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怎么就三重奏了

2017年初夏，颜峻已经在柏林呆了一年，那是DAAD的驻留项目。在一年前，我们就约好了做一次小型的巡演，从柏林出发，经汉堡，科隆，布鲁塞尔，最后到巴黎。
对了，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对欧洲传统的一些即兴充满了芥蒂。那种套路化的即兴，那种所谓的默契，相互的谦让，所谓的成功的，漂亮的即兴现场，并且与此相符的听众们的认同和赞许，这种和谐的气氛让我们疲倦和厌恶。
是啊，两个在一起就一定是二重奏了吗？带着这个质疑，我们重新思考即兴，思考两个表演者之间的关系，思考表演者和场地，观众的关系。于是，“两个人的三重奏”这个名字就蹦出来了。表演时，我们在我们之间加了一把椅子。这个做法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不但是一个视觉上的改变，也影响了我们表演时的状态。我们更专心于各自的表演，而不是一味考虑合作，甚至我们会回避呼应式的合作。我们觉得在表演中，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在场，哪怕中间的椅子上空空如也。
在那次巡演之后，我原先计划将我们的巡演录音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出版，甚至反反复复调整录音，把后期都已经做好了。到了2020年，疫情爆发。它直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多演出也被迫停止。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录音合作的想法，我们各自去做一个小时的录音，没有任何商量，最后把它们合在一起，是什么样就什么样。这个想法似乎把我们“两个人的三重奏”的核心做了非常概念化的提炼。有点简单粗暴，不负责任，但是意图明确，很概念。这个结果就是这次出版的CD上的内容。
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听合在一起的录音时，我们竟然发现一种之前没有预想到的整体性，像是作曲似的。是拜上天所赐？还是我们对听感过于宽容？有一天，颜峻给我发来了一些他从整个录音中截取出来的片段。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工作。我们截取片段，将它们改变次序，另做后期。这个过程有点像把之前的内容看做是一个现成品，进行剪切和拼贴。结果在听觉上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样子，也就是现在在黑胶上的内容。如果之前的工作是粗暴的，不负责任的，那么之后的就是细腻的，负责任的。
希望听者们能够独立对待这二者。也许只是偶尔想起它们之间的关联。（照骏园）

关于颜峻这一轨录音
两年前我参加了大鬼众乐队，本来只是担任电子部分，但排练的时候也试着嚎叫了，觉得还行，就也用上了人声。从那时候起就更多地用人声表演和录音了。此外，之前用人声都是直线的长音，以喉音为主，之后就想怎么来怎么来了。我知道自己不是唱歌的料，也练不成喉音高手，大鬼众这件事真的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嚎叫可以没有技巧，合适就行。录这张专辑的时候，我翻出来以前常用的edirol录音机。这个录音机我用坏过3个，都是做反馈牺牲掉的，所以拿在手里特别亲切。它的内置话筒是全指向的，而且音质一般，很适合用来录那种没有焦点的环境。它有一层雾状的底噪，不光是高频部分，中低频也有，非常暧昧，录音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找宇波拓来做母带，因为他做过一些有特别漂亮的底噪的母带。我想录一些低于工业标准的东西，有时候还故意把录音机拿到嘴边，让人声“爆”掉，过载之后会有种很软的失真。我记得是站在工作台前边开始的。按下录音键，走去洗手间，走出门到电梯间，踱步，按电梯，回来，等等。我专门换了皮鞋，是为了要踱步的声音。电梯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乐器，之前录过很多和电梯有关的东西，包括在电梯里面拍表演视频。电梯门一开，空间混响就不一样了，门一关，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都是能听出来的。想想看，它给你运了一个额外的空间上来，然后又离开了。就像是来送冰激凌的。这里面的人声就是一种练习，并不是专业的，我觉得这样合适。没有用额外的话筒，它是散在空间里的。和骏园巡演的时候，我们中间会隔一个空椅子，这样两个声音会离得比较远，有点像是两个焦点，或者说应该是焦点的地方是空的。录音的过程中，也常常停下来什么都不干。我很享受那种饱满的什么都没干的状态。时间经过了我，或者我经过了时间，特别充实。（颜峻）

关于照骏园这一轨录音
环境的声音是重要的。在录这轨之前，我就想，它不应该是一个像在录音棚中那样干净的东西。我找到朋友徐喆，跟他说想在他家录音，他可以呆在家里做平时做的事情，就当我没有在录音。现场的情况是，我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演奏，我会停下来休息一下，发会儿呆，听听屋子外面的声音，偶尔也吼了几嗓子，去洗了杯子，煮了咖啡，和徐喆也聊了一会天。这些如果仔细听的话，在唱片中都有。（照骏园）

关于第三轨录音
我有饲养鸣虫的爱好。那时家里有竹蛉，大黄蛉，应该还有其它的，我不记得了，在录音中也没有听到。一天夜深了，我把录音机调试好，开机，放在了虫子们附近，于是便去睡觉了。（照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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