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研学||语言学与中国外语教学四十年

1. 我国外语教学的演变

我国的外语教学在新中国成立前，以文学为主，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文学道路”，有关各系称为“外文系”“英文系”“俄文系”等。1952年院系调整后，教育部学习苏联高校，对本科生设置了“外语语言文学专业”，侧重“语言”，有关各系改称为“外语系” “英语系”“俄语系”等。对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具体开设听说读写，以及语法、语音、翻译、报刊选读等课程。这些课程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升到当今语言学中的“语法学”“语音学”“翻译学”“语篇学”等学科高度。许国 璋、李赋宁等前辈学者曾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有关索绪尔和英语语言史一类文章，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未能影响我国外语教学的基本格局。

2. 改革开放催生了引领外语教学的语言学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对我国的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战略意义是“改革”。从高校来说，这表现在做出了在高校中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重大决策。就我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个别有条件的名校招收过研究生，但没有实行学位制。20世纪50年代仿效过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影响不大。因此，如何为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专业课程，提上了日程。

“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战略意义是“开放”，奉行“请进来，派出去”的政策。在“请进来”方面，1977年教育部邀请英国专家里奇（Leech）教授和纳特尔（Nuttal）女士来华讲学，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分别办了讲习班，每地长达一个月。最初我们希望里奇教授谈谈有关英语语法的最新进展，里奇教授则一再强调要了解英语语法，必须先了解当代语言学理论，不然老师难以清楚地讲解英语语法变化的内容、形式和意义，学生难以正确地理解英语语法的变迁。后来搞清楚了，这个讲习班实际上是里奇教授讲解他专注研究的交际语法，即交际语言学。纳特尔女士则讲解她如何将交际语法理论应用于外语教学、提高教学效果。我国英语界在80年代末制订的几个教学大纲，不论是英语专业的，还是大学英语、高职高专、中小学英语的，基本上都推行了交际教学法，这最能说明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指导意义。在“派出去”方面，1978年起教育部在全国进行中青年英语教师出国进修选拔考试。此后扩展到更多外语语种，公派与自行出国结合，这样为我国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英语和其他外语语种教师。

3. 外语界前辈们的表率和支持

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受到重视除上述政策因素外，与1980年前后许多外语界前辈的积极支持有关。如当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许国璋先生除本人发表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文章外，还鼓励他人研究。在北京语言学院讲师方立1978 年首先发表有关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文章之后，许先生亲自造访，了解情况，鼓励方立坚持研究，使外语界认识到当代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广州外国语学院桂诗春先生1980年在广外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应用语言学会议，提高了外语教师对语言学理论的实用意义、特别是对外语教学指导作用的认识。中山大学王宗炎先生于1980年和1981年在《国外语言学》先后发表了《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的语言理论》和《评哈利迪的现代汉语语法范畴》的高水平语言学论文。即使像主攻文学的北外王佐良先生也积极提倡文体学教学，将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文学语篇分析。

4. 语言学师资队伍的形成

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能发挥引领作用的再一个原因，在于一代中青年师资的成长。就北大而言，姜望琪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英国拿到硕士学位并于1980年返校后开设“普通语言学”等课程的老师；祝畹瑾老师开设了“社会语 言学”等课程；我本人从1981 年秋开始给79 级本科生开设“英语语言学”，逐年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系统功能语法”“英语教学法”“语言学理论和流 派”“语言测试”等。

以上是北大的情况。应该说，国内许多高校均有一支强大的语言学师资队伍，开设了多种语言学课程。

5. 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引领作用

语言学之所以在外语教学中起到引领作用，除了国家建设需要大量外语人才、翻译人才这个政策要求外，语言学本身的理论和应用最能说明问题。如我国有关国外语言学理论的主流课程，都要求在经典理论和当前主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介绍语言本体，以及外语与文学、社会、文化、心理等的关系；有关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课程，则重视语言文字应用领域的立体多维研究（动态的和静态的），语言研究与社会语言研究的点面结合，外语测试、外语政策、外语生态、外语服务的理论与实践等。这些都能说明语言学在具体教学中，最能应对国家建设 和国家政策的需要，体现了现代意义上外语教学任务的战略性、全面性、尖端性、 复杂性。

6. 几点感想

作为北京大学曾经的语言学教师，我就如何进一步发挥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引领作用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1）对英语专业语言方向本科生的培养应当不同于纯语言学专业对本科生的培养。开设课程的类型应具有各自的针对性。2）对“外语语言文学专业”，我们既应看到“语言”和“文学” 两者之“分”，也应看到两者之“合”。具体地说，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必然包括文学语言，例如李荣启2005年在《文学语言学》一书中系统梳理了文学语言观念的演进，探讨了文学语言的功能地位、性质特征、文本结构、类型与风格，剖析了文学语言的接受问题，突出强调了文学语言的形式美。反之，西方文论中的 结构主义文论的主要观点得益于语言学理论中的结构主义转向，如结构有整体 性、转换功能和自我调节功能等。3）就外语专业语言方向的学生而言，对本科生开设的语言学课程和对硕士生、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应有区别。前者要求有关课程有助于学生外语知识和运用水平的提高，后者更着重于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的学科知识和科研创新能力。4）冷静处理当前语言学研究中汉语和外语“两张皮”的问题。按理说，“语言”这个概念理应包括“汉语”和“外语”，但就外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对象和任务来说，我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该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侧重外国语言学理论和应用语言学，把外语作为研究分析对象。对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则可增设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一类课程。

胡壮麟，男，1933年3月生，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50年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54年至1972年，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3年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工作。1983年出任新建的英语语言文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1997年至2014年担任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至今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2015年获中国外国教育终身成就奖。

本文转自《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已获得胡壮麟先生授权发布，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