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学术周||作为文化的语法 ——功能语言学的人类学解释

2018年4月15日，世界语言学界的杰出代表、语言学大师、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先生离世，享年93岁。在大师逝世一周年之际，语言科学特设置“韩礼德学术周”专栏以缅怀先生、激励后学，助推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发展繁荣。专栏内容包括缅怀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韩礼德研究等。

提要：本文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类学或人种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如果我们不指出这一点，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中国很有可能被误读，至少可以说被肤浅地对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贡献在于社会语言学、人种语言学。它代表的是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终极的研究目标在于社会、文化中的人。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关于经验、社会、文化的理论。我们关于文化的视角不同于一般文化、文明研究的学者，是一种语言/语法的视角；我们关于语言的视角不同于主流语言学学者，是一种社会或社会符号学的视角。

关键词：功能语言学、语法作为文化、人类学

1. 前言

在 2012 年 5 月 27 日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举办的首届学术节的发言中，本文作者提出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类学或人种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并且认为如果这一点不得以澄清，韩礼德语言学在中国的研究很有可能被误解，至少是被肤浅地对待(superficially treated)。事实上正是因为这样的考量，这次学术节的主题被定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田野调查”。在这次学术节上，来自中山大学人文社科各个学科的许多学者就语言以及其他研究领域的人种学研究方法做了许多精彩的发言。作者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二十世纪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句法，而在于语言研究的社会与文化维度。韩氏理论实际上代表了语言研究的人文传统，它的终极目标在于解释社会与文化中语言与人的关系。

2. 文化：一个不可言说的范畴

在谈论语法范畴的“不可言说性”(ineffability)的时候，M.A.K. Halliday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这一论断我们认为其实适合其他任何的范畴，无论是语言的，还是现实的，包括“文化”这一范畴：

我们一直试图说明的问题是，象“主语”这样的范畴，其实我们很难讲清楚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义。不可言说的问题其实是所有语法范畴的共性。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一些定义起来没有另外一些棘手。可是要说能穷尽地定义任何一个范畴那只能说是一种幻想。其中原因，就象我以前所说的一样，并不是因为自然语言作为元语言的缺陷，尽管确实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是刚好相反。正是因为自然语言的丰富性，也就是说它将某一文化的全部集体经验提炼成为一套单一的、可操作的、可学的语码体系的伟大力量，才使我们的范畴处于有意识的解释之外。(Halliday 1988:39)

正如 Halliday(2002:291)所言, 我们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物质文化生活急剧增长的年代，每天都有许多新的事物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给它们以名字。于是与之俱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名字。新词层出不穷，它们可能是借用、装饰或组合旧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一种平衡。没有迹象表明我们的命名资源正在枯竭，但是有迹象表明我们给事物命名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而事实上，我们对于“文化”的定义所遇到的困难就反映了这样的复杂性。Wittgenstein(1996)说过，意义在于使用。Firth(1957/1968:175)说过“物以类聚，词以群分”。同样地，我们可以通过使用(use)来考察“文化”一词的意义。事实上，“文化”一词被赋予现在的意义始于 18 世纪的欧洲。它的意思是指“耕种”、“改善”，比如说“农业”(agriculture)、“园艺业”(horticulture)。到了 19 世纪，“文化”一词开始指个体的修养，特别是通过教育而得到的修养。当然，它也指民族抱负与理想的实现。到了 19 世纪中期，有些学者使用“文化”一词来指普世的人类能力。德国非实证主义者(nonpositivist) G.. Simmel 认为文化是通过历史进程中物化的外在形式来培养个体的过程。在 20 世纪，“文化”成为人类学的关键词，指除由纯粹基因传承以外的所有人类能力。美国传统的人类学的“文化”一词有两层含义：1）用符号来分类、表征经验以及想象、创造地行动的人类能力；2）人类因此而栖居的不同生活地区以及生活方式。

事实上，不同的学者使用“文化”一词的理论语境是不一样的。J. Herder 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性。A. Bastian 构建的是文化的普世模式。英国诗人、批评家 M. Arnold 把文化看成是人类理想的培养，将文化与无政府相对照而使用。英国人类学家 E. Tylor 是将文化定义为包容、普世意义上的第一位英语学者。T.Hobbes 以及 J. Rousseau 等其他欧洲学者将文化与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对照使用。16 世纪的美洲的生活状态是一种自然状态，被欧洲人入侵以后的状态是文化/文明的状态。这样的观点当然势必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精英与非精英、文明与野蛮这些二元对立实际上映射了欧洲征服者与被殖民主体之间的冲突。

3. 语言：从另外一面来看

20 世纪语言研究的主要人文环境是形式主义。乔姆斯基(N. Chomsky)的理论可以称之为神经科学(neuroscience)，乔氏也因此被称为“认知科学之父”。对于他来说，语言学是理论心理学的分支。乔氏认为语言学的任务是弄清人脑与动物之脑的区别。这样的语言学被称之为“生物体内部”(intra⁃organism)的学问。这样的路径其实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它对现实的问题并无热心，带有精英主义的倾向。而 M.A.K. Halliday 的功能主义则不是这样，它是一种“生物体之间”(inter⁃organism)的语言研究路径。这样的方法是一种社会的方法，或者说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的方法。它不像乔氏理论一样只从生物体内部来看语言，而试图考察语言在生物体之间的交往中所起的作用，看人类语言行为的社会基础。

我一直试图看看如果从另外一面来看的话语言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说要问我的偏好，我说我还是喜欢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从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观点是我的老师 J. R. Firth 以及我的朋友/同事 B. Bernstein 提出来的。(Halliday 2002:5)

系统语言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是从外面(outside) 来看语言的。我们所说的“ 外面 ”，不仅仅是指相对于语言本身的外面，相对于象法位学(tagmemics) 以及层级语法(stratification grammar) 这样的理论，而且是指相对于语言学的外面，那就是学科本身的外面。而对于这些学科来说，语言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研究工具，比如说人类学、文化学、教育学等等学科。

语言创造社会，维持社会关系；同时语言也搅乱、颠覆社会。一种语言与一种文化共同生长。可是当另外一种语言入侵，劫取它的位置的时候，语言消失了，文化却仍然存在。我们一旦使用语言，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很自然地卷入。语言创造、维系法律，同时它也可以挑战甚至颠覆法律。人类历史是物质力量与语言力量双重力量的作用。相互作用、相互牵制、相互冲突。文学试图超越语言，可是还得使用语言来完成这种超越。视觉艺术、音乐、舞蹈独立于语言而存在，可是你要理解它们还得依靠语言。计算机依靠一套人工设计的语法逻辑来运作，可是这样的运作必须按一定的语法规则来思维。语言象其他的世间万物一样，必须服从物理的法则，而这样的物理法则本身就是按一定形式构建的，这种形式叫做数学，它是计算的语言。(Halliday 2002:5)

Webster(转引自Halliday2007：Preface vii)曾经说过，韩礼德语言学不像有些语言学。有些语言学恰恰把语言中最人文的东西给抽掉了。韩礼德语言学将语言解释为人类经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为这样的解释设计出一套令人信服的系统。它将每一个有意义的行动视为能真正发现语言本质的潜势，特别是儿童语言。正是通过儿童的咿呀学语，语言才得以发展，人文性才得以进化。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是语言与社会变化的一个机遇。

4. 系统语言学的背景：人文主义传统

Halliday(2007:99⁃100)认为, 我们可以大致将语言研究理出两条脉络：一条是哲学/逻辑学的脉络，另一条是描述性的民族志(ethnography)脉络。前者视语言学为哲学的一部分，语法为逻辑学的一部分；后者视语言学为人类学的一部分，语法为文化的一部分。前者强调类比，带有规定主义的取向；关注意义与真理之间的联系。后者注重异常，其定位是描述型的，关注意义与修辞功能之间的联系。前者视语言为思想，而后者视语言为行动。前者视语言为一系列规则，强调对句子的形式分析和对理想化目的的使用(确定哪些合乎规则，哪些不合乎规则)；后者视语言为一系列选择或意义资源，关注话语的语义分析以及可接受性或惯用法的问题。简单地说，我们可以从两种视角来看语言：一种视语言为资源，另一种视语言为规则。两种视角同时存在，却还是有所不同。语言作为资源，是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化的产物，它属于我们小时候便习得的现实；然而语言作为规则属于次要的现实，它是有组织的知识的一部分。两者本来可以共存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把语言作为规则的观点是占压倒一切的主流位置的。连学校教育中教的都是逻辑的形式语法，而不是修辞性的功能语法。而仅仅当我们在无意中浏览一些对待语言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比如Malinowski、Hjemslev 和Whorf)的著述时，或者说当我们像一些教师和教育家那样去试图竭力改变盛行的观点时，我们才将语言的概念看作是无意识资源的表层。我们的观点是建立在人们互相交谈这一简单事实的观察之上，这种事实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便可洞察。然而这些却极易为语言哲学家所遗忘。(Halliday 2007:99⁃100)

西方思想史对待语言的观点从古希腊就有分流。亚里斯多德重视类比、推理，把语言看成是规则，语言学是逻辑学、哲学。另一种语言观的源头大致可以追溯“智者派”(sophist)的主要代表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之后是柏拉图以及其他一些诡辩论者。他们是语言的异常论者(anomalist)，带有明显的斯多葛学派(Stoic)色彩。斯多葛学派学者是最早把语言学与哲学、语法与逻辑学分开的。他们关于语言的观点本质上是描写(descriptive)的，或民族志(ethnographic)的，其基本出发点是源于视语言为资源而非规则。

Halliday 早年受 A. McIntosh 的影响。后者阐释了人类语言学的范围与方向，在艺术与科学相悖时持中立态度。同时，Halliday 通过 Ellis 认识了 D. Berg，他研究鲜为人知的概念功能语法。Halliday 还认识了 Jean Ure，他介绍了语域(register)的概念，随后向母语为非英语的人们教授英语，并在这一系统框架下发展语域概念。T. Hill 使 Halliday 认识了现在被人们所知的社会语言学。(Halliday 2007:188)

据Halliday本人回忆(2007:189)，他一开始认识 B. Bernstein 时，他就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和第一个把语言建立为自己的研究目标的社会理论家。Halliday通过他认识到：通过语言可以传承、保持和修改文化的样式。从 Bernstein 身上， Halliday 认识到语言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自然状态下语言是一个动态的不能穷尽的系统，是一个逐步形成的系统而不是设计好的：它不能与人类分开，而是成为人类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通过它建造我们生活的微观世界。在语法构建的一方小世界里，有事件、人物关系以及语境。

在大西洋西岸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产生影响的有 Sapir，Bloomfield 和 Fries 等。关于系统语言学的背景，Halliday(2007:187)曾经这样说过：

Sapir 是人类语言学的先驱者；Bloomfield 主要关注其描写的工作，尤其是他对默诺默尼人(Menomini)的研究；Fries 展现了对语言教育的热爱。他对语言教育提出过清晰的方法。然而，对于系统语言学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于他们的继承者：Hockett, Harris, Gleason 和 Pike。Hockett 检验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石，对其提出疑问并为接下来的发展做准备；Harris 向人们展示了秉持假定与设想的学者能走多远，在哪里需要停下来；Gleason 为教师与学生呈现了一个系统的总体模型，随之建立了一个他自己的层级(strata)概念以及叙述理论；Pike 提供了语音学的坚实基础和语法的功能主义理论，并且对语言的文化语境提供了明确的阐释。

另一位 Halliday 不曾见过但是对他的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学者是 B. L. Whorf。Whorf 继承与发展了 F. Boas 的观点，Whorf 认为人类的语义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而这种无意识的语义区别正是他们各自不同文化的最典型的表现。Whorf 关于隐性类型(cryptotype)的见解和对语法模拟现实的概念成为 20 世纪语言学的主流贡献之一。(Halliday 2007:188) 阅读 Halliday (1994)中关于“表意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的章节，我们不难看出，字里行间蕴含着相对主义的语言思想。而之后由 Matthiessen (2008)修订的版本中，相对主义思想更进一步得以发展与阐述。

系统语言学的东方元素来自于中国。Halliday 对汉语的熟悉为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北京大学，罗常培教给他历时的研究方法以及语言家族分析的方法，给他以印欧语系以外的新视角。在岭南大学，王力教他语法的语义基础、中国的语言学历史、方言研究的方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韩氏语法理论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

5. 话语与说话的时尚

Discourse 一词从词源上讲与“来回跑动”、“沟通”有关。在国内，有各种翻译，如“话语”、“论述”、“语篇”等等。究竟翻译成什么，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翻译都会有问题。最为常见的翻译是“话语”，如“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论述”更多地用在政治领域，如“马英九的两岸论述”。至于“语篇”，它基本上无法抓住 discourse 意义的精髓部分。因为对于我们来说，discourse 是说话的方式(ways of saying)、意义的方式(ways of meaning)，是一种说话的“味道”。用 B.L. Whorf(1956)的话说，是一种“说话的时尚”(fashion of speaking)。正如 Saussure 关注“语言系统”(langue)，Chomsky 关注“语言能力”(competence)，Halliday 强调“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我们关注语言的味道，即“话语”(discourse)。我觉得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discourse 一词的意义。我希望这是我们近年来对于语言研究的一点思考与贡献。

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并不存在像主流语言学那样倡导的“同质”(homogeneous)的语言。语言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多样的，一如文化是异质的、多样的。19 世纪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 W. von Humboldt(1767⁃1835)当年提出需要一种人类学，这样的人类学引起了 Kant 和 Herder 等学者的极大兴趣。在浪漫主义时期，德国的学者，尤其是那些关心民族主义运动的学者，试图发起一个能摆脱崇尚多元化信条的“德国”的民族战役。一些少数民族试图对抗奥匈帝国(Austro ⁃ Hungarian Empire)的运动。根据他们的观点，每个民族的世界观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基本上不具有可比性。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类推到语言符号与文化符号上来。语言符号：一个音[kau]和这个音表达的意义“奶牛”；文化符号：“戴上皇冠”和其文化意义“成为国王”。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本身也是一种语言。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另外一种联系是，它们二者都是实践系统(practice system)。他们都是一系列特别的行事方式(ways of doing)，并通过社会的相互活动得以构建与维持。以儿童为例，他们习得语言的方式与他们成长时习得社会基本的文化常规的方式一样——都是通过与该文化群里的长辈相互活动与交流来得以完成的。

然而语言如今往往被认为是某个特定社团的某种特定的语言标准，同时也是更大文化社团里的一部分。人们以语言为标志来区分他们与其他文化族群的不同。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使用者中存在几种不同的使用语言的方法，每一种方法代表着某种次文化族群在更大族群内的结盟。在语言学中这种同一种语言下的不同使用方法叫做“变体”(varieties)。例如，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说英语的方式是不同的，甚至在说英语的国家中有成百上千种英语方言，每种方言标志着该使用者特殊的地域或其特殊的亚文化。譬如在英国，说伦敦腔(cockney dialect)的人代表着居住在伦敦东部的相对低级的工人。同一种语言的方言的不同点往往体现在其发音与词汇上，但有时也会体现在其语法系统的不同上，比如说粤语的动词—副词词序，“吃饭先”。最常见的是体现在其运用的不同风格上 (如伦敦东区的“黑话”或律师术语、鱼贩的语言)。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民族语言学家和语言学人类学家对不同社团间多种言语方式的形成进行了与众不同的研究。

语言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发音、词汇与语法的不同，也体现在“话语文化”(discourse culture)与“话语时尚”(fashion of speaking)的不同上。例如，在有的语言中有十分详细的“社会指示”(social deixis)系统，通过语言手段来区分社会距离标志系统。在英语中，大多数的社会指示是由区分一些人的名字或者一些人的姓来显现的。然而在一些其他语言中或许会相当复杂，它会存在于整个语法与词汇结构系统之中。以一些东亚语言为例，泰语、缅甸语中，不同等级的人们用着不同的表达与措辞，动物与儿童用着最低一级的措辞，而神和皇室成员则用着最高级的表达。一些语言的形成会随着性别的差异或者嫡亲亲属关系的远近有所不同，许多语言针对婴儿和儿童会有特殊的表达方式。在其他一些族群里，言语文化也许没有特定的人群，例如澳大利亚的许多土著文化中有禁止与某人配偶的亲属说话的规定，还有一些文化规定不能直接对儿童说话。一些语言规定针对不同社会等级的人要用不同的说话方式，而这种不同方式往往根据性别的差异得以区分，譬如日语。

18 世纪晚期、19 世纪初期的浪漫理想主义 J. Herder (1744⁃1803)和 W. von Humbolt(1762⁃1835)的思想对世界语言与文化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传统由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 E. Sapir(1884⁃1939)和他的学生 B. L. Whorf(1897⁃1941)得以传承。从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一种对于语言与思维颇具影响力的观念，那就是语言与文化的相对主义思想。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是普世的理性。而这些理性是由所有人所共有，至少是所有的思想家所共有。他们认为，语言只不过是理性这一更深层次的东西所赖以表达的媒介而已。这种认识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语言表达的任何思想都具有可译性，不至于由于换一种语言表达而有损意义。这样的观点统治了两千五百年之久，特别是学术界。而人类学家 Whorf 在他的假说中大胆地挑战这一思想。他认为，“语言的变化，可能让我们对宇宙的认识随之也产生变化”。(丁建新 2009)

Lee (1996:85) 认为，语言与思维的二分法与Whorf 理解的在认知里面的语言现象的特点有所不同。他为语言学的相关规则提供了明确的定义，但不把它认为是一种假说。他认为，原则是在总结了某种语言数据的某种显著规则后得出的——是一种关于语言与我们识解经验方式关系的法则。

在 Whorf (1956:220)看来，我们用不着为语言感到心存歉意。事实上，它是人类所有行为中最具人文性的一种东西。动物能思维，可是它们并不会说话。语言应该是比思维更加高贵、更尊荣的一种人类能力。正是某些物种的言说能力将他们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土著部落中的思想和思维活动不纯粹是一种简单的心理问题。思想和思维活动是一种文化活动。它们是人们称之为语言的相互紧密关联的那部分文化现象。正是因为人类具有语言这种独一无二的能力，才将 Sapir (1921:218)所说的人类中“真实的思维的过程”与其它动物的思维过程区分开来。

6. 伯恩斯坦：语码理论

在 Halliday 的文献中，社会学家 Bernstein 的理论一直得以重视。他觉得 Bernstein 的理论给了语言以真正的中心地位，能给语言研究者“一副意义运作的更丰富的图景”(a richer view of the processes of meaning)。上个世纪五十年代，Bernstein 研究的课题是，为什么工人阶级孩子“教育失败”(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教育失败论者)的情况比较普遍？他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失败既不是关于语言作为系统的失败，也不是语言作为体制的失败。相反，这样的失败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有平等的机会与神秘的教育话语接轨。而这样的不平等又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某些语境下语言的功能以及某一功能所表达的意义有相对不一样的取向。有些孩子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享受某种程度上的连续性，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则不享有这样的连续性。他们所处的亚文化与学校教育之间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交际模式以及学习风格。

Bernstein 用“语码”(code)理论来解释语言模式以及言语习惯的亚文化变体。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码可以解释为符号潜势中的取向差异。它是一种规范性原则，潜移默化被习得，它选择、整合相关的意义及实现形式，激发语境。(Bernstein 1990:101)从本质上讲，语码“传承文化、限制行为”(Bernstein 1971:122)。 Bernstein 语码理论背后的真正关切在于社会正义与平等。Halliday 曾经这样指出，Bernstein 所面对的问题是，如果通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道路在于受教育，而接受教育又必须接受特定的语码，那么那些没有通往这些语码途径的受教育者就被剥夺了社会正义。我们要么要打开通往这些语码的通道，要么要改变教育的过程。(Halliday 2007:221⁃222)。语言结构反映社会结构。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功能关系可以用来解释语言的变体。语码使语域“分岔”(bifurcates)，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说话者用不同的方式构建语境。

我认为语言学家用语码这一概念来解释语法的形式特征。这一概念可以生成出无数的言语密码(speech code)。没有理由相信哪种语码优于另外一种语码。从这种意义上讲，语言是这样一套规则，这套规则所有的语码都必须遵循，可以说言语密码是文化的一个函数(function)，这个函数通过具体语境中的社会关系来得以实现。(Bernstein 1971:197)

Bernstein 试图通过对多样化的言语密码的解释，来解决语境理论的过度决定的缺陷。他所说的“言语密码”，大致就相当于 Whorf 的“意义时尚”(fashion ofmeaning)，或“说话时尚”(fashion of speaking)。符号的社区不是同质的，意义的配置具有相对性、多样性。 

7. 语言与社会不平等

语言对于我们来说，是体现社会不平等的场所。在 Halliday 的思想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不仅是来自他作为语言学者个人，而且还是来自语言作为社会符号这一学科。Halliday 从来不会说谁能一夜之间改变语言与社会，他所看到的是我们能够通过更好的理解语言对于社会转型的力量与潜力，在社会变革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阶级的问题、增长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并不光是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带有应用倾向的语言学家也应该有助于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关注语言、思维与社会，我们把语言看成中介、隐喻、系统。而理解这些思想的关键在于把语言放在人类社会的广阔语境中来考察。我们强调语言学的社会解释力(social accountability)，并不是仅仅满足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学者的良知，而是试图清除一些阻碍学术发展的学科之间的人为障碍，避免过度专业化以及应用性不强的问题。语言是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带有明显“批评”倾向的话语研究，关注边缘话语。关注边缘话语，最终的目标在于关注边缘话语所代表的群体与文化。(丁建新、沈文静 2013) 所有的批评，无论文化批评、社会批评，还是话语批评，都在于追求事物的前因后果，采用“受难者”(most suffered)的立场。而这是我们作为语言学者应该有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关切。

8. 人种学研究方法

滥觞于功能主义人类学的韩礼德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一开始就明显地带有人种学研究方法的色彩。功能语言学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说情境语境、文化语境、语域、体裁，都带有人类学、人种学、民俗学的色彩。而语篇分析作为功能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讲都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这样的方法曾经使得文化研究走出书斋，获得现代性。我们相信，它同样会使语言研究得以现代化、科学化。情境语境、文化语境来自 Malinowski，只是被他的同事 Firth 细化、理论化。功能主义关于体裁的研究最早来自伦敦学派的一位成员 Mitchell (1957)。他关于昔兰尼加(Cyrenaica，利比亚东部一地区)市场与商店的买卖活动的调查是功能语义传统关于体裁研究的开山之作。Hasan 后来关于儿童故事的体裁分析带有明显的民俗学色彩。Halliday 本人关于语言的思考早年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非洲、印度、中国这些地方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带有思考“他者”(the other)的深深烙印。Halliday 本人是这样回忆他的中国导师王力是怎么样教他方言学的调查方法的：

当年我被训练成一名方言的田野调查者。我的导师是岭南学院(广东)的王力教授。当时还没有磁带录音机。我们不得不将被采访者的回应直接转写成为国际音标。这样的训练在我后来的儿童语言调查中派上了用场。王力先生当时有一台旧式的钢丝录音机——可是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它总是断线，最后经常会只剩下一个钢丝球用来刷锅用。那是1949⁃50 年的事儿。 (Halliday 2002:7)

语言研究的潮流也象时尚的潮流一样。上个世纪 50、60 年代，这样的语言调查方法是遭人诟病的。受理论语言学的影响，当年的语言学界如果有人提“以语料为导向”(data⁃oriented)，那将是最耻辱不过的事。如果有人去调查真人、口语，那么一定会贴上不入流的标签。这些东西都被视为没有结构的东西，是“语言表现”(performance)，不是“语言能力”(competence)，登不了大雅之堂。可是 7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处理数据的能力大大提高，为问卷调查、采访、录音、录像、参与者观察这些研究方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相信这些带有人类学色彩的研究方法将会为语言研究、人类交际行为的研究带来新的变革。因为技术的变化，从来都是理论革命的前奏。

9. 总结

Halliday 的功能语言学在中国传播将近四十年。我们一直觉得有许多东西被国内学界误解、歪曲、甚至俗化。这和其它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的遭遇是相同的。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由于学术进化的原因。作为对于语言学史感兴趣的研究者，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功能主义的一些核心思想以及研究方法做一些全面的、深入的思考，这样才能回到韩氏理论的本质，揭示其精髓的部分，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一个来自于人类学的语法、语言理论，如果能回到人类学来诠释，我们认为有可能得到更接近真实的解释。韩氏理论不同于主流语言学，语法不是规则，而是文化。韩礼德语言学的魅力在于它的文化、人类学的光环。

丁建新(1970-)，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涉及批评语言学、体裁分析、功能语言学、文化研究。迄今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40 篇。

本文来源为《现代外语》，感谢丁建新教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