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盖棺金庸，渐入佳境
石按：
港岛前天送别查良镛，自七常委至林郑特首，自马云到倪匡，无论朝野，政商学文娱诸界都到场，名副其实的哀荣备至。
老先生去世已逾半月，对他和他一支健笔打下的王国，坊间臧否未有稍息。我在上一篇中搬运了香江两位才子陶杰和董桥的四篇短评，与各位分享。今天再推荐三篇。
一是上海作家毛尖的《悼金庸：就此别过》。这篇贵在真情流露而不算矫情，替六零、七零和以及部分八零年代人的金庸读者一浇胸中块垒，直接戳前述链接即可。
比如这段：
金庸一边在我们身上植入浪漫主义一边开出青少年修养课……人类历史长河里，没有一个作家像金庸那样，天南地北在我们的肉身上盖下印记，我们这一代的近视，集体可以怪到金庸头上，我们在课桌下看被窝里看披星戴月看呕心沥血看，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用身体填入萧峰阿朱令狐冲任盈盈郭靖黄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难满足的观众就是金庸迷，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脸庞给他们，我们曾经把恋人的眼神给他们。
另外两篇，一是金心异先生所写，他借悼念老先生提出了一个基于现实政治环境的立论，谓之“查良镛共识”。其言也善，其情可悯，但食肉者未必领情。
另一篇为区家麟先生所记录的香港Brew Note文化沙龍内容，是夜題目是「金庸｜查良鏞 江湖與現實」。这篇名为《金庸的理想，查良镛的现实》首刊于《立场新闻》，只存墙外，敏感磁太多，实在转不过来，只能劳动各位自己去找。
沙龙主讲者是老先生的老部下吴霭仪女士。吳女士是美國波士頓大學哲學博士，後負笈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法律並取得香港大律師執業資格，1986–1990 年任職《明報》副總編輯及督印人，后當選為立法局議員并連任五屆。其见识与对老先生的熟谙程度，相信在诸多评论人均派前列。
金庸和金庸小说应该分开看，金庸与查良镛也应该分开看——我的看法和吴女士这两个观点完全一致。
转金心异这篇和吴霭仪10月31日发在《明周文化》的另外一篇过来，放在后面与各位分享，未获授权，还望两位勿怪。
在哀悼和悲伤过后，对老先生的盖棺论定正在慢慢进入深水区，可谓渐入佳境。
比较遗憾的一个障碍是，老先生身上的秘密实在太多，未获仔细甄别的信息也实在太多。
他的社论迄今没有整理出版全集；他对小说的三次修订，也至今未有全面深入的比较与研究（顺便说一句，这次旅途中看了部分三修版，其文采与审美令人大跌眼镜，我个人十分怀疑这是他身边的秘书班子代笔的）。
至于他最为重要的政治参与过程，也至今没有全面揭秘。
如这几天96岁高龄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接受羊城晚报采访，坊间也才得知查良镛1981年北上访邓的些许内幕，以及在余英时与冯衣北论战陈寅恪的晚年心境时，查良镛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老先生的故乡海宁距离上海不远，去年秋天我陪朋友专程去了一趟，看他笔底写过无数次的钱江大潮，看盐官和袁花两镇的兴衰容貌，心里十分感慨。
也许还要再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对老先生的一生为人与一世功业，才会有准确、全面、深入和公道的定评。
金心异：BJ与HK应该建立一种“查良镛共识”
昨天香江送别我叔，特区政府以如此高规格做他的丧礼，我以为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而“兼”或“更”因为他的“港式政 治家”身份。或许还有一种HK人对BJ的期待在里面。
因为要讨论他的political ideas，所以我接下来要收回我的不严肃，不再称其为“我叔”，也不能呼为“金庸”，而只能叫他“查良镛”或“查生”。
他的政 治身份有两个，一个是“政论家”，另一个是“半民间半官方”的“政治家”。这两个身份，许多HK人认为是割裂的或者是对立的，许多HK人对他的政论家身份，对他在《明报》上发表的那些社论，是很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但是对他作为《基本 法》草委的行为表现，却又是不满或失望的，但对他在19 89年的举动又多肯定。
我觉得，这两个身份非但不是分裂的或对立的，其实是绝对一体的，融合在他的血液里。
这是因为，查良镛的政 治思想，既是自 由主 义的，又是保 守主 义的，或者说是英式“经验论”自 由主 义的。
他的“自 由主 义”，既来源于他的“民 囻知识 分子”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也来源于长期在HK的生活，在英式自 由的生活方式中熏陶出来的，这种自 由的“生活经验”。
前者决定了他是一个具有浓重华夏情怀的“中囻知 识分 子”，对“专 制主 义”本能的厌恶、不服从、抵抗，但又具有深切的家囻情怀、华夏民族主 义，主张中囻统一，反对分裂囻家。因而他对中囻收回HK是主持的。但后者又使他拒斥囻家主义，坚守个体权利与自 由，反对BJ破坏HK人的自 由的生活方式。
他的保守主 义以“自由主 义”为前提，或者说是要保守英式的自由主 义，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想到伯克、奥克肖特等许多人的论述。但他的保守主义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孔丘式保守主义”，孔子的原初儒家是一种“保守主义”，具体来说就是“保守周公主 义”，就是“中庸”和“温良恭俭让”。体现在查良镛身上，就是儒家的传统情怀，和“大中华情结”。
这两种保守主义融合于查生一身，英式的“经验论”与“渐进主义”，孔式的“中庸”（想想“金庸”这名字中就自带一个“庸”字！）和“生活主义”，在查良镛的政 治实践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他在《基本法》起草中所起的作用。他希望调和BJ的原则和HK人的愿望，寻找最大公约数，渐进平和地使HK实现“政 治现代化”的目标。
有港人认为查生的这种政 治取态不是典型的港式的，因为他不具有粤语式的政 治风格，而是江浙式的中囻的政 治风格。
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事实上，经过多轮移民潮之后，再说HK是一个根本上的广东城市已经很不准确。她已是一个以广东文化为底色的、兼容并包的、中西结合的国际都会，她的“中囻文化”内涵，也已经是广东地方文化与中囻内地的（主要是南方）地方文化融合的新中囻文化。
因此我认为查生的基本 政 治取态，可以说是HK人的典型代表，主要有三点：一，爱囻爱港爱自 由；二，拒斥Socialism，不喜欢或恐惧CCP；三，希望瓷国改 革、开放、现代化，不希望大陆倒 退，在此基础上，落实“一囻两制”。
HK人对大陆政 治的基本感情，就是喜邓不喜耄。查生对邓的肯定是十分明确的。
所以我认为，HK人对陆港政治的态度，事实上是有一个以上的坚强的共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查良镛共识”。BJ必须对这个“查良镛共识”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而过去21年，尤其是近些年，我认为BJ是忽视了这一点。
港府高调悼念查良镛，有没有提醒BJ的意味？我不敢说。
我是很希望BJ能够对查良镛的政 治思 想进行更多研究，理解和尊重“查良镛共识”对HK未来和陆港关系的重要性。如有可能，我愿意为此做一点工作。
谨以此再次送别我叔。
吴霭仪：從「四大金庸小說」探索兩個查良鏞
從小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一直到年長，不知看過凡幾十遍甚至百遍，金庸筆下創造的那個奇幻而又文化色彩濃厚的世界，為我這一代人提供了豐富無比的精神食糧。但我並不崇拜金庸。事實上，談論金庸小說，最令人煩厭的，就是那些排山倒海的吹捧文章，而這些文章，不幸又影響金庸對自己作品的看法和不住的修飾和演繹，以致破壞了原著的真面目。我始終認為，有瑕疵的真，遠勝於完美的假。
文學的金庸
金庸的武俠小說，是每天在報上連載寫成的，初時在《新晚報》、《香港商報》，創辦《明報》之後，就在《明報》連載，主要目標當然是為吸引廣大讀者，內容與風格，也自然需生動有趣而且能製造懸疑，吸引讀者一天一天的追看。這個方式無疑有其限制，但無損真正有天才的作品的質素，許多世界名著都是這樣寫成的。到了結集成書，有機會從頭至尾翻閱，總會修改一番，盡量減少前後矛盾等毛病，令讀者看得暢順一點，但要將原著改頭換面，大肆修改，效果卻未必理想。
一般來說，我認為金庸小說舊版勝於新版，最顯著的例子是改動得最大的《射鵰英雄傳》。金庸以加強結構及刪減枝節為理由，刪掉了南琴的故事，將這個人物與穆念慈合併為一，連帶刪去了血鳥、蛙蛇大戰等離奇場面。我不贊同，不單是因為南琴這個人物和故事寫得極好，刪掉了太可惜，而是從文學角度，南琴的遭遇與黃蓉的對比，加深了小說的層次。將南琴被楊康姦污成孕的故事，移接到穆念慈身上，破壞了穆念慈這個人物的個性完整，破壞了穆念慈與楊康戀情的淒迷，還換掉了楊過的親生媽媽！
修改為了更高雅？
《射鵰》的修改，還有很多我認為是畫蛇添足的地方，例如將黃蓉燒給洪七公吃的菜變得更風雅、添了曲靈風隱居牛家村的楔子等等。但我最大的反感是，金庸要將自己的小說，不只《射鵰》，改寫和包裝得更高深博雅，刻意刪除可能被視為庸俗無聊的部分，將整套金庸小說全集變得更高格調，是為了配合那些吹捧文章力求把金庸小說提升至殿堂文學的地位，令其更符合金庸建立了的文化及社會地位。原本的金庸小說，已能令金庸的地位在創作文學上並世無雙，何必刻意改變自己去追求某些權威的認許?
我無意低估查先生的社會文化地位，事實上他創辦《明報周刊》，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創辦《明報月刊》，敢言無懼，得到了香港知識分子的尊重推許與認同，是毋庸置疑的，我只是不認為金庸需要改變自己的原著去配合他的與日俱升的社會地位。舉世稱雄的大文豪莎士比亞從來不需要刪掉他的戲劇裏的粗言穢語和低俗笑話。高級知識的口味不限於高深博雅的作品。眾所周知，大哲學家羅素，是雅嘉莎．基利絲汀偵探小說的忠實讀者，誰也不相信這些精采絕倫的偵探小說要爭取文學地位。我認為，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在於它的真；雅與俗，任何格式，感動我們的也是真誠，愈是為觀念、品味正確而修改，就愈會削減原著的真，改得多完美也不能彌補。
政治的金庸
1986年，我在《明報》辦事，每天在副刊發表論金庸小說的專欄，後來結集成書，旨在娛樂讀者，也在提出自己對金庸小說的不同體會和批評，寫到後來，漸漸變得認真甚至沉重，那是受了當時香港局勢的影響。1981年至84年，中英談判期間，《明報》發表了多篇由查良鏞親自執筆，很有分量的社評。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中共正式展開了草擬基本法的工程，而查先生是受委任為起草委員會的港方委員之一，他的參與直接影響到香港九七後的前途以及過渡時期的香港狀況，他的個人觀點和決斷，就成了左右大局的因素，從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說表露的思想，也就變得難以避免了。
從政治角度分析金庸小說，其實十分自然。例如《笑傲江湖》就普遍被認為是隱喻文革的政治小說，其中東方不敗是影射毛澤東。但從廣義的政治，我看的是一個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的人，在亂世之中如何面對自己的個人理想與責任。金庸從1955年開始寫武俠小說，直至1970年左右共十五年，然後從頭修訂，又費了十年工夫，至1980年完工。這個年代，中國內地經歷了重大的變化，旅港的文人大多對政治噤若寒蟬，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及中華民族的前途，有很深的憂患意識，這種意識，強烈地流露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我在結束整個金庸評論系列的部分，介紹了我挑選的「四大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從這四大小說，可以看到金庸的政治觀的發展。我認為這個發展，是從單純到複雜，同時也是從樂觀走向悲觀。
《射鵰英雄傳》是以漢人的宋朝為中心，是個外族入侵、朝廷積弱的局面，英雄俠士的責任就是拚死保衞國土百姓，雖然最後犧牲也是值得的。
在《天龍八部》，漢族王朝已不再是中心，天下四分五裂，多民族的局面，忠奸正邪已變得隨身份觀點而異，蓋世英雄如喬峰，也逃避不過這個命運，最後天地之大，無容身處。世間災難無了期，只能在佛法的慈悲裏尋求個人的解脫。
《笑傲江湖》沒有朝代歷史背景，主題是政治鬥爭，再沒有救世的英雄；武林泰斗，不是野心家就是偽君子，真正的性情中人，最後只有拋棄社會一途。但同時值得指出的是，《笑傲江湖》的主角令狐沖，也是金庸小說中最高貴的道德典範，他的道德情操，表現於他在正邪善惡、真誠與虛假之間良知的抉擇。
我的結論是，比起《鹿鼎記》，《笑傲江湖》的政治觀還要顯得單純而天真，因為政治這個骯髒的問題，不會因個人退隱而消失。只要有人統治，這人就要面對複雜的政治問題，他不能靠武功、理想、個人品德去解決問題。
英雄可以殺身成仁，但統治者卻要盡力維持長治久安。
我說：「表面上，《鹿鼎記》表揚了康熙的成功有為，但這部小說的悲觀，是道出世上原無乾淨的成功，理想必須屈服於現實之下，要得到積極的成就，就必須懂得妥協。到此，金庸從政，也差不多是時候了。」
金庸的死結
查良鏞政治的死結，在於他無法接受民主。他推許人權、自由、法治，主張中國收回主權、成立特區、港人治港，但他深信不能在香港實施民主政治。他在1984年1月9 日《明報》的社評說: 因為實施民主政治，會令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及現存的生活方式難以保存。他所提倡的政治制度，是以協商方式，產生各行各業的議會代表，然後再由議會代表協商，推舉「市長」。
我要討論的不是究竟這個政制行不行得通，而是在這樣的構想之下，有分量的文化人如金庸所扮演的角色。這個角色，不是英雄俠士的角色，而是幕僚、說客、甚至「國師」的角色，向當權者提意見，力求這些意見得到接納、實施，從而對施政有良好的效果。
然而，這個角色的先決條件是要找到一位英明的領導人，然後爭取這位領導人的信任和重用。世上沒有道德完美的統治者，《鹿鼎記》把康熙寫得那麼英明偉大，也不隱瞞他必須用奸詐而殘忍的手段，而要爭取他的信任，可能就難免要做韋小寶那樣的人。跟皇帝做朋友不是那麼容易的，未當權之際可以做朋友，但要懂得分寸，說話要中聽，知道最終也是主子跟奴才的關係，而到了最後，即使機智世故如韋小寶也吃不消，只能認輸：「老子不幹了！」
查良鏞的角色遠遠不是韋小寶，他得的尊敬，和地位的尊崇，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韋小寶這個角色，勾劃出極權下領導人的諍友最終可能所處的位置，而在過程中，遠遠在抵達最終位置之前，變化已在不知不覺中開始發生。我們可以看到，金庸在修訂新版《鹿鼎記》的過程中，甚至在其後的評論解讀，把韋小寶寫得愈來愈容易接受，甚至可愛，在文學上在政治觀上都令人遺憾。
在政治觀上，美化韋小寶的角色是不道德的，寫實就是寫實，即使出於政治需要有時要作出違反原則的事情，也不必將它說成無傷大雅，甚至值得欣賞。
從文學上，我更加認為美化韋小寶是敗筆。雖然基於主觀理由我最不喜歡《鹿鼎記》，但我認為這是金庸最成熟，寫得最好的作品。這是金庸突破自己之作，初出版的時候引起了「金庸迷」極大的爭議，正因為韋小寶一反金庸主角的常態，是個低俗粗鄙的小人。但金庸俠士已寫到盡頭，《鹿鼎記》是一部諷世小說，所以主人公恰如其分，也是個市井之徒。《鹿鼎記》寫得好，因為它熱鬧、有趣、從反諷的角度看傳統的仁人俠士的世界。它的成功，在於它的疏離、玩世和嬉笑怒罵，視禁地如無物。但一旦對某些人物變得認真甚至認同，小說便不再疏離了，變成宣揚新的道德標準，為之辯護，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結論
金庸在香港文學政治與文化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無人能質疑。無可否認，他的某些政治立場與做法備受爭議，但他的小說為一整代人帶來了無可比擬的啟發和享受，塑造了一整代人的思想與民族文化認同，金庸，或查良鏞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缺陷，也不能抹殺這些重要而獨特的貢獻，為此我們應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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