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语言自然生态研究: 源起与发展

摘要: 生态语言学是人类在全球化浪潮中，对语言与生态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思。自语言学家 Haugen 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语言与其环境间关系的研究。从不同的视角解读语言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路径。本文以语言的自然生态为起点，梳理这一研究路径的源起与发展，以期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语言环境；语言自然生态；话语生态分析

Abstract: Ecolinguistics provides a reflection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ecology in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otion“language ecology”by Haugen，scholars have shown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its environment．Four approaches are identified when the environment of a language is differently inter-preted．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one of the approaches — the natural ecology of language， aiming to help Chinese scholars to better understand one aspect of ecolinguistic studies．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environment of a language；the natural ecology of language；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1 引言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是人类在全球化浪潮中，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审视人类自身和生态的关系。生态语言学不仅关注语言生态，还探讨语言对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形式及自然环境间关系的影响。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在进步的同时，生态问题也日趋严峻，这影响到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及生命的（当然包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待认识与解决。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拓宽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关注生态，以期共同面对物种多样性消失、环境恶化、资源锐减等生态问题。所以，生态语言学的兴起，是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在众学科研究的生态转向中生态地反思语言的使用。

2 语言环境的不同解读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一直聚焦于语言与其环境间的关系，但是不同学者对“语言环境”持不同理解。Eliasson (2015:81)认为，生态语言学的源起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英国学者 John Trim 与美国语言学家及人类学家 Voegelin 等人先后使用“语言的生态”(linguistic ecology)，谈论语言变异与多语言接触现象，他们把语言的环境仅限定在社会文化层面。

真正提出“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Haugen 1972/ 2001:57)的概念，并引领语言学界生态转向研究的是美籍挪威语言学家 Haugen。他在文章“语言生态”中，取“生态”的隐喻义，定义语言生态是研究“任何给定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Haugen 1972/2001:57)。根据定义，“环境”在这里既指把语言作为语码的社会环境，也指多语言交流时说话者的心理环境。在这之后，学者们开始尝试用新的视角解读语言与其环境的互动关系。除此之外，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还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 Halliday(1990/2003)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语言在环境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这里的“环境”就指自然环境，是非隐喻的。可能因为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重视(黄国文　2016a:10)，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他们代表生态语言学的两种研究范式:“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Fill 2001;范俊军 2005;韩军 2013;黄国文 2016a)，或“隐喻式”与“非隐喻式”。

但是，对语言与语言环境关系的研究，并不仅限于这两种范式。因为语言的环境可以多维度解读，Steffensen ＆ Fill(2014:7)以此为依据，区分了生态语言学的四种研究路径:语言符号生态(the symbolic ecology of language)研究、语言自然生态(the natural ecology of language)研究、语言社会文化生态(the sociocultural ecology of language)研究与语言认知生态(the cognitive ecology of language)研究。本文以语言的自然生态研究为起点，梳理这一路径的源起与现状，以期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有一定启示。

3 语言自然生态研究的起源

语言自然生态研究的重点是“语言与生物及生态系统环境(如地形、气候、植物群与动物群等) 间的关系”(Stef-fensen & Fill 2014:7)。由于语言与自然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双向性，所以，语言自然生态研究既包括生态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又包括语言使用对环境问题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区域自然环境的特征会体现在当地的语言与文化中，如 Nash ＆ Mühlh usler(2014)通过研究皮特凯恩—诺福克语，发现这种“生态上嵌入”(ecologically embedded)的交际语，它的词汇形式与地名的语法结构都与当地自然环境有紧密联系。

但是，语言自然生态研究探讨更多的是语言使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这是受萨丕尔—沃尔夫研究的影响，因为语言结构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会产生对世界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语言使用也会影响人们对自然的态度。Halliday 与生态语言学家 Mühlh usler 可以说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人物。

Halliday(1990/2003:164)在论文中指出，英语语法系统存在诸多非生态因素，这“无益于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的健康”。所以，有必要对语言系统进行审视。之后，Halliday (2007:14)在另一篇讨论应用语言学发展的文章中也提到，人们在认识语言力量的同时，也要思考能否在语言层面对语言生态进行干涉，这是“机构生态语言学”(institutional ecolinguistics)应该解答的问题;而“系统生态语言学”(systemic ecolinguistics)关注语言对环境的影响。Halliday 的这些观点“虽不是专门讨论生态语言学，而是讨论应用语言学问题”(黄国文 2016b:11)，但对语言自然生态的研究影响深远。Mühlh usler(2003)则结合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讨论语言资源减少导致的环境恶化。所以，Mühlh usler 的研究应该是界于语言的符号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考察语言多样性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

总之，Halliday 与 Mühlh usler 为生态语言学转向研究语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开了先河，他们也是“生态－批评路径”(eco-critical approach)(Fill etal．2002，cited in Steffensen & Fill 2014:10)的代表人物。Mühlh usler 的研究体现了语言与自然环境的双向互动性，而 Halliday 对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启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他们开始审视语言系统或分析各类话语，探讨语言在环境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即语言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4 语言与自然生态

语言学家与生态语言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语言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和话语的生态分析。

4.1 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

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是看语法、词汇系统中的非生态因素与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是否会不利于人类正确地认识自然。语法是“经验理论，源自人类的活动，指导人类的行为”(Halliday 1990/2003:166)。语法系统反映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作为经验理论又影响人类对外界事物的态度。所以，语法系统生态性的讨论实际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认识。

针对英语的语法，Halliday(1990/2003:164-166) 批评其名词分类、及物分析等特征会体现增长主义、性别主义、等级主义和物种主义，希望引起应用语言学家们的关注。此外，他还警示现代英语语法趋向隐喻化、名物化。抽象、客观、隐喻的语言会构建“过于抽象、客观和确定的世界”(Halliday 1990/2003:161)。不同于 Halliday 在名物化与语法隐喻上所持的消极态度，Goatly(1996)则肯定了这些语法结构的生态性，他建议整合一些语法资源，构建一个更加协和的语法(Consonant Grammar)，反映当前的科技理论与生态现状。Schleppegrell(1997:247)在回应 Goatly 的文章时指出，要评估与改变那些破坏环境的社会关系模式与机构行为，关键在于实际环境教育的语篇需明确动作过程的施事者。所谓的“绿色语法”揭示的应该是引起环境问题的真正外因与机构。因此，语法系统的生态批评实际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评价名物化、作格分析等语言资源，讨论它们是否能正确地反映生态系统的现状与问题。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还包括反思词汇系统中的非生态思想，如宰杀动物或强调动物功用时使用的委婉语(Trampe 2018)。

尽管语言词汇、语法的生态反思关注到语言、语言所反映的现实——人与自然的关系，学者们也在积极寻找更有效的替代方式，使我们的语言能更好地反映并积极影响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但是，毕竟没有人能决定怎样才是最恰当的语言，历经千年演变形成的英语语法系统不可能在一夜间改变，而绿色词汇的发现与推广也需时日。所以，更全面的方法应该是生态地分析有影响力的话语，关注这些话语如何影响人类之间，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及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

4.2 话语的生态分析

由于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讨论语言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时，更好的方式就是以话语为载体，采用 Alexander & Stibbe(2014:104)提出的“话语的生态分析”(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或“生态话语分析”(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关注“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the stories we live by)(Stibbe 2015:3)——体现人类、其他生命形式与环境间的关系的话语，推广有益于生态、生命可持续性的话语，批评或抵制漠视自然、危害生态的话语。

4.2.1 话语生态分析的对象

话语生态分析的对象包括环境话语与“泛化”的话语。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分析话语，环境/ 生态话语自然成为最受关注的对象。Gerbig(1993)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有关臭氧层的环境语篇，发现对立的利益集团在谈及臭氧问题时使用不同的语言搭配，语态与作格结构中的施事也分配不同。同样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Stamou & Pa-raskevopoulos(2008)仔细考察了生态旅游景点游客留言薄的内容与语言特征(词汇、句法、作格等)，发现游客并未关注到生态保护区的环境问题，生态旅游掩饰的是绿色包装下的消费主义。

此外，Harré 等人(1999) 在《绿色语言:环境话语的分析》一书中，分析一些公司在谈及环境时，为了避开环境问题而使用的语言，并提出“绿色语言”(greenspeak)的概念。环境话语的研究还涉及有影响力的生态系统评估报告，Stibbe(2006)对比了评估报告与环保读本中描写动物的语言特征，发现前者未能体现动物的生存价值，而后者肯定了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赵蕊华(2016)从语域、语义和词汇语法三个层面揭示了银无须鳕评估报告中动物身份的构建。

当然，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是把“话语的研究范围从环境话语扩展到所有的话语”(Alexander ＆ Stibbe 2014:109)，因为话语对人们保护或破坏生态的行为存有潜在或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生态话语分析不仅是对环境/ 生态话语的分析(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其研究范围还包括对生态系统存在潜在影响的其他所有话语。从一定程度讲，所有话语都应该与生态系统有关，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要包括所有类型的话语，而不仅仅限于那些谈论生态环境问题的话语。

从文献看，有些研究着眼于工业化农场与畜产品加工业话语中对动物与自然的描写。Trampe(2001:239)指出工业化农业中描写自然的语言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疏远，这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他提出元语言抵抗(metalinguistic resistance)，以寻找替代性表达。Stibbe(2001，2003)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畜产品行业话语中人类对动物的掌控和剥削，并建议用新话语取代这类强势话语对动物的消极建构。聚焦于工厂化养殖行业，Glenn(2004)认为支撑这一行业的话语策略——“双言巧语”(doublespeak)，把动物与自然塑造为供人类消费的资源，这会影响人们对动物的态度，并对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他建议改变现有谈论动物的话语方式，鼓励读者批判性阅读。政治、广告、媒体等话语的语言特征与话语模式也是学者研究的热点，Alexander(2009)结合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语言学，探讨了这类话语如何在生态问题上体现特定的意识形态。同类话语的研究还包括 Kuha(2018)和 Döring(2018)。

自然文学或是以自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也为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Goatly(2000)就当时主流报纸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对自然的描写作比较，通过及物分析，发现报纸中塑造的是被驯化、经加工，相对被动的自然;而诗歌却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同样，Stibbe(2007)分析了日本古典短诗——俳句，俳句的主题、以动植物为主的参与者以及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身份构建等都体现了诗人对所有生命的尊重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黄国文、陈旸(2017a) 与黄国文(2018a) 相继分析了狄金森自然诗歌中的语域、语类、元功能与语法隐喻，考察诗歌的语言如何体现人对自然的态度。

话语生态分析还可以着眼于生物学期刊中对动物实验的描述。Kahn(1992/2001)发现这些论文在谈及动物实验、研究时很少使用主动语态，被动语态与委婉语的使用都是为了模糊或避开人类所应承担的责任。此外，新古典经济学话语中消费者形象的塑造也会影响我们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态度(如Stibbe 2015)。

综上所述，只要话语影响到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形式及自然间的关系，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归入生态话语分析的范围。分析者需要在分析话语的同时，参照自己的“生态哲学观”(ecosophy)(Stibbe 2015:10)评价话语，推崇有益于生态的话语，批判甚至抵制对生态有负面影响的话语。

4.2.2 批评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与和谐话语分析

从以上归类的国外文献来看，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可以说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批评性话语分析建立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是语言分析的工具。它通过解构语言，从而揭示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如社会结构与权利关系等。而生态话语分析旨在通过分析话语的语言特征，揭示语言体现的生态意识，并以分析者自己的生态哲学观为参照，评价话语，提出不同应对方式。生态话语分析可以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但两者存有根本性区别。

Stibbe(2014)在《批评话语研究的生态语言学进路》一文中详细区分了批评话语分析与生态语言学视角的话语分析。结合 Stibbe(2014，2015;Alexander ＆ Stibbe 2014) 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对批评话语分析与生态话语分析作区分，以期补充辛志英、黄国文(2013)曾对这一问题的探讨:1)研究导向:批评话语分析是以“自我为导向”(self-directed)(Stewart 1999:91)，通过语言分析让读者(或是弱势群体)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权利和不平等现象，并争取公正、平等的个人与社会权利;而生态话语分析以“他者为导向”(other-directed) ( Stewart 1999:92)，他者是不发声的自然，或是子孙后代。语言分析是让人们关注自然的价值与平衡，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2)受益群体:前者是为个人，尤其是为弱势群体中的个人争取在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和平等地位;后者不仅局限于人类的生存，还关注人与自然万物及环境间的互惠共生。3)评价方法:前者一般对分析的话语采用批评和揭露的方法，这是因为它分析的对象大都是消极话语。虽然 Martin(2004) 引入“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旨在发现希望与改变，但还是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因为“批评”也包含积极构建之意。而后者分析的对象既有消极话语，又有中性话语，还兼顾积极话语。针对不同的话语类型，分析者可以采用批评、抵制，或改进，亦或推崇的不同应对方法。4)评价依据/ 哲学依据:前者依据一定显性或隐性的伦理/ 哲学体系来评价所分析的话语(Stibbe 2015:11)。这些伦理/ 哲学体系是对压迫、剥削与不平等的反抗;后者的生态哲学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

与国外的生态语言学发展相比，中国的生态语言学起步较晚。在中国语境下研究语言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到研究的本土化。而且，中国语境下的“生态”被赋予了更广的含义。黄国文(2016c:12)指出“‘生态’不仅仅是指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而是被用来表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因此，考虑目前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黄国文(2016c，2017，2018b;黄国文、赵蕊华 2017; 赵蕊华、黄国文2017)在一系列文章中多次提到“和谐话语分析”(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的构想。在和谐话语分析的框架里，黄国文(2017:884)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提取生态哲学，形成“以人为本”为基本假定，三条原则(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制约原则) 相配合的生态观，用来指导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2018b)又从哲学根源、研究目标、理论指导、研究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和谐话语分析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可以看出，和谐话语分析的构想趋向成熟。

4.2.3 生态哲学与话语的分类

对于上文提到的“生态哲学观”，Stibbe(2014:125;Alexander ＆ Stibbe 2014:109)最初是用“生态/哲学框架”(ecological /philosophical framework)这一术语。随后，他(Stibbe 2015)借用 Naess(1995:8)提出的“生态哲学”作为替代。生态哲学是有关于人、其他有机体及自然环境间“平衡、和谐共生的规范性原则与假设”。

西方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最早开始于古希腊时期。但直至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急剧变革，过于频繁的人类活动导致各种环境危机，这才促成了西方生态学与生态哲学的诞生。西方生态哲学的流派颇多，Stibbe(2014: 120，2015:12)把这些哲学观点与伦理思想梳理在几个“连续体”(spectra)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新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地方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其核心观点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所有生命形式的平等。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与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中国的生态哲学发源于农业社会，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倍受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推崇“天人合一”、“与天地参”，道家则主张“回归自然”、“自然无为”。话语分析者需广泛涉猎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哲学或伦理思想，结合实际情况和问题，将这些思想进行整合与创新，形成科学、统一的生态哲学观，作为衡量话语生态性的标尺。

因为不同的话语总会以特定的语言特征反映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所以话语生态分析要先揭示语言特征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继而参照分析者的生态观，对话语进行评价与分类，最后，提出不同的应对方式。根据 Stibbe(2014，2015)提出的话语分类与评价方法，意识形态与分析者生态观相对立，即危害生态系统的是“破坏性话语”( destructive discourse)。针对这类话语，分析者要通过语言分析，唤起人们的“批评语言意识”(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 (Fairclough 1992)，减少这类话语的使用;或让话语的发出者意识到危害，改变语言表达方式。其次是“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这类话语反映的意识形态与分析者的生态观一致，都鼓励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受 Martin(2004)提出的“积极话语分析”的启发，Stibbe 主张寻找并推崇“有益性话语”，增强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和爱护。“破坏性话语”与“有益性话语”之间是“中性话语”(ambivalent discourse)，这类话语体现了与话语分析者生态观既一致又存在对立的意识形态。生活中的大多数话语是中性话语(黄国文、赵蕊华2017:592)。对于中性话语，分析者要鼓励它的积极面，指出其不利于生态的方面，进行批评与改进。不过，对于 Stibbe (2014，2015)提出的话语类型，黄国文、陈旸(2018:3-4)则认为应该在一个连续统(cline)上讨论话语的类型与分类，因为话语的分类具有不确定性。

5 几点思考

基于上文对语言自然生态源起与发展的文献梳理，下面浅谈几点对生态语言学与语言自然生态研究的思考。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语言与其环境的关系，会产生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不同路径。最早是“豪根模式”与“韩礼德模式”。这种二分法虽有很强的概括性，但不能涵盖生态语言学的新发展。Steffensen ＆ Fill(2014)区分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四种路径，之后，Steffensen(2017)又提出四分法简化为三分法，甚至是二分法。同样，黄国文、陈旸(2017b:39)也归纳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三个切入点为语言的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ment)、心理环境(mental environment)及社会环境(social environment)。生态语言学研究路径的变化反映了整个学科的发展趋向，因为语言的环境可以多维度地解读。

但是，在划定学科范围时，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应思考“生态”意义的内涵与外延。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生态”的概念在泛化。因此，究竟哪些研究可以归属为生态语言学研究范畴，要有学科界线，避免学科过于泛化。

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一个路径，语言自然生态的研究大都受萨皮尔 － 沃尔夫假设的影响，强调语言结构与思维(此处指人们看待自然的方式)间的联系。人们使用的语言会反映人与自然间的关系，继而影响到现实中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处理。因此，从语言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到“行为潜势”(behavior potential)(Halliday 1978:39)，再到人类的现实行为，只有人们在语言使用中体现生态关爱，才会有利于良好生态意识的形成与传承，有助于环境的保护。

对于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学者们认为可以采取适当的“语言规划”( language planning) ( Halliday 1990/2003: 167)，对意义进行扩展，但这种规划毕竟不同于语言符号生态中的“语言规划”，有一定的法律及制度支撑。替代性的词汇、语法很可能因为受众面窄，成为一己之见，或陷入“生态矫正”(ecological correctness)(Fill 2001:45)的指责。毕竟语言系统内部不可能随意被改变。绿色语言的实现最终还得依靠绿色话语的推广与传播。但是，绿色话语的推广与传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语言研究者需要关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找到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的语言“实例”(instance)或语篇作为分析的对象，在分析中把人类、其他有机体及自然环境视为利益共同体。通过一定数量的话语“实例”，逐渐影响到整个语言系统，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指导实际行为。

6 结语

从不同的视角解读“语言的环境”，生态语言学内就产生了不同的研究路径。本文介绍了语言自然生态路径的源起，并重点回顾语言系统的生态批评与话语生态分析的相关研究与方法，以期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从语言的使用思考语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语言学家及语言研究者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生态语言学学科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

就语言与生态的关系而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多。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话语都与生态有关，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因此，就应该时时处处从生态的角度去看待语言系统和语言的使用;这就是黄国文(2016a)所说的“think and act ecolinguistically”(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

作者简介: 

张琳，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语篇分析。

黄国文，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语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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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外语教学》2019年第1期，已经黄国文教授授权发布，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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