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已沦为监控学生的“东厂”？！
近日，一篇题为《大学“心理干预”系统，为何越来越像“心理监视”系统？》的文章再次引发大众对于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热议。
文章中提到：
高校的心理健康干预系统建设越来越健全，本是一件好事。但在一些大学生眼里，这个本意是“帮助”的系统，如今却越来越像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
这双“眼睛”涵盖了“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四层“预警系统”。从开学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开始，它似乎就注视每一个“状况异常”的学生，关注着他们的情绪、变故、挫折。等达到某一阈值，有的大学甚至会向学生发出警报：“你的情绪一直不太好，是否该考虑休学了？”
经过封校的余波，心理干预系统这双“眼睛”的存在渐渐被学生们感知——
有人发现，开学做的心理健康筛查量表，让自己成为辅导员眼中的“重点观察对象”；有人暴露出心理疾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叫家长”；还有人因为一时冲动在社交媒体上流露“自杀倾向”，会被学校保卫处轮番上门询问，“要么休学，要么陪读”……
安全感的缺失在学生群体里蔓延。甚至有学生问：在这个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的《高校体检筛查抑郁症，个人隐私如何保护？》一文中，曾描述过类似的故事。
某高校学生张戈在参加完心理健康测试后的第二周，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传唤”到心理咨询室。同学们因此嬉笑他，怀疑他是因为心理不正常才被叫去“喝茶”。
这让张戈感到非常难堪，他确实因灰暗的青春期和家庭背景，经年累月地累积负面情绪，但他不知道如何与外界沟通，只会愈发怀疑自己真的不正常。
另一位大学生张梵柚的遭遇则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有一次我好几天没吃饭，负责心理咨询的那位老师就对我说，你不吃饱，怎么有力气继续难过呢？”
张梵柚觉得老师说得挺好玩，就去吃饭了。
但让张梵柚气愤的是，当她因为信任走进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在在签订了保密协议的情况下，那位老师还是把她的病情和经历告诉了学院领导。
“像是被人捅了一刀，当信任崩塌的时候，整个人是废了的状态，那种对人性的绝望可能没有人会懂”，张梵柚说到。
张梵柚于2019年11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被建议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
医生曾告诉她“没什么大事，吃着药就行”。
但当校方从咨询师那里获知她的情况后，开始反复联系她父母，要求把她带走住院。
为此，她与校领导产生了一些语言冲突。
“可能在学校看来，得了抑郁症的学生都会自杀，所以必须休学住院，与其他同学隔离”。
张梵柚会永远记得2020年5月，自己在学校门口刚亮出健康码，就被送进了当地精神卫生中心。
她被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发作，母亲陪她一起住进了医院。
张梵柚没有再被允许回到学校，毕业后宿舍里的东西也是室友帮忙收拾送出的。
张梵柚说，同校还有一位大四学妹也向她倾诉相似遭遇，辅导员每天让她办理休学，让家长带她去住院。
2020年11月7日，《中国高校将筛查抑郁症，学生们却害怕被曝光和劝退》一文报道了某位大学生同样的遭遇。
小疏在中国北方一所名牌大学念书，从大二开始被抑郁情绪困扰，并在那年暑假去医院确诊了中度抑郁和轻度焦虑。
她吃了一个暑假的药后缓解很多，停药了。
但升上大三后，沉重的课业压力让一切卷土重来。
在一个病友群里交流时，一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建议小疏去学校心理咨询室。
他们以为，一所名校的心理咨询室，总该会专业些、得体些，却万万没料到它会如此不专业。
在学校安静的心理咨询室里，刚上大三的小疏不知不觉就把抑郁情绪暴露出来了。
“状态好差，很痛苦，学业的压力好重，要跟那么多优秀、努力、善于投机的同学竞争，有时会想着死的事情。”她说，“但还好没有出现躯体化症状，睡眠也还好。”
“太危险了。”听完后，那位老师丢下这么一句话，准备打电话给小疏的辅导员，还要求她提供父母的电话。
小疏一听就急了，很生气，真的很生气，信任感轰然消失。
小疏在学校心理教室咨询后，被扣下了，心理老师要求她父母带她回去。
小疏大闹了一场，直到学院党委书记过来把她带回了办公室。
书记安抚她说，学校的心理咨询很不专业，这位心理老师以前就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以后若有事去看精神科，或者找外面的心理咨询。一切才平息下来。
那一次遭遇后，小疏认为“体制是不可以信任的”。
所以，当中国政府公布将进行抑郁症筛查时，她的下意识反应是恐惧与不适。
“这真是要抑郁症患者的命啊！嫌我们死得慢，推我们一把啊！”在社交媒体上，她写下这句话。
在国内，患有心理疾病的学生被学校当作“安全隐患”来处理已是不宣之秘。学生一旦被发现存在心理疾病多数会被要求休学，甚至出于安全和责任问题的考量，学校会主动泄露学生隐私，把学生的“秘密”告知他人。
网络上与高校心理咨询师（机构）“泄密”有关的投诉同样屡见不鲜。
然而，人们在关注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东厂化”甚至因此指责高校心理咨询师不专业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故事的另一面。
2015年8月，某高校学生苏某在寝室自杀身亡。公安侦查现场后，发现苏某在笔记本电脑桌面留有遗书，记录了其个人密码及英文（ no one is to blame.I hope it would be quick since I might regret），认定苏某系服用苯巴比妥钠中毒死亡。
事发后，苏某家属主张XX大学对于苏某的自杀存有过错，认为XX大学在新生心理健康普查时明确知悉苏某患有中度心理疾病，并且确切得知其持有自杀药物和有自杀的行动，却未对苏某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予以阻止，也未将上述心理问题和行为告知学生家属，从而导致苏某死亡的悲剧，XX大学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
据此，苏某家属向法院请求:判决XX大学赔偿苏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879759.2元；2.判令XX大学支付苏某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0元；3.判令XX大学向苏某家属支付为处理苏某丧葬事宜而支付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217534元；4.判令XX大学承认在处理苏某自杀事件过程中存在严重不当并书面向苏某家属赔礼道歉；5.判令诉讼费用由XX大学承担。
而XX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注册督导师李某作为被告方，在案件审理中被要求出具相关证明，陈述其在苏某自杀事件中的履职情况。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学生因心理问题发生自伤、自伤事件时，高校心理咨询师（机构）是首要的问责对象。
这就导致高校心理咨询师（机构）在面对有心理问题（疾病）的尤其是有自杀自伤、风险学生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如何为学生提供专业帮助，而是如何自保。
否则，一旦有学生自伤、自伤的责任被扣到高校心理咨询师（机构）头上，会直接影响其绩效和晋升。
在绝大多数高校心理咨询师（机构）的工作中，遵守专业伦理与履行工作职责已然是相冲突的两件事。
尤其是涉及学生自伤、自杀的危机个案，严重的“责任焦虑”导致高校心理咨询师（机构）更倾向于选择突破伦理以规避风险。
此前，搜狐旗下极昼工作室发表过一篇题为《高校心理咨询师的伦理困境》的文章，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揭露了高校心理咨询师工作中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方面是高校心理咨询师（机构）被指责设置不够专业频频泄密“监控”学生；另一方面则是学生因心理问题出现自伤、自杀事件时，又会被家属指责未尽到告知义务甚至被告上法庭。
很多情况下，这种专业伦理与岗位职责的冲突要求，使得高校心理咨询师（机构）犹如在夹缝中生存的老鼠，里外都不是人。
正如很多文章所分析的那样，导致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东厂化”的根本原因，是在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行政化以及“问责”导向的管理机制。
当前国内的绝大多数高校都将心理咨询机构纳入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在这样的设置下，高校心理咨询师的工作需要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指导，而教育管理者与专业助人者的双重身份使得高校心理咨询师在工作中总是捉襟见肘，甚至不伦不类。
而在高校行政部门眼中，心理咨询只被当作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工具，高校心理咨询师（机构）行政部门的附庸。
面对需要心理帮扶的学生时，行政部门的强制干预使得高校心理咨询师很难发挥自身的专业作用，甚至不得不违背专业伦理满足上级行政部门的不合理要求。
曾有高校心理咨询师向我们吐槽：
十年的高校心理咨询专职工作，咨询量少的可怜。省级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公开场合说专职老师去参加培训是错误选择，哪来那么多培训要参加，哪个省就不说了，也明确说心理咨询中心专职老师咨询不是主业。所以，你看，打杂就是必然了缺乏系统督导，缺少专业培训，行政事务一大堆，每次学生预约咨询和行政工作冲突，一定是被要求和学生另外约时间，长此以往，恶性循环。
因此，简单的将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东厂化”问题归咎于高校心理咨询师个体，显然不客观，这口锅并不应该由高校心理咨询师来背。
高校心理咨询师同样会因为专业工作的“东厂化”遭受激烈的内心矛盾和冲突。
事实上，心理咨询师对所学理论中隐含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西方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越深，其对体制内工作就会越发深恶痛绝。
孕育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心理咨询所强调的“自我与自由“会导致心理咨询师下意识的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并与东方文化背景下强调“集体主义”与“系统工作””的价值观点产生矛盾和冲突。
某种程度上，体制内心理咨询师所遭受的职业痛苦与专业身份认同危机其实是心理咨询“文化适应性”问题的一体两面。
当西方文化产物的心理咨询传播至偏好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其必然会经历适应性阵痛。
体制内心理咨询师作为身处其中的个体，对此自然会有更加深刻的体验。
需要意识到的是，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之中，身处其中的任何个体都不应该成为被苛责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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