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osten: 一篇超过75万阅读量的深度访谈，德国版张文宏都说了什么？
德罗斯滕（Drosten）
导读:
科学履行了它的职责，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如是说道: 疫苗已准备妥善，之后形势如何发展则取决于我们的政策。
采访：乔瓦尼·迪·洛兰佐 （Giovanni di Lorenzo）与安德里亚斯·森特克（Andreas Sentker）
发布时间：2021年11月10日
译者：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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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请问您有时会后悔成为公众人物吗？
德罗斯滕：当然会后悔。我有时会遭受他人十分强烈的憎恶。就在不久之前，我在柏林街头从一群路人身旁走过时，有人在身后冲我喊“纽伦堡2.0”。当时我并没有转身。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但我相信，直面公众是有好处的。
《时代周报》：您是指您的播客？
这是其中之一。通知民众是我有意识去做的决定。我研究新冠病毒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你真的精通某一课题，那么你不仅有能力阅读其他人的学术文章，而且还能够根据自己的职业经验评估情况，而我只需要去分享这种评判能力。
《时代周报》：我们在市面上可以找到印有您肖像的T恤、口罩和茶杯，也有商家把你制作成了熏香小木人（Räuchermann），您之前是否想象过现在会如此受人崇拜。
我不这么认为，许多人现在能在购物时或在街上认出我，这种状况——如果我措辞谨慎的话——并不总是轻松愉快的。
熏香小木人德罗斯滕
《时代周报》：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开车或烫衣服时听您的节目，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播客作为媒体的潜力吗？
我之前没有想过这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在于，这种媒体形式使人能够自由地、更重要的是可以不受删减地发表言论。此外它也应当是公共的，每时每刻对所有人开放。我自己就是一个公共机构的科学家，纳税人的钱支付了我的薪水。
NDR播客
《时代周报》：您一再批评媒体以及它们在疫情期间的作用，而最近一段时间，您的批评声变得愈来愈响，请问这是为什么？
几个月来，德国个别媒体有针对性地选择信息来源与嘉宾，编排的节目内容也毫不遮掩地在暗示观众，危险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单方面的过度反应，我们比如只需要保护养老院，让社会其他方面照常运转。这在当时确实造成了不知该如何制定政策的情况。
只要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高危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才生活在养老院中，那他们就能意识到，刚刚涉及养老院的说辞是相当荒谬的。之后，媒体上不断涌现出了针对个别科学家的攻讦，我指代的完全不是尤利安·雷切尔特（Julian Reichelt），《图片报》以及它们对我的攻击，因为这样就太狭隘了，我关切的是普遍弥漫的氛围，不断出现在报道与节目主持词中的含沙射影的弦外之音。
《图片报》对德罗斯滕的攻击
《时代周报》：那么媒体报道中出现杂音与影射，病毒学家就难道完全是无辜的吗？您现在突然收获巨大的关注，这是否给您代表的职业团体带来益处？
一项专业为公众带去它们能够参考遵循的明确讯息，这对专业本身而言便是有益的。但如果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如果致使人们认为，可以从众多病毒学家当中挑选出那个最符合心意的那位，那么这种情况对专业而言是不利的。
《时代周报》：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
没错，尤其是疫情初期。不过现在，不同立场之间的分歧已明显缩小了。
《时代周报》：作为公众，我们切身实时经历了科学的认识过程——包括一切假设、错误与修正：比如说门把手是否有传播风险？口罩是否具有保护作用？
正如我所说，在初期是这个样子的。让我们以口罩为例。疫情初期我们没有充足的口罩，而库存又必须储备起来以备医务人员之需。此外，当时有关呼吸道病毒的文献中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口罩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直到后来才有专门的新冠病毒数据逐渐证明口罩具备防护作用。
《时代周报》：这让公众很困惑。
个别媒体对此也需要承担责任。它们指责科学家们的言论前后不一，却只字不提不同阐述之间相隔了四个月，而在这段时间里又产生了新的科学认识。
《时代周报》：科学在什么地方还需要自我纠正？
科学不断进行自我修正的说法言过其实了。我之前不曾觉得，我在两三个月后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新冠疫情最主要的基本问题的判断，除了也让我大吃一惊的病毒变体外。
《时代周报》：那么访谈节目中的争执呢？关于第二波疫情是否会到来？
这点在科学界内不存在争议，最主要的科学家们自然知道，第二波疫情会在20/21年冬季爆发，相关专家对此毫不怀疑。
《时代周报》：非专业的普通人很难决定谁才占据着重要地位，所以，专家的某些专业意见与正常人的理智产生了矛盾。比如说：如果病毒如此危险，那么疫情初期为什么不关闭边境？
许多政客直到新冠在意大利贝尔加莫（Bergamo）大爆发，并且看到那些满是棺材的照片时，才清楚地意识到病毒在欧洲造成危害的规模。但此时病毒早已传入国内，边境也无需再被关闭了。对于我们德国人民而言，真正起到实质性帮助的是，我们率先有能力使用PCR检测（聚合酶链反应检测；为一种实验室检测）进行大规模的病毒检测。
贝尔加莫
《时代周报》：您是否还记得最早的阳性检测结果？
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最初进行的检测总是获得了确诊的结果。这名患者在意大利感染了病毒，随即传播给了其他家庭成员。我更清楚地记得后一例确诊病例，因为我们随后收到了一名未曾到过国外的患者的样本。这位患者能够被确诊实属巧合。实验室只是出于消遣对几例流感疑似病例的样本在常规检验的同时又进行了额外的新冠病毒检验，然后就这样得到了确诊结果。这名患者出乎意料地在德国国内感染了病毒，那时我就意识到，病毒已经在国内传播开来了。
《时代周报》：那您认为，中国是否本可以阻止病毒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扩撒？
中国在2020年1月23日宣布当地进入停摆状态（Lockdown）。据我所知，停摆令之所以能够下达，完全归功于一个传染病专家无所畏惧地出面谏言。到这个时间点为止，病毒无疑已在武汉传播了大约六周，而且十分可能会更久。
倘若她提前两至三周建议宣布停摆，那么会产生什么后果？疫情也许不会如此大规模地爆发。但是人们能够凭借少数几例疑似病例就封锁一座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吗？我们在德国会采取同样的措施吗？我认为不会。在这一点上，人们不能指责中国。
《时代周报》：病毒来源于武汉的实验室吗？
我始终在查看与之相关的最新材料与文件，依旧没有发现有相关迹象表明病毒来源于实验室。这种情况类似于一座附近有人被枪杀的村庄，村庄警员有一把公务手枪，把它放在柜子里。他按照条例进行射击训练，其他情况下则不使用武器。难道他是凶手吗？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可能性极低。
《时代周报》：这听起来还挺令人安心的。
如果是另一种情况，我肯定会说，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我与武汉的人员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也从未去过那里的实验机构。
《时代周报》：也有科学家总是一再提起实验室起源的怀疑。
这些科学家来自与之相邻却并非至关重要的专业领域。您可以想象一下，一座文物保护建筑的屋顶坍塌了，为了调查坍塌的原因，您必须与一位通晓旧式屋顶架的专家交流，而这可不是每个木工都能做到，因为他必须精通历史建筑材料。您自然不会因为那些铺瓷砖工人和水管工人也在工地上工作，就开始去看他们在推特上发表的判断意见吧。
《时代周报》：但木匠们的意见也不总是一致的。当亨德里克·斯特克（Hendrik Streeck）被推举去参加联邦卫生部下辖的、负责监管一项大型新冠病毒研究的临时专家团队时，您为什么要通过邮件的方式出面干预？
许多东西都被断章取义、穿凿附会，被刻意渲染，或是胡编乱造，包括这份邮件。所谓病毒学家间的同业竞争都是被一些媒体精心策划、炮制而出的。对此我不想表态，以免助长这种编排。
Hendrik Streeck
《时代周报》：我们尊重这一点，但我们当然也注意到了那些争论。几乎再也没有一位科学家像您那样，受到政界高层官员的聆听。您取得成功了吗？
政治咨询有更为高效的形式，比如英国的紧急事态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这个委员会由四十多人组成，拥有相关专业的专家意见，并且将这种意见书面化。凡是书写下来的，都是政策能够用作导向的学界共识。这种书面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种集中处理内容的形式。我在德国参与的政治咨询并不具备这种深度。
德罗斯滕（右）与卫生部长斯潘（左）在联邦新闻发布会上
《时代周报》：那您有什么感受？
政治咨询几乎总是以匆忙召集起来的委员会会议的形式进行。几乎一切都是由口头传达。
《时代周报》：那些最重要的讯息传达到了吗？
这就不知道了。科学咨询顾问几乎得不到什么反馈，也无法掌控这点。
《时代周报》：那您是否会觉得，您的谈话对象能力不足？
政治方面吗？并不是每个政治家都具备专业能力处理这种规模巨大的病毒感染危机或者自然灾害紧急状况。他们此前从事的是其他职业，而即使是之前的本业，他们也很久不再从事了。但是我不得不强调一下，这里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外情況，即默克尔。她会提出正确的问题，以惊人的速度理解事情，她所具备的数学理性在处理这种大规模传染病问题时，能够真正起到推动性的帮助。
默克尔
《时代周报》：然而我们德国依旧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比如说，我们的记者格奥尔格·马斯克洛（Georg Mascolo）和卡佳·戈洛格（Katja Gloger）调查发现，养老院骇人听闻的处境在州长会议中没有得到多少重视。
进行政治咨询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科学家始终在谈论这个事情，但也同时指出，具体实施起来是困难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早在2020年春季就对此表达了看法。
《时代周报》：那为什么检测数量那么少，或者在检测方面表现得那么拖沓？养老院的防护时至今日依旧是一个问题。
病毒检验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给出了错误的建议。快速抗原检测（Antigen-Test）在第二波来临前的秋季实际上还不可用。它们直到一月或二月才投入市场。PCR检测依旧可以进行，但是后勤物流承受不住重负，检测的运能也有限。许多有意义的措施因过分执着于管理组织方面无足轻重之处而遭受失败，有时是因为养老院业主，个别地区的县长或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时代周报》：所以说政治咨询还算不上成功。
我经常听到这种责备，认为人们当时给出了错误的咨询建议。这根本就是错误的。而且接受咨询的不只有默克尔女士，仿佛她会独自决定下一步必须进行什么工作。各个联邦部门拥有庞大的咨询团队，各州州长自然也会出于区域关联性的考虑，召集本州大学的专家学者，建立各自的咨询团队。
《时代周报》：既然有这么多谏言，那为什么真正落实执行的却那么少？
这的确令人沮丧。公共卫生部门现在是由非常细小的分部门组成。当三十个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共聚一处开会商议时，你所听到的就不是科学界的共识了。他们会遇到十分极端过激的看法，其中一部分会立即转化为行动。这就导致了措施的混乱。
《时代周报》：疫情初期也有人批评政治决策过于单方面地信赖病毒学家和传染病专家。在去年3月19日关闭学校之前，他们本应该听取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意见。他们表达意见的时间太晚了。
政府即使事先也征询了其他领域的学者意见，学校还是会被关闭。另一个事实是，我们作为参与咨询的科学学者根本就没有说过必须要关闭学校。其他说法都是虚假的。
《时代周报》：但是，难道您没有指出美国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的历史经验吗？圣刘易斯很早就关闭了学校，而宾夕法尼亚在数周之后才采取行动，其结果便是死亡人数明显高于前者。
这确实是我讲的内容，同时期也发布在播客上。然而，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出必须关闭德国学校这一政治结果。当时甘格尔特（Gangelt；北威州边境小镇）关闭了学校，我们便将其形容为具有典范作用的举措，因为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即地方自身进行应对。
《时代周报》：所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关闭学校是多此一举吗？
我们在德国具有一项巨大的优势，那就是我们早在疫情第一波浪潮初期就能够在各地进行PCR-检测，因此我们原本就有能力在地方进行应对，而这在第一波期间也许就足够了。我在第一轮磋商会议上也是这么说的，但是第二天传来消息说，一个又一个联邦州相继关闭了它们的学校。无疑，在我们离开会议室后，他们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做出了这个决定，但究竟是谁推动这项决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明确地说，这纯粹是一个政治决议，科学没有给出相关建议。
《时代周报》：我们可以察觉出，你对此很恼火。
这让我很恼火，因为直到今日我都挂着这样的标签：“德罗斯滕要为关闭学校负责”，“德罗斯滕虐待孩童”。没有任何一个涉事官员出面澄清过这个问题。
《时代周报》：您认为权衡孩子们的感染风险与他们在停摆期间会遭受的损害合理吗？
当然。但权衡利弊的结果取决于我们所观察的疫情阶段。在第二波感染浪潮期间形势截然不同，感染密度很高，出现了许多死亡病例。关闭学校使第二波浪潮平息下来，所以素日里默默无闻的学校此时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代周报》：这也是一个政治决议吗？
是的。政治决策就好像就一杯盛满水的玻璃杯放在自己面前，不允许有一滴水洒出来。现在是要往这里面倒入可乐还是矿泉水，则完全无关紧要。政治决策更多围绕着可乐展开讨论，而对于矿泉水，也就是员工是否应当到岗上班，谈得相对较少。关于这一点，人们让公司自己决定，而许多公司也确实要求员工到岗上班。
2020年10月份，德罗斯滕第二次荣获联邦功绩十字勋章
《时代周报》：您之前说过，2020年11月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批评声与错误的观点动摇了基本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之所以动摇了，不也是因为您专业的同僚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吗？
不是这样的。就以我一直援引的数据为例……
《时代周报》：……2021年1月的十万新增感染病例（die Hunderttausender-Inzidenz）？
是的。但个别媒体对这个数据断章取义，然后批评其为错误预测。我当时说的是，如果老年人口能够通过接种疫苗获得群体免疫，那么即使同时开放其他生活方面而产生了抗疫方面的压力，我们还是能够将新增病例数量控制在十万人的范围之内。
同时期的英国当月新增约六万感染病例，其六千万人口要少于我们的八千三百万。但我要提醒注意的是，这种情况有两个限定条件，其一是老年人接种了疫苗，其二是让生活正常运作。其他任何说法都是个别媒体的杰作，它们总是将言论变得愈加危言耸听，我的话现在完全被错误地引用了。
《时代周报》：您是否思考过要去支持诸如“零感染”或“无感染”的提议，这些提议要求尽一切可能遏制病毒。
压低感染人数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这曾经就是“无感染”策略。
《时代周报》：而“零感染”则隐含着十分激进的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含义，这种呼吁完全具有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斗争倾向。您的一些同僚似乎并不表示反对。
从原则上来说，我认为科学家不应当提出任何政治要求，而是解释说明情况。
《时代周报》：我们接着之前的话，即使有疫苗接种，但当前的感染人数相比2020年11月更为大幅度地增加。
眼下流传着一种我认为完全错误的说法：新冠病毒在未接种疫苗者间大流行。我们面临的只有一种疫情，而不是什么未接种疫苗者的疫情。此外，那些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依旧属于高危人群。我们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只达到了86%的疫苗完全接种率。这太匪夷所思了，这真的是非常危险。
《时代周报》：为什么我们面临的不是未接种疫苗者的疫情？恰恰是这些人现在正躺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也包括您工作的夏利特医院（Charité）。
那些未接种疫苗的人会按照他们所属年龄群体所对应的风险水平感染上病毒。许多人随后会被送入重症病房。这会给重症监护带去极大压力。因此当前急迫的任务在于，在短时期内避免陡然涌现出过多的新增病例。
然而，Delta变体具有在接种疫苗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传播的特点。疫苗防止病毒传播的作用在两三个月后就减弱了。许多相应年龄群体的人们早在五月或六月就接种了疫苗，他们现在正渐渐失去疫苗的防止病毒传播的保护作用，而他们的人数会变得越来越多。
我们眼下的疫情是由我们每个人共同造成的，也包括接种疫苗的人，纵使他们相比之下只是稍稍助长了病毒的传播。
夏利特医院
《时代周报》：这对疫情的后续发展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疫苗策略方面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利用一切手段填补疫苗接种的缺口。纯学术角度来看，全国成年人口全部接种疫苗能够持续降低重症监护的负担，这样，随后的每一次感染都是突破性感染（Impfdurchbruch）, 而这种感染的致病性较弱。
《时代周报》：这可以与什么进行比较呢？比如说与流感相比？
采取这种手段的话，致死率估计在千分之一以下，如此便与严重的流感季节相当。
《时代周报》：那另一条路呢？
在病毒变体出现以前，我们还能够期望，接种疫苗后的防护感染作用会持续数月之久。当时我们合情合理地讨论了可能的群体免疫：70%的人口接种疫苗，而其他人在未来数月或数年间逐渐感染病毒。
一年半之后，绝大多数人就算挺过去了，重症监护室会被充分利用，但绝不会超负荷运作。再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其他防疫措施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无法避免未接种疫苗者出现死亡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医疗体系所承受的压迫。
《时代周报》：那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我们现在不能再指望这种效果了。Delta变体在很大一部分接种疫苗者间继续传播。
《时代周报》：如果我接种了两针疫苗，那么在我感染病毒后，我是否也像未接种疫苗的人那样具有相似的传染性？
病毒载量——我指的是可分离的、具有感染性的病毒载量——在感染最初的几天内是完全相当的，随后病毒载量会在接种疫苗者体内快速下降。麻烦的是，病毒在感染初期就会传播给他人。我坚信，如果完全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口不继续注射增强剂的话，他们只会带来很小的帮助。
《时代周报》：如何解决问题呢？
人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以极大的热情为已接种疫苗的人注射增强剂，也就是第三针疫苗的行动，首先从老年人开始。如此，我们也许至少能够保证群体免疫在整个冬季是有效的。
《时代周报》：那您认为这可行吗？
从感染生物学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除保护老年外，我们可能还将重新构筑起防止病毒传播的保护作用，感染人数会随之急速下降。我们最好同时进行接种增强剂的行动与填补疫苗接种缺口。但这是政治决策的工作。我着重强调一下，我在这里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也不想做出任何暗示，好像光凭增强剂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我们眼下所剩的时间本来就很少了。
《时代周报》：您说，现在需要增强剂！需要填补疫苗接种缺口！但现在就有一群人拒绝接种疫苗。
是的。但我们也凭借强制人们佩戴安全带防止他们死于交通事故。当推广佩戴安全带时，许多人的情绪也相当激动。
《时代周报》：我们所采访的政党都众口一词地说，强制接种疫苗从政治层面上来讲不可能施行。那该怎么办？
填补免疫缺口是一项中期目标。短期来看，我们必须降低新增病例的数量。我认为当下对病毒检测的呼吁是相当有问题的。如此，人们又一次向政治决策给出了一个不可能施行的解决方案，就像去年的“防护养老院”。为了使检测在民众之中取得明显效果，我们需要像春季那样进行每周一千万次的检测。而PCR检测作为不愿接种疫苗者的解决方案因后勤运输及时间推延是不现实的。
《时代周报》：那出路在何处？
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况下，由于存在未接种疫苗者，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采取限制接触的措施。这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我不得而知。
此外我们还将继续执行2G策略（Genesen und Geimpft;康复与接种疫苗），也就是说未接种疫苗者将进入停摆模式。这些措施是否会在11月降低感染人数，我对此保持怀疑。无论如何我希望，学校不会再度被关闭。这是相对比较容易执行的措施。对于政治决策而言，这恐怕要比宣布强制居家办公更为容易。而圣诞将至，我现在完全不愿意去想餐饮业与商品贸易会面临的后果。
《时代周报》：难道没有其他方法了？
我非常确信，我们需要限制接触的措施。它们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则取决于政治决策。
《时代周报》：疫苗项目最初便保证不会再度宣布社会进入停摆状态。而现在我们不得不通过接种增强剂来避免新一轮停摆，然而同时又关闭了疫苗中心。所以说，我们要回到旧的那一套行为准则，即保持距离，注意卫生和佩戴口罩吗？
应对Delta变体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要避免人群聚集在封闭空间里。变体病毒是通过气溶胶进行传播，因此仅仅保持距离是没有保护作用的。当人们进入许多人聚集的空间时，必须条件反射地戴上口罩。
《时代周报》：那这也同样适用于采取2G规定，也就说只有康复者和接种疫苗者才允许进入的地方吗？
病毒在这些群体中的传播能力并没有那么强，被感染者的症状相对较轻。在进行严格检查的条件下，这项措施不成问题。但前提便是严格执行2G策略，未接种疫苗者的阴性检测证明无法保护他们不受感染。
《时代周报》：那些拒绝执行一切措施的人怎么办？他们会说：“去他妈的口罩！”
如果他们只是那一小撮人，我就不担心他们。大部分人必须在绝大多数时候佩戴口罩，而许多人确实愿意这样做。
2021年9月，德罗斯滕与Sandra Ciesek荣获Urania奖章
《时代周报》：您预计明年的形势会如何？
病毒将成为地区性爆发的传染病，我们无法通过疫苗接种完全消灭它，因为我们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接种疫苗。而且能够躲避疫苗免疫、使疫苗失效的变体病毒很快也会出现，因此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进入到病毒区域性爆发的阶段。
《时代周报》：这种阶段是什么样的？
您可以参照英国的情况。英国的疫苗接种率与我国大致持平，然而死亡率却是我们的两倍。英国自今年暮夏起便一直处于后大流行阶段，这种自然感染构筑起群体保护作用。这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感染康复人数较少，而老年人的疫苗接种情况较差。如果我们在未事先填补疫苗接种缺口的情况下进入不受控的后大流行阶段，那么这便意味着，我们的死亡病例将至少达到十万人。
《时代周报》：您认为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感染上新冠病毒？
我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被感染，最好是建立在完整的疫苗免疫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至关重要的免疫能力。
《时代周报》：为什么疫苗接种不足以实现这个？
疫苗免疫的作用是具有系统性的，它保护我们的肺部，使患者不再出现严重的病情。但是基础免疫会不断减弱，鼻腔与咽喉部位的黏膜将失去保护。应对其他冠状病毒也是如此。我们每一年半都会染上这四种冠状病毒，无论我们是否因其出现症状。我们的免疫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得到增强。对于现在这种冠状病毒我们一定也会进入同样的模式。
《时代周报》：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在我们通过疫苗接种获得能够使我们避免出现严重症状的疫苗免疫的基础上，我们或早或晚都会出现由新冠病毒导致的最初的咽喉疼痛，一些人也会发烧。我们之后也许还会经历第二次或第三次自然感染。到某一时间点，我们黏膜防护也将便更为强大，使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具有相当完善的免疫能力。
《时代周报》：短时间内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全球大流行病呢？
在中国，SARS病毒可以和果子狸与貉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是皮毛产业广泛养殖的动物。阿拉伯中东地区则是骆驼，仅在朝圣期间每年便会有四万只骆驼被宰杀。骆驼中寄宿着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MERS-CoV）,它能够传染给人类，并且在人类之间继续传播。动物养殖为病毒适应人类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因此我们绝不能只关注亚洲和果子狸，或者中东的骆驼。我们这里养殖猪的方式也不无问题。它们在自然界中绝不会以这种数量规模聚集在一起。在不断膨胀的世界人口与增长的食用肉类的渴望中隐藏着未来爆发世界大流行病的风险。
《时代周报》：那您认为实际结果会是如何？我们是不可能禁止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食用肉类吧。
我们也无法禁止非洲人民这样做。许多非洲国家日益繁荣起来，也将拥有更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而这一切则发生在野生动物多样性极高的地区。这一点便使我更为担忧：比如说老鼠溜进饲养棚内，蝙蝠悬挂在屋顶下。这些动物体内携带着什么呢？
《时代周报》：那解决方法是什么？定期监管库存？
兽医学会直接给出这个答案。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在这里只能提到“一体化健康”（One Health）与“行星健康”（Planetary Health）这两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想法：我们所处的环境越好，我们的生活状况也就越好。但并非基础研究中的每一个方案都能够立刻阻止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病爆发。
《时代周报》：所以未来会出现更为危险的病原体吗？
理论上有可能会出现更为糟糕的情况，但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这可能不会发生。
《时代周报》：在这次谈话会使我们变得消沉低落、听天由命吗？因为眼下根本没有东西能够有效遏制大流行。抑或仍有一丝希望尚存？
好吧，我今年夏天也去放松了一下，因为不知为何我也不再……
《时代周报》：……不再能够继续下去了？
因为我非常清楚，当死亡人数较低时，没有人能接收到讯息。病毒似乎远在天边。然后我九月初在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接受了采访，制作了一期又一期播客。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疫苗接种是战胜大流行的手段，疫苗接种缺口必须被填补上。现在也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了。
《时代周报》：但是您的播客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
这种对非药物策略的帮助，现在实际上已经是多余的了。至今为止为了遏制病毒大流行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减少接触，它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应对在能够接种疫苗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最初就告诉政客们：你们现在必须挺过这两年，然后就能接种疫苗了。科学履行了它的职责，它收集起了这一切知识，收集起了驳斥怀疑者们的强有力的证据。
《时代周报》：然后您现在要退居幕后了？
我不打算继续做一只总是在翻来覆去地说同一句话的鹦鹉了。这件事我不应该继续做下去，否则，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媒体人物或者半吊子业余记者，无论如何，这是我绝不愿意成为的角色。
《时代周报》：所以您就有更多时间去弹吉他了？我们听说您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吉他演奏者。您喜欢英伦摇滚吗？
英伦摇滚？不，我不喜欢，为什么要这么问？
《时代周报》：因为您看上去就像原来英伦摇滚乐队的乐手。
这样啊，我不是英伦摇滚这种风格，我在八十年代长大的：欢乐分队（Joy Division），接着是布鲁菲尔德（Blumfeld）和汉堡流派的其他一些乐团，接着是ingo de Lunch，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最初就是这样子的。通过它们我热爱上了电吉他，然后自学演奏。但现在我也几乎只听古典乐了。
《时代周报》：柏林的滑板朋克乐队ZSK用您回答《图片报》询问时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我有更要紧的事做”写了一首歌。您曾经还想和他们一起演奏这首歌，但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我也许还会这样做，但要等这一切先过去。这种登台演出不应成为某种象征，我可不会对什么事情耿耿于怀，即使是《图片报》我也不怀恨在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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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s://www.zeit.de/2021/46/christian-drosten-coronavirus-virologie-pandemie-wissenschaft-impfung/komplettans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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