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语言学发展的三类问题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
哲学家将人类看作“语言动物”。人类演化史的研究表明，人类是智人的后裔，智人时代有许多同类，智人并不比其他类人猿更强壮，常常被野兽捕食。大约在7万年前，智人获得了语言，突然强大起来，稳居地球食物链的最高端，而尼安德特人等其他人类的近亲都没能够繁衍下来。5000年前，在获得语65000年之后，人类又发明了文字，突破了时空对语言的限制，经验可以跨时空积累起来。900多年前发明的印刷术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方式与速度，改善了人类的记忆习惯与思维方式。而今人类正进入高速的移动互联网和语言智能时代，作为语言动物的人类正在建立一个“信息空间”，预示着人类演化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人类形成发展的历程，就是获取语言、使用语言、发展语言、创新语言技术的过程。
人的一生也是不断获取语言、使用语言、利用语言完成人生使命的一生。十月怀胎，呱呱坠地，动物学家的研究表明，人在一岁之前的语言能力还不如一只黑猩猩，但是到了四五岁，就掌握了口语；上学识字掌握了书面语；学外语了解不同文化，中学、大学掌握专业语言；通过口语和书面语的学习，用20多年的时间几乎就掌握了人类的主要知识。成家，人需要做家庭语言规划，教育子女学习语言；立业，人需要用语言做事情。人生有许多“语言职业”，比如教师、翻译、作家、书法家、记者、编辑、新闻发言人、律师、辞书编纂者、演员、播音员、话务员、讲解员、导游、广告文案创作人、文字校对员、语言工程师、推销员、谈判专家、礼仪主持人等，从业者需要更多地使用语言文字，需要更高的语言文字素养。老年人，语言能力随着眼、耳、舌、脑等老化而退化，需要借助技术等来补偿。语言退化因人而异，如何维持“语言健康”进而维持健康的老年生活，是个时代大课题。
语言是社会和个人须臾不能离开的。在语言的运用、学习中，在语言的生态关系中，会出现各种语言问题，社会和个人也会产生各种语言需求，需要具备处理各种事务的语言能力。这些问题，统称为社会语言问题。语言学史告诉我们，语言学是在研究社会语言问题中兴起的，是在解决社会语言问题中得到重大发展的。
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是从关注两大社会语言问题开始的：一为教儿童识字。周宣王的一位太史籀作了《史籀篇》，秦代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些都是古代的蒙学课本。二为训诂经书。《尔雅》《说文》等所开创的小学传统，就是经学的翼羽。古印度的语言学兴起与研究、教授宗教语言有关。公元前4世纪的《巴尼尼语法》是研究《吠陀》的语法，“吠陀”意为“知识”，《吠陀》用古梵语写成，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早期文献。
20世纪上半叶，保护印第安文化、调查印第安语成为美国重要的社会问题，美国语言学家在调查印第安语的过程中，创造了“直接成分分析法”，支撑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诞生与发展。“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思维，这一假说也是在研究印第安语的过程中萌生、发展的，尽管对这一假说的争论一直不断。再如加拿大，是个双语国家，解决好英语与法语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国家统一的大问题。加拿大的社会语言学比较发达，双语研究的成果最多，形成了加拿大语言学的特色之一。各个时代、各个国度的语言学常常有一些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都是在解决本时代、本地区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时逐渐形成的。
在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语言学科。在现代科学体系中，解决社会语言问题对语言学的发展也在起着重要作用。一般情况是，先有学者对某些社会语言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发表论文；然后，兴趣研究扩展为专题，有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和科研项目；再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最后发展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当语言学科建立之后，就会产生第二类问题：学科问题。所谓学科问题，是指为完善学科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学科内部的分支学科设置、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理论假说、学术范式、学术历史等。
比如1981年~1982年，中国语法学界开展了一场“汉语析句方法”的大讨论，讨论成果主要反映在《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辑的《汉语析句方法讨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中。讨论发生的背景是“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修订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引进。“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面向中学的教学语法体系，主要采用“成分分析法”，或称“中心词分析法”；美国结构主义从分析“陌生的”印第安语起家，主张“直接成分分析法”，或称“层次分析法”。持续一年多的析句方法讨论，语法界达成了充分吸收层次分析法，改革中心词分析法的学术共识。这一讨论促进了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引进吸收，改进了汉语的析句方法。但这一讨论属于学科问题的讨论。
学科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解决学科的问题，是为了让学术力量更强大，可以更好地研究社会问题。学科自身问题与学科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往往是需要同时观照、统筹兼顾的。但是相较而言，社会语言问题是学术发展的“本源问题”，其理由是：其一，社会语言问题是语言学的学术源头，也是驱动语言学发展的元动力；其二，语言学的重大进步都是在解决社会语言问题中获得的，语言学史上重大学术流派的出现，重要的学术转折，基本上不是解决学科问题引发的，而是解决社会语言问题引发的；其三，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建立学科，而是解决社会语言问题。
然而，当学科发展得比较强大时，人们往往会忽视本源问题，轻视本源问题，甚至把两类问题对立起来，认为学科问题才是学问。语言学界当前就有这样的倾向，比较重视学科问题，相对轻视社会语言问题。这种倾向在学术“跟跑”的国家更为严重，因为这样的国家很少能够设置学术话题，指引学术方向，只能聚精会神地追赶领跑者。而真正的事实是，只有重视对本源问题的研究，跟跑者才不会只是“跟跑”，甚至才有机会“弯道超车”，成为领跑者。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叫“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是应当的，但如此说时，仿佛学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是对社会的一种“恩典”，是“本职”之外的一种“慈善”。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为了使语言学科（其他学科也是）健康发展，就会产生学科建设的问题。学科建设问题包括：1）学术力量的组织；2）学术人才的培养；3）学术成果的发表应用；4）学术评价及学术评价结果的应用。学科建设是连接学术与社会的纽带，通过社会的物质、声誉等支持来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促进学科的发展壮大，从而使学科能够更好地解决语言学科问题和社会语言问题。
学科建设问题中有学术问题，也有职称评审、学科排名、经费、名望等非学术问题。如果学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比如学术的评价结果应用不当，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也可能起副作用。当前，在我国的学科评审、学术评价上，就有只看发表论著的数量、发表的刊物级别的严重倾向，而不关心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不关心是否有惠及大众、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这种片面追求“学术GDP”已经成了一种风潮，甚至成为某些单位的“治学方略”。这一问题，对语言学从业者可能是真正压力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某些单位乃至全国的语言学的发展。
现在，国际上的学术语言已经成为英语的一统天下，中国学界理应创办一些英文刊物；理应重视在国外的影响因子高的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为国家争取科技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但同时也需考虑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学人的科研成果都用英文在国外发表，怎么能够惠及中国学人和社会？阅读国外杂志（数据库）的文献需要金钱、一定的语言能力以及时间滞后的成本，为成果及时转化成中国发展的生产力平添了不少困难和成本。
第二，在紧急情况下，国人不能及时获取相关学术信息。比如在这一次抗击新冠病毒的“战疫”中，一些疾病防控专家将自己对病毒的最新研究成果首先在国外英文杂志上发表，像“人传人”等重要信息并没有用中文及时在国内公开。关系14亿中国人生命的大事情，科学家为何不把论文首先发在国内的中文刊物上？在科研的价值观上，这些发文者也许有应该反思之处，但是更值得反思的是，大疫面前为何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如果学者有重要文章需要紧急发表，国内的中文刊物是否能够及时提供版面？
第三，中文的科技含量将逐渐贫瘠，中文走向世界、承担人类公共产品的能力将会严重削弱，最终是中国的国际科技地位严重下降。
“话语权”是近些年的热门话题。在致力争取科技的国际话语权时，也不要忘记另外两“权”：中文的国际科技话语权和中国人民的科技知情权。如果当前的学术评价标准不改变，片面追求“学术GDP”的危害将会逐渐凸显出来，国家、人民和学界都会深受其害。
本文讨论的是语言学问题，对其他学界也许会有借鉴作用。
编者注：
引用见《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2期纸刊或中国知网
本文来源：当代外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