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前夕话民国，黑孙黑蒋为哪般？（二）

文 | 叶隐

写完一之后，非常后悔以自己极度贫瘠的历史积累，尝试跨界历史挑战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极其繁难的主题。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实则因为很多位和我关系很好的基督徒，完全不知道或者竟然忘记了孙蒋二位也是基督徒，跟着自由派起哄恶毒诋毁孙蒋。孙或许小信，而蒋晚年的虔信，实非我等小信近乎不信之人可以比拟。为信仰故，也得勉力为其正名。 PS.屡次忘记提示，上篇才增加一个订阅，若觉受益，欢迎点击蓝字关注，谢谢！

二、谁是自由派？

2015年5月，历史学界发生了一场并未引起广泛瞩目的论战。论战双方是北京大学教授尚小明先生和中山大学离休教授袁伟时先生。为免篇幅冗长，论战具体情由和双方观点，请读者自行以“尚小明+袁伟时”百度，此处不赘。提及此节，仅为说明，我更尊重尚小明教授相对扎实的历史学养和诚实的学风，我在后文论及的一些史料也出于他和郭世佑教授的论述。袁伟时先生系中大哲学系教授，晚年转攻近现代史，著有《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因其年资和名望，《晚清大变局》不仅在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中，具有深远影响，也催生了一大批史料、史观近亲繁殖的通俗历史著作（如张鸣、张耀杰、李桂香等），因此被其宿敌“民国宪政派”称为“中国黑孙第一人”。

《晚清大变局》及其主旨相近的近现代史反思作品，可以视为在1990年代“告别革命”、21世纪后对互动改良寄予浪漫想象这一时代背景下的集体共情产物。被民国宪政派和抗争-变革派斥为“消解抗争意志、贩卖虚假希望”的精神鸦片。但讽刺的是，《晚清大变局》的史观影响是如此的深远，不仅在改良派公知及其粉丝里占据统治地位，在抗争-变革派和外围人群里，也是主导性的近现代史观。不过抗争-变革派大抵由改良派升级而来，其历史思想资源都源出于改良派公知，细思也不奇怪。2010-2014年曾经在微博喧嚣一时的改良、革命之争，凛冬前夕已经销声匿迹。若有改良，于国于民，当然都是极大福祉。虽然改良无望，革命无力，连公共话语价值也消失了。但革命既不可被呼唤，也无从告别，也许它就像一场车祸，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说来就来。大家都还没做好准备，就又做了炮灰冤魂，这始终是关注政治的人们的核心焦虑所在。

民国宪政派，是一个宗奉三民主义、儒家道统和《临时约法》-《四七宪法》法统，崇拜孙蒋的民间思想流派。在著名装置和行为艺术家高氏兄弟为其正名为“民国宪政派”（简称“民宪派”）之前，在BBS和微博被称为“国粉”、“果粉”或“孙粉”、“蒋粉”。其曾经近乎狂热的“复国主义”倾向，使其迥异于文化审美意义上的民国文化粉。民宪派虽然以袁伟时先生及其门人弟子为首要论敌，但因其与后者整体性的社会地位、公共影响力完全不对称而乏人知晓。

我一向认为，在中国泛自由化人群中，民宪派对历史、现实政治的认知逻辑最为一致，也最为深刻，远远超过刘仲敬的粉丝群体。其主张虽然貌似刻舟求剑，但起码它有更广泛的潜在受众和潜意识层面的集体文化和审美认同。而刘仲敬全球体系下的基督教决定论，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潜在文化、信仰资源和群众基础，所以干脆在理论走得更为极端（大洪水）和接近虚无（跑路大法好）。以一种可资自恋傲娇的智识审美和切割种族、历史、文化认同、自外于国族历史的超然（桂枝；贵支）姿态，消解了现实迫切感和与之相伴的自振乏力的焦虑无力感。但民宪派在智识审美上，深刻却过于暴戾粗鄙，以刘仲敬天才的文笔和识别度最高的文体，一人之力，就足以掩盖民宪派群体所有的光芒。

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和民宪派在微博多有互动，但我的信仰倾向早在十几年前即已确定，与儒家道统天然不兼容；再则也深知复国主义“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后来渐行渐远，终成陌路。

读者不免要问，你和刘仲敬作为主内弟兄，为何不赞同基督文明优异论的刘仲敬，却更认同以儒家道统为底盘的民宪派呢？很简单，民宪派起码有个已经成功的中华民国（台湾）宪政实践模板；而刘仲敬及其粉丝，却在用空渺的“民族发明学”画百年、数百年后的大饼自欺欺人；刘诺奖的殖民三百年，也只是聊备一说。你让美国来殖民，它怎么会有兴趣来收拾你这个超大烂摊子呢。只有上帝愿意帮助收拾烂摊子，可是刘仲敬仅视基督教为政治工具，这显然是违背基本信仰的。有些学者，研究了一辈子基督教，写了数十万数百万字的著作，去褒扬基督教于淳化道德如何有益，但自己却不信。这世上根本不缺为基督教文明唱赞歌的人，信和不信，岂止天壤之别（小部分观点会在略后阐述，大部分观点会在另一篇文章里，对比汤因比、施宾格勒的史观系统阐述）。

我日常所批评的“自由派”，在涉及近现代史时，就是特指深受袁伟时教授《晚清大变局》影响的弟子门人和其粉丝、读者。

上节简略剖析陈寅恪先生念兹在兹、死生以之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过是班固的《白虎通德论》的三纲六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的现代化表述。自由派奉之为学问为人圭臬，未免自作多情南辕北辙。蔡元培本为革命党元老，精通炸药制作和暗杀，当了北大校长，提出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就俨然成了改良派眼里温良谦恭让的精神领袖了。民国报界奇才储安平、“最后的贵族”章伯钧等均为颠覆国民政府出过大力、立过大功，国变后又莫名其妙的成了自由派眼里的风骨仪范了。也就是说，自由派在对待民国人物和文化遗产上，时而毫无保留的吹捧，时而毫不留情的毁弃，几乎彻底的逻辑混乱。

历史作者，如果能把故事讲得娓娓动人，并巧妙地寓道德褒贬于起伏跌宕的情节中，就算成功。但对读者而言，却未必有益，反而可能如中“三尸脑神丹”，贻害终身。所以在为民国、孙蒋进行正式辩护前，不厌其烦地澄清一些基础问题和阐述一下历史方法论，实在出于无奈。尽管这在追求“干货”实则快餐（即快速get技能的收破烂求知大法）的浮躁时代，不免有灌水的嫌疑。

我对自由主义多有批评，并不是始于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此前我已对其“道德哲学”、“生命哲学”简陋粗糙已经洞若观火，只是不想自我消解当时所持守的抗争立场，没做系统性阐发。作为基督徒，我也不会去否定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部分，在澄清权力-权利边界，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合理的政治制度框架。只是试图将现代自由主义从学理上拉得更接近两约翰的原教旨，即基督教自由主义的右翼约翰·加尔文和左翼约翰·洛克。

在政治神学-哲学上，人因受造被赋予上帝的样式和形象，而有尊严和人格平等，上帝亦在历史中掌权护理这个世界，这是基督教宪政、个人主义的神学基础。一如不能因为人有原罪而否弃人身上仍然残存着上帝的尊荣，也不能因为有人不信上帝，就认为他们在短暂的尘世不配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因此保障人免于被权力奴役的宪政，也可以视为上帝的普遍恩典。

不过加尔文是绝对主义，强调人的罪性、道德自治的彻底无能，因此需要诉诸神圣权威的规训，因为顺服上帝的意志而能成为自由人，令人望而生畏。洛克是相对主义，淡化人的原罪和上帝在历史中的绝对主权，承认人基于上帝赐下的理性，能够回应上帝赋予人的使命，因此具备有限的道德自治能力，当然令人感到更为亲切。对纯粹的基督徒共同体，加尔文更正确；对圣俗混杂的共同体，洛克更实用。但现代自由主义，离神日远，其粗陋的道德哲学和生命哲学，在自由国家，总是去腐蚀、冲击既有的宪政框架；在专制国家，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生命哲学则等同于分裂、懒惰、放纵和任性等消极、低劣品德，和利己主义、自我原子化的状态。我批评自由主义也好，自由派也好，都是从这两个角度展开的。

据说目前有超过100种自由主义分支理论，就是专业人士也目不暇给。一如狗，有数百上千个品种，灵缇犬、吉娃娃、沙皮、藏獒等等之间，仅有极少的外观、习性相似性，不懂的人甚至看不出它们属于同一个物种。你很难说，哪一种狗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狗。宣称自己追求宪政法治者，你也很难区分谁是真自由主义者一样。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天主徒、佛徒、马克思信徒，未必就是真的基督徒、天主徒、佛徒、马克思信徒。这并非意指他们蓄意撒谎，而是指他们对自己视为信念的东西，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缺乏最低限度的认真态度。对自由主义理论缺乏常识性的认知，更谈不上从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生命哲学这三个层次加以系统反思。对这个假装在专制制度下已经成为欧美自由主义者的群体，姑且统称为自由派。

虽然各种自由主义理论在权力-权利的二元架构里，多少都有一定的共性，但因为宗教、道德、文化方面的歧异，又可以彻底摧毁这种共性，而使得彼此成为敌人。比如一个女权分子就可能因为婚姻观和一个基督徒不共戴天，而摧毁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尽管基督徒可能比他们更周到、体贴的的考虑了如何维护女性的权益。所以自由派，被描述为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套理论体系显然更为合理。他们的理论和素材，是按需从驳杂的自由主义理论池以及历史资料库里随机提取的，是彻底的碎片化的——一如绝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在在追求自由，但他们并没有兴趣，去搞清楚自由主义道德律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兴趣搞清楚，历史资源，对他们具有何种合目的的价值。但他们隐约知道，自由就是最大化的解除外部限制（政府、宗教、习俗的权威）和内部束缚（道德束缚）。

所以自由派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最核心的特点，就是任性地“活在当下”。

历史承载了黑暗、苦难和先辈寄予的使命，未来则意味着要承担起为后代开辟道路的责任，这两种向度所承载的精神重负，都是对自由的压抑，所以“活在当下”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无负担的“活在当下”必然是享乐主义的，不限于吃喝玩乐和朋克式的纵欲，绝大多数文化创作活动，虽然具有自然延续性，但也不具有真正的精神性，只是一种精致的享乐主义。至此，自由派就是一群追求自由，并以活在当下的心态，践行对历史和未来“无负担”人生哲学的群体。或者说自由派就是想把自己活成动物的群体，取褒义就是活得像庄子那么潇洒不羁，取贬义就是活得像一群穿了美衣华服、会用智能手机导航去东莞、芭提雅的猴子那么逍遥自在。

请原谅我使用如此招惹众怒的比喻，但请不要以为这是我的首创。且看看很多自由派崇拜的尼采的恶毒：它们使人变得渺小、胆怯、贪图享乐——每次总是畜群和它们一起凯旋。换言之，自由主义就是畜群-动物化！

如果要免于畜群和动物化，要么成为超人，要么成为基督徒，最次也得像日本的武士和商业集团一样，成为阳明心学信徒。

三、历史即政治：史学目的论

培根（1561-1626）说：读史使人明智。在他那个时代，学问是智识精英阶层的特权，历史著作的类型（通史、王朝史、人物史）和方法论既比较单一，精英阶层的价值趋向也大体一致，历史作为与生命哲学、政治哲学相辅相成的“智慧学”的一部分，确乎可以使人明智。

在信息时代，通俗历史作品泛滥成灾目不暇给，史学方法论一如病毒肆虐，若非天赋卓越或经过艰苦训练，读者就很难抵御历史作者包藏祸心的隐蔽诱导。如果没有建立宇宙、历史、社会、人生的整体感，毫无疑问，读史使人愚昧而非明智。

五花八门的史学方法论过于复杂，且简化为我们获取知识的目的：一、满足个人知识趣味；二、寻求生命意义的确实性（追求真理）的途径；三、自我实现的手段；四、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前两种类型，史学归属于私域。第三种类型，介于公域私域之间。本文只讨论第四种类型，史学作为一种实现公共目标的资源，也是一种政治资源。

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以及如何讨论这个问题，远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重要一万倍。大部分人对求知的目的缺乏敏锐，只追求“干货”的文化快餐心态，使得严肃思考困难重重，所以每逢有人和我讨论哲学、科学问题，还是讨论政治学、历史学问题，我都充满了无力和疲惫感。

自由派因为“活在当下”的人生态度，使他们丧失了历史情境模拟能力。他们最大的历史认知缺陷，就是坚信历史是从他们，或者必须是从他们开始的。他们对孙中山、蒋介石的评价，就好像他们已经捏着选票，用当代价值观的显微镜，把他们每一个毛孔审视一番，然后投下他们神圣的一票：“负分、滚粗！”

自由派抹黑孙中山出于什么目的？当然是为想象中的改良开路。如果果然能为改良开路，那孙中山受点委屈，也无可厚非。否则，当然谈不上任何明智。至于为神话人物祛魅，还原历史真相，也得秉持一个平衡原则，否则就落入了非神即魔的窠臼。

孙中山（1866.11.12—1925.3.12）出身寒微，但有幸于少年时代即辗转檀香山、香港求学和工作，18岁受洗为基督徒。26岁毕业于香港西医学院后，一边行医一边预备革命事业。孙中山的主要著作《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显示，他比同时代人更系统的掌握了宪政理论，也具有更高远宏阔的政治视野。他大半生虽然多在海外募款或流亡，而甚少亲自参与革命行动，但其理论号召力，绝非浪得虚名。

自由派抹黑孙中山的理据，大体如下。我暂时放弃从史实澄清辩护，而是把黑孙的理据，纳入到更广阔的背景，略加评论。

其一、孙中山鼓吹和策动革命，葬送了晚清改良前景。

晚清改良，从王族内阁到保路运动，再到《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步步缺乏诚意，丧失了机会，自取败亡，已是史学公论。我退一步，其实若非朝野离心离德、袁世凯心怀二志，满清完全有军事实力将微不足道的武昌起义及各地连锁起义、独立镇压下去，再推行君主立宪。所以，要说葬送满清改良的也是袁世凯，而绝非孙中山。

其二、孙中山不懂妥协，发动二次革命，开启武力解决政治问题之先河，破坏了共和进程。

关于妥协及二次革命的正当性，尚小明教授在《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可以如此曲解吗？》，已经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证，请读者自行搜索，此处不赘。关于开启先河云云，我在此略作补充，难道在孙中山之前就没有人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吗？难道美国南北战争就不是在宪政框架之下以废奴为名、用武力统一联邦吗？战争的惨烈、残酷，牺牲之众，不远超二次革命吗？如果北方不幸战败，我们都不知道美利坚合众国现在是什么形态了。

其三、孙中山涉嫌谋杀宋教仁，葬送了南北合作的可能。

关于谁是主谋，这是一个悬案。但黑孙派存在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即他们相信当时司法比较独立，但刺宋案拘押、拘传的都是袁系人马，那至少孙中山的嫌疑最小。

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已成为通缉犯流亡日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担其责。袁世凯扫清了国民党制约，大权在握，故应对往后国运负全部责任。一如一个公司把员工开除后，重新整顿内务，难道还要那个员工为公司的亏损负责吗？

其四、孙中山亡命日本后逼同道按手印宣誓效忠，滥施淫威逼反陈炯明，口称民主而行帮会之实，毁灭联省自治。

这也是孙中山纯粹体制外出身造成的短板，若他走体制道路成为军阀，按照军纪部下会自动效忠，而不需要吃相那么难看亲自逼迫效忠。流亡革命党大多帮会出身，是一群乌合之众，上下之间互相称兄道弟，缺乏建制化军队必要的纪律性，当然就谈不上战斗力。现代人把这视为笑话，其实这恰好也是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窘迫之处。如果孙中山有一支冲锋队，根本就不需要逼人按手印，他们会自动自觉按手印宣誓效忠。在广州临时政府期间，孙真的有一支卫队了，还是死性不改逼人按手印宣誓效忠，当然别人不按他也毫无办法。同理，他的冲锋队要是突突掉几个不按手印的，自然就不会留下逼人效忠的笑柄了。比起袁世凯武力驱散国会，孙中山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要说规则，孙中山先生是最早系统著述宪政民主理论最早译介《罗伯特议事规则》（《民权初步》）的，他显然比谁都懂规则。我这并非为帮会手段辩护，而是他们那个时代普遍的情非得已，草莽英雄搞政治就是那么搞的。换你去，要么不搞，要搞也是差不多他也是他那一套。

其五、联俄容共，引狼入室，开创了党国体制，彻底毁灭了共和。

这是孙中山的最大罪状了。问题是，就算孙中山开创的党国体制延续到了台湾解严复宪前，但国民党在大陆没有，在台湾也没有完成铁板一块的整合，难道不是事实吗？而那种威权体制，不也广泛存在于同期的韩国、新加坡、拉丁语国家吗？而改良派，不多有鼓吹“新加坡模式”，或者寄望走台湾和平转型路径嘛？这逻辑如何理顺呢？

即使孙中山不联俄容共，以北洋军阀之孱弱和四分五裂，也完全无力抵抗天才的战略家斯大林的渗透和扩张，二战胜利斯大林不是当着英美两大盟国的面，硬生生把德国首都柏林撕为两半、把半个欧洲置于其魔障之下吗。联俄容共确属他一身最大决策失误，但他的继承人蒋介石稍后就毫不留情地铁血清共，不是纠正了他的错误了吗？若非日军入侵这一超出国力承受力的变故，历史难道不会改写吗？

其七、和日本人签署卖国密约换取革命资金。

郭世佑教授曾经论述过，孙既已否认了满清的合法性，故不存在卖国，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根本不算什么道德缺失。

其八、再为大一统说几句。一如欧洲人始终有个罗马帝国情结。奥托一世和腓特烈一世兴灭继绝，重续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灭了神圣罗马帝国，雄心勃勃试图一统欧洲，希特勒则妄想缔造世界帝国。欧盟则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延续罗马帝国的荣耀。号称新罗马的美国，不仅以宪法为联邦大一统设置了保险，也用实际行动表现了捍卫大一统的意志。中国人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统情结，并不会因为一个外来观念输入，而一夜改弦更张。我是赞成中国始终维持一个联邦制的大一统，而非在“民族发明学”下四分五裂。毫无疑问，一个既高度自治又统一于联邦制之下的大国，其优异性不言自明。当年北洋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民不聊生，随时城头更换大王旗的情境，远非北洋粉的想象那么浪漫。即使孙蒋不以“军政”完成大一统，后世也必有强人去完成。

关于妥协，再说几句，这真是说起来好听，真做起来很难啊。比如曾经的江湖盟主陈有西大律师，不久前和死磕派律师大干了一场。按理说，现代人理性如此发达，双方也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且有那么多有名望的共同朋友，为何共同追求法治、最懂得妥协的群体，一言不合就干得不共戴天了呢？那么多平日高唱妥协的有名望的共同朋友，只看到悄悄选边站队，却没有人去弥合下分裂呢？幸亏双方手上没枪，否则真的火并起来也不出奇。撕裂当然是不幸，但古人、今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完全是一样的，无论你站在古今哪个位置，有时也许会妥协，但该翻脸火并的时候自己都没想明白就翻脸火并了。所以，我不认为任何孙黑会比孙中山先生更懂得妥协。

前些年，有一篇很煽情的文章《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我问过一些自由派，他们认为这些最美的风景和孙中山有关系吗？他们当然说没有呐。

我又问，那他们认为1215年的大宪章与1688年的光荣革命，隔了四百多年，中间出了多少暴君昏君，发生了多少场战争，死了多少人，二者有什么内在联系吗？他们认为贺卫方、张千帆老师们有专文论述，那就是有联系嘛。

我又问那他们你认为《五月花公约》，与《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有什么内在联系吗？他们说，也许有一些弱联系，但更多被神化了。

我又问，他们真的认真读过一两本简明美国史吗？他们大多支支吾吾，想必大多数都是从网文看来的。

我又问，那他们认为三民主义、《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当今的宪政实践，有什么联系吗？

他们大抵说，这个，不好说，主要是台湾民众抗争的结果，或者是蒋经国临终松手放权的结果。

我又问，那他们认为制度转型的决定性思想、精神资源是什么？他们当然认为是美国的宪政模板和宪政思想。

我就怀疑啊，他们确定读过《联邦党人文集》吗？他们真懂政治的abc吗？决定性的思想资源为什么不是法统的争夺和道统的解释权呢？

从法统上说，大宪章签署后，就被约翰王视为儿戏，并未真正执行。自他之后到光荣革命四百多年间，发生了多少场战争，死了多少人。光荣革命后。英国也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又隔了将近二百年，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实行了现代民主。但英国至今连成文宪法都没有，按理应该从美国山寨一套更先进的宪政制度才更合理啊。

从道统来说，宗教改革后，英国经历了上百年的宗教斗争，因为宗教信仰，烧死了多少人，吊死了多少人，砍了多少手，斩了多少足，清教徒、护国公克伦威尔死后还被掘墓悬尸示众十几年，至于成千上万被关进监狱的、流亡的，则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今天圣公会依然还是英国名义上的国教呢？为什么美国总统演讲完毕总要以God bless  American结尾呢？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的宗教血案，并不会让所有人丧失对上帝的信心呢？

我又问，西方人反抗专制强权时，即使历史上没有自由传统英雄传奇，编都要编一些自由传统英雄传奇来凝聚人心、激励士气。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爱国者》，虽有故事原型，但故事原型真有那么勇敢浪漫悲壮感人吗，你看了为何会血脉贲张，却不考虑去为它还还原、祛祛魅呢？何况，那些英雄大多都是失败的英雄呢！

我又问啊，历史如果不需要为现实服务，你就当作一般的知识趣味好了，何必那么义愤填膺呢？你看人家张发财，多么荒唐残酷的历史，都能说得活色生香，令人捧腹喷饭，不挺欢乐的吗？难道因为孙中山，一心想给中国干件大好事，没干成还干砸了，就恨不能掘墓鞭尸吗？既然祖宗无能，你有时间愤怒抱怨，不如自己趁早奋起开干啊。否则，不就是拿祖宗无能来逃避卸责嘛。那怎么就不投胎去美国呢？

若是担心再出一个孙大炮重蹈历史覆辙吗？难道不是经出过比他厉害一万倍的人了吗？人家都那么厉害得逆天了，都知道把他开创的法统，贴上“旧民主主义”标签写进宪法序言，以示其合法性其来有自而不是凭空僭取天命。而自由派却将历史上最为宝贵的法统资源，弃如敝履，实属不智。

他们或许会疑惑，这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模糊是非，带有专制基因。

我就又要问，如果出于知识求真的目的，他们真的努力尝试过去模拟建构真实历史情境吗？是不是拿着道德大棒去狂虐一个并非完美的伟人，比起去梳理一下政治历史中最可宝贵的法统资源更有快感呢？他们弃临时约法-五五宪草-47宪政-87复宪-90修宪的法脉、法统资源如敝履，却又羡慕台湾的宪政每每忘情高唱赞歌，难道不觉得很荒谬吗？如果他们真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难道就不应该想一想，在思想资源如此丰富、交通通讯如此便捷、所谓觉醒人群如此众多的当下，你尚且感到完全沮丧无力。把你置入孙中山当时的处境，你觉得在理论、策略、行动和道德任何一个层次上，你能比他做得更好吗？

孙中山出身布衣，未受过任何政治科层历练，也未受过系统的政治学教育，然获益于少年即负笈美国、香港学习和游历，他政治视野、理论和实践策略远超同侪，军政、训政、宪政的进路，也最切合当时国情。

一如马勇教授所云：“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敏锐的一群盗火者、领路人之一，他对西方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有深刻理解，知道世界潮流的基本趋势，知道中国必须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必须踏上现代化康庄大道”。他也并非天生的革命者，留学归来，孙中山像儒家伦理所教导的那样，遵循修齐治平之道，在家乡推动点滴改良，整修道路，装点路灯，引导乡村百姓接受科学理念、方法，迎接工业化冲击，试图通过拯救日趋衰败的乡村，以农村复兴带动社会发展、国家进步。

然而，在一个民智未开，帮会习气盛行，草莽英雄逐鹿的时代，旧习未革，新风未立的时代，他因百折不挠的意志，一往无前的气魄，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宪政实践环境，放大了他人性中的缺陷，春秋责备贤者，给后世留下了很多饱受诟病的道德口实，却仍然享有超越同侪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绝非幸致。他是手上沾血最少的政治家，对政治对手虚声恫吓有之，而并未诉诸肉体消灭，一则所幸他终身几乎未曾掌握过实权，二则也与他的基督信仰有关。他终身保持学习的热情，随时反思、更新自己的观念和策略，也是同代少有人及。

孙先生曾言：“我们最大希望是, 把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作为一种传递手段, 向我们的同胞转送通过正义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对亲人、革命同志留下遗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其子孙科在其家书中也称：“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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