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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塌楼惨剧:22条人命与温州制造的垮塌|新太平广记

2016-10-17 许晔 新太平广记


“塌楼”事故发生地温州鹿城区双屿镇中央涂村,对面是拔地而起的高楼。(摄影/许晔)


22条人命与温州制造的垮塌一座城中村的兴衰史


10月10日凌晨3点20分左右,温州鹿城区双屿镇中央涂村四栋六层民宅倒塌,造成22人死亡,在搜救出的28人中,只有6人生还。事故发生后,四名房东被警方控制。他们都是本地村民,而被压在废墟之下的28人,大多是来自贵州、安徽等地的打工者。


2013年以来,位于温州西北部的中央涂村陷入拆迁僵持状态,民房垮塌事故让温州加快了拆迁改造城中村的步伐。10月14日,中央涂村A-3地块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按照计划,这个地区将于11月底拆除完毕。而据鹿城区官方微博@温州鹿城10月15日发布的消息,截止14日,鹿城区共拆除了259户城中村旧房,面积达3.6万平方米。


中央涂村在温州地图上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这片原先由永嘉县等地农民自建起的村落,80年代开始成为了大量外来务工者居住的地方,一直延续至今。它见证了温州制造业黄金时代的繁盛。很长时间里,狭窄的走道里挤满上下班的工人,成了本地人和打工者们最深刻的记忆。


2008年金融危机后,温州制造业的衰颓影响到了这个相伴相生的城中村;城市的大肆扩张又在侵蚀打工者的生存空间,他们只能去往更远的地方。热闹了三十多年的村子没落了,变得冷清,萧条,岌岌可危。某种意义上,这座城中村的命运就是温州制造业三十年由盛转衰的历史缩影。



救援的挖掘机和看热闹的人群。10月11日凌晨1点多,救援工作基本结束,现场废墟开始向外清理。


倒 塌


在居民怨声载道三天后,中央涂村终于恢复了自来水供应,被铁锈染成血红色的水流从水龙头里涌出,一遍一遍浸染着本就潮湿肮脏的路面。陆陆续续有人搬走,操着天南地北的乡音,拎着红色水桶,背着编织袋,或是行李堆在三轮车上,慢慢走向附近的城中村。


马召学已经住了三天宾馆了,一天178元的价格让他觉得有些接受不了。10月10日四栋民宅倒塌时,他拨打了110,119,120和温州电视台的电话,作为事故的目击者,他还上了当天的温州电视新闻。因为住所就在倒塌民房的隔壁,他被拦在了警戒线外,除了手机和钱包,什么都没带出来。


温州鹿城区官方发布了初步调查结果,系农民自建房年代久、质量差,地质基础不牢,发生突然倒塌。居民大多把原因归结于无序拆迁和事发地十几米外的高楼工程。


在如今的中央涂村,随处可见拆除一半的房屋,或是被拆掉了门窗,或是扒掉了一半,露出原本在室内的墙体。租户们说,有些房东签了协议搬出去,发现房子一直未被拆,便又租了出去,赚点钱。事发的四栋房屋中,就有房子已经被拆掉了墙和门窗,仅靠几根木头支撑。


32层的高楼就在这四栋楼十几米外拔地而起。附近多位住户称,每当对面高楼打地基时,房屋总会感觉到晃动,“只要周围有货车经过,五层楼上都能感觉房子抖动,风扇也会摇晃。”前段时间来了台风,中央涂村的房屋都受到了浸泡。


据《温州日报》报道,事故发生后,温州市全面开展“大拆大整专项行动”,“大力度推进危旧房、违法建筑、城中村改造,大力度推进流动人口管理、居住出租房整治、低小散企业整治提升以及旧市场搬迁改造、城乡乱象治理,从根本上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其中,事发所在地鹿城区腾空了城中村旧房169户,拆除城中村旧房272户,面积达4.77万平方米。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明被迫搬离危房的“流动人口”将会被安置在何处。


事发突然,中央涂村很多租户开始在周围村子寻找下一个容身之地,房源变得紧张。11日下午,三四个安徽籍的年轻人在事故现场不远处聊天,因为工厂效益不好,不得不无所事事起来。他们在担心房子的事情,在对周围村子房租行情一番议论后,转而开始自嘲:“还能搬到哪儿去?都是这样破破烂烂的房子。”



中央涂村随处可见拆除了一半房体,这里仍有人居住。(摄影/许晔)


中央涂村


中央涂村原是一片滩涂地,毗邻瓯江,位于温州西北部,属于永嘉县管辖。三十多年前,永嘉、瓯海等地的农民在这里建起了房子。


那是中国人刚刚开始掘金的年代,政府在“摸着石头过河”,经济政策时常转变。1982年,随着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进行经济领域整肃运动,重点打击“投机倒把”等,温州当时著名的8位民营企业家因此一夜之间身陷囹圄,或亡命天涯,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将之称为“八大王事件”。短短2年之后,温州商人再次嗅到了自由空气,“八大王”平反,黄金时代到来。从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脱离的中国人,循着金钱的气味,从各地涌向东南沿海。那时,中央涂村已经基本建造成型了。


70多岁的高立经历过那个遍地黄金的时代。1986年,这个精明的温州人办了一家服装厂,店面不大,二十多个工人,每月工资40、50元,钱却相当好赚:“那个时候工人不用招,写个广告,他们就过来了。”为了方便运货,1992年后,他花了17万在法院拍下了中央涂村的一栋四层楼房。


大大小小的工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因为靠近工厂,本地居民开始把房子租给那些远道而来的淘金者,他们渐渐占据这座村庄,彻底改变了中央涂村的人口结构。


1999年,高立停办了服装厂,把房子出租给打工者。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他的身份从工厂老板变成房东,最终变成尴尬的“钉子户”。



中央涂村的拆迁陷入了僵持状态。有人在“拆”字前写上了“永远不”。(摄影/许晔)



打工者


温州是一座充满金钱气味的城市,它呼唤着野心家,吃苦耐劳者,和那些无法在家乡寻到更好出路的年轻人,他们成了这台经济机器轰鸣向前的燃油。


马召学是在1998年来到温州的,当时他还不满18岁。老板原本在广东开鞋厂,听说温州鞋业好赚钱,便给厂里二十多个工人买了车票,跟工厂一起搬到了温州。没多长时间,鞋厂倒了,马召学没了工作,流落街头。最穷的一个月里,他睡过大街,三天内只吃过两根油条。


马召学35岁,个子不高,却极容易让人留下印象,不仅仅因为他穿了一条鲜艳的黄色裤子。在温州生活了18年,他的普通话依旧顽固地带着四川口音,当他说起生意失败和未来期冀时,你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野心勃勃。


2000年,马召学搬进了中央涂村。在很多住户的记忆中,十多年前是中央涂村最热闹的时候。上下班时间,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附近工厂里的工人,肩膀挨着肩膀,前胸贴着别人的后背,平时几分钟的路程需要挪动十几分钟,稍不注意,兜里的钱包和手机就会被混在人群里的小偷顺走,“说人山人海一点都不夸张。”


那时的中央涂村狭窄,肮脏,电线如蛇一般从昏暗的巷道里穿行,在连接处织成一张密密的网。裹挟着垃圾、厕所、老旧房屋气味的空气在狭小的走道里发酵,充斥着村子的每一寸空间。一层楼房能被隔成4、5间,一块三合板就是墙,不到十平米的房里,摆张床,摆张桌子,就是一家人吃喝拉撒的地方,过道太过狭窄,两个人需要侧着身,才能同时通过。幼儿夜啼,夫妻吵架,甚至是聊天,隔壁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临街的一楼几乎都是店铺,卖日用品,蔬菜,烟酒。小餐馆生意火爆,有些店还会开到凌晨两三点。


灰暗地带的秩序在这里诞生。几乎每天都有人打架,脾气火爆的年轻人我不服你,你不服我,叫上些老乡,就能分出高下。马召学说,自己也曾因为打伤人进过局子。一位来自河南的菜摊老板还曾被收过保护费,混混要500元,他说自己没那么多钱,给了300,后来收保护费的人再也没来过了。


小偷小摸更是司空见惯,停在门前的自行车不上锁,十分钟之后就会不见踪影;有人放在屋里的电脑、金首饰一夜之间悉数被偷走,损失近两万,“他觉得温州是个“伤心地”,再也不回来了。”在马召学的记忆中,村里最恶性的事件莫过于有个女人出轨,丈夫一怒之下把她杀了。


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这座城市是赫赫有名的“制造业之都”,集聚着鞋业、服装、打火机等各类轻工产业。据温州统计局数据,当时温州全市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7484家,拥有165个中国驰名商标,38个中国名牌产品,获得35个国家级生产基地称号,19家企业集团跻身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数百万人背起行囊,从内陆县城、农村涌向这片淘金地。


钱,来到这里的人们几乎只有这一个话题,商人们讨论哪儿有商机,工人们在互相比较哪个厂工资更高。没有人在这里享乐,没有人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工厂一直延续着压榨低端劳动力的运作模式,工人们从早晨7、8点工作到晚上9点,有时单子多了,工作到12点都是极为平常的。一周工作七天,周末与工作日的区别仅仅是晚上“不加班”。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时间,大多数工厂都定在1号,那天,连续劳动一个月的人们可以睡个懒觉,做点好菜,打扫卫生,再在附近街市逛逛。


所有人都会留下来加班,计件工资模式促使他们用时间换取更多的金钱。在2010年一篇名为《服装制造业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调查研究》中,作者对温州市296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9.1%的工人每天工作时长在10小时以上;两百多名被调查对象中,48.6%的人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40.8%的人能休息2-4天。工人之间还有猝死的传闻--2007年,一位38岁皮鞋厂工人在连续工作21小时后,死在了出租屋的床上,被工友发现时,两台电扇还在床头不停地吹。


累,枯燥,没有娱乐,然而一切都会变为每月月底攥在手里那叠厚厚的现金,让他们心甘情愿。于是一切脏乱差都可以忍受,中央涂村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室,就是他们温州打拼生涯里暂时栖身的家。



中央涂村的出租屋价格基本在两三百左右。(摄影/许晔)


吞噬


但中央涂村注定是要被城市吞噬的。


按照村民的说法,2007年,中央涂村的地皮被当地街道转卖给工投公司,土地性质从集体土地变为了国有土地。那年起,滨江的公路开始修建,但村里的拆迁一直没有动静,直到2013年,中央涂村被纳入鹿城区重大建设项目计划中。这片区域被分为三块,中央涂A-1、A-2地块均属于滨江广场二期项目。在四间民房倒塌事故后5天,A-3地块改造项目也正式启动。据《温州商报》报道,这次项目涉及征迁户约100户,旧房面积约2.5万平方米,按照计划,A-3地块将于10月底做好腾空准备,并于11月底进场拆除完毕。


高立拒绝接受拆迁条件,这个三十多年前的服装厂老板成了村里上百家“钉子户”之一。他仍旧住在污水横流的中央涂村,并对24年前法院拍卖的手续和效力充满信心。他曾在2013年和2014年去北京上访两次,都被抓了回来。10号的事情发生后,三家租户从他的房子里搬了出去。


2013年,中央涂村被纳入了旧城改造项目中。人们时常会看到拆迁队进入村里,拿着大锤砸墙,或是破坏门窗。出事的四栋房子里,就有房子被拆掉了门窗。那位在事发民宅开蔬菜店的老板称,墙上有很多窟窿,他们搭了个棚子,才能继续做生意。



“市民守则”的墙上被标上了“拆”字,有人在前加了个“不”。


中央涂村渐渐冷清下来,再也无法恢复昔日“人山人海”的模样。还未被拆除的西面保留着狭窄昏暗的原样,已有大片房子被拆的东面,像个废弃的鬼城,只有在残垣断壁旁的破楼里悬挂的红色内裤,还表明这里有人居住。一些人搬到了马路对面的城中村里,那里暂时还没有被列入拆迁项目工程中;另一些人只能搬去更为偏远的山区;还有一些人干脆回了老家。


32层的高楼在中央涂村旁拔地而起,睥睨着这座曾为数万名外来打工者提供庇护的城中村。一些村民将民房坍塌归因于高楼项目,每当高楼打地桩时,周围住户都会感到房屋震动。高楼与坍塌的民宅距离不过十几米。一位本地住户称,有时卡车从二者之间经过,他都能看见立式风扇在抖动。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悄然而来的萧条,然而这种萧条并不局限于中央涂村。一位湖北的工人说,他在厂里的工作是给流水线工人发原材料,收集成品,然而2015年,他却闲了整整一年:“我一闲就代表厂里生意不好。去年我每天就是捧杯茶玩手机。”他说,去年每天都有人回家,因为厂里效益不好,就给工人放假了。“很多工厂有单就招人,做两三个月,就把他们放走。


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温州的银行为了完成放贷任务,甚至上门“送钱”。温州商人李克曾对《新京报》说,那时家里每天都有银行的人上门推销贷款,碍于面子,再加上盲目投资的冲动,他从银行贷款3000万,投资了房地产和太阳能,结果全部赔了进去。2011年,温州房价走向拐点,迎来了接连40个月的大跌。投入房地产的贷款无法收回,引起了资本链条的连锁反应,企业倒闭,老板跑路,在温州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在媒体的描述中,2011年是温州最艰难的时刻,这源自于大洋彼岸席卷而来的金融危机、房价泡沫破灭和民间融资崩盘的危机,造成当年温州市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从8096家变成3998家,几乎倒闭了一半。2015年1月15日,温州最大建筑企业、曾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4216万元的底价拍卖所有股份。三个月后,知名企业庄吉服装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这种衰退甚至波及到了温州的辣椒销量。据《温州都市报》2015年12月31日报道:“当年温州辣椒成交量较2014年减少了370万公斤,相当于每天减少1万公斤。”“2015年全年,辣椒销量仅1473万公斤,平均每天成交量40万公斤,而2014年平均每天成交量49万公斤。”温州市菜篮子农副市场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称,辣椒销量减少与这两年温州外来打工者数量下降有很大关系:“来自云南、贵州等地的新温州人是吃辣的’主力军’,他们中的不少人返乡创业后,辣椒自然也就没那么畅销。”


一些在中央涂村租了十多年的外地人,把逼仄的出租屋称为“家”,他们却很难留在这个城市。高昂的房价让很多打工者望而却步,他们只能继续蜗居在未被拆迁覆盖的城中村里,重复着家-工厂-流水线的日子。虽然在温州生活了十多年,马召学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就连那些在温州办厂买房的朋友,也有类似的感觉。“新温州人”,他提起了这个词,随后发出一声短促的嘲笑。


10月10日凌晨3时10分,马召学出门买烟,刚走到拐角处,一声巨响中,四栋房子塌成平地,漫天灰尘扑向了他的脸,路旁的摩托车上迅速落上了半指深的灰。菜摊老板被震动和叫声惊醒,奔向了中央涂大街159号,店铺和蔬菜都被埋在废墟之下,什么都没了。(应采访对象要求,高立为化名)


文|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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