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众里寻牛千百度，那牛却在时光阑珊处

众里寻牛千百度，那牛却在时光阑珊处

撰文/范晓  摄影/范晓

本文系笔者历年在各地博物馆所看所摄的牛的雕塑艺术品，从中可感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牛扮演的角色以及牛与人的关系。

牛的驯养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特别是农业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因此，牛也是人类自然崇拜的图腾之一，几乎各个时代都留下了有关牛的雕塑作品。

古埃及法老陵墓彩绘浮雕中的牛。相当古埃及新王朝第18王朝到20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1539年到公元前1075年）。范晓2005年摄于埃及卢克索帝王谷

古埃及法老陵墓彩绘浮雕中的牛，是尼罗河流域古埃及农业文明的一个见证。但牛在古埃及的雕塑中并不是主角，上图浮雕中更多的也是鸟类、昆虫等，似乎反映牛在古埃及并不是一个被崇拜的主要图腾。尽管当时已出现用牛拉犁耕种，但相比其它被驯养的动物，羊似乎在古埃及更受重视，例如在卢克索神庙前，可以看到引人注目的成列的公羊雕塑群。

牛形陶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伊朗西北部出土。牛形陶器四肢粗短，突出背部的瘤峰，脸部为注水口。

牛形陶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伊朗西北部出土。

水牛形陶器 公元前10世纪。伊朗西北部出土。陶器颈部为注水口，鼻尖有小孔，四肢短小，身体微带弧度，绘有几何图案。

牛形陶器 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8世纪。伊朗西北部出土。背部有注水口，前足之间有出水口，可从出水口将酒注入杯中。

上列几件牛形陶器均为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范晓2020年摄于四川博物院“山高水长 物象千年——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与交流展”

以上牛形陶器的时代约相当古巴伦王国的中晚期，也大致相当当时位于古巴比伦王国西北的亚述帝国的中晚期。从中可以感受到两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气息。这几件陶器尤其是前三件，造型夸张，想象力丰富，和中国古代常见的写实风格的牛雕塑明显不同。

兽形觥，商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出土。范晓 2013摄于山西博物院

觥（gong,音公）是古代的盛酒器。这个似牛非牛的兽形觥，究竟是何动物，人们未有定论。它很可能是古人融合不同动物的特征，加上想象，创造出来的形象，但似乎是有牛的元素。兽形觥出土之地——山西灵石，当时是中原王朝的边缘被视为夷狄的“方国”之地，兽形觥也应当是游牧族群的作品，和中原王朝典型的青铜器相比，造型更为活泼、奇异。

牛尊（盛酒器），西周中期（公元前10世纪中叶-公元前9世纪中叶）。伸舌作流，背开方口设盖，盖纽为一立虎，盖与牛背与环纽相连，腹背及足部满饰云纹和夔龙纹，为西周青铜艺术精品。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出土。范晓2011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件堪称精品的牛尊出土于陕西岐山，岐山地处关中平原西北缘，被认为是周室肇基之地、周文化发祥地，当时已有较发达的农业。从牛角的形态看，似乎是水牛，这是否说明当时关中一带的气候较现在更潮湿呢?或只是对牛角的艺术夸张?

石犀牛，（战国中晚期?秦-西汉? 大约公元前341年-公元8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范晓2016年摄于成都博物馆

此牛非彼牛，但犀牛好歹也称“牛”。这头石犀牛的年代仍然是一个谜，但专家们普遍认为，它大致在战国晚期至汉代。它是镇水之物，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成都平原洪荒之野，水患不断。另一方面，它也是当时成都平原可能存在犀牛的一个旁证。而在先秦古籍中，曾记载巴蜀之地有犀、象等存在。例如，“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山海经· 中山经》），“巴浦之犀、犛（mao,音毛。牦牛）、兕（si,音四。雌性犀牛或野牛）、象，其可尽乎?”（《国语·楚语》）。

牛虎铜案，古滇国（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立牛铜贮贝器，古滇国（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江川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七牛铜贮贝器，古滇国（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四牛铜线盒，古滇国（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牛头铜扣饰，古滇国-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牛头铜扣饰，古滇国-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双牛铜扣饰，古滇国（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江川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瑬金铜牛头。古滇国-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铜牛头。古滇国-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立牛铜伞盖，古滇国（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六牛铜枕，古滇国（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2世纪）。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范晓2019年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历史上，很少有族群和国邦，像古滇国的先民一样，能在雕塑艺术作品中，把对牛的崇拜发挥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古滇国墓葬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牛，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这在人类青铜时代的雕塑中，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古滇国的记载，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据称，楚威王时（约公元前278年），楚国遣楚将庄硚率军到达滇池一带，征服了当地部落。庄硚欲返楚时，因归路被秦军所断，便留在滇池地区，自立为滇国之王。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讨滇，滇王降汉，汉武帝赐滇王金印，使其臣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考古资料，在庄硚入滇之前，古滇国即已存在，其出现最迟不晚于战国初期，即公元前341年以前，因此其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可能早已有之。滇国以为基地的滇池、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阳宗海一带的滇中湖区，《史记》说“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当时农业发达，稻作已很普遍。不过，根据出土的农具，以及青铜器上刻画的生产场景来看，专家们认为，滇人的农业还是锄耕农业。牛，不是用来耕地，而是用来提供肉食的家畜。

可能因为牛是滇人最重要的肉食来源，才使它在滇人的生活乃至艺术中占有如此高的地位。

牛的造型见于古滇国的各种形式的青铜器，包括贮贝器、铜案、铜枕、铜扣饰等等，而且有非常独特的地域风格，技艺精湛，栩栩如生，令人惊叹。其中的牛虎铜案，不仅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世界青铜艺术的珍品。

陶牛，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范晓2011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原乃至华南的汉代墓葬中，陶俑数量很多，但牛在陶俑动物中比较稀少，最常见的是陶马，这和大致同时期的古滇国有如此之多的青铜牛雕塑相比，的确差异很大，这是值得探讨的现象。这件陶牛从角的形态看，应该是黄牛，而古滇国的青铜牛似乎多是水牛造型，这大概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导致的家畜品种差异。

陶牛，北周（557年-581年）。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北周墓地出土。范晓2011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件陶牛背部隆起的瘤峰，与前述的古巴比伦的牛形陶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件是写实的风格。

黄釉牛，唐显庆二年（657年）。陕西礼泉县唐张士贵墓出土。范晓2011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彩绘卧牛，唐（618年-907年）。山西长治红星厂出土。范晓2013年摄于长治博物馆

这件彩绘卧牛的看点，在于脸部和眼睛的造型十分夸张，桀傲不驯的神态呼之欲出。

三彩牛车，唐（618年-907年）。陕西铜川市耀州区出土。范晓2013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唐三彩中，马和骆驼是主角，牛的造型很少。也许因为，在唐代十分繁盛的丝绸之路贸易中，马和骆驼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这件唐三彩说明，牛车在当时的交通工具中当有一席之地。

绿釉牛拉轿车，唐（618年-907年）。山西长治小师庄出土。范晓2013年摄于长治博物馆

山西太行山的唐代墓葬中，也有牛车出现，似说明当时在中国北方这是较普遍的交通工具。

木牛车，唐西州时期（640年-79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范晓2013年摄自新疆吐鲁番博物馆

这件吐鲁番的木牛车古朴别致，反映当时在西域的绿洲农耕区，牛车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铜牛，西夏（1038年-1227年）。范晓2007年摄于宁夏西夏博物馆

这件浑圆敦厚、憨态可掬的铜牛，体现了独特的西夏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