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功能语言学的进化论思想
1．引言
今年是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诞辰两百周年，也是他的《物种起源》（1859）出版一百五十周年。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校友。其中包括1）适者的构成（Sean Carroll，University of Wisconsin）。2）达尔文的学术历程：传记、历史与回忆录（Janet Browne，Harvard University）。3) 全球视野中的达尔文（Jim Secor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4）文学世界中的达尔文（Rebecca Scott，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5）达尔文与人类社会（Paul Seabright， University of Toulouse）。6）生物多样性的进化与保护（Craig Mortiz，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7）人类的进化终结了吗（Steve Jone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8）达尔文主义的边界（John Dupre，University of Exeter）。这些讲座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总结了一个半世纪以来达尔文给人类思想留下的遗产，同时也展示了进化论研究的一些前沿成果。这些讲座历时半年之久，是剑桥大学纪念八百周年校庆的重要学术活动。这些讲座涉及生物学、地理学、基因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生态保护等诸多领域，可是唯一缺失的是语言学领域。而事实上，语言问题是当年达尔文进化论理论阐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绕过了这个问题，达尔文进化论就难以自圆其说。达尔文本人也对此做了十分详尽的阐释。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语言问题的解释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本章选题的初衷是为了纪念达尔文进化论的语言学遗产。
韩礼德（M.A.K.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在中国传播已有多年。准确地说，如果从胡壮麟教授1979年在《语言学动态》上发表的“澳大利亚语言学教学情况介绍”一文算起，今年刚好三十周年。功能语言学作为当代语言学的两个最重要的“流派”（orientation, Newmeyer 2000 ）“功能主义”的一支，从创建到繁荣，已经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思想体系。而中国的语言学界为这一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土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语言学的韩礼德基因已经十分明显。我们更愿意把它看成是科学研究的“本土化”的结果。在强调科学研究的国际性的同时，本土化仍然是一个不能回避、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正有必要来重新回顾、挖掘、反思韩礼德给语言学研究、特别是给中国的语言学界带来的思想与遗产。而在这些思想与遗产当中，我们认为语言进化论思想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进化论对韩礼德的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很少被人挑明，更没有人系统地挖掘与论述。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同为剑桥的校友（韩礼德曾获剑桥大学汉语语言学博士学位），韩礼德十分明显的受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社会符号学理论自始至终孕含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等思想其实隐藏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等主要概念之中。不理解韩礼德语言理论中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理论的思想精髓。这也是本章写作的二个重要原因。
2． 语言起源问题
二十世纪的语言学一般是不谈语言起源问题的。哪怕是谈，也是点到为止，或是带有一点游戏、嘲讽的味道。最具代表性的是伦敦学派创始人J.R.Firth 在他的名著《人类的语言》(1937)开篇部分的那段话。他把有关语言起源的理论分为四类：1）bow-bow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是模仿自然界动物的声音。2）pooh-pooh论。认为人类最早的语言起源于由于事件、喜怒哀乐等引起的感叹。3）ding-dong论。这一理论认为声音与意义之间是和谐的，人类语言起源于环境。4） yo-he-ho论。这一理论则更具有社会性，强调语言是伴随其它的社会行为而产生的。5）ta-ta论。认为人类的语言与手势是相似的，只不过是舌头来完成而已。Firth对语言起源理论的总结是调侃的。主要是因为语言科学产生以来，人们认为这些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理论都带有很强的思辨（speculative）、推测的性质，都给不出什么可靠的证据。这是二十世纪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语境。
可是在这以前，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却持续了几个世纪。当然最热烈的是十九世纪。这场讨论热烈的程度导致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明文规定拒绝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与讨论。表面上的理由还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各种讨论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思辨性质。可是正如Harris（1996: viii)所指出的，实际上是怕这场争论所带来的学术、宗教、社会的后果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当时引发这场争论的最重要原因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人和语言都不是神授的，都是进化而来。这位在基督教传统下长大的英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整个站在了与他生长的人文环境相反的对立面。当时的学术氛围是，要么遵循《圣经》的教义信奉语言和万物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的，要么跟随这位“大逆不道”的叛逆者信奉进化论。
在《创世纪》中，上帝将所有动物、家禽带到亚当面前叫他称呼他们。而亚当称呼它们的名字就是这些动物的名字。这就是基督教关于语言起源的基本教义。而在这样的教义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后来语义学中关于语言命名（naming）功能的最原始的理论。同时也包含了后来Humboldt所指出的悖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语言，可是为了发现语言他必须已经成为人了”。也就是说，在有任何社会必要性使用语言之前，亚当已经掌握了语言的使用。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任何没有语言的人类史前时期。可是这样的观点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起源》（1871）的出版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挑战。特别是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对语言的来源问题做了专门的论述：
语言来源于对各种自然界声音、动物的声音以及人类自身的本能的声音的模仿和修改。当然这些都是在符号以及手势的帮助下完成的。当我们在处理性别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类，或者说我们人类的早期的祖先，也许使用他们声音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有点像现在的猩猩以及猿猴在发声一样。我们可以类比（analogy）地认为这样的能力很有可能是在追求异性、表达情感（如爱、嫉妒、胜利）以及挑战对手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随着这些声音越来越多的使用,发声器官可能因为遗传效果而得到加强而日臻完美，而这又反过来对语言能力发生作用。（Darwin 1864/1996：142-143）
对于博物学家达尔文来说，语言的起源问题毕竟不是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对语言问题的论述既不是要真正地挑战《圣经》中关于语言起源的描述，也没有要解决所谓的语言起源之迷这样的目标。对于他来说，关注语言问题的目的在于说明语言能力的拥有并不能够成为“人是由低等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一信仰的反证：
语言——这种能力一直被认为是人类与低等动物的主要区别。可是正如Whately主教所言，人并不是能够用语言来表达思想的唯一动物，也不是能够或多或少理解思想的唯一动物，也不是或多或少理解同类的表达的唯一动物。（Darwin 1864/1996: 140）
对于达尔文来说，人类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语言也是由低等的语言形式演变而来的，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理性来解释语言的来源，而用不着将语言解释成为一种神的恩赐。动物交际与人类语言之间存在一定的延续性（continuity）。语言并不是人类与低等动物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卢比孔河”（Rubicon，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进军罗马，与庞培决战）。
与达尔文一样，韩礼德也是语言天赐的反对者。在他的理论中，语言并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faculty）。而是一种表达意义的潜势（potential）。语言与其它的人类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他更多地从人与人的交往、人的环境方面来解释语言。只不过与达尔文所进行的“类比”不一样。如果说达尔文将人类语言的来源类比于低等动物的交际方式，将人类语言的来源类比为人的起源，那么韩礼德是将人类语言起源类比于人类个体的语言的发展。前者是博物学家，而后者的理论来源于对语言教学以及语言发展的观察：
儿童语言的发展可以类比为人类语言的进化。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语法可言；它是一个两层的系统。这至少是儿童“语言原型”（protolanguage）的组织方式。在真正掌握母语之前，他们通常会为自己构建一套符号系统。而在两岁左右的时候，这一系统被一个三层的系统所替代：意义先被编码成为词汇，而词汇再被编码成为表达形式（声音）。（Halliday 1985: XVii-XViii）
从以上一段话可以看出，尽管二十世纪的学术语境已经不允许韩礼德过多地谈论语言的起源问题，但是并不是说这一问题没有进入韩礼德的视野当中。语言起源问题之说已不再成为语言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因为它不再重要，而是因为人们无法在一时之内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其次，韩礼德试图将儿童语言的发展类比为整个人类语言的进化。至于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可比性，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们在此无法讨论。我们看到的是韩礼德在语言起源问题上是主张从人类生存的环境中寻求答案，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韩礼德所说的语言表征现实的功能），而且还包括人际环境（韩礼德所说的语言表达人际意义的功能）。而且韩礼德主张将人的语言看成是一个从低级（无语法的两层表义系统）到高级（有语法的能表达无限意义的三层社会符号系统）。在以上这些方面，韩礼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达尔文主义者。
3.自然语法
在韩礼德的经典之作《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 1985）中，韩礼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贯穿他的语法的全局性的思想是“自然语法”（natural grammar）的思想。而且还在此书引言部分专门对自然语法的意义做出解释。而在这一篇幅只有两页的解释中，韩礼德先后六次用到“进化”（evolution）这个词。对于他来说，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就是语言系统不断地根据使用的需要进化的过程。语言从简单的“所指”与“能指”的具有极大任意性的系统，逐渐地进化、扩张。而随着系统的扩张，语言作为对话的潜势扩大，儿童与别人动态地交换意义的潜力也就扩大，而将各种意义（包括用语言思想、行动的意义）集中在一句话语中的潜力就在扩大。直到最后语言完全脱离最初的、简单的意义表达系统。而此时的系统，已经脱离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
意义与表达之间的关系以前是任意的关系。在原型语言阶段后期，这种关系仍然得以维持：一个10岁的小孩发出“mamama”或“ nanana”的声音与他要表达的“我要这个东西，给我”的意义没有自然的联系。而语言系统必须突破这种任意性的束缚，否则的话交际会限制在自然符号所能设计表达的相对十分有限的一些意义。而往后的意义与措词（wording）之间的接口就不一定是任意的了。而且我们有很多理由为什么它不能具有任意性。因为这样的一个系统，到它真正达到够用的阶段，就不再具有可学性了。从这种意义上讲，词汇语法系统是一个自然的象征系统。（Halliday 1985: XViii）
在这一阶段以后，儿童开始慢慢地学会使用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语法隐喻是成人语言区别于儿童语言的重要特征。在语法隐喻中，意义被交叉编码，经验的表达方式不再是语言进化能够表达的方式。而这可以看成是进化又向前面迈出了一大步。语法隐喻的出现使得语法系统更加复杂，是个人语言进化的后期阶段。
韩礼德的这些论述无非就是要说明语言的意义与措辞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语法的形式很自然地与它所要编码的意义发生连接。而他的功能语法的任务就是将这一关系揭示出来。功能语法是关于语言表达形式的语法，但是在讲述表达形式的时候需要参照这些形式所要表达的意义来进行讲述。如果说以上韩礼德的论述还只是讲到“个体发生”（ontogeny，儿童语言如何进化到成人语言）这一方面，那么在“种系发生”（phylogeny，某一语言系统的历史发展）这一维度，韩礼德同样是采用的是进化的观点。例如，在当他谈到英语的及物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的变迁的时候，韩礼德注意到存在大量的作格/非作格（ergative/non-ergative）的对子（如The tourist hunted the lion/The tourist hunted， The lion woke the tourist/the tourist woked等等）。而对这一系统的进化，他是这样描述的：
现代英语这一型式变得普遍是过去五百年左右的事情。这一趋势以及相关的一系列发展导致了一次深远、复杂的语义变化过程。从整体上来看，这些变化趋向于强调语篇功能，强调英语话语的组织。而在经验功能内部，则强调过程的“原因—结果”（cause-&-effect）关系，而不是“行为—延伸”(deed-&-extension)关系。当然，不存在所谓的“完整的”语言变化；变化的浪潮每时每刻都在语言系统之中涌动。但是英语的这一方面——它的及物性系统——在当代语言之中是最不稳定的，由于环境的不断变化它总是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自乔叟（Chaucer）时代以来不断增加的功能要求。（Halliday 1985: 146）
韩礼德将每一个语言系统描绘为一种潜势。这些系统不是主流语言学所说的是设计完美（well-designed）的、规则的系统，而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缓慢变化的系统。系统内部各个项之间力量消涨，而这种力量的消涨会引起系统的进化。所以，我们认为韩礼德的语法是关于语言进化的语法。进化的原因来自于环境，来自于语言所要服务的功能。这些思想，与达尔文关于语言进化的思想是一致的:
我们观察到每一种语言都在变化，新的词汇在不断地出现；可是由于人的记忆力有限，单词的命运会像整个语言一样，逐渐地消失。正如Max Muller 所言——生存的斗争不断地在每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当中上演。越短越好，简单的形式不断地占了上风。它们的成功来自于它们自身的特质。某些语言形式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其实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新”（fresh）的因素。所有的事物都有喜欢微小变化的趋势。某些语言形式的生存与保存，赢得存在的斗争，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原因。（Darwin 1864/1996: 145）
我们认为达尔文和韩礼德都在不断的将语言与生物物种之间建立起一种类比。语言作为高级生物物种的一种特征，与其它生物物种的特征在进化这一问题上没有什么区别，是长期演变的结果，是自然选择的力量使它变成今天这样，是它不断适用环境改善自己的结果。韩礼德自然语法中的“自然”与达尔文自然选择中的“自然”是一脉相承的。上文中提到的Max Muller 是当年牛津大学比较语文学系主任。他是达尔文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曾做过一系列的关于达尔文语言哲学的讲座以及论述（Muller 1861，1873）。甚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达尔文之前就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
4．社会符号学
韩礼德的语言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符号学（social-semiotic）视角。他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表达社会意义的符号，而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而在社会符号学的语言哲学中，社会学、生物学两个学科没有办法截然分开。准确地说，应该是社会生物学（social-biology）。而且功能的思想在这一理论中是一个核心概念。韩礼德反复强调的信条是“语言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它不得不完成这样的功能”（Language is as it is because of what it has to do, Halliday 1978:19）。这是韩氏语言理论的精髓。社会符号学研究语言的功能方法对于我们认识语言的本质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语言之所以这样进化，而不那样进化，并没有先验的原因。在这一进化的过程中，“如果人类所处社会的环境没有对语言做出一系列的普世性的要求，我们的头脑也许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Halliday 1974:19)。因此，McKeller（1987）曾经认为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是“功能进化论”(functionary evolution)。其实，我们看来，进化与功能两个概念两位一体的。进化的原因是功能的需要，而功能的需要必然促使语言不断的进化。达尔文是功能主义者，而韩礼德是达尔文主义者。这是我们的基本看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既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的思想，也是韩礼德对语言的本质的深层揭示。
社会符号学功能主义的语言发展观认为，语言学习是语言个体掌握行为潜势的过程。语言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互动，而语言学习也是通过这种互动来进行的。儿童学习语言是以功能为动机的。对于儿童来说，语言是一种达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这种目标对于他作为一个社会人（social man）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要寻求儿童学习语言的目的，除了功能这一理由以外我们恐怕再也找不到其它更好的理由。韩礼德很久以前就通过对他的儿子Nigel语言学习进行个案观察。观察的结果认为儿童语言发展的初始阶段可以完成七大功能：工具功能（我想要）、规范功能（按我的做）、互动功能（我和你）、主体认同功能（我来了）、探索功能（告诉我为什么）、想象功能（让我们扮演）、资讯功能（我想告诉你）。儿童到十八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对以上的七大功能运用自如。而随着儿童年龄的逐渐长大，他的词汇、语法等方面会有更大、更快的进步，语言更多的成为他的学习手段。而要使语言成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手段，儿童必须进一步学会用词汇和结构编码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概念功能），包括对他周围的人的认识（人际功能），以及更进一步的学会使他所说的与其环境具有相关性（语篇功能）。这就是Halliday所说的成人语言的三大功能。
在韩礼德以上这样的语法发展观中，“功能”、“进化”的思想是核心思想。韩礼德并不喜欢使用“acquisition”这样的术语。因为这一术语暗示着语言先是存在的，等我们去“获得”。这仍然是一种天赐论的语言观。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将社会环境而不是个人置于儿童语言学习的最重要位置。个体的语言潜势被解释成为其建立、维系和发展社会关系的方式。它关心的是儿童以及所有的人用语言能做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并通过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探索来用语言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功能来进一步解释语言的内在组织和型式，从而揭示语言的本质。韩礼德（1978）讨论了长期以来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天赋论者（nativist）和环境论者(environmentalist)之间的争论。前者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学习能力。这样的能力与其它的学习能力不一样。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使小孩具有一套关于语言结构的预制的、详细的蓝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语言习得机制”（LAD）。学习母语的过程只不过是将他所听到的语言的型式套入他所已经拥有的框架。而环境论者则认为儿童学习语言的能力与其它类型的学习能力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都依赖于儿童所有学习过程都要用到的思维能力。环境论者则并不承认在儿童的基因构成中有一套天生的、普世的机制。儿童的语言学习更多地依靠环境：他所听到的语言及其产生的语境。韩礼德（1978）认为天赋论者对于语言规则（句法）的重视以及对于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表现(performance)的严格区分实际上反映了关于语言研究的哲学-逻辑传统。而环境论者反对理想与现实的严格区分、将合乎语法性（grammaticality）定义为可以接受性(acceptability)、将语言看成是一种表达意义的资源、将意义定义为功能等等思想都反映了其人种学、社会学的本质。而社会符号学理论关于语言发展所持的是环境论的观点。“功能理论不是关于母语学习中所涉及的思维过程的理论；而是关于母语学习中所涉及的社会过程的理论”（Halliday 1978:18）。（以上参见丁建新 2007a, 2007b, 黄国文2000, 2006）这样的理论颠覆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心灵主义的语言传统，将环境、语境、功能、社会生物、进化等关键词成功地引入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
5．结论
1831年，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毕业。当时的剑桥师生永远不可能想象这个在校期间对课程毫无兴趣、只会收集昆虫与鸟类标本、勉强毕业的纨绔子弟会让一百多年后他的母校仍然以他的名字为豪。1835年，当26岁的查达尔文不顾父亲的反对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小猎犬号”(HMS Beagle)前往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环球旅行的时候，人们也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次远行能让五年之后归来的达尔文改变对人们世间万物的看法。1859年，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伦敦一天之内销售一空的时候，人们也许也还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这本书，现代生物学开始了崭新的篇章。一位神学专业的学生对牧师这一职业毫无兴趣，却用大量的科学数据证明了世间万物不是因为神的创造，而是因为进化、自然选择这种所谓没有“设计者”的设计而完成。这位怀疑基督教的叛逆者，用他的科学理论说服了英国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者，去世后还能厚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达尔文不是神学的终结者，而是科学研究方法的确立者。从文献上流传的每一张达尔文的肖像，我们几乎都可以读到他孤独的目光。因为叛逆于整个基督教文化而孤独，也因为对事实、证据的尊敬而充满信心与思索。达尔文的学说连同能量守恒与转化学说、细胞学说被恩格斯誉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如果说哥白尼的学说推翻了“地球中心说”，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长期以来人主宰自然的学说。而事实上，达尔文以后的进化论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科的许多领域同样也留下了进化论思想的痕迹，文学领域如Thomas Hardy、Lewis Carroll、Angela Carter，社会科学领域如Carl Marx，都无一不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而在语言学领域，我们同样可以从韩礼德的语言理论中听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回响。作为当代语言学的领军人物之一，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明显地受到达尔文的影响。同为剑桥校友，耳濡目染，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种熏陶存在的可能性。韩礼德语言理论中系统的思想、功能的思想、自然语法的思想、社会符号学的思想、语法隐喻的思想，无一没有打上进化论的深深烙印。韩氏理论的精髓之一在于“功能进化”。同样地，在当代语言学形式主义、心灵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同样能够从韩礼德的身上读到当年达尔文式的孤独。有人就曾经这样正确地指出过，在当代语言学中，功能主义者是反抗教皇的“新教徒”。（参见Newmeyer 2000：13）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功能语言学这一来自于汉语、得益于中国语言学养分的语言理论，在过去三十年中反过来又在中国语言学界能得到很好的传播、验证与发展。在强调本土、反对一极、审视长期以来西方范式的科学研究的今天，我们认为韩礼德的语言理论为语言科学所做的贡献还远没有被人完全认识到。
作者简介：
丁建新，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涉及批评语言学、体裁分析、功能语言学、文化研究。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科、教育部及广东省科研项目近10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40 篇，出版的专著或论文集有《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叙事的社会符号学研究》、《文化的转向》、《文化研究》、《批评语言学》、《边缘话语分析》、Linguistic Prefabrication（Springer，2018）等。
本文来源：《外国语》，感谢丁建新教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