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一位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
中国现代历史教科书里，在讲述红军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一节时，曾经提及一个人:陈昌浩。
陈昌浩
陈昌浩是谁？对于很多不熟悉党史的人来说，这无疑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士兵来说，这却是个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
陈昌浩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的三大巨头之一（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等，这些曾一度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陈昌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真正称得上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西路军全军覆灭后，这位曾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统帅，从此便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
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满怀深情地说：“他是我们的恩师和带路人”。原红四方面军干部何福圣回忆往事时说：“我同四方面军的官兵一样，对陈昌浩一直怀有复杂的感情。虽然他在回到延安时政治生命基本结束了，虽然他自杀已30多年了，可是，我必须说，他是我们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1.“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1906年9月18日，陈昌浩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戴家庄，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9月，作为共青团员的陈昌浩，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得不与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离别。动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陈祖涛)，意为“父亲留洋之际出生”。
陈昌浩在苏联留学时的照片
当他进入“中大”时，张闻天这时已经毕业留校任教。次年9月，张闻天又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1929年夏秋之季，发生在中山大学的那一场派别斗争，使这一对“同学加师生”的友情更加密切。
当时，陈昌浩担任团支部局书记。按组织原则，团支部局应受党支部局领导，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斗争中，团支部局办公室的负责人居然与党支部局办公室对着干。团的领导人中有人公开批评党支部局，认为党支部局执行了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党支部局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双方的辩论斗争极其尖锐激烈。
这种情况下，陈昌浩对团支部局的领导几乎失去作用，但他却坚定地站在党支部局一边，与党支部局领导保持一致，维护了党的组织原则，并与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杨尚昆、沈泽民、张琴秋以及徐以新(注：时为共青团员，因其观点比较动摇，所以被称之为“半个”)等人结合在一起，成为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出国留学这三年，陈昌浩与张闻天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难解难分的历史之缘。
2.善战的骁将与极“左”的“肃反”
1930年11月，经共产国际批准，陈昌浩结束在莫斯科三年的留学生涯，回到上海。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陈昌浩成为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时年仅25岁。
虽然贵为一军统帅，陈昌浩却常常亲历战阵，在黄安(今红安)之战中更是勇冠全军。1934年12月22日上午打黄安时，红军把国民党69师围得水泄不通。黄安守敌一度到了拆毁民房当柴烧、杀鼠宰猫作口粮的境地。围城40天后，红军向黄安城发起了总攻。
战斗刚刚打响，随着一阵轰鸣声，湛蓝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由北向南快速移动的白点，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是一架飞机，机身上印着“列宁号”三个红色的大字。
“列宁号”飞越我军阵地后，开始在黄安城上空盘旋。这个战斗很有意思，这是红军第一次进行空战。对方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也会有飞机，他们纷纷从工事里跑出来，向着“自己”的飞机招手，睁大眼睛等待着它向自己的阵地空投粮食、弹药以及补给品。谁知弹药、粮食没有空投下来，砸到头上的却是一枚接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这才如梦方醒。
在飞机上扔手榴弹的正是年方27岁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当初缴获国民党的飞机时，连同飞行员也俘虏了，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后，飞行员罗文光虽然同意开飞机攻打敌方，当时大家都没有把握，飞机就他开，他开上天去了谁指挥谁？他开跑了回不来了怎么办？必须得有人上飞机监视他。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一幕。
在川北苏区的时候，高大英俊的陈昌浩在部属心目中的形象更是威风凛凛。他的战友们回忆：“进城出城，他总是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将领的外黑内红的斗篷，随着坐骑的颠簸随风起伏，就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一大帮英武剽悍的警卫员，全骑着高头大马，背着20响盒子炮。头上颗颗红星闪烁，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鼓点般的响声，引得许多人追逐观看。”
然而，陈昌浩在屡立战功的同时，负面历史也不断出现。接任红四军政委后，陈昌浩开始在部队中搞“肃反”，他将红四军12师师长许继慎、11师师长周维炯抓了起来，经由张国焘亲自审问，加以杀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次“肃反”被称为白雀园“大肃反”。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指出：“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陈昌浩在红四军的“肃反”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5年后，陈昌浩曾对这段历史作了沉痛总结：“‘左’倾路线指导下的‘左’的肃反政策，也给鄂豫皖苏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左’的肃反政策伤害了很多革命干部，使军队工作、地方工作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也是鄂豫皖根据地没有能够巩固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3.长征路上的“密电事件”
陈昌浩后半生的坎坷命运与“密电”事件紧密相连，而密电的要害之处，就在“以武力解决之”这几个字上，毫无疑问，“密电”事件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1935年6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的懋功达维桥会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2万多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多人，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这时手握重兵的张国焘野心膨胀，与中共中央的分歧与斗争加剧。
张国焘与中央就红军会师后南下还是北上产生了分歧，张国焘提出要南下川北；而毛泽东则提出北上陕甘，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而提出的西进新疆的方案（这埋下了西路军悲剧的伏笔）。
不久，为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军委增选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可是，7月18日，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大有“逼宫”之势。为维护两军团结，中央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不久，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为陈、徐二人颁发了金质红星奖章。8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沙窝会议，增选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会后，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编为左、右路军，共同北上：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随右路军行动。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而实际上，陈昌浩对张国焘并非一直支持，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张国焘。比如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在许多重要的军事决策上，陈昌浩是支持总指挥徐向前而反对张国焘的。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红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出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陈昌浩的态度十分坚定，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并且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很高兴，还在在会上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毛儿盖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为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毛泽东找到陈昌浩和徐向前，希望能说服张国焘。三人于是共同致电张国焘，后来陈、徐二人亦数次致电张国焘，力陈北上理由。但张国焘仍然执意南下。
中央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据记载：1935年9月10日，张国焘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毛泽东及其中央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就是广为流传的所谓“密电事件”。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不少人认为，毛泽东与陈昌浩的嫌隙，就是出在这里。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截获此电报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报。毛泽东看后大惊失色，当夜即率中央及所属部队迅速撤离“险境”。毛泽东后来写下“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赞扬叶剑英每逢大事，机敏过人，立场坚定。
就是这样的一份密电，直接导致了红一与红四分道扬镳，毛泽东对这封密电更是坚信不疑，“密电事件”也为陈昌浩日后不得复出埋下了伏笔。
但是对于这封密电，陈昌浩则坚持表示自己从未看见过，徐向前在晚年口述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中央和张国焘争论和斗争的过程，9月8日收到南下电令，并由陈昌浩报告了中央的情况，并不知道还有另外的“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而“密电”所谓的始作俑者张国焘，无论在其叛党前的检讨中和晚年写的回忆录中，均未承认有此“密电”。
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也都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本书里写道：“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争论双方都言之凿凿，事件真相更是扑溯迷离。
4.兵败祁连，亡命湖北
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成员回到延安后合影
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左路军再次过草地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公开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贬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而此时，陈昌浩不得已认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率右路军南下。由于路线、方针的根本性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大举南进”很快失败，总兵力由8万锐减到4万左右。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被迫撤至四川甘孜地区，在这里，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结为伉俪。不久，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组中共中央西北局，陈昌浩当选为委员。在贺龙、任弼时、朱德、刘伯承深入细致的工作下，经历南下失败的陈昌浩改变了对张国焘的态度，决心压张国焘再次北上。6月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努力下，加上陈昌浩等老部下的“倒戈”、“哗变”(张国焘语)，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伪“中央”。7月初，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到达甘肃南部。
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1936年的10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师。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
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大约两万多人，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国民党部队切断。
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一条坎坷路，西路军兵败祁连更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1937元旦这一天，五军一举拿下了高台县城。高台一带粮食较多，陈、徐决定部队略作补充休整，然后继续向西打通国际通道，并向中央请求让4军、31军也过河配合完成任务。然而西路军向西打了几天，刚刚进入到临泽、高台一带，5日，中央又突然来电叫停命令陈、徐放弃西进，就在临泽、高台一带创建根据地。在电报中，中央拒绝了陈、徐要求4军、31军过迅过黄河配合作战的请求，并命令他们就地站稳脚跟后，迅速向东扩展根据地。
与此同时，陈徐还收到了张国焘本人发来的电报。张电指出，“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如果还有因为过去认为中央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作为巳经失去军队指挥权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在西路军过河之后，很少以个人的名义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下达指示，对于西路军的一切指令，都是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下达的。就在西路军与中央的意见出现分歧时，张国焘忽然以个人的名义来电，而且提到了过去的政治问题，其分量之重，陈、徐二人自然掂量得出来。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陈、徐只得放弃个人意见，无条件服从，命令部队就地坚持。
西路军停在临泽、高台不动，数万马家军蜂拥而至。就在西路军和马家军激战的时候，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入延安，而西安事变中被挟持的蒋介石也平安回到南京，并立即将陪送的张学良关押起来。西安和陕北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为了配合与南京的谈判，中央遂第4次电令西路军东进。可是，马步芳巳集中重兵在东面拼命拦击，西路军连日苦战后，最后，剩下的一万余人又被迫后退到了倪家营子。而近10万马家军随即将有着大小40多个村囤的倪家营子团团包围，双方展开了一场血战，西路军将士以寡敌众，无日不战，顽强据守。战争持续了一个星期以后，西路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马家军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开上来。
为避免全军覆没，心急如焚的陈、徐电告中央，汇报西路军现存力量与所处危急处境，并请求速派4军、31军过河增援。然而，他俩等来的却是中央以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的双重名义，给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电报中还提及了他们过去犯下的政治错误，这给了陈、徐二人当头一棒，但是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就地死守绝无出路，坚守倪家营子40余天后，陈、徐只好下令部队杀出倪家营子，向祁连山方向突围。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张国焘出面，来教育和影响西路军的领导人，3月4日，中央与张国焘分别给陈、徐发电，严厉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汲取南下教训，以至造成目前危险的处境，并非中央指挥失当，而完全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在亲拟的电文中尖锐地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陈、徐接到这两份电报，心情难以言状……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退到甘肃省一座叫石窝的山上，巳不足3000人。
在寒风凛冽，连树也没有一棵的石窝山头上，陈昌浩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将现有兵力编为3个支队分头突围，然后就地坚持打游击；2、陈、徐首长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
就在石窝山上，西路军给中央发出了最后一分电报，内容有二，一是汇报石窝会议作出的两项决定，二是明确表示不接受中央和张国焘3月4日来电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强调西路军一直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没有重复过去南下时所犯的政治错误，是坚决按照中央指示行动的，请求中央重新估计客观事实，对西路军作出正确评价。
西路军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赋诗一首：《兵败抒怀》
壮志匡神州，拔剑扫妖氛；
勇士战场死，祁连葬英魂。
全军沉血海，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长风万里行。
耿耿怀大义，凛凛报国心；
不求垂青史，愿作铺路尘。
悲愤碎肝胆，革命倍艰辛；
抬头望宇宙，歌罢泪纷纷。
作为一位政治家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人生最大的悲叹莫过于最后没有归队，没有在抗日战场发挥作用。西路军兵败后剩下不多人员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陈昌浩、徐向前二人带着卫兵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郎中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实在不能行动了，再者也怕连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而徐向前也因操山西口音担心暴露，于是陈昌浩便住下来养病。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就此一别。徐向前给陈昌浩留下了3名卫兵和一包银元，带着其余的卫兵上了路。徐向前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他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回到延安。
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他俩再一次相见时，徐向前巳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而陈昌浩还在为中央到底会安排他干什么工作而忐忑不安，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5.重回组织，难逃批判
1937年，陈昌浩辗转到家乡武汉后又回陕北，期间他曾打算在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建立一支抗日武装，情形却不容乐观，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这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9月初，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子刘秀贞及两个儿子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这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
中央此时正在延安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的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批判国焘路线的运动如火如荼，身为红四军张国焘手下的二号人物，陈昌浩自然是脱不了干系。当他回到延安时，自上而下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已经过去5个多月了，自己也被列入“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支持者”的队伍中。
陈昌浩以西路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先后写出了两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我长期执行与助长国焘路线，由于我自己本身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错误……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陈昌浩违心地将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
检讨西路军失败教训的活动告一段落后，陈昌浩被安排到学校担任马列政治课教员，曾经显赫一时的红四军领导者一下子降为一个普通科长。
对于西路军兵败的原因，陈云后来回忆说：“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
在历经几十年的岁月沉淀后，陈云的看法无疑是中肯的。放掉了历史包袱和个人恩怨再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无疑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把西路军兵败归因于中央决策，抑或是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都不免失之偏颇。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剽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
6.回国后厄运连连
西路军两万人马兵败，是陈昌浩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31岁的他从原先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变成一名在讲坛上慷慨激昂的特殊教员。两年后，也就是1939年，中央批准他以治疗胃病的名义飞往苏联，但这一去再要回来却又是望穿秋水。
十多年的漂泊异国生活中，陈昌浩和一个叫格兰娜的苏联女人结了婚，但是他回国的愿望始终是那样强烈，他曾经写了无数的信，希望回国。他甚至让儿子替自己写信给当时苏联的二把手马林科夫，希望能够放他火锅，但是等来的答复却是没有中共中央的调令，他们也不能放陈昌浩走。
1950年，陈祖涛与父亲陈昌浩在莫斯科合影。
1952年，陈昌浩终于回到了祖国，刘少奇在车站迎接了他。回来以后给了他一个职务，中央马列学院的副教务长，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成立了编译局，主要是翻译马列着作、毛泽东着作。
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了，可每次面对昔日的老朋友、老搭档、老将军，陈昌浩还是感觉充满愧疚。“我对不起你们，西路军，我的过错，我的责任，使这么多人牺牲了”。这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已不复当年的锐利，他踏踏实实埋头于着述，但是文革的风暴再一次让他的生活掀起巨浪。
迎接他的是“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他们要他交代是怎么反毛主席的，拳打脚踢。他亲眼目击彭德怀、徐向前等元帅被戴高帽挂牌游街的景象，又风闻李立三“自杀”及其他的俄国夫人格兰娜的被捕，知道自己也厄运难逃，1967年7月30日深夜，万念俱灰的他在公寓里吞下了大把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深感痛苦和困惑不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
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战友之子回忆陈昌浩父子
原标题：我所知道的陈昌浩父子
原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9、11期
■ 陈昌浩（资料图）
陈昌浩是我父亲张仲实上世纪20年代苏联留学的老同学，五六十年代又在北京中共中央编译局一起工作的老同事。陈昌浩是一位由书生“转身”成为红军高级将领，再由将军“转身”成为文化人的传奇人物。作为军人，在长征时期，陈昌浩引人注目的“官衔”是红四方面军政委，以及随后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转身”成为文化人后，他不仅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翻译了《旅顺口》《日日夜夜》等苏联畅销小说。特别是他主编出版的《俄华词典》，是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十分流行的俄语工具书。
中央编译局成立之初人很少，工作人员和家属都住在机关的这个大院子里。我的父亲和陈昌浩都是局领导，同住一个小院，我家住前院，陈昌浩家住后院。
提到“陈局长”家，我和机关里的一群孩子首先会想到他的苏联妻子格拉娘，因为她是中央编译局的在编职工干部中唯一的外国人，那是一位满头金发，胖胖的，开口只能讲一句蹩脚的中国话“你好”，嘴角永远带着微笑的俄罗斯女人。
我小时候见到的陈昌浩，总是微垂着头，表情严肃，来去匆匆，后来听说他常去青岛养病，那是因为他有“从前”留下的很严重的胃病。
对于我们机关里的一群孩子来说，陈昌浩的混血儿子陈祖莫却最为引人瞩目，他是“孩子王”。那时的祖莫，十八九岁，意气风发，似乎“万千宠爱集一身”。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昌浩自然也不能幸免。不久，在机关里很快又贴出“揭露他老底”的“爆炸性”大字报，除了说早年陈昌浩与王明、博古、张国焘勾结在一起共同制订了“反党路线”，“分裂党中央”以外，还说：“1936年10月，陈昌浩顽固地坚持和发展了张国焘路线，在长征北上途中，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进，妄图在新疆建立独立王国，以武力实现篡军阴谋，结果使西路军完全失败。1947年，陈昌浩苏联期间加入苏联国籍，秘密参加苏联‘格别乌’，进行叛党叛国活动，直到1952年，才被他的主子刘少奇调回国。”
看了这样的大字报真使人心惊肉跳，原来我的“发小”祖莫的父亲陈昌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人”，他的经历复杂，并且“罪大恶极”，从此我不敢再见祖莫了，而此时的祖莫也神奇地人间蒸发了。
过了一段时间，1967年7月，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陈昌浩在他的住所“畏罪自杀”了！那一年，陈昌浩年仅61岁。
1980年8月20日，在中央办公厅礼堂，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行后发表了陈昌浩追悼会的详细报道。追悼会举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了久违的有关祖莫的“信息”——“祖莫出国走了，是他和母亲格拉娘一起走的，他去的地方是澳大利亚。”
2008年11月底的一天，哥哥给我打来电话：“祖莫回来了！”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我如约去祖莫家和他一直畅谈到深夜。我们两人的话题自然是从他那非凡的父亲开始，因为陈昌浩的人生命运对祖莫的人生有着重大的影响。
“你在小时候知道你爸爸过去的事吗？”
“从来不知道，我父亲的嘴很严，一直没有对我们讲过什么。”祖莫摇摇头这样说，“只是在‘文革’中从‘造反派’的嘴里，从‘大字报’上成，才知道他‘反对过’毛主席，直到‘文革’后期，在‘四人帮’粉碎后，才慢慢知道父亲的历史。”
“那你妈妈知道你爸爸过去的事吗？”
“也不知道，他们两人在苏联结婚时，我爸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自己的历史。”
为什么陈昌浩几十年来从不对亲人讲他过去的历史？是出于愧疚？出于悲情？还是出于“严守党的纪律”？我们无从知道。
“在‘文革’中你爸出来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知道除我两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在身边，我可以“适当”地和祖莫放开来谈。
■ 陈昌浩与妻子格兰娜
“我爸去世后七天我才知道这个消息，说他是‘畏罪自杀’。”祖莫似乎是在平静地回答我这个问题，但他的证据并不连贯。
“你妈妈当时的情况怎样，什么时候被抓的？”
“她是1967年6月23日被抓进秦城监狱的，她当时应该不知道我爸的事。”
“为什么抓她？！”
“‘苏修特务’啊！因为她是苏联人，虽然她早已加入中国籍，她的罪名就是‘苏修特务’，当时我妈妈穿着睡衣，对来抓她的人据理力争，她说她没有偷任何人的东西，在她的人生经验中，在苏联只有小偷才会被警察抓进监狱。”
“你爸爸去世在先，还是你妈妈被抓起来在先？”
“妈妈被抓起来在先，1967年7月30日我爸去世，我爸应该事先知道母亲被抓，这对他‘出事’也会有影响。”
我实在不忍心问祖莫当时他的感受，也不敢看他的眼睛，就拐了一个话题：“你母亲在监狱里关了几年？”
“她是1967年6月抓进去的，1975年6月放出来的，整整八年。”
“八年时间不短啊，她在监狱里是怎么过来的？”
“1975年我接母亲出狱，看见她满嘴大血泡，下嘴唇是紫黑色的一直到她后去世都这样，当时我很吃惊，她告诉我，那是因为监审人员经常在狱中打她，要她交代‘苏修特务问题’，她脾气很暴，很气愤，什么也不说，经常用牙咬住下嘴唇忍着挨打的疼，时间长了，下嘴唇就被吹塑出一个紫黑色的大血泡。”
“出狱时我母亲被直接用火车押送到安徽，我和母亲在安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母亲一直有幻觉，总是把我老婆当作监管人员，躲着她，防着她，经过医院检查，我们才知道，她在监狱中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你回国时几岁？”听着祖莫讲他母亲的情况，回忆童年时代那个嘴角永远带着微笑的俄罗斯女人的样子，我不愿意想象格拉娘和祖莫后来经历的惨状，我又“及时”地拐了另一个话题。
“7岁，我是1952年4月随父亲回国的，9月上旬上的北京育英学校。”祖莫答道。
“回国后你印象最深的都有什么事？”
“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回国后，朱德请我父亲去他家里吃饭。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餐桌和椅子都很破旧，建国初期经济困难嘛，我们没吃几口饭，我身子向后一靠，仰面朝天摔下来，把大家吓了一跳，原来坐的大板凳，没有靠背，而我在苏联餐桌上吃饭，习惯了坐的都是有靠背折大椅子。”
“‘文革’那时你是怎么过来的？”出于好奇，我鼓起勇气这样问祖莫。
“那时我在上大学，1968年学校把禁闭半年，隔离审查，1969年初下放到山西劳动改造，1970年7月回京后又到门头沟山区接受劳动改造……”
我们说话间，祖莫的夫人走进屋，她听见祖莫说的话后快人快语地说：“祖莫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爸爸妈妈都没有了，那时他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吃饭，他就住在门头沟山里面一个孤老头家。那时我和他在交朋友，每次见到祖莫，都看到他永远穿着一件黑色的破棉袄，一身虱子，破棉袄里还散发着一股霉臭味。”
我不再忍心听下去了……
我对他说：“你出国前，为你父亲开的追悼会挺隆重，你满意吧？”
祖莫点点头说，这也是我和我哥哥跑了许多次，胡耀邦批准平反的。“爸爸的骨灰盒是空的，没有骨灰。爸爸去世火化时，我们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在场，他是黑帮，是走资派，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来，骨灰就被‘造反派’扔到荒郊去了……”祖莫低下头这样对我说。
分手时，祖莫告诉我，过几天，在回澳州之前，他们一家要去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行军路线和川陕老区老根据地，还有西路军当年的行军路线上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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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自1967年夏去世已有多年，但他的“悲情”故事却并没有结束。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当年西路军的成立以及最终惨烈失败，究竟是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而英勇奋斗的牺牲，还是“始终执行国焘路线”的结果，这个四五十年来党史、军史研究的禁区，在80年代初从质疑、调查、取证、存档、研究，直至90年代初的重新评价，终于渐渐地得到了公论。而当年作为红四方面军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第一把手”的一个真实的陈昌浩的形象，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1982年初，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他写了六七千字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254页）。李先念指出：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对此，邓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元帅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介绍，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都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1985年，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中总结当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有四点：一、上级给予“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二、丧失战场主动权的问题；三、部队首长“机断专行问题”；四、西路军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见《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四版，第413-419页）
其中，关于部队首长“机断专行问题”，也就是关于陈昌浩个人在指挥西路军作战中所犯的“错误”，徐帅说得颇为中肯，徐帅写道：“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由于陈昌浩在红四军南下期间犯了错误，他表示“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徐帅指出“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地步。”（见《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四版，第418、419页）
指挥西路军作战不从实际出发，“到了一切‘唯上’的地步”直至惨败，这对于以“紧跟中央”自居的陈昌浩来说，无疑是又一个“悲剧”，又一段“悲情”。
由于“历史的惯性”，1991年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初稿中，提到西路军历史时，仍写为“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1991年7月8日，当年的亲历者李先念读了此书的初稿，就其中关于西路军在党史著作中的表述问题，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了“动了感情”的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345、346页）
以后，由胡绳主编、胡乔木作序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修改了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表述了西路军从成立之始到作战任务都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的。
与此同时，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与40年前1951年第一版的文字，也有很大的差异和改变。
1951年第一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见《毛泽东选集》1951年第一版第一卷横排本，第223-224页)
1991年第二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二版第一卷，第24l页)
众所周知，《毛泽东选集》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读物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由胡绳主编、胡乔木作序的权威的中共党史读本，这两部书中关于西路军的成立和失败原因的更改和最新表述，无疑是“权威表述”，无疑具有“标杆”作用，但是这个“权威表述”距1937年的西路军失败事件已过去54年，距陈昌浩去世也已过去24年。
1998年8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追认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1938年初李特是与李先念等一同率西路军残部到达新疆后被王明以“托派”的罪名“秘密处决”的。虽然李特的遗骨已无法找到，但沉冤60年的李特被错杀案，有了圆满而公正的结论。
2001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功勋卓著英名永存——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
1936年10月下旬，根据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部署，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第5、第9、第30军共两万余人的部队，西渡黄河，征战祁连山，以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西进的途中，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徐向前同志以其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率部同强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战。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西路军孤军苦战四个月，歼敌2．5万余人，最终未能免于失败。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在此，西路军和陈昌浩的历史功勋事实上得到了更明确的肯定，并明确提出西路军失败是“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而不是陈昌浩个人的原因。就是探讨陈昌浩指挥失误的个人原因，也如徐帅所说：其根源则在于陈昌浩不从战场实际出发“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直至惨败。
作为西路军的主帅，1937年10月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检讨中，自称他指挥“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始终执行了国焘路线”，默认“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这一说法是他个人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也使西路军的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疑云。但这一说法与几十年后亲历者及其党史、军史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
那么，当年陈昌浩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他这样说，可能是他要与延安当时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口径与严峻气氛相一致，他这样做，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他这样做却没有做到实事求是的最高境界。
1991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为叙述西路军历史一书《悲壮的征程》作序，他写道：“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西路军这段历史宣传介绍得不够，……革命斗争中不仅有胜利的欢乐，更有失败的血泪。没有失败，就不会有胜利，没有血泪，就不会有欢乐，而回避失败的历史，必然是虚假和残缺的。”
时间终于洗去西路军历史厚厚的尘埃，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还原了陈昌浩内心世界多年来没有向人诉说的一段沉重的悲情，这就是我小时常常看到的情绪低沉，眼神忧郁的陈昌浩。笔者估算了一下，自陈昌浩1931年25岁时出任红四军政委，至1937年3月他在31岁时西路军失败，他从事军事斗争和在军队工作也就是6年时间，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陈昌浩声名在外，从1937年8月起，32岁以后的他似乎悄然无声了。实际上，自1937年至1967年61岁他去世，西路军战事之后整整30年的时间，也就是他从事于军事斗争5倍的时间里，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陈昌浩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翻译、教育和进步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在这方面的建树和贡献，理论界和文化界认为，一点也不比“职业专家”差。
陈昌浩不仅仅是战场中“刺刀见红”的将军，他还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少有的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学者；而在党内知名的“文化人”的圈子里，他又是一位同行中少有的纵横驰骋、血染沙场的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