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生物语言学核心问题及其过程哲学基础

摘要：一门具体学科必定具有相应的哲学基础。生物语言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哲学基础,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而且有必要为麦基弗雷关于生物语言学之哲学基础所作的探讨进行补充。以此为出发点，纵观乔姆斯基就人类语言本质所提出的三大问题——柏拉图问题、笛卡尔问题和洪堡问题，不难发现生物语言学正是以这三个问题作为宏观层面的核心问题。从怀特海过程哲学视阈看，乔姆斯基关于生物语言学的基本主张完全符合过程哲学的基本观点。生物语言学具有过程哲学基础，关于它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语言认知的神经机制研究和脑科学研究不可囿于获取“对象知识”的研究，而应注重各种"过程实现"的研究。 

关键词：生物语言学；过程哲学；乔姆斯基；怀特海；语言知识

0. 引言

乔姆斯基就语言本质的思考所提出的柏拉图问题、笛卡尔问题和洪堡问题（Chomsky 1986: 25）既是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又是生物语言学要研究的宏观任务。从哲学层面上看，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分别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等哲学性质。这说明生物语言学具有系统的哲学基础。在《剑桥生物语言学手册》中，麦基弗雷（McGilvray 2013）讨论了生物语言学的哲学基础，然而，该文对生物语言学哲学基础的探讨却存在着遗漏，未能就生物语言学的特殊性而进行“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思考（Rescher 2000）。本文主张过程哲学是生物语言学的重要基础。以此为出发点，本文把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置于怀特海过程哲学视阈下，来考察生物语言学核心问题的“实现性”和“过程性”（Whitehead 1978: 7），旨在解释为什么说乔姆斯基提出的问题是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为什么说这些核心问题具有过程哲学性质。

1.生物语言学的发展与核心问题

在讨论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以前，有必要先简略回顾一下生物语言学的发展状况。

1.1 生物语言学的发展

詹金斯（Jenkins 2013）在梳理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史时认为，乔姆斯基、勒内伯格、皮亚特里-帕马瑞尼等人是生物语言学发展的重要人物。我们发现，在生物语言学发展过程中，以下事实标志着生物语言学从草创阶段到学科的基本形成：乔姆斯基奠定了生物语言学的思想基础（Chomsky 1976）；勒内伯格撰写了生物语言学第一部重要专著（Lenneberg 1967）；皮亚特里-帕马瑞尼作为发起人和召集人，于1974年在美国马塞诸塞州的戴德汉姆镇（Dedham），经罗蒙人类科学中心（Royaumont Center for a Science of Man）赞助召开了语言与生物学会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确定了“biolinguistics”这一术语；詹金斯于2007 年创办了学术期刊《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

皮亚特里-帕马瑞尼（Piattelli-Palmarini 2013）认为，生物语言学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早期、中期 和当前时期。

早期（1967-1985）属于思想酝酿期，这个时期以生物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为契机，以勒内伯格的专著 《语言的生物学基础》（Lenneberg 1967）为开先河之作，旨在整合生物学和语言学的研究。1965年法国生物化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和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 cois Jacob）因在细菌遗传学领域的“革命性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项革命性发 现是生物体存在着一类旨在调节其他基因活性的调节基因，这类基因影响着人类的“概 念 发 展” （conceptual development）（Piattelli -Palmarini 2013: 13）。这项来自生物学的科学证据为乔姆斯基对行为主义的批判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中的启示是人类的语言演化是一个逐步修补的过程，个人的语言习得并不完全依赖于绝对充足的条件刺激，即语言习得过程中“输入少而产出多”（Chomsky 1993: 24）的现象可以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在这个时期，语言病理学研究、失语症研究、个体语言发生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等，都借助于生物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相互借鉴而开启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课题（Grodzinsky 1985）。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然发现调节基因对人类概念发展有影响，但是在勒内伯 格这样的人看来，语言的生物学研究“没必要假定有语言基因”的存在（Lenneberg 1967: 265）。

中期（1985-2000）被称为“成果易得”（low hanging fruit from the tree）时期，属于生物学与语言学正式结合的初期，出现了大量的成果。这期间生物学领域关于调节基因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认识，而且新的研究发现，莫诺和雅各布从细菌中发现的控制酶和调节基因，其遗传调节作用与高等生物细胞中的遗传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别。高等生物细胞中的遗传调节 极为复杂，除了调节基因外，还存在多种诱导因子、整合因子、感觉因子、触发因子等（Piattelli-Palmarini 2013: 15）。1986 年 美 国 生 物 学 家 斯 丹 利·科 恩（Stanley Cohen） 和意大利生物学家列维-蒙塔奇尼 （LeviMontalcini）因发现“生长因子”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和医学奖（傅莉娟 1987）。这些发现不但开拓了基因 科学的新课题和新领域，而且还为语言演化、语言习得研究、语言变化研究等带来了新的启示，人们意识到人类的语言演化应该和个体的语言发展整合起来研究，出现了新的学科“演化发育生物学”（evodevo）（Raff 2000）。更重要的是，来自语言病理学研究、失语症研究、语言损害研究、威廉姆氏缺乏症研究等领域的新发现，强力证明语言具有内在的模块性质（Chomsky 1984；奚家文，熊哲宏 2014）。这促进了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增强了语言认知和语言加工等领域的科学性。

当前时期（2000-至今）又称为“成果难得”（higher fruits）时期，这个时期证实了一项重大假说，这就是“FOXP2基因”（the forkhead box P2 gene）与语言相关。这是一项突破性的发现，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遗传学家赫斯特等人（Hurst et al. 1990）对“KE家族”三代人的语言紊乱现象研究，2001年这个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确证了FOXP2基因与语言的关系（Lai et al. 2001; 俞建梁 2011）。根据皮亚特里- 帕马瑞尼（Piattelli-Palmarini 2013）的研究，到 2013年，已经确切证明至少有25种基因同语言存在着这 样或那样的联系。

那么，当前时期为什么“成果难得”呢？这是因为生物学正在发生新的变革，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越来越扑朔迷离，而且像为何会有“消失的遗传特性”这样的谜团一时难以得到破解。另外，孟德尔（Mendel）关于“单基因性状”（Piattelli-Palmarini 2013: 17）的经典学说已被证伪而不再是普适性规律，因此它只适用于例外现象或者某些特例。此外，新的研究表明，就连单一疾病背后都有多种基因的影响，那么，完全可以猜想，人类语言这一复杂系统势必会与多种基因相关。在这种背景下，要想在生物语言学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其难度越来越大。

总的说来，生物语言学作为一门现代综合型交叉学科，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问世，源于乔姆斯基对行为主义的摒弃，契合的是认知革命的精神，主张对人类语言的生物基础进行科学研究，主要聚焦在语言的神经机制、语言的演化历史、语言的个体发展这三大方面，包括神经语言学、心 理语言学、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等。

1.2 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

生物语言学的发展过程是语言学和生物学相结合的过程，二者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都植根于人类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语言学和生物学作为现代学科各自的发展史相对较短，但从思想渊源上看，二者的结合体生物语言学却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不过，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和洛克到康德，一直到维特根斯坦，生物语言学的哲学思想多以片段零星的方式呈现。直到乔姆斯基关于语言本质问题研究的出 现，生物语言学围绕其核心问题才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乔姆斯基在其《语言知识：其本质、起源和使用》的序言里说（Chomsky 1986: xxv）：“多年来，我一直心系着关于人类知识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解释我们何以根据有限的[经验]证据却能知道如此之多。 第二个问题是要解释我们为何有这般多的[经验] ① 证据却知道如此之少。”乔姆斯基（ibid.: 3）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1）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2）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3）语言知识是如何使用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后来乔姆斯基在其《最简方案》（Chomsky 1995）中把这三个问题拓展为五个问题（Boeckx 2015）。比如，乔姆斯基“常常”把问题（1）定名为“洪堡特问题”，问题（2）称作“柏拉图问题”，问题（3）归为“笛卡尔问题”（Jenkins 2000: 2）。詹金斯（Jenkins 2013: 4）把乔姆斯基的问题确定为普遍性问题，也做了不尽相同的表述：什么是语言知识？语言在儿童那里如何发展？语言在物种中如何演化？

在乔姆斯基的基础上，詹金斯（Jenkins 2000: 1）提出，生物语言学研究就是要瞄准以下五个“中心问题”：（1）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2）语言知识如何获得？（3）语言知识如何使用？（4）与语言知识相关的脑机制是什么？（5）语言知识（在物种中）如何演化？在这五个问题中，前三个问题是核心。那么,为什么说这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呢？

首先，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三大哲学问题的不同追问方式。什么是世界（本体论问题）、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论问题）和人在世界中如何行事（伦理学问题、语言论问题等），这三个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乔姆斯基把这三大哲学问题落实到语言上，用“语言知识”这一概念把语言、人和世界联系起来，从而追问 “什么是语言知识”“语言知识如何获得”以及“语言知识如何运用”这三大核心问题。生物语言学的第一个问题是从追问什么是语言知识入手，旨在达到对世界与人的语言本质的追问。第二个问题追问语言知识如何获得，既是追问人的必然特征，又是追问人在世界上的存在特征。第三个问题追问语言知识如何使用，既是追问人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又是追问人之所以作为语言人的社会特征。

其次，从生物语言学的学科目标看，这三个核心问题涵盖面宽。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关于语言本体的追问，这是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脑神经科学等的任务。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是语言习得和学习的追问，这是应用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的任务。第三个问题追问语言如何使用，这是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用学、发展心理学等的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三个问题，生物语言学在看待语言时既继承了乔姆斯基关于“外语言”和“内语言”的区分（Chomsky 1986: 19, 21），又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虑，旨在揭示人类语言的本体属性、 知识属性和概念属性。因此可以说，生物语言学的三个核心问题既有宏观的哲学性质，又有具体的学科性质。乔姆斯基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三个问题的哲学性质，所以才把它们分别定名为洪堡特问题、柏拉图问题和笛卡尔问题（Chomsky 1986: 25; Boeckx 2015）。

那么，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具有什么样的过 程哲学性质呢？在思考这个问题前,先简略谈谈过程 哲学的要义。

2.过程哲学要义

什么是过程哲学？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本体论性质。我们以认识论方式，按过程哲学的建立、思想来源、问题批判、基本主张这一脉络来阐释其基本要义。过程哲学由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建立，其观念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怀特海在爱丁堡大学做的系列讲座，其思想成熟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其发 展兴盛于最近二十年的欧美国家，并在中国得到传播。 标志性著作是《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该书最早于192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美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联合出版，后经完善，于1978年由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旗下的自由出版社再版。

过程哲学虽然是一种新哲学（杨富斌 2011），但在思想源泉上，怀特海认为过程哲学并非是他个人观点，而是遵照西方哲学整个传统，在众多学说中做出的选择性继承与发展。根据美国当代哲学家雷歇尔的研究（Rescher 2000: 3-6），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主要继承的是以下哲学观点：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万物处于流变中”；莱布尼兹（Leibniz）关于“物质是 行动的存在，简单且统一的心智会允许感知与欲求的增生，一切新特征要尽力实现”；柏格森（Bergson） “自然是过程”；詹姆斯（James）“世界是多元的世界”。

 怀特海建立的过程哲学，主要出于对下列哲学观点进行批判：首先，怀特海要批判亚里士多德对实在对象的偏爱，认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过程变化”这一本体论范畴；其次，怀特海要摒弃巴门尼德（Parmenide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等人关于自然的本质是由不可变的存在而组成，这是静止的原子论。在怀特海看来，按照静止的原子论，世界可以 “还原”成最小单位。但是，怀特海并不满意这种世界观，他认为，要认识世界除了认识世界的基本组成外，更重要的是还要认识这些基本组成所拥有的“联系” “实现”和“过程”（Whitehead 1978: 107, 208）。例如，要对西方的海伦和中国的西施这样的美女进行美的本质认识，就算我们可以把她们还原分解成一堆堆碳原子、氧原子、氮原子等，但我们却无法就此而理解到美女之所以美的本质。美女也是世界的组成，她们之所以美，在于她们处于各种联系中、实现中和过程中。

按照这样的理解，怀特海甚至对本质这一概念也不满。至于什么是本质，这本身就是哲学难题，如果再把本质当成一种对象式的存在，那么这种静态式的对象性本质并不是世界的真正本质。于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有如下主张（ibid.: 23-56; 127-218; Rescher 2000: 5-6）：（1）过程是本体论思考的主要描写范畴；（2）时间和变化是对世界进行形上思考的主要范畴；（3）就本体式理论的旨趣而言，过程比事物更为基本，或者说无论如何过程并不比事物次要；（4）对本体论中的基本成分如人、物质性事物、自然整体乃至神等进行理解，最好以过程的方式来理解；（5）偶然性、涌现、新奇、创造性是形上思考的基本范畴。

怀特海的这五项主张，阐明了过程哲学的基本要义，这是对过程哲学在本体论思想层面上的理解。讲得更具体一点，过程哲学的基本要义包括以下几点：（1）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在世界这个有机体中一切都是过程、活动、变化和实现；（2）在有机世界里，“成为”（becoming）比“存在”（being）更为基本，成为就是要变成，也就是过程；（3）对过程的理解至为基本，即不可以把有机世界或自然仅仅当成对象式的“材质化”（materializing）来理解；（4）虽然对世界的理解不能完全依赖于对语言的理解，但是理解语言毕竟是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5）在理解语言的具体过程中，要注重研究动词所指示的如过程、事件、发生、实现等本体论范畴，而不是名词所代表的对象性范畴，因为动词具有揭示实在的重要作用。

总之，过程哲学是关于“有机体的”哲学（Whitehead 1978: xi），关注的对象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活动的有机体”，注重认识事物的实现过程，秉持生态观来认识活动的实体（李世雁，曲跃厚 2004）。根据过程哲学的基本主张，语言就不是静态的对象式语言，而是过程中、实现中的语言。因此，语言研究就不可忽略语言的过程特征和实现特征。我们发现，隐喻与转喻相互作用研究（杨波，张辉 2008），新描写主义的语言研究（杜世洪 2018），以及从日常语言哲学的角度去探 讨意义问题，如穆尔关于命题意义的研究（Moore 2002: 52-71；杜世洪 2015）、语义最小论的研究（黄林慧，杜世洪 2018）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过程哲学的精神。

3. 生物语言学核心问题的过程哲学性质

生物语言学的核心问题聚焦的正是语言的过程性和实现性，这符合过程哲学的基本旨趣。如果断言生物语言学核心问题具有过程哲学性质，那么就要解释乔姆斯基所提出的三个核心问题到底在哪些方面契合过程哲学的基本要义。

3.1 语言知识是由什么构成的

依据过程哲学的要义，语言不是静态的对象化的规则体系和知识体系。如果把语言看成是静态的对象或固定知识体系，那么这就是过程哲学所要批判的语言观。过程哲学的语言观契合的是过程哲学的世界观，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的静态对象世界观。

柏拉图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由无法触及、无法描述的理念或理型组成，现实的物件只不过是理型的摹本而不完美。亚里士多德不接受柏拉图的理型世界观，他认为世界是由实在之物组成，实在之物有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而世界之所以是世界的终极原因是上帝，上帝是世界的第一推动者。

过程哲学的世界观注意到世界之所以是世界不在于静态对象本身，而在于对象的过程性和实现性。认识世界就要认识世界的各种联系，从而认识世界的过程和实现。正如认识一枚棋子，不能简单地把棋子当成静态的对象来认识这枚棋子的材质、式样和大小等，而是要把这枚棋子置于棋局中，认识其作为棋子的实现和过程。

如果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来看待语言，那就是把语言当成静态对象，认识语言就是获取关于语言的对象性知识，力图寻找语言的理型特征和实在性质。布龙菲尔德（1997）的语言观契合的正是这样的语言哲学观。

从过程哲学视阈来看待语言，语言就不再是一套套静态的、对象式的规则和知识，而是语言的动态性过程特征和实现特征。乔姆斯基提出生成语法时，他要批判的是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他认为，布龙菲尔德把语言当作“言语社群所有话语（utterance）的总 和”（Chomsky 1986: 16），把语法看成是“语言中有意义的形式排列”（ibid.: 20），这是把语言当成静态的对 象进行探讨。乔姆斯基认为，这种观点应该受到批判。

从过程哲学看，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不具备有机体哲学的性质，忽略了对语言之所以是语言的动态实现过程的揭示。乔姆斯基把语言分为“内在语言” 和“外在语言”，考虑到了语言的动态性质和静态性质，注意到了语言的有机性质及其过程性和实现性，认为对语言本质的研究离不开对语言的内在性质、语言发生和语言使用的动态揭示。

乔姆斯基认为，他提出的生成语法和普遍语法，虽然借助于形上学的一些概念来理解语言知识、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但目的并不在于用柏拉图式的理想实体来最终认定什么是语言知识。在他看来，生物语言学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即语言知识由什么构成（语言知识是什么），可以用生成语法来回答。在生成语法看来，语言知识是“知道某具体语言的人”之心智或大脑的运作状态（ibid.: 3）。

乔姆斯基的革命性就在于摒弃结构主义的静态语言观，提倡语言认知观，断言语言知识是心智或大脑的运作状态，而不是一堆规则、事实和符号，不是布龙菲尔德所说的言语社群的话语总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不是对语言形式结构的认识，而是对人的心智或大脑的研究。语言知识不是静态的知识体系，而是有机体语言的过程实现的反映。

3.2 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语言知识如何获得，这是语言习得问题。乔姆斯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普遍语法来解答。根据普遍语法，人的“语言官能”有一个“初始状态”，这个初始状态在没有任何其他语言经验之前就存在了；语 言习得就是从初始状态发展到某一具体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普遍语法得以具体化的过程，而在具体化过程中，人的经验与普遍语法原则交互，从而产生某一具体语言（Chomsky 1986: 3）。

从乔姆斯基的解答来看，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人的语言变化和实现的过程。放在过程哲学视阈下，语言习得就是有机的过程。玻维克和乔姆斯基（Berwick & Chomsky 2016: 53）认为，人类语言是生物世界的语言。在生物世界里，语言获得包含三大过程：思维的内在过程、表达的外化过程、言语的理解过程。

在语言获得的三大过程中，语言知识的演化在人脑内部完成，而且只有人脑具备这样的演化官能。在演化过程中，在人脑内部会发生“单词似的原子成分之间的融合（merge）”，这种融合是概念性的运作，会产生离散的、无限的结构性表达，而这些表达借助于思维和行动的概念性意向系统来获得解释，借助于感觉系统来获得外化（Berwick & Chomsky 2017）。

关于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上述解答，虽然具有假说性质，抑或是大胆的“猜想”（ibid.），但是这对生物语言学具体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关于语言知识获得的“单词似的原子成分之间的融合”、概念 性运作、结构性表达的产生与外化等，这些都具备过程特征和实现特征，昭示着过程哲学的精神。

 3.3 语言知识是如何使用的

对于这个问题，乔姆斯基认为这是语言使用问题，可以从内在语言和外在语言、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角度来解答。在乔姆斯基看来，获得语言就要进入思维的表达，反过来，思维的表达需要语言的获得。语言使用问题会涉及到语言理解、语言交流中的语言变化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语言使用的动态情况，而不 能拘泥于静态的使用现象。这一主张契合的正是过程哲学观。

在语言知识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玻维克和乔姆斯基（Berwick & Chomsky 2017）认为关于“中心语- 补足语”或“补足语-中心语”结构序列的探讨，目的在于从语言类型学特征来考察语言使用的内在机制。在这类探讨中，动词与名词的关系问题是对语言知识的使用在内在思维、外化理解和语言变化等过程的具体反映。对动词的关注，契合的是过程哲学的旨趣。按照过程哲学，语言研究要注重关于动词所指示的过程、事件、发生、实现等范畴。怀特海从形上学层面指出，动词所指示的过程、事件、发生、实现等属于本体论范畴（Rescher 2000: 19-20）。不难看出，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知识是如何使用的这个问题的探讨，接受的正是过程哲学的思想指导。

总之，乔姆斯基提出的三个问题是生物语言学的三个核心问题。在哲学层面上，生物语言学应该以怀特海过程哲学为指导，根据过程哲学的世界观来审视生物语言的发展路向：生物语言学就应该以注重过程和实现的语言观为基准。此外，虽然这三个核心问题出自于乔姆斯基，也得到了他本人的宏观性解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三个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因为这三个问题毕竟是哲学性的大问题。

4. 余论

生物语言学的三个核心问题都具有过程哲学性质，它们折射出的世界观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世界观发生转变，势必会带来语言观的转变。既然生物语言学昭示着不同的语言观， 那么现代语言研究就会出现新的转变和突破。语言观的转变根源于世界观的转变。依世界观而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世界理解成为对象化世界而去寻找最根本的对象。这种寻找对象的哲学思想反映在语言学研究中，就是把语言作为静态对象，力求通过寻找语言中最基本的结构、意义表达方式和单位等来探寻语言的各 种规律。

 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不是对象的总和，而是事 实的总和（Wittgenstein 1999: 31）。乔姆斯基注意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世界观，他在《语言知识》（1986）一书中论及维特根斯坦，并受其影响。正如维特根斯坦摒弃 “世界是对象的总和”这种观点一样，乔姆斯基直接摒弃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即摒弃语言是言语社群所有话语的总和的观点。既然要摒弃这种静态的结构主义观，那么语言研究应该把语言当成有生命的活体而不是静物。语言是活生生的语言，不是无生命的一堆材料。

在过程哲学视域下，存在与过程这两大本体论范畴同等重要。这说明，生物语言学研究既要注重语言存在本体的研究，又要注重语言过程性质的研究。而在研究方法上，既然生物语言学昭示着语言观从静态对象到过程实现的转变，那么其研究就要避免：其一，结构主义的充分描写的局限；其二，生物还原主义的局限，即不能把生物现象简单地还原成物理成分和化学成分。因此，生物语言学研究应该做到三点：语言事实的详尽描写，大脑机制的准确揭示，以及心智运作的合理解释。语言事实、大脑机制和心智运作这三大方面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语言事实的碎片式描写，不能简单地把心智运作现象当作物理机制去解释。

注释： ① 此处两个“经验”系本文所加，原文此处只有“such limited evidence” 字样。根据乔姆斯基，这里的证据就是经验证据。

参考文献：

布龙菲尔德. 1997. 语言论［M］. 袁家骅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杜世洪. 2015. 从“感觉-资料”看穆尔的意义分析［J］. 外语研究（1）：12-18.

杜世洪. 2018. 新描写主义与假装的高阶描写［J］. 当代语言学（4）： 475-486.

傅 莉 娟. 1987. 生长因子的发现者——Stanley Cohen 和 Levi Montalcini 共获1986 年诺贝尔学奖［J］.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6）：79-82.

黄林慧，杜世洪. 2018. 语义最小论：问题与反思［J］. 当代语言学 （3）：386-400.

李世雁，曲跃厚. 2004. 论过程哲学［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24-28.

奚家文，熊哲宏. 2014. 乔姆斯基的语言模块与心理模块性理论［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1）：5-10.

杨波，张辉. 2008. 隐喻与转喻的相互作用：模式、分析与应用［J］. 外语研究（5）：1-8.

杨富斌. 2011. 过程哲学要义［N］. 光明日报. 2011-07-05.

俞建梁. 2011. 国外 FOXP2 基因及其语言相关性研究二十年［J］. 现代外语（3）：310-316.

Berwick, R. & N. Chomsky. 2016. Why Only Us: Language and Evolution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Berwick, R. & N. Chomsky. 2017. Why only us: recent questions and answers［J］.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43: 166-177.

Boeckx, C. 2015. Beyond Humboldt’s problem: reflections on biolinguistics and its relation to generative grammar［J］. Language Sciences 50: 127-132.

Chomsky, N. 1976. On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language capacities［C］∥ R. W. Rieber & J. Jay. The Neuropsychology of Languag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24.

Chomsky, N. 1984. Modular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Mind［M］. San Diego: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 1986.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Chomsky, N. 1993. Language and Thought［M］. London: Moyer Bell.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Grodzinsky, Y. 1985.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neuropsychology［J］. Brain and Language 26: 186-196.

Hurst, J. A., M. Baraitser, E. Auger, F. Graham & S. Norell. 1990. An extended family with a dominantly inherited speech disorder［J］. Developmental Medicine & Child Neurology 32: 352-355.

Jenkins, L. 2000. Biolinguitics: Exploring the Biolog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Jenkins, L. 2013. Biolinguistic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C］∥C. Boeckx & K. K. Grohman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B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1.

 Lai, C. S. L., S. E. Fisher, J. A. Hurst, F. Varghakhadem & A. P. Monaco. 2001. A forkhead -domain gene is mutated in a severe speech and language disorder［J］. Nature 413: 519-523.

Lenneberge, E. 1967.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McGilvray, J. 2013.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biolinguistics ［C］∥C. Boeckx & K. K. Grohman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B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46.

Moore, G. E. 2002. Some Main Problems of Philosophy［M］.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Piattelli -Palmarini, M. 2013. Biolinguistics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C］∥C. Boeckx & K. K. Grohman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B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21.

 Raff, R. A. 2000. Evodevo: the evolution of a new discipline［J］.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 74-79.

Rescher, N. 2000. Process Philosophy: A Survey of Basic Issues［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Whitehead, A. N. 1978. Process and Reality［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Wittgenstein, L. 1999.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作者简介

杜世洪，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

黄林慧，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

本文来源：《外语研究》2019年第1期，感谢杜世洪教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