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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 打开《邓小平文选》的正确方式

2017-02-19 石扉客 新客栈


二十年前的今天,我还在长沙东郊教书。


记得那是个周三的早晨。我一早从浏阳回到长沙,刚走下汽车,走到张公岭那个上坡,听到政法学院广播里传来罕见的哀乐,禁不住立在那个坡道上愣了一会。


那时没有智能手机,甚至BP机也不算太普遍,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


我们最早获知这位老先生去世的方式,竟然和41年前毛去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广播这种最传统的传播方式。


今天未见官方大阵仗的纪念文宣,谈邓似乎已有点小不合时宜。忧心忡忡的人们,在各自的自媒体上借说邓,浇着各自的块垒。


整理了这三年间因公因私写的几篇涉邓旧文,和各位分享。



【读邓选第二卷札记】


这七年中收录的三十余篇讲话里,涉及到军队的有八篇,关键词都是整顿军队。讲话中,邓毫不讳言当时军队的腐败与涣散状态。


1980年3月12日,邓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特别提出对军队精简下来的干部如何安置的问题,邓说:


这些干部往哪里安置,可以和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商量。


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比如,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的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现在,警察不够,警官更不够,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按道理,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


这方面军队可输送一大批干部。


这应是后来被贺卫方称为《转业军人进法院》的决策根源。  

能和军队的篇幅相比的,是教育问题。在1977年5月24日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一篇名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里,邓特别谈到:


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


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这种教育政策,是文革结束后人才断层和百废待兴时期的权宜之策,后来也成为现在被广为诟病的教育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理论根源之一。

  
军队、教育之外,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也是文选第二卷的重点。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应是这四条天条首次发端。
  
在上述讲话中,邓提到了几个名词,“中国人权小组”、“解冻社”、“上海民主讨论会”,这和当时的民间思潮与社会气氛无法分开。

《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谈话》,是邓在1981年7月17日和中宣部负责人的谈话要点,提到一个带有1980年代浓郁风格的套路:


有个青年诗人在北师大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


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


青年诗人和女学生,讲话和写信,现在看来是那么似曾相识。


如何评价文革、毛等历史问题,是文选重点。对毛此前搞的“十次路线斗争”,邓基本上都甄别了,决定不提路线斗争这个说法,这是非常显著的一次进步:


彭德怀、刘少奇已平反,不能算;

罗章龙属于分裂党;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

高岗也是搞阴谋诡计的,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


林彪、江青集团就不用说了。

  

反右也是重点。邓不下三次反复强调:1957年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于扩大化。邓承认自己在反右扩大化上负有责任。
  
对毛的评价,邓肯定为主的态度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邓在1980年10月25日说的这段话相当有意思,既直言不讳又暗有所指:


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


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来负责。


邓选第二卷涉及到的最重要的文件,应该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该决议起草和出台过程之复杂,出乎想象。邓本人自1980年3月19日到1981年6月22日,就先后有9次讲话专门提到不同的修改意见。


界定历史问题从来都是意识形态重点。比如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就是修史,1945年4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后,毛兴奋地说:党书一出,天下归心。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1980年8月18日邓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篇。这三十年来基本成为党内开明派经常援引的经典文献,也是整个八零年代胡赵政改的理论基础之一。
  
和之前的毛、之后的江比较,邓接受记者采访不算多。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属于最著名的一次,不能不提。


法拉奇的提问都非常精彩,比如下面这个堪称经典的比喻:


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的时候,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

嘴里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说毛“晚年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和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


法拉奇立即质疑,却完美地误读了邓说的“不健康”的意思,她追问道:


“你说在后一段时期里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


有趣的是,邓没有去纠正这个明显的误读,诚实地回答了她的疑问,他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
  

最后说下人事问题。

  
1982年7月4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邓特别提到了发现王兆国的过程,


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去二汽,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


邓提到王不错的三点理由:有能力、年龄轻、文革中受过打击。


这应是王兆国仕途飞跃的开始。有此际遇的,王兆国之后,仅朱镕基一人。 

(石扉客,此文写于2011年9月23日,天涯博客黄亭子)





【语言的权杖】


当代政治运作离不开政治文宣。在作为常规文宣手段的新华社通稿以及特定时期如两会的电视直播之外,观察大陆领导人最靠谱的渠道就是其著作(含讲话收录)了。刨除掉后期加工与包装等手段,或能从中窥出领导人独特个性与文宣风格。


三任总理里,李鹏出书喜欢用日记体,这和他的工程师风格密切相关;


朱镕基口才极好,和媒体的关系又最为亲近,以类似答记者问的体例出书很符合逻辑;


温家宝温文和善,俨俨然有长者之风,从这本谈教育的架势来看,以后娓娓道来谈经济、谈农业、谈外交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几任总书记里,江泽民有文选三卷,有英文专著,还有若干传记,算得上是全方位式的著书立说。


习近平浙江任上的《之江新语》,平白如话,和他的清华博士论文可谓异曲同工。


上一代领导人中,毛选四卷里,我最喜欢毛选第一卷。80年代末期的新华书店里,包着红塑料皮的毛选大概不到五毛钱一套,是高中时代我最喜欢的读物之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这种开门见山的文风,直接影响到应试教育时代我们那一代人的议论文写作。


我相信比我们更大一些的姜文、刘亚洲、于建嵘等人都深受这种文风的影响。


毛选之外,邓小平文选大概是我读过的最具个性化的领导人著作了。简洁有力,直言不讳,是他的风格。


如邓选第二卷开卷第一篇的标题即是《军队要整顿》。第二卷三十余篇讲话里,涉及到军队的有八篇,关键词都是整顿军队。讲话中,邓毫不讳言当时军队的腐败与涣散状态。这些讲话毫无疑问是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军队裁军百万的决策基础。


四川人幽默的语言风格也体现在邓选讲话里。


如1980年10月25日说的这段话:“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来负责。”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里,邓蓉回忆,邓回答女儿的问题“长征时你在干什么”时,就三个字,“跟着走”。一九八零年代的政策方针,比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许改”,“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


都是这种邓氏政治文宣风格,逻辑强大而直接,毫不拖泥带水。听起来简直不像是领导人讲话,更像是一个少言寡语个性刚硬的倔老头在拉家常。


最典型的应该是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刚结束三天后的京西宾馆。刚刚卸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携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对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军官们讲话,核心就一句话:


“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说这话时,邓右手抓住话筒,并没有放在嘴边,而是杵在胸前上下挥动,就像一位老国王手拿权杖。

(石扉客,2013年11月1日《博客天下》第142期主编的话)




【一切都可改变,一切都不会太远】


这期杂志分量不算轻。我们用四篇稿件、24个版的封面篇幅来纪念这位老人的110周年诞辰。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创下了央视一黄时段的收视记录。在央视,这算是《河殇》以及《走向共和》之后所罕见的收视高峰了。


我们专访了这个热播剧的主角马少骅,采访了幕后推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相关领导,幕后故事和花絮多多。


马少骅的贵州口音和邓小平的川普,同属西南官话。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喜欢这种口音和口音背后简洁亲切的表达方式。


马先生的精湛演技,在十年前的央视热播剧《走向共和》中我已经领教过。这是个有情怀的演员,他和他的角色,戏里和戏外的邓小平,让本刊记者小陈雨为之泪下。


另外三篇稿子分别由社会学者曹东勃博士、本刊副主编汤涌和最会卖萌的女记者高诗朦贡献。


曹博士以翔实的考据和扎实的逻辑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影视剧中的领导人形象变迁史。


汤涌对中国高层时政历史与动态的条分缕析,对“老邓书记”在关键时刻的折冲进退的观察,一如既往的拿捏到位。


高诗朦远赴广西平果县,一竿子插到底,遍访邓家第三代中的政界代表“小邓书记”邓卓棣在县、镇、屯等最基层城乡组织的挂职经历与有趣观感。


茅于轼老师说,经历过文革,才知道邓小平有多重要。


财新传媒掌舵人胡舒立老师认为:最能反映邓小平实事求是品格的,就是他对中共内部“极左”思想的鲜明态度。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比右更危险”。这些观点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和智慧,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的伟大贡献。


这段,每晚追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翻阅邓小平文选三卷,回忆家族世事,再体察周遭形势,深觉茅胡两位先生所言不虚。


坦率地说一句,我不仅喜欢邓的川普口音,他“越老越慈祥”的面相,也喜欢他直截了当的简洁文风,还喜欢他对子女与家庭,对天伦之乐毫不掩饰的热爱。


中共领导人中,他是在审美上让我觉得最为接近的一位。无论是政治还是生活,组织还是个人,这位老人活在最大限度的真实中。


同样希望活在真实中的,是年近六十的侯德健。


这个曾经的“祸头子”、点火者、撩拨时代的“龙的传人”,是让四十以上的中国人都难以忘记的名字。


和本刊两位主笔一起采访本期长报道的这位主角时,在分享他回忆岁月沧桑白驹过隙的“转眼一瞬间”时,我无法不想起那首从时光深处漂过来的《漂亮的中国人》:


握紧我们的双手,

挣开自己的枷锁。

一切都可以改变,

一切都不会太远。


(石扉客,2014年8月21日《博客天下》170期主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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