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创作者应该靠他的作品而不是嘴巴说话。
安坦纳・苏卡斯（Antanas Sutkus)，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1995（摄影：阮义忠）
一个有才华的摄影师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爱他的人，他的主题，和他的国家。——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Antanas Sutkus)
1939年6月27日生于考纳斯区，被称为立陶宛摄影的“荷马”。他一生不断的创作，仿佛是一部史诗。他与社会根深蒂固的关系，构成他独特的摄影语言。同时，他的艺术语言能力和他作品的广度，把摄影师的名字带入世界文化创造者行列。
1958-1963年就读于维尔纽斯大学新闻系。1976年开始拍摄“立陶宛人”系列，苏卡斯的立陶宛人系列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个持续的项目，记录了立陶宛人民和生活的改变。当时拍摄时，立陶宛还是苏联的一部分，苏卡斯集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拍摄，而不是去拍摄模范公民和工人的黑白肖像被用作为苏联的宣传推广。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并且自1968年以来，曾作为一个独立的摄影师。他还帮助立陶宛摄影师建立了获得国际承认的立陶宛摄影艺术协会，倡导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
苏卡斯的黑白肖像设法避免多愁善感但有巨大的悲怆。一系列在共产主义时期见证了苏联统治立陶宛和展示普通立陶宛人，面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模范公民，工人由苏联宣传促进形成鲜明对比。他采取在孤儿院为盲童拍摄的系列产生深刻影响的盲人先驱（1962 年）。
©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盲童学校，考纳斯，1962
他的人文手法，受惠于布列松，涉及到他的两个孩子和老人的形象脱颖而出。充满浪漫，美丽与哀愁，他们超越了照相写实主义像凌乱的电影剧照。他宣称的目标是 “要试图画出当代人心理肖像 ”。苏卡斯的敏锐眼睛发现历史在人类面孔上“一个人不得不为了他们爱的人拍照”。
阮义忠
十多年了，每逢圣诞节就会收到安塔那斯‧苏卡斯的贺卡。远从波罗的海飘来的消息，彷佛也把这位烟斗不离手的摄影家身上呛人的尼古丁味道也裹了进来。
我和这位立陶宛的传奇人物会面，是1995年8月30的事。时间虽会冲淡记忆，却也会使当时不明白的道理清晰起来。就如同看老照片一般，岁数愈大，就愈能读懂相片里不经意捕捉到的正在流逝的生命。
我是因为在自己创办的《摄影家》杂志刊出“立陶宛专号”，而被邀请在该国的六大城市举行我的摄影作品巡回展，并赴首都参加展览开幕仪式。迷你小国的人民之善良、回报之隆重，着实令我意外及感激。
一路陪同我们的当地摄影朋友表示，在离开前，应该去拜访一下立陶宛摄影协会的创办人。他说：“苏卡斯是我们的大家长，一手团结、组织了立陶宛的摄影界人士。在他担任会长的的二十多年间，从俄共手里不知营救了多少摄影家的身家财产。此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创作者。”
这么一听，我立刻便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整本立陶宛专号竟然漏掉了一位这么重要的人！原来，当时的苏卡斯情绪十分低落，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辞去会长职务后便闭门谢客，帮我们组稿的接任会长也无法邀到他的稿子。
在一间陈旧公寓的顶楼，门一开，只见屋里堆满了一盒盒的照片档案，只剩下摆了张小茶几和几把椅子的窄空间，简直令人无法透气。六十岁不到的苏卡斯满脸沧桑，跟我所见到的立陶宛人都不一样，没有这个民族一贯给人的含蓄优雅的印象，粗犷、霸气，十足的革命领袖形象。
当他拿出一盒盒20x24英吋的大照片摊在我面前时，我不由自主，“哇”地一声叫了出来。这些名作早就在世界各重要媒体享有极高的曝光率，只不过苏卡斯通常都被归为苏联摄影家。苏联解体，他的立陶宛人身份才被突显了。
苏卡斯的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足以和摄影史上最重要的大师齐名。无奈，国家小，艺术家能获得的待遇也高不起来。他的作品多半是120相机所摄的正方形构图，主题最多的是小孩。他表现的不是童稚的纯真，而是藉由孩童来反映集权制度下的压抑生活。在他的照片里，无论男女老幼，眼神都像一把刀，深深地划向观者的心窝里。那是对命运的质疑与指控，令人不寒而栗。
©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少年先锋队，lgnalina,1964
为了弥补失误，我建议在《摄影家》以大篇幅刊介他的作品。苏卡斯真是爽快：“要什么照片，随你挑！”结果，我挑选的五十幅11x14英寸的纤维纸基原作，他竟然一一签名，并对我说：“制好版，照片全部送给你，不用寄回来了！”
我在《摄影家》的第24期（1996年2月号）以封面及二十多页的篇幅刊出苏卡斯的作品之后，他回信表示，被我所作的版面设计迷住了。照片与照片之间所呈现的关系，令他有了重新整理自己作品的激情……。
之后，我便开始每年都收到他的圣诞贺卡。1999年的最特别，除了卡片，还有法国文化中心为他举办的《苏卡斯在1965年与让—保罗·萨特/西蒙·德·波娃的会面》。这个展览的场刊绝对会让全球的萨特迷眼睛为之一亮，因为萨特在苏卡斯的镜头下，显示了一种从未被体会出的“存在与虚无”的视觉感。法国政府后来还以此照片为蓝本，制作了一尊萨特的雕像。
©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 让-保罗·萨特, Nida，1965
2000年的贺卡伴着厚厚的一本影集，苏卡斯终于把自己的名作重新整理出了一本大册子。2001年是他重掌立陶宛摄影协会会长后出的年度摄影家集锦……今年会收到什么样的贺卡呢？
重读对他的访谈，让我仿佛又闻到那股浓浓的烟斗味儿。
阮义忠：你拍照有多久了？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开始拿相机的？
安坦纳斯‧苏卡斯： 我十五岁开始接触摄影，认真地拍照是从1959年起，那时我正在维尔尼斯大学 (Vilnius State University) 念书。可是我在1959年之前拍的底片都弄丢了，现在只剩下一张。
阮义忠：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相片都是在1959年之后拍的？
安坦纳斯‧苏卡斯：是的，除了唯一留下的那一张是1958年拍的。
阮义忠：你的作品是一种苦难象征。在你所拍的这么多人物中，力量最强的是他们的眼神。人物的眼神透露了他们是在非常艰困的环境下生活着，可是又生活得十分有尊严和勇气。
安坦纳斯‧苏卡斯：是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非常困苦，但活得很有尊严。
阮义忠：你所捕捉的影像是自己熟悉的，生活在周围的人物，还是特地到远方或深入乡间拍摄的当地情况？
安坦纳斯‧苏卡斯：那些照片都是在乡下的小村落里拍的，乡下人依然保有立陶宛人的传统和心性。
阮义忠：是否可以说，你是以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前往乡村追寻自己所欠缺的？
安坦纳斯‧苏卡斯：我一直很喜欢亲近乡村，因为我是在小乡村出生、长大的。其实，立陶宛现今最好的几位摄影家，如马奇加斯卡（Macijauskas)等人都是从乡下开始拍照的。去捕捉并保存将会或正在消失的事物，是摄影家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我们现在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事情都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立陶宛乡下人的心性，就只能在照片里看到了。一个时代在消逝之际，那一代人物的特征往往随之而去。
©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维尔尼斯近郊的春天，Vilnija，1967
©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在爸爸的马拉货车上，Aukstaitija，1967
阮义忠：你作品里的人物表情开心的少，不开心的多。在以前受苏联控制的政治体系下，这些作品是否会被当局认为有暗喻？
安坦纳斯‧苏卡斯：那个时候，几乎每位摄影家或多或少都被苏维埃当局找过麻烦，因此我们必须讲求策略。有些摄影展可以到处展出，而有的就只能在卡乌纳斯（Kaunas)或维尔尼斯举办。有一次，我们寄照片到布拉格（Prague) 参加国际摄影展，结果作品被退到K.G.B.去，因为当局认为这些照片显示了社会的黑暗面。有意思的是，苏联的艺评家们为了帮我们忙，就在文章里说，我们这些人拍的照片是一个学派，是所谓的“立陶宛风格”。
©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时代之脸，Byelorussia，1981
有时我们会替摄影展取一个比较容易通过的、看起来很伟大而光明的题目，至于展出内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有一次，我们将一个联展定名为《琥珀之国》（注：立陶宛盛产琥珀，有“琥珀之国”之称），好让这个展览能在多一些地区展出，结果，从苏联来的艺评家们看过展览之后说：“这里面没有一张照片会被允许在我们的媒体上刊出，你倒是叫我们如何介绍这个展览？”
在那次群展中，有位摄影家拍了一些微笑少女的照片，结果，所有媒体关于这个展览的介绍，刊登的都是这位摄影家的作品。
阮义忠：你照片中的人物，不管生活环境有多艰苦，都有一种认命的神情，有一种属于立陶宛人的精神。现在苏联解体，社会步向一个新方向，你认为立陶宛精神仍然存在于这些乡村之中吗？
©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乡间，Dzukija，1969
安坦纳斯‧苏卡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东西比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更糟！资本主义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么美好，物质主义带来我们以前所没有的许多坏东西。立陶宛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不需要美国或西欧的大众文化。但是，所有小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美国通俗文化的入侵；即使像法国这样的大国也遭遇到同样的困扰。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从小所追求的事物就是物质，精神层面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在过去受苏维埃政权压抑的时代，我们依然拥有自己的灵魂，立陶宛精神也因为这样而更形旺盛；受到的压迫越大，我们越坚强。然而，开放之后，我们却面临了物质主义所带来的一切坏东西。
阮义忠：立陶宛精神消失后，是否意味着你想拍的东西也不存在了？接下来，你的创作方向要怎么走？
安坦纳斯‧苏卡斯：现在，我只想拍老房子，再也不想拍人了！如今，甚至在精神上能与我契合的人都很难找得到了。
阮义忠：你一定要仍然对人抱有信心。在世界各个角落依旧有相信些什么的人，像我们愿意从那么远的地方跑来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你的作品让人们相信了很多事，所以你自己一定不要先放弃了相信人性。
©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海畔两女，1968
安坦纳斯‧苏卡斯：我也不是不再相信人性。问题是，从前我们过的是不正常的共产主义生活，而现在也不得不过着不正常的资本主义生活。
阮义忠：你曾经组织立陶宛摄影协会，使立陶宛的摄影家们团结在一起，在推动立陶宛摄影的国际化上也贡献良多。在那近二十年间，你如何兼顾自己的创作与协会的行政工作？
安坦纳斯‧苏卡斯：我那时几乎没有时间拍照，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拍照时，我白天想拍照的事，晚上做梦也梦到拍照的事。可是推动摄影协会的工作时，我晚上梦到的都是协会的工作。
阮义忠：要是有一天你出一本大书，把你这一系列的摄影作品印出来，你会为这本书定什么题目？
安坦纳斯‧苏卡斯：我有这个梦想，但没有这个财力。如果有那么一天，这本书的题目应该会是「赤脚的乡愁」。我们从文明里得到了太多东西，唯一能回报的就是我们的心。
阮义忠：还有什么是你想补充说明的吗？
安坦纳斯‧苏卡斯：一个创作者应该靠他的作品而不是嘴巴说话，我没有其它的话要说了。
©Antanas Sutkus 安塔纳斯‧苏卡斯：结婚啰，1991
编辑：狄夏
设计：邹巍 狄夏
校对：董晓鹏
图片及资料来源：生活月刊 阮义忠摄影中心
我们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我们是从土而出的，
我们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40年前，阮义忠凭一本台湾客运车价目表，走访从未去过的地方，一个人，用相机天真狂热地记录着一个时代。
1987年，《人与土地》首次发表，成为纪录历史影像的重要部分，展现了个人口述历史的价值。
30年后，阮义忠先生《人与土地》作品首度全面展出。
此次展览，不只是摄影艺术的回顾，更希望借助影像唤起我们的回忆和检视。
我们坚信，在这个时代，纪实摄影依然是对生命的自省和学习。
第一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已于2016年6月1日启动征稿，详情请点击左下「阅读原文」
并特别感谢以下单位及个人
特别合作支持：木心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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