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危机要来了？
1997年夏天，一场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如同流行病一般波及整个亚洲，起初西方国家认为那仅仅是一场流感，但很快，他们认识到自己过于乐观，以至于那一年的圣诞节，美国的财政部长是在加班中度过。
十年后，金融海啸调转而从美国掀起，继而蔓延至全球。
几乎每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像一个魔咒，这个魔咒会不会再次应验？今天的全球经济体，能否抵抗类似的冲击？在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来自多个国家的机构，官员，学者显示出保持总体上的谨慎乐观，虽然每个人的程度有所不同。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亚洲最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否会随着资本外流、外储下降而进入无序的人民币贬值通道？从而引起世界经济波动，更是引起外界无限猜测和忧虑。对此，经历过上两次金融危机的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认为，单纯通过数字和指标推断和猜测，是把问题简单化，除了理论以外，更重要的要看实际机制体制的变化和抗风险能力的支撑度。
在回顾和总结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的时候，惠誉首席经济学家Brian COULTON认为一些大的经常项目的赤字或者顺差，是导致当时亚洲经济脆弱性的因素之一，而目前这一情况已经改变。“大的双边的顺差时代已经远去。”
“另一方面，跟此前相比，亚洲国家拥有更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银行不再像以前一样，由于区域过度依赖短期的美国债，而企业则大多需要借长期债，最终导致借贷和存款期限不匹配，带来严重的融资问题。”他说，“在这方面，亚洲经验吸收得很好。”
印尼投资协调署的主席Thomas LEMONG也看到了积极的变化。“体量越来越大，且现在的亚洲已经极具现代化，包括数字革命，已经深入到了各个方面。”
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不能排除下一次经济危机的到来，“虽然不是完全的重演，但会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出发点可能跟1997年不同，但主体大部分可能相同，问题就在于亚洲很多国家在改革方面比实际滞后。“
来自企业的声音则更为积极。
香港新华集团董事Jonathan CHOI称，1987年，香港的股市甚至发生过临时关闭的情况，这在当时极大影响了广大投资者对香港市场的信心。“但是1997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采取这样的措施，而是由香港政府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进行干预。2007年的时候，我们的市场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市场自己就纠正了错误。2017年，我们已经太习惯出现这些灾难，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认为从公司角度而言，应该停止过高的杠杆率，停止过多的借款，特别是要减少外币贷款。“我们可以看到前几次危机中，当美国利率上升的时候，资金开始从亚洲外流，一些企业的还款能力就受到了影响，市场的信心就受到动摇，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市场的崩溃情况。”
Jonathan CHOI担心的资本外流，也正是目前很多人对亚洲不确定因素的判定之一，特别是中国。
从2016年年底开始，中国的跨境流出压力就不断加大，业内甚至使用了激烈的言辞来强调这一状况的危急程度。情况在今年年初稍见好转，但2017年1月末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的整数关口，触及了部分业界和学界的心理防线。
蔡鄂生说，根据亚洲金融危机来讲，汇率变化，一次性贬值未来很明显。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外汇储备正在恢复。“现在中国的数字应该在两万亿美元以上，而当时泰国是三百亿美元储备，对应七百多亿美元的中短期债务。”
他认为，现在对中国来讲是怎么更好的处理，即在改革条件下，汇率机制完善和朝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过程当中要走什么路。“三万亿美元就不怕风险，到两万亿美元就怕风险了。我觉得那有一点简单的数字化，还得看实际机制体制的变化和改革过程当中抗风险能力的支撑度。贸易往来的逆差和顺差问题，本国资本账户等问题都要进行处理，这才是目前重要的事。”
Brian COULTON称，中国情况不一样，虽然外储有所下降，但是总量仍然非常强大，且中国的储蓄并没有发生一个美元化的趋势。虽然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过去十年中变得更加灵活，但中国仍然有资本管制，所以中国受美元汇率影响没有很多其他的经济体那么大。“问题在于，一旦美国像他威胁那样，对于进口进行20%到30%的征税的话，中国将会采取何种措施回应，值得关注。”
更多值得担忧的外部因素来自美国。
北京时间2017年3月16日凌晨2时，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发布会上表示，加息行动表明美国经济持续取得进展，并不体现对经济前景的重新评估。但业界判断，未来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和基建投资计划可能会加速经济扩张，这将加速美联储加息进程。
随后美国方面传出了“如果美国经济继续改善，美联储今年加息次数在三次以上”的声音，印证了这一判断。
更多的人表现出对美国加息节奏加快的担忧。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Kent CALDER说，如果美元升值过快，美元加息过快，带来美元走强的幅度过大，就有可能加剧一些区域性的问题，比如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会使美国的中西部，美国很多工业大州碰到更大困难，比如美国的卡特彼勒和汽车制造商这样的企业，这会导致更大幅度的保护主义的抬头。
如果担心成为事实，亚洲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合作似乎是共同的答案。
日本金融厅副长官Ryozo HIMINO说，“对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我们已经在数年当中不断的发出各种各样的警告，他们在过去几年当中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汇率机制更加灵活，国际收支更加平衡等。所以我希望美国加息带来的后果，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恰当的加以应对，而且在亚洲我们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工具可以动用，比方说东盟10+3机制等等。我们和整个东亚地区，和1997年相比，合作已经变得更加紧密。”但同时他也提示，如果有一些国家出现突发性问题，有可能会产生传染效应的风险。
“安倍首相和特朗普总统的会面当中一个议题，也即将在习主席和特朗普会面当中谈到。”Kent CALDER指出，“就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双边的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但我们应当如何良好的应对一旦美元大幅升值对整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影响，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凤凰周刊》记者/曹蓓 编辑/王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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