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的历史背景
以下文章来源于德国派 ，作者新华二代在德国
作者：Felix Schnell
发表时间：11.11.2014
译者：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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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的女儿这样问道，从在这个看似幼稚的问题出发，布洛克发展出了他对历史学的理论，确立了历史学家的身份，这种被定义为“为历史申辩”的自我身份时至今日都具有魅力，而且应当成为每位历史学学生的基本素养。[1] 接下来，我会进行类似的尝试，提出五个对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且尝试尽可能言简意赅地回答这几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
起初，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是波兰王国、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其政治结构直至十七世纪依旧缺失，或者十分脆弱。俄罗斯与波兰的势力范围以第聂伯河为界，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则统治着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西南地区。在大国之间巧妙周旋的哥萨克部族有时候也能挣得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乌克兰长期以来完全就是国家领土的反面典型。
随着俄罗斯帝国在十八世纪向南方与西方扩张，与奥地利、普鲁士共同瓜分波兰，并且消灭了克里米亚汗国与叶迪山汗国，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从这时起，除了因瓜分波兰而归奥地利所有的加利西亚地区外，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由俄罗斯统治。哥萨克部族自治被废除，广袤的土地被划分为许多行政区，它们是依据行政管理的标准进行组织管理的，而非依据民族、文化或历史的标准。由此形成的是沙俄省份，而非乌克兰的行政地区。这种情况在官方层面上一直保持到1917年。
然而十九世纪初期，知识分子们开始愈加频繁地谈及乌克兰人、乌克兰文化与乌克兰语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将乌克兰视作国家领土。这种思潮在1890年代在对乌克兰国家的定义中达到顶峰，认为其疆域“西起西布格河，东至顿河”。[2] 但这一切与政治现实相去甚远，也不十分符合真实的民族状况：1897年，俄罗斯帝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该地区三分之二的居民表示使用乌克兰语，也就是官方所说的“小俄罗斯”语。其余人口使用俄语、波兰语或者其他语言。[3] 使用乌克兰语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这一点体现了沙俄征服该地区的历史，时至今日，这段历史留下的痕迹还依旧鲜明，因为日后才被征服的南部地区主要由俄罗斯人定居，而这也是南部地区被称为“新俄罗斯”的原因。
1917年3月，民族运动终于迎来机会，实现一个由西布格河绵延至顿河的乌克兰国家的理想。沙皇尼古拉斯二世退位，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临时政府与苏维埃革命党在彼得格勒（现今的圣彼得堡）建立起“双元政权”。
于此同时，与“苏维埃”相类似的组织“拉达”[即乌克兰中央议会；译者注]也在基辅成立，宣布其有权代表乌克兰人民与乌克兰国家。然而，这个更多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而非革命主义色彩的中央议会，其权威与权力有限。
一方面，它在省份内不拥有任何行政机构，因为沙俄的行政机关被解散后没有代理机构，而中央议会也无法组建新的行政机构填补其空缺。另一方面，中央议会的政治家也犯下了和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相同的错误：他们将根本的土地改革推迟至“制宪会议”召开，拒不承认农民擅自对土地进行的“非法”重新分配。而布尔什维克党人于1917年10月夺取政权时采取的第一批措施，恰恰就包含了对重新分配的土地的承认。中央议会急忙宣布乌克兰独立，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UNR）。
但是，由于缺乏具有战斗力的军队，缺乏管理领土的组织机构，更主要的是，由于缺乏在农民群众之中的权威，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仅仅停留在建国宣言的层面上，在现实中无法真正有效地对抗布尔什维克党人。[4]
恰恰是德国与奥匈帝国的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现了乌克兰中央议会梦寐以求想要实现的目标。两国政府在战争的第四年都急需粮食，这种情况为它们提供了机会，正式“援助”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而实际上却想要征服乌克兰，将其作为为本国民众提供粮食的“粮仓”。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人迫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放弃“乌克兰”。各种具体细节却是由同盟国的利益与其部队推进来决定。同盟国的军队于1918年5月推进至顿河河畔才不再继续进军；但这并非是因为乌克兰的政治家们希望如此，而是因为德国人对顿巴斯地区的煤炭与金属矿藏也同样充满兴趣。[5] 早在4月底，同盟国协助前沙俄将军帕维尔·斯科罗帕茨基发动政变，正式承认其为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元帅”；这更凸显出乌克兰中央议会，或者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毫无任何决定权。与“革命派”的中央议会不同，斯科罗帕茨基恢复了各个省份中原有的沙俄行政机关，它与占领军的刺刀一同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乌克兰国家，确立了由西布格河延伸至顿河的乌克兰疆域。
德国在乌克兰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视，因为这种角色不符合一种乌克兰民族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国家的叙述。同盟国撤军后，布尔什维克党人迅速占领了乌克兰，并且保留下“德国模式”；他们之所以要重新占领乌克兰，并不是因为民族与文化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沙皇的继承者，违背自身意愿成为了帝国主义分子。列宁认为，乌克兰农民对强制征收粮食的抵抗体现出了一种乌克兰民族感，他为了保全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得已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放在一边。列宁的这种分析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是错误的，却给处于混乱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指明了方向。
苏联的民族政策认为，布尔什维克随着其不断扩张而在事实上推行的帝国复兴，必须具有民族解放的外表，因而构建出许多民族，建立起众多民族共和国，大力培养各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党干部，以便让苏联中央集权统治在民众看来是“本族”而非“异族”统治：这些共和国表面上是民族国家，本质却是社会主义国家。[6] 乌克兰疆域在苏联统治时期达到最大也同样要归功于这个本身弱小的国家融入了苏联的帝国结构中。乌克兰民族运动，或者乌克兰人，对此贡献不大，而其原因与接下来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息息相关。
自从历史书写摈弃了“原始主义”的民族概念（这种概念认为，民族是原始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的”群体结构）以来，我们可以这样简短地回答“乌克兰人是谁”这个问题：乌克兰民族与其他所有民族一样，是基于其话语重构与物质效用而构建出的一种概念。人们若站在诸如语言、文化或传统行为这些可凭借经验感知到的共同点的基础上，将自己与民族的概念联系起来，那么他们便为这种概念提供了物质上的有效性。若没有这种指涉关系，民族便也不复存在。[7]民族在学术上通常被学者们描述为——笼统地说——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却在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只出现在星期日或者节假日里。尽管如此，若商人、官员与知识分子有机会在跨地区的背景下进行思考与行动，它便变得与生活世界息息相关；但它对农民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他们早期的生活世界往往只局限于村庄、家庭以及自己的产业，偶尔会扩大到邻近的城市。[8]
从近代早期直至二十世纪，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是经济条件恶劣的农民。他们的“民族构建进程”差不多在十八世纪完成，也就是说，他们语言、文化与传统方面的特征在那时才趋于稳定地确立下来。[9] 但是“民族建构进程”本身并不缔造民族，只是民族形成前提。贸易、行政管理、教育……所有跨区域的社会功能全都由其他民族宗教团体掌控。“乌克兰人”缺少能够承载起并且实践国家理念的社会阶层。绝大部分使用乌克兰语的农民更多是围绕着宗教、地域与地区归属形成他们的身份认同。“乌克兰人”这个称谓使用引号的原因也在于，我们常常通过宗教差异这个方面来看待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诸如与诸如与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或者犹太人冲突。东欧的农民往往用“东正教徒”或其他宗教信仰来指称自己，很少按照民族的标准。
这种“地区主义”并不罕见：它直至二十世纪依旧盛行于法国的农村地区。[10] 但是，法国拥有一个国家，拥有一批始终在象征与物质方面不断重构民族的社会精英，俄罗斯帝国内使用乌克兰语的人却不具备这些。而情况在哈布斯堡帝国则有所不同。自其内政危机与1867年奥匈和解以来，帝国的政治体系就建立在帝国内部诸民族间复杂的协商进程之上。维也纳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有兴趣让罗塞尼亚人在帝国领地加利西亚内制衡波兰贵族。奥匈帝国更为宽松自由的对内政策使知识分子能够凭借结社活动与使用乌克兰语的农民取得联系。乌克兰民族构建主要就是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取得了进展，乌克兰民族运动也以利沃夫大学为思想中心，逐渐变得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也因此，人们藉鉴意大利统一运动，将加利西亚称作“乌克兰的皮埃蒙特”。[11]
沙皇俄国内使用乌克兰语的农民对乌克兰民族并没有多少共鸣，这一点就体现在通常会为民族构建进程提供绝佳机会的帝国危机。沙俄于1905年遭遇了第一次帝国危机，对于政府而言，形势在夏季变得无可挽回，于是被迫同意进行制宪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的农民在此期间却在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劫掠贵族庄园。这是场具有代表性的农民暴动，针对的是社会精英以及被暴乱者眼中的经济剥削者，想要实现“正义”。[12] 1917年俄国革命与紧随而至的内战并未带来根本性改变。农民的主要兴趣在于土地，以及摆脱统治者对其强征税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只能够较低程度地动员起“他们的”农民。相反，追求自身利益的地方或地区军阀（哥萨克首领）能够动员起农民；这些军阀常常出身于当地的农民阶级，允诺农民实际好处，而非遥不可及的事物。[13] 这些农民军阀的巨大成功揭示了，大多数使用乌克兰语的农民并不相信民族或者国家的理念。这一点可以归因于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孱弱，也可以归因于乌克兰民族事业缺乏本可以藉鉴的历史上的国家制度与其疆域。
苏联民族政策导致的“乌克兰化”虽然在1920年代促进了乌克兰民族建构进程，但是，大部分乌克兰人依旧是农村人口的情况却几乎没有改变。[14] 直至二战结束之后，犹太人大屠杀与斯大林的流放政策才使更多的乌克兰人移居城市，并且进行跨区域的活动。城市化与乌克兰语人口的差异化强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建构。尽管如此，它依旧带有明显的苏联特征。俄语依旧是权力的语言，乌克兰语则是集体农庄的语言。[15] 此外，苏联的发展政策侧重于东部的俄语地区，西部地区相对弱后。这种不均衡与政治传统便导致了，在此期间已苏联化的利沃夫地区形成了一种相对较强的民族意识，并且在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1990、91年，“乌克兰的皮埃蒙特”成为了乌克兰独立运动的最前线。然而“利沃夫人”的热情并没有获得全面的响应，它在东部与南部地区逐渐冷却下来。
“乌克兰”是什么？或者什么是“乌克兰式”的？这些问题在过去与当下都能得到许多十分迥异的回答，与俄罗斯、俄罗斯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来说，乌克兰民族建构进程没有取得一个明确的结果。[16]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艰难的历史与社会起步条件，另一方面也在于沙俄以及苏联对乌克兰的统治。
关于这个问题，许多历史学家给出了一个简单且普遍的答案：是的。然而这个斩钉截铁的答案却深受对二十世纪的事件与最近发展的某种特定解读的影响。与之相对的是，人们不得不看到，沙皇俄国内乌克兰语人口的处境与其他民族没有区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沙皇俄国采取精英融入的方法相对成功地处理了民族多样性的问题。但是，随着吞并波兰与十九世纪初的“民族之春”开始，这一政策也变得陈旧过时了。
圣彼得堡的俄国政府将出现的民族运动视作对帝国领土完整的威胁，这并非是错误的。1830、31年与1863、64年的波兰起义，以及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民族运动更使沙皇与官僚体系对此深信不疑。作为响应，俄国政府开始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它主要涉及帝国的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辅之以打击真正的或被政府认定有嫌疑的分离主义势力。在官方层面上，罗曼诺夫王朝时的俄罗斯帝国内不存在乌克兰人，有的只是“小俄罗斯人”，他们使用的也不是自己的语言，而是一种“俄罗斯方言”，当局也禁止印刷乌克兰语书籍。与哈布斯堡帝国治下的加利西亚不同，维护乌克兰文化在俄罗斯帝国实际上是非法的。问题在于，由于圣彼得堡的帝国政府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样，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与施政能力十分有限，因此这些措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普通农民的生活。
这种俄罗斯化的政策得到了所谓的“泛俄罗斯思想”的支撑，这种思想认为，东斯拉夫人是一个由“大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超越一切差异。大俄罗斯人自然而然就应当在政治与文化领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这种泛俄罗斯思想与其说是官方的国家政治纲领，不如说是一种由爱国主义者提出的、能够恰当描述沙皇俄国对内政策的理论。但是，这种思想既与一种宗教正统的身份认同，也与更为全面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相互竞争，到最后都未曾得到过官方的支持，而在沙皇俄国受到限制的公共社会的条件下，这种官方支持对于某种“指导思想”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官方层面上，俄罗斯帝国建立在东正教、专制体制与“民族特性”的三位一体之上，而最后这个“民族特性”的概念始终模糊不清，没有得到系统的解释。[17]
泛俄罗斯思想在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体系下迎来了其全盛时期。1930年代初，斯大林开始为苏联的民族政策确立新的重心，并且将俄罗斯人提升至苏联民族大家庭的首位。[18] 针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第一批迫害浪潮也在此时开始了。1920年代末开始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恰恰遭到了乌克兰尤为强烈的抵制，到了1930年3月，乌克兰全境失去控制，而苏联对此给予了无情的回击。强制没收粮食与镇压措施最终引发了大饥荒，使1932、33年间乌克兰数百万农民死亡。
事实无可争议，但学者们的解释却存有分歧。一些人认为，苏联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大灾荒”的现象，它也同样对俄罗斯人造成了打击，哈萨克斯坦的死亡率甚至还高于乌克兰。[19] 另一些人则认为，大灾荒是苏联统治者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大屠杀。[20] 对此所进行的学术讨论也同样具有政治性，因为乌克兰人的“受害者身份”似乎能够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进行群体建构。学术讨论是开放的，而且有可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政治决定却已经做出了：乌克兰议会宣布大饥荒是反人类罪。种族大屠杀的论点即使在乌克兰国内也存有争议，尤其是因为它暗含着一种反俄罗斯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情绪最为高涨地宣传这种论点的地区偏偏是那些没有经历过大灾荒的地区：在当时仍归属波兰的利沃夫地区。
然而更具争议的是，尤先科政府于2010年将斯捷潘·班杰拉与“乌克兰解放军”（UPA）的其他成员列为民族英雄。[21]班杰拉究竟是为乌克兰独立奋斗的战士，还是反犹的法西斯分子，这个问题无法得到一个非黑即白的回答，理智地说，他两者皆是。[22] 无论如何，西乌克兰对班杰拉的好感也为东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一些势力提供了借口，怀疑基辅的新一届政府是法西斯主义。
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大部与大多数乌克兰人始终处于沙皇俄国与苏联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通常情况下由俄罗斯人主导。尤其自十九世纪初期起，圣彼得堡或此后的莫斯科政府不断打压乌克兰民族运动，从而阻碍了乌克兰民族建构进程。但恰恰是在苏联统治时期也形成了乌克兰语的教育与出版业，对乌克兰语言与文化的维护只要不牵涉政治便是可能的。
根据国际法，这个问题很简单：当年苏联解体，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时，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虽然1991年12月1日就乌克兰独立进行的全民公投中，克里米亚的支持票数要低于其他地区，但依旧有54%的人投票支持独立。此外，加盟共和国的边境也被承认为日后的国境线，俄罗斯也承认这一点。然而，如果考虑一下俄罗斯当时的处境、公投的背景、克里米亚的历史与其人口文化的情况，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乌克兰合法且正当地拥有克里米亚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也存有裂隙。
俄罗斯政府与公众的多数始终将克里米亚视为俄罗斯领土，但俄罗斯当时却只表现出弱势的姿态。关于克里米亚归属的讨论有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诸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简称苏俄；译者注]内部一些自治共和国的独立，或者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边境划定。克里米亚人民虽然明面上在公投中投票支持乌克兰独立与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但是，他们的赞成票与其说是支持乌克兰，倒不如说是反对莫斯科。他们的赞成一方面体现了对苏联体系的贬损，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一种反对中央集权的态度，换句话说：它体现了能够自主处理自身事务的期望。而基辅的共和国领导层在公投前终于同意重新承认克里米亚的自治地位，这一点正符合克里米亚人民的期望。[23]克里米亚归入独立的乌克兰的进程显示出，克里米亚在未来依旧保留俄罗斯色彩，并且同时与基辅保持距离；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克里米亚政治精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在于其历史与人口、文化状况。
十八世纪，叶卡捷琳娜大帝征服克里米亚，驱逐大部分穆斯林鞑靼人，并且让俄罗斯农民定居于此。由上文提及的定居史可知，几乎没有乌克兰人移居克里米亚，参与当地的开发；克里米亚经过建设与发展，最终成为了“帝国的珍珠”，其作为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是俄罗斯帝国最重要的权力象征之一。[24] 推行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期间，克里米亚于1920年代初成为苏俄内部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44年，斯大林以与德国纳粹占领军勾结合谋的嫌疑或事实为借口，开始进行大规模种族清洗，放逐绝大部分鞑靼人，将克里米亚降格为普通的省份。[25] 由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克里米亚最晚从此时开始才是一个几乎只有俄罗斯人定居的地区。
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以《佩列亚斯拉夫尔条约》签订与斯拉夫民族统一三百周年纪念日为契机，将克里米亚“赠送”给乌克兰。这一举动的背景是正在推动的去斯大林化，以及时任苏共第一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致力于提升苏维埃国家的联盟性质。[26]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转让克里米亚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而且不用付出任何政治代价。克里米亚半岛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乌克兰化，多数人口依旧是俄罗斯人，只有作为少数民族的鞑靼人，其比重自1960年代起因流亡者重返故乡而增加。更重要的是，克里米亚是一个“苏联”地区，是度假与苏联内部旅游业的象征。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不仅多数克里米亚人，而且多数俄罗斯人也将克里米亚视作俄罗斯领土。[27]
人们可以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的归属问题在国际法上不存在任何争议而忽视这些，并且指出，领土在历史上归属于某个政治实体，这在当前或未来都无法成为一种要求的依据。诚然，俄罗斯方面可以引用国际法下的民族自决权，但这也只能为其在道义上要求对克里米亚日后的地位进行谈判提供依据，但绝无法为吞并克里米亚辩护。
简短的回答是：非常俄罗斯化。直至18世纪，这个地区还被称作“荒野之地”，受多民族的哥萨克部族控制。由于该地区富含煤矿与金属，它在十九世纪便成为了沙俄工业化的一个中心。来自乌克兰、俄罗斯与德国的移民使顿巴斯地区变为一个民族分布相当分化的地区，定居此地的不同民族群体彼此毗邻，却又互相分隔。顿巴斯地区当时有俄罗斯与乌克兰人的村庄，有哥萨克人的定居点，也有德国移民。工业化重镇中俄罗斯人口占据大部，移居这些城市的乌克兰农民通常也会被俄罗斯化。一方面，现今东乌克兰的北部地区，主要是当时的波尔塔瓦省，使用乌克兰语的农民至少在农村地带依旧占大多数；与此同时，位于南部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却主要讲俄语。[28]
顿巴斯地区属于乌克兰国，而后又属于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并非必然是由一战结束后当地主要的民族文化状况造成的。不过，布尔什维克党人出于上文提及的原因保留下德国实行的已成既定事实的举措。在这方面，以及日后转让克里米亚时，只要俄罗斯人主导的共产党维持对全局的掌控，牺牲俄罗斯人的利益对非俄罗斯群体做出妥协似乎在苏联民族政策的大框架下不成问题。在苏联帝国主义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克里米亚与顿巴斯地区使用俄语的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察觉不到，这些地区是归属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不同于乌克兰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顿巴斯地区在二战之后迅速得到重建，而且还发展为苏联军事技术与尖端科技的中心。相应地，当地的待遇也优于苏联其他地区。即使是条件稍差的顿涅茨克地区的矿工也形成了一种明显不同于“乌克兰集体农庄”的身份认同。[29]
乌克兰西南地区强大的地方主义便根植于苏联的现代发展中，这种发展在顿巴斯地区要比在苏联其他地区更为成功，更能够塑造身份认同。苏联解体后，地方主义依旧存在，并且孕育出强烈的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当社会主义经济走向失败时，这种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就对准了莫斯科；随着乌克兰在日后将东部的资源分配给西部时没有顾及顿巴斯地区的特殊性与其利益，这种倾向就逐渐转向了基辅。然而，这种反中央集权主义并不等同于亲俄分离主义的立场，它不必然质疑对乌克兰国家的忠诚，却无疑质疑国家的施政手段。最后，地方寡头的利益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接受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看法，同时也按照自身的意愿对舆论施加影响。
在批评亚努科维奇政府采取的地方主义政策与俄罗斯在东乌克兰带有侵略性的举动时，人们不得遗忘所谓的“大乌克兰”社会；它于1991年形成，作为苏维埃共和国在苏维埃帝国的大背景之下不构成任何问题，但现在却不仅属于乌克兰人，也同属于俄罗斯人。只要乌克兰的政府不对这个无需解释的事实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分析，不认真思考引入联邦制度，并且始终对在局部地区将俄语提升为第二官方语言表示质疑，那么乌克兰危机就有可能无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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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 Vgl. Marc Bloch, Apologie der Geschichte oder der Beruf des Historikers, Stuttgart 1992, S. 23.
[2] Vgl. John-Paul Himka, Young Radicals and Independent Statehood: The Idea of a Ukrainian Nation-State, in: Slavic Review, 41 (1982) 2, S. 219–235.
[3] Vgl. Henning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 des Russischen Reiches in der Volkszählung von 1897, Stuttgart 1991.
[4] Vgl. Georgiy Kasianov, Die Ukraine zwischen Revolution, Selbständigkeit und Fremdherrschaft, in: Wolfram Dornik et al. (Hrsg.), Die Ukraine zwischen Selbstbestimmung und Fremdherrschaft 1917–1922, Graz 2011, S. 131–179, insb. S. 141f. und S. 144ff.
[5] Vgl. Mark von Hagen, War in a European Borderland: Occupations and Occupation Plans in Galicia and Ukraine, 1914–1918, Seattle 2007, S. 89f.
[6] Vgl.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us und Nationalitätenpolitik in der Sowjetunion. Von der totalitären Diktatur zur nachstalinistischen 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86, S. 35ff.
[7] Vgl. Benedict Anderson, Die Erfindung der Nation. Zur Karriere eines folgenreichen Konzepts, Frankfurt/M. 2005, S. 15f.
[8]Vgl.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New York 2006, S. 9–18.
[9] Vgl. Andreas Kappeler, Russland als Vielvölkerreich: Entstehung – Geschichte – Zerfall, München 2008, S. 58.
[10] Vgl.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1976, S. 486f.
[11] Vgl. Kai Struve, Bauern und ukrainische Nation in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und im Zarenreich, in: Andreas Kappeler (Hrsg.), Die Ukraine: Prozesse der Nationsbildung, Köln 2011, S. 159–173, insb. S. 160–165.
[12] Vgl. Teodor Shanin, Russia 1905–1907: Revolution as a Moment of Truth, New Haven 1986, S. 169f.
[13] Vgl. Felix Schnell, Räume des Schreckens. Gewalt und Gruppenmilitanz in der Ukraine, 1905–1933, Hamburg 2012, S. 256ff.
[14] Vgl.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London 2001, S. 122f.
[15] Vgl. Serhii Yekelchyk, Ukraine: 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2007, S. 153.
[16] Vgl. Andrew Wilson, The Ukrainians: Unexpected Nation, New Haven–London 2009, S. 232.
[17] Vgl. Alexei Miller, The Ukrainian Questio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dapest 2003, S. 97ff., S. 179ff.
[18] Vgl. T. Martin (Anm. 14), S. 344ff.
[19] Vgl. Nicolas Werth, Ein Staat gegen sein Volk. Gewalt, Unterdrückung und Terror in der Sowjetunion, in: Stéphane Courtois et al. (Hrsg.), Das Schwarzbuch des Kommunismus: Unterdrückung, Verbrechen und Terror, München 1998, S. 51–295, insbes. S. 85.
[20] Vgl. Norman Naimark, Stalin’s Genocides, Princeton 2010.
[21] Vgl. Frank Golczewski, Die umstrittene Tradition: OUN/UPA und nation-building, in: A. Kappeler (Anm. 11), S. 319–334.
[22] Vgl. David R. Marples, Stepan Bandera: The Resurrection of a Ukrainian National Hero, in: Europe-Asia Studies, 58 (2006) 6, S. 555ff.
[23] Vgl. S. Yekelchyk (Anm. 15), S. 187f., S. 191.
[24] Vgl. Kerstin S. Jobst, Die Perle des Imperiums: Der russische Krim-Diskurs im Zarenreich, Konstanz 2007.
[25] Vgl. Jörg Baberowski, Verbrannte Erde: Stalins Herrschaft der Gewalt, München 2012, S. 449f.
[26] Vgl. S. Yekelchyk (Anm. 15), S. 154f.
[27] Vgl. Kerstin S. Jobst, Geschichte der Ukraine, Stuttgart 2010, S. 245f.
[28] Vgl. Hiroaki Kuromiya, Freedom and Terror in the Donbass: A Ukrainian-Russian Borderland, 1870s–1990s, Cambridge 1998, S. 11–14.
[29] Vgl. A. Wilson (Anm. 16), S. 214–217.
[30] Vgl. S. Yekelchyk (Anm. 15), S. 204f.
出处：Historische Hintergründe ukrainisch-russischer Konflikte,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4 (2014), S. 10-17.
原文链接:
https://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apuz/194816/historische-hintergruende-ukrainisch-russischer-konflikte/
作者 Felix Schnell
编者注
原文出自于 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官网，是一个负责德国历史教科书的机构。
翻译不易，翻译学术性文章更难，况且还那么长。喜欢这篇的读者们可以给译者适当的打赏支持。希望译者今后为大家提供更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