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物与文化基因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物与文化基因
撰文/范晓
高寒草原-草甸-湿地生态系统的独特物种
三江源的高寒草原-草甸-湿地生态系统，形成了以草地为主的高寒植被区及其植物资源，它不仅是中国四大牧区之一的青南高原牧区的重要部分，也为青藏高原特有的、以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等为代表的大中型食草类动物种群，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成为它们的大种群集中分布区，同时还为高原上的雪豹、狼等肉食动物种群的生存提供了食物来源。
在这个独具特色的高寒高原生态系统中，一些旗舰物种的保护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例如藏羚羊，它具有适应高原环境及其恶劣自然条件的最优秀基因， 20世纪上半叶，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数量约有100万只，到80至90年代，由于被大量盗猎捕杀，种群数量一度下降到7万至8万只，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数量也由原来的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成为濒危物种。
据统计，藏羚羊的栖息地面积，占青海总面积的2.7%，其中繁殖地面积占其栖息地面积的76.4%，而三江源的可可西里又是藏羚羊在青海最主要的栖息地，由此可知三江源以及可可西里对于藏羚羊种群的重要意义。据国家林草局2021年发布的数据，由于多年来加大对藏羚羊的保护，包括可可西里、三江源、阿尔金山、羌塘四大自然保护区在内的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恢复到约30万只。
青海刚察县哈尔盖普氏原羚特护区的普氏原羚，它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羚羊种类，目前全球仅剩300余只，只分布在青海省。葛玉修摄影
野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牛种，栖息于海拔3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草甸、高寒草甸、山地及山间盆地。受人类活动影响，其种群数量近几十年来有大幅度减少，其分布范围已缩小到海拔4000米至5000米的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祁连山脉以及雅鲁藏布江上游。据生物基因研究，家牦牛是在较近的历史时期从野牦牛中起源的，其最初的驯化地可能在喜马拉雅山区中部和横断山区北部。
对野牦牛的种群现状尚缺乏完整的调查，不同时期、不同研究者得出的数据都不完整。据2018年郭妍妍等综合有关文献的分析，目前中国野牦牛的总数约22000头。其中，长江源及其楚玛尔河流域，是目前青藏高原最重要的野牦牛种群聚集地之一。
可可西里的野牦牛。樊尚珍摄影
近年来在长江源烟瘴挂大峡谷一带发现较多的雪豹活动，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高原旗舰物种生存状况的极大关注。青藏高原及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雪豹的主要分布区，它栖息于海拔2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裸岩、高山草甸、高山灌丛，它也被认为是分布海拔最高的食肉动物。
据上世纪90年代末的数据，中国的雪豹数量最多，约占全世界的40%，有2000至2500只。据最近的考察，澜沧江源所在的杂多县，有可能是雪豹最大的连片栖息地。
这些旗舰物种是一种标志，它提示人们，需要去完整保护构成高原生态系统的生物链，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中国青藏高原的有蹄类动物（据蒋志刚等，2018）
在表列的28种有蹄类动物中，青藏高原特有种就有10种，被红色名录列为易危、濒危、极危的就有27种。据蒋志刚等的研究，青藏高原单位面积上有蹄类物种平均密度比中国平均密度高62%，但其中有灭绝风险的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江源，跨涉青南高原的安多、横断山区的康巴这两大地理文化区
青南高原与藏北高原构成了青藏高原的主体，与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相比，青南高原的平均海拔已降到4000米左右，对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来说，比藏北高原要好得多，所以历史上就是非常重要的牧区。
由于在地貌地理环境上，青南高原处在北边的柴达木-青海湖盆地、东南侧的横断山山原峡谷、西南方向的藏南纵谷之间，而且长江源区、澜沧江源区的一部分已跨入横断山山原峡谷区，因此观察三江源地区的文化特征是很有意思的。
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在内的藏区，按地理环境、藏语方言、经济结构、文化特征的差异，可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地理文化区，这种差异，至少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就已显现出来。
对应于青藏高原的地貌分异，卫藏主要在藏南纵谷，康巴对应于横断山山原峡谷，安多主要属青南高原、柴达木-青海湖盆地。这三个区域的地理环境，也决定了它们的经济结构分别为：农业为主，半农半牧，牧业为主，由此也演绎出族群和文化的差异。
就三江源地区而言，虽然大多属青南高原的范畴，但以巴颜喀拉山为界，北边的黄河流域属安多方言区，南边的长江、澜沧江流域则属康巴方言区。从通天河、扎曲向下很快转为横断山高山峡谷中的金沙江、澜沧江来看，青南高原玉树州境内的长江源、澜沧江源地区，属康巴地理文化区，应该符合其地理渊源。由此，也可看到三江源地区呈现出的文化多样性。
唐蕃古道上的历史文化秘境
若要找出提领三江源地区历史文化脉络的载体，也许非唐蕃古道莫属。现今人们谈论出入藏区的交通大道，言必称青藏线、川藏线、滇藏线，而常常忽略了历史上更重要的唐蕃古道。民国时期，大致沿唐蕃古道的主要走向，首筑由西宁经玉树至甘孜的公路——青康线，它可与当下习称的青藏线相区别。青康线在当时也与由成都经雅安、康定至甘孜的川康线公路相接。
唐蕃古道成为一条举足轻重的大道，正当东边的唐朝与西边的吐蕃王国同时兴起之时。公元七世纪，吐蕃的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在其父亲南日伦赞征服卫藏诸部，建立吐蕃王国的基础上，把兼并战争推向高潮，扩张直指青藏高原东部，即今之康巴、安多地区，并最终达成统一高原的功业。而此时的唐太宗李世民，灭东突厥、平定吐谷浑、挺进西域，也威加海内。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相遇，或战或和，开展了频繁的政治与军事交往。文成公主以及后来的金城公主入蕃和亲，以及唐蕃两国往来不绝的使者，都使这条大道闻名于世。
按今之地名，唐蕃古道起于西安，西行过陇山、经天水、陇西、临洮至临夏，在临夏以北渡黄河，经民和、乐都、西宁、湟源，再过日月山、倒淌河，然后经共和、河卡山口、鄂拉山口、花石峡，至黄河源的扎陵湖、鄂陵湖，然后翻巴颜喀拉山，过清水河，渡通天河尕多渡口，经玉树的结隆、年吉措，再经子曲河至杂多，由杂多经扎曲（澜沧江）源头，再至长江源之当曲，溯当曲南侧支流查吾拉曲而上，翻唐古拉山的查吾拉山口入西藏境，然后经聂荣，过怒江源之那曲，最终到达拉萨，全程约3000千米。今天的214国道湟源至通天河这一段，基本上沿袭了唐蕃古道的路径。
唐蕃古道路线图。路线由范晓根据相关文献绘制
唐蕃古道之所以成为当时汉藏之间最重要的通道，并非偶然。首先，它是长安（今西安）至逻些（今拉萨）之间最短的路线；其次，沿途水草丰美，既是历史上的传统牧区，也是吐蕃向东扩展的经略重地；此外，与川藏线比较，它穿越的是江河源区，岭谷高差较小，减少了横断山高山深谷那样的险阻；与青藏线比较，它避免了穿越青南高原西部大面积无人区的困苦。
即使在青藏线、川藏线、滇藏线的交通已较发达的今天，唐蕃古道的重要价值依然不容忽视。尤其因为，它是唯一跨越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怒江源的通藏大道，也是唯一跨越藏区的安多、康巴、卫藏三大地理文化区的通藏大道。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之后，沿着唐蕃古道，人们将有更多机会领略这里壮丽多彩的自然与文化景观。
三江源环境危机带来的挑战
星宿海曾经是黄河源的卡日曲、约古宗列曲、扎曲汇流形成的湖沼群，位于上述河流与扎陵湖之间，是黄河源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元代的记载称：“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清代的方志描述：“南北汇水汪洋，西北乱泉星列，合为一体，状如石榴迸子。每月既望之夕，天开云净，月上东山，光浮水面，就岸观之，大海汪洋涌出一轮冰镜，亿万千百明泉掩映，又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但古人也许不会想到，如此美妙的星宿海竟会变成干涸的荒漠。星宿海的消失，不过是今天三江源环境危机的冰山一角。
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冰川退缩，冻土与湿地退化，生物物种受到威胁，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仍然是三江源地区面临的环境危机，虽然近年来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甚多，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在目前，这种危机的状况并没得到根本扭转。
三江源仍然是全国土地沙漠化扩展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长江源区沙漠化土地面积达50万公顷左右，其中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楚玛尔河流域就达到30多万公顷，而且出现大量表征重度沙漠化的流动沙丘；黄河源区流动沙丘占沙漠化土地面积的比率，更是高达70%以上。
有调查称，因鼠害加剧，三江源地区仅高原鼠兔每年消耗的牧草就相当于286万只羊一年的食草量，大面积草地已退化成被称为“黑土滩”的裸地；在冻土退化方面，冻土地温显著升高，多年冻土面积萎缩，冻土的生态环境功能减弱，加速了高寒草场的退化和地表水资源的减少。其中，黄河源的巴颜喀拉山北坡冻土退化幅度最大。
对于造成这些环境危机的原因，许多专家都作了研究分析，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以及高原生态环境本身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之外，人类活动产生的破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些活动包括：开采矿产、滥挖药材、砍伐灌丛、超载放牧、城镇与道路建设等等对地表植被、土壤、冻土层结构的破坏；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给野生动物栖息地与迁徙通道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在防治鼠害虫害的过程中，使用的药物毒杀了鼠类的天敌以及其它物种，破坏了生物物种的食物链及生态平衡，也导致了鼠类种群急剧增长与草地破坏。
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提出的环境保护原则与目标是，以自然修复为主，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生态的原始性和原真性，逐步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对于三江源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区域，在公园建设中，我们能否抑制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冲动，能否放弃东部地区那种城镇化的模式，能否抑制对旅游经济收益的过度追求，也许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青藏高原的藏族民众，以藏传佛教作为民族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对这片神圣高原的山川土地素怀崇敬之情，历来有朝拜护卫“神山圣湖”的传统，如何将现代的环境保护行动和当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焕发出当地人与外来游客的自觉，这更是一个挑战。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当地牧民每年盛夏举行的传统祭祀活动。才让当周摄影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千百年来，三江源地区藏族牧民传统的放牧与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与当地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相融合、相依存的一部分。因此，只要解决超载放牧（历史上是通过自然调控来解决的）的问题，在环境治理中，是否一定要完全退牧，是否一定要大规模地生态移民，将牧民统统迁往较低海拔的集中定居点，是值得商榷的。这样的生态移民，一方面使牧民丧失了原有的生活来源，另一方面也使原有的社会与文化结构解体。而且，千百年来和生态系统已融为一体的适宜的放牧活动，如果完全退出，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有何影响，也是需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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