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耻还是恐惧？从“制服神经衰弱运动”到中国人的疾病羞耻！

Original 拉康心理 Lacan心理

拉康心理

声明：本文纯粹讨论心理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倾向·····嗯，我求生欲望十分强烈！

2017年7月的一次会议中，美国堪萨斯大学心理与教育系教授段昌明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

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心理问题平均就诊率为26%，而华人群体仅为8%，在所有族群中比率最低（数据仅凭记忆，可能不准确）。

在会议中，多数人用羞耻感解释这一现象。

认为中国人对心理疾病存在的极大的误解和偏见。

导致了整个国人群体在面对心理疾病时讳疾忌医。

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即便是存在误解和偏见，这个误解和偏见又是如何形成的？

似乎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当同一个族群，面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高度一致的行为反应，那肯定是这个族群，存在着某种问题。

或者，曾经遭受过什么！

而在那句骂人的话：“你神经病啊“，当中。

似乎隐藏着许多秘密。

“神经病”与精神病的混淆

建国以来，心理问题这一词汇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医生更多的用神经衰弱、神经官能症、神经症来统一指代存在焦虑、抑郁、失眠等情绪问题的病患。

而在为数不多能查到的那个时期的文献资料中，能够发现那时的医生本身对于神经症与精神病的区分是十分混乱的。

有些资料中甚至直接将神经症与精神病混为一谈。

在1973年发表的《精神药物近况》一文中，上海市精神病防治分院直接将神经官能症（包括神经衰弱、癔症和强迫症）划入精神病的范畴。

而在1975年发表的《神经症与精神病的相互关系》一文中，作者提出：“有人认为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并无确切界限。无论就病因、病理生理机制、临床症状、病程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各方面而言,都没有根据把神经症与精神病断然分开。

可见当时就算在专业的医生群体内，对于神经症与精神病的认识也是抱有很大的分歧，许多人其实将神经症与精神病混为一谈。

而将心理问题（神经症）看作是神经病，或许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无法将神经衰弱、神经症、神经官能症等词汇与神经病在内涵及类别上进行有效的区分。

在医疗系统疾病分类的混乱与大众群体的误解中，心理问题就与“神经病“画上了等号。

于是本属于“神经症“范畴的心理问题被大众误解为精神病并与神经病相混淆。

嗯，好复杂。

这其实也解释了那句“你神经病啊！“的日常用语中，其内涵表达的更多的是”你不正常、你是疯子“这一类与精神病更为相近的攻击与指责。

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全部。

因为“你神经病啊”这句话除了拥有攻击、指责的内涵外，似乎还隐隐包含着一种威胁！

这种威胁使得遭受攻击的人，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愤怒和不安。

这，又是从何而来？

“神经病”的一重死亡威胁！

疾病类别划分的混乱，使得许多“心理问题”在当时的医治中，经常采用与精神病同样的治疗手段。

除去传统的西医药物治疗与中医治疗手段外，通过搜索发现，那个时候存在许多匪夷所思的，治疗“神经病”的方法。

例如：

电兴奋治疗！

1970年，《新医药通讯》

思想治疗！

1974年，《武汉新医药》中文章：神经衰弱

1974，《神经衰弱的诊断与治疗》

割治治疗！

1973年，《割治埋线疗法治疗神经官能症100例疗效分析》

以及恐怖的，组织治疗！

1953年

1957年

所谓组织治疗，即是将提取的其他动物的组织细胞，注射入人体体内。

这些组织包括：羊膜、胎盘、睾丸、鸡胚等等。

具体数据虽不可知，但从文献中涉及的被试人数看，曾接受这些非常规治疗手段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在这些非常规的治疗手段下，我们不禁怀疑，致死、致残的比例是多少？

当一位出现“心理问题”的“神经病”人被送入医院接受这些非常规治疗后，面临的或许就是死亡或下半生的残疾。

于是自然的，在那个年代，“神经病”似乎与非正规治疗以及由此带来的死亡联系到了一起。

人们开始谈“神经病”色变。

此即是“神经病“的一重死亡威胁。

“神经病”的二重死亡威胁！

在当时众多的“神经病”治疗手段中，有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式——思想治疗。

即通过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有关著作，提高病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而在1956年文章《怎样治疗神经衰弱》中，作者这样描述：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大量干部，然而我们却有不少的干部为神经衰弱而苦恼，不能献身于伟大的事业。

我们发现，那个年代的心理疾病（“神经病”），似乎已超出个体的范畴，而与组织与政治扯上了关系。

在《福柯也解决不了的“思想问题》一文中，我们似乎能够得到相似的结论。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国家以高度的热情“拯救”异常的个人，精神病院模式迅速扩张，精神病人被大量“发现”。建国初，全国5亿人口，仅有五六十个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科医生，5个精神病医院，不到1100张床位，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到1958年，全国已有精神病医疗机构49处，床位11159张，规模增长了10倍。

建国初期的10年，精神病院不仅是收治病人的场所，还扮演了主动发现病人的角色，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征服“疾病”，精神病院成为道德性思维和制度化体系结合的产物。

例如在大跃进时期的“制服神经衰弱”运动中，医院与警察系统、基层党委和街道委员会合作，以自我报告和他人举报相结合，发现“可疑病人”，立即出击动员其参与集体治疗。

在这30年中，精神病与其说被当作疾病，不如说被当作“思想问题”；治疗精神病，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满足社会和政治的需要，把散在社会上扰乱秩序或可能干扰建设步伐的病人组织安置起来，迅速治疗，使其早日回归社会主义建设中。

政治治疗在精神病院广泛开展，“医学权威”被打倒，医疗决策由医生、护士、红卫兵共同做出，精神病院党支部针对精神病人与世隔绝的情况，提出“病人养病要政治挂帅”“让精神病人在医院也参加祖国的大跃进”等口号，毛主席语录是指导病人战胜疾病的良药，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治疗计划的核心内容。

例如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方法是让他们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篇章，让病人认识到“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从而减轻病人的自杀倾向。

贾西津认为，这种“政治治疗”隐含的假设是对精神病人主观责任的追究，意味着社会对精神病的看法，从科学理性意义上的“疾病”，转变为“罪”，是政治权威扩大化的表现。

刘北成谈到著名的陈里宁事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精神病在当时的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陈里宁，一个基层办公室资料员，在文革前多次给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因此先是被公安部门判为反革命，后被“诊断”为“精神狂想症”押送北京安定医院。

1966年，他作为反走资派英雄被红小兵“请”出精神病院，其事迹还被拍成话剧《新时代狂人》；四人帮倒台后，他又被定为反革命罪再度入狱；1979年，公安部复查陈里宁，认为他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为其平反，但他“因病情很重，长期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