媒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成立）时，戈培尔极力反对。然而，当希特勒向戈培尔传递了一种后者今后将成为希特勒最紧密战友的印象时，戈培尔再一次屈服了。希特勒把自己的战略透露给了他。隆格里希评价，戈培尔后来所记录的，堪称“极为罕见的文件。其中，希特勒在1933年前就袒露了他宣布‘夺权’后的宪法计划”。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这位国社党头领给议会设想了一个“三重结构”：一个“负责经济问题的地方代表议院”；一个应该“由60至70人”组成的“元老院”——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专家；一个精挑细选的“政治议院”——虽可开展辩论但不下决定。戈培尔质疑：“这个政治议院有必要吗？可以普选吗？时间长了，元老院不会变得僵化吗？”
1930年4月26日，戈培尔在职业阶梯上又进了一步——希特勒任命他为帝国宣传负责人。五个月后，又要进行议会选举了。虽然宣传机器的大架子还未臻完美，戈培尔还是组织了一场美式的德国竞选。到处都悬挂着国社党的海报，即使在偏僻的村庄也都安排竞选演说，仅在柏林一地，区区2天之内就进行了24场大型集会。
竞选海报: "希特勒，最后的希望"
民众的舆论正和希特勒之意。经济危机和社会困境让简单解决方案容易为人接受。解决方案就是“对抗杨格派分子”，也就是与那些同意修改一战战争赔款的人开战。
国社党在公民中引发共鸣。600万余人把票投给了他们（18.3%），使其正好处于社民党和共产党之间。107名国社党议员进入议会，“像1914年一般鼓舞人心”，戈培尔写道。他断定，假以时日，德国将“今后只由国家社会主义来统治”。
许多支持国社党的选民显然认为：因为戈培尔，国社党已经被当局定性为危害国家的；国社党的首席煽动家在其豁免权失效后，多次被审判官传唤到面前；此外，他还把政府成员称作“拿薪水的叛徒”。
戈培尔是希特勒的“白手套”——但却在党内相当孤立。因为他从不试图加入某一派、编织关系网或者搞团团伙伙，比如和日渐强大的冲锋队。他只想始终作为希特勒最忠实的追随者。隆格里希评判，这已经是他政治生涯的目标，“赢得希特勒的赞赏，让希特勒满意”。
就连戈培尔的婚事也做到了这一点。1931年12月，他迎娶了一位“叫做柯邦特的美女”。玛格达·柯邦特（Magda Quandt）是一位富有的实业家的前妻。不仅戈培尔——这个自称“每个女人”都让他兴奋到“骨子里”的谄媚者（舔狗）——爱上了这位迷人、文雅的女性，就连希特勒也被这位芳龄30岁的佳人迷倒。隆格里希如此解释道。
玛格达·柯邦特
在几番男人间的交流过后，“元首”终于放弃了，并策划了这场婚礼。“希特勒喜极而泣。”戈培尔写道，“他说，你要一辈子都幸福，永远做我最好的朋友。我向他保证了这一点。”
这种三角式的关系让戈培尔更有信心，甚至更坚定。他敦促希特勒在1932年3月参选魏玛共和国总统，他的对手是退休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希特勒在第一轮投票中输了，但兴登堡也以分毫之差而未能获得绝对多数。戈培尔只认一条座右铭：“速度！速度！”
希特勒与戈培尔家人
他把希特勒送上竞选之旅的飞机，每天在三四个大城市向数万人发表演说。这一独特的公关行动叫做“德国飞行”（Deutschlandflug）。50,000万张录着希特勒演说和国社党颂歌的唱片被压制出来，并邮寄给那些富裕的家庭。到处都放着电影，这是一场巨大的营销活动。
虽然兴登堡在第二轮投票中占了上风，但挑战者希特勒也有很大优势。尽管国社党在11月的选举中惨败，但德国社会向右转的趋势已成定局。正如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分析的那样，因为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人民对内战的恐惧成了希特勒“最强大的盟友”。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兴登堡总统把希特勒引入了政府，任命这位最强政党的头领为魏玛共和国总理。内阁成员们认为，这位“波西米亚二等兵”（指兴登堡）被驯化了，将退居配角。
兴登堡
一个引发致命后果的错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和他一起的还有戈培尔。“我们坐在威廉大街上，”他兴高采烈道，“就像一场童话。”晚上，乐队奏乐，数万人举着火把游行穿过柏林，他们的队伍就像一条火带，在人们的脸庞上、房子的墙壁上投下不安的阴影——这仿佛是一种不祥之兆！
魏玛共和国总统原本只想让这位声名狼藉的国社党柏林党部负责人戈培尔“顶多当到某个部的处长”，而且在保守党和国社党组成的内阁中也正掀起一股针对戈培尔的抵制。希特勒故意让他坐立不安，这是希特勒对他玩弄的把戏，以便让他更听话。戈培尔痛苦地抱怨“冷酷的抵制……我望着月亮。这太令人耻辱了”。
隆格里希强调，这种“对希特勒的人身依附”是“他政治行为的中心支点”。另一方面，希特勒也依赖戈培尔：因为戈培尔的理念是，要把希特勒放到国社党宣传的中心位置上。
他的理念还包括，在“夺权”之后，在一个被监控的公共社会的封闭系统中，创造出领袖神话——即，“人民与人民领袖广泛融合的设想”。这样才能让领袖成为最高统帅、最高法官、国家的元首，几乎也是数百万民众思想的统治者。
1933年3月14日，戈培尔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位，他出任了公共启蒙和宣传部部长。35岁的他成为全欧洲最年轻的部长。他其实更想负责“文化和公共启蒙”的工作。但希特勒却坚持用这个词：宣传。
在这一新的职务上，戈培尔的任务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政治反对者都必须被打击、诽谤，以让他们士气低落。作为部长，戈培尔必须让所有德国人都对纳粹的意识形态宣誓效忠——这只有在他控制了舆论、媒体、广播、电影、戏剧甚至绘画之后才能成功。他提出，民族同志们必须经过长时间“改造”，“直到他们沉迷上我们”。
随着《保护人民和国家紧急法令》的出台，一场大范围的审查制度在2月份就建立起来了。戈培尔的《编辑法》要求，每位编辑都必须是雅利安血统，至少要年满21周岁。否则就会面临禁止从业、逮捕和送进集中营的处罚。
就连艺术也被列到宣传工作的范畴。艺术应该有“英雄性”、“钢铁般的浪漫性”、“热情洋溢的爱国性”。话语和文字中有德意志的血与土，颜料和石头中也有。
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出现了，学者们和那些想要融入其中的人宣告着。5月10日，许多德国城市都烧毁了那些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们写的书。仅在柏林就有20,000本。戈培尔称赞，“旧时代的野蛮思想”终于被消灭了。
5月10号的"焚书"活动
很快，他就成为了纳粹德国所有文化和传媒行业的统治者，有2000人为他工作——尽管如此，他常常觉得自己没有扮演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隆格里希写道，“元首”几乎没有让他参与过重要决定的制定，他只是偶尔“相当突然地接到希特勒的通知。”在政治内容方面，希特勒没把他当成顾问。
如果希特勒派他出访——比如到意大利或者去日内瓦与国际联盟谈判，他也只是到那里为独裁统治说好话而已。实际的外交规划是在他背后进行的，外交政策属于希特勒最看重的领域。
凡尔赛条约限制了魏玛共和国总理在扩军、扩张和战争道路上的行动自由。1935年3月重新引入兵役制度，以及一年后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化区，都是谋求主权和权利的明显迹象。戈培尔解释称，这是平衡的欧洲和平秩序的一部分，他毫不理会外国的批评“极度危险的好战精神病”。
戈培尔追随希特勒，言听计从几乎到了自我牺牲的地步。当这位性欲旺盛的元老爱上了美丽的女演员莉达·巴洛娃（Lída Baarová），希特勒不仅命令秘密技侦部门“调查局”的专家监听巴洛娃的电话，还强迫戈培尔结束这段关系。这位部长听从了命令，遵循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莉达·巴洛娃
对于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而言，这段插曲颇为香艳，历史学家们也很重视。戈培尔认为，自己必须振作起来——他又充满了活力。
长期以来，戈培尔一直属于国社党中煽动反犹主义的急先锋。刚刚上任不久，他就下令将国家电台的休息音乐改成“永远忠诚正直”（ Üb’ immer Treu’ und Redlichkeit）的旋律。这是一首18世纪的民歌，唱出了所谓的犹太人的贪婪。他也是最早呼吁抵制犹太商店的始作俑者之一，他一再煽动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规定。隆格里希说，戈培尔策划骚乱，是为了“让自己在政权中明确地成为未来‘犹太政策’中激进派路线的代表”
戈培尔向让柏林“没有犹太人”。右翼暴徒们砸毁橱窗或在上面乱写乱画，犹太教堂也遭到破坏。“我真的煽动起来了。”戈培尔这样描述在警察前的某次亮相。“反对一切多愁善感。口号不是法律，而是刁难。犹太人必须滚蛋……”
他把全国范围内对罪犯的大搜捕扩大为对犹太人的追捕，在柏林有1000多人被逮捕，大部分是因为一点点违规。信号很明确：犹太人必须被国家政权消灭，因为他们有罪，而且反社会。戈培尔宣布，骚乱是“人民愤怒”的宣言——对于骚乱分子是他的国社党追随者这件事，他只字未提。
1938年11月7日，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ünspan）为了报仇，在巴黎刺杀了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m Rath），因为格林斯潘的父母被逐出德国。两天之后，冯·拉特去世。格林斯潘就是犹太人。
赫舍尔·格林斯潘
德国外交官遭到自杀这一消息公布之后不久，纳粹媒体就煽动了袭击和骚乱。戈培尔通知了希特勒，他下令：“让示威继续，警察撤离。犹太人就应该有一天感受到人民的愤怒。”11月10日这天夜里，1400多座犹太教堂和祈祷室被烧毁，至少400人遭到杀害。在这个经常被轻描淡写为“水晶之夜”里，还许多人遭到残酷虐待。
“水晶之夜”
戈培尔将大屠杀的浪潮定义为“民族共同体”的激进决心。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民族共同体，一个在1938年深秋并没有像领导层认为那样对战争充满热情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戈培尔试图让人们参与反犹斗争的原因——弥补对战争的热情不足。
无数报告都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既不想要战争，也不想要犹太人。戈培尔“一体化”的力量还没有那么大。但一开始人们也不敢公开抗议。因为他们当然知道，谁要是敢造反，他的公民身份就会受到威胁。但最主要的，他们对“元首”的信仰已经大于对战争的恐惧了。
就连戈培尔也倾向于拒绝把战争当做政治手段，至少战争对于他而言，并非什么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情。据说他其实在小圈子里说过，“战争不应该发生在……聪明人身上”。战争吞噬一切。“甚至是本来的自我。”
对于1939年9月1日闪击波兰的战争计划，戈培尔最多知道个大概。但他还是一贯行动敏捷，马上找到了解释这场战争必要性的原因：日耳曼帝国“要在陆地上存续100年”。
他现在是战争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负责“思想战”（ "geistige Kriegsführung"）。他以一己之力下令，凡是收听国外电台的人都要受到处罚，如果谁再敢传播这些信息，这个人甚至会面临死刑。虽然这条规定后来被修改弱化了，但直到最后它都一直是阻断公众获得其他信息源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戈培尔还想了解公众舆论以及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他掌管的宣传部在各地的下属机构不断呈给他报告，国社党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也要填写调查问卷——这几乎就是现代化的民意调查管理。
征服波兰，向西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行动之迅速树立了威信。“闪电战”的捷报频传，国内的民众似乎比开战前更有信心了。1940年2月，美联社驻柏林分社社长路易斯·洛克纳（Louis P. Lochner）表示，“没有任何客观、冷静的观察者能够否认，宣传是有效果的”。“就连那些在去年10月和11月仍对战争起因和目的尚不确信的人们……现在也都说一样的话了。”
戈培尔与路易斯·洛克纳
尽管如此，戈培尔仍然没有进入战争统帅们的小圈子。直到1941年3月，希特勒才向他的宣传部长透露，他要冒险进攻苏联。启动“巴巴罗萨行动”的决定早在3个月前就落地了。戈培尔认为，由于这场战役将导致两线作战，因此存在着难以计算的风险。他的日记中写道，“人们相信我们的国防军能做到最好。我却在不停地踩刹车。”但对外，他还是表现得像个强人。戈培尔向记者解释说，东线战事将在“八周”内结束。
他在“反对苏联的宣传中所开展的”反犹运动，被他扩大化到反对德国国内所有的犹太人。这些人被打上内部敌人的烙印——这才有可能削弱德国人对他们的共情。希特勒向他保证，允许他“在东线战役结束后立刻”将他柏林党部管辖区的所有犹太人都“驱除出去”。
1941年秋，第一批前往波兰占领区的火车就已经开出了。戈培尔写道，“柏林必须成为一座没有犹太人的城市”，“让78,000个犹太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寄生虫——生活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这简直是一个丑闻。他们不仅有损城市想象，还会破坏舆论。”只可能有一种结果——“把他们清除掉”。
他曾经向一位知己展望未来：“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集中营就会变成一个脓疮，它流出的毒脓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污染德国的生活。”
北非、斯大林格勒、“全面战争”——最晚到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他就败局已定了。戈培尔却不为所动，还在四处胡扯“最终胜利”，宣扬梦幻武器（Wunderwaffen）带来的成功以及自称“狼人”（Werwölfe）的游击小分队的效果。
诺曼底登陆
戈培尔疯狂地执行着他的主要任务——捍卫希特勒的政策。隆格里希分析认为，其中包括避免让民众过度兴奋，让人们“适应一场会让私人生活变得极为困难的更长的战争”。因为，以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来，“广大民众表现出的永久认可构成了元首之国（Führerstaat）”，而这种表现化为乌有——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戈培尔尚可以保证这一点。
1944年7月，希特勒任命他为“部署全面战争帝国全权代表”。隆格里希认为，对整个国家不停地部署应该是为了转移民众对战争局势的焦虑，那种完全的动员“提升了政权的权威性”。仅仅因为现在表达不满或者批评被认为是“失败主义的”，这就能判人死刑。戈培尔引入了每周60小时工作制，关停剧场和学院，禁止招待会、庆典和休假。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当苏联军队攻入柏林，戈培尔带着妻子玛格达和六个孩子——他们的名字首字母都是H，因为H代表了希特勒（Hitler）——从他的豪华官邸搬到了帝国总理府地下深处的元首地堡里。灰色的混凝土、狭长的走廊、大铁门、冰冷的灯光，千年帝国就在这里结束了。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在他的遗嘱中，他下令让他那位“忠实、毫不动摇的扈从”——他有时会这么称呼戈培尔——担任自己的继任者。
帝国总理戈培尔试图与苏联人达成停战协议。计划破灭后，玛格达在两名党卫军军医帮助下堵死了她的孩子。他们“就算死，也不能生活在耻辱和嘲笑中”。
戈培尔死去的六个孩子
戈培尔夫妇随后自杀，通讯兵烧掉了他们的尸体。尸检报告如实记录道，“该男子身材矮小，右腿的脚卡在一个烧焦的金属假肢里，上身留有烧焦的国社党制服残骸。”
“我们将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而彪炳史册”，戈培尔在1943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仍然抱有希望。“或者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罪犯”。
这不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的宣传，这是正确的预言。
原文链接:
https://www.spiegel.de/geschichte/joseph-goebbels-der-perfekte-demagoge-ein-meisterlicher-hetzer-a-00000000-0002-0001-0000-000075261467
译者简介：张骥，北外毕业生、酷爱历史性主题笔译。曾多次来过德国。现有作品《别人的动物园》和《像爱因斯坦一样思考》。还有两本正即将出版。
《别人的动物园》
《像爱因斯坦一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