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做梦了，哪有皇帝爱“清官”！
几千年来，中国人最热衷的官场话题就是“清官”，舞台和银屏上最流行的是“清官”戏，老百姓嘴里最津津乐道的是“清官”佳话——尽管现实生活中他们很可能真还没见过几个“清官”。
“清官”毫无疑义是正面宣传的榜样，所以说“讲好中国故事”，是古人就精通的玩法与套路。
从《左传》《史记》等史书中，几乎很难发现关于“清官”的事迹，即便被当下列入“清官模范”的西门豹、孙叔敖，史书上记载他们的也只是勇于任事的事迹，比如“寓兵于农，藏粮于民”，而不是什么“反腐倡廉”的总结材料，至多不过顺带提到一句“为人方正为官清廉”而已。
真正被大书特书“清廉”事迹的官员，基本上都出现在主上昏聩、吏治黑暗、民生艰苦的年代。其中两个关键的促成元素：一是因为吏治腐败，所以统治者越加需要“清官”典型来自证清白；二是百姓也更加需要一种“值得信仰的力量”，让他们在黑暗中有所指望。就这样，某个官员偶然的清廉公正之举，立马被无限放大，尊之为“青天”。“万民伞”时刻蠢蠢欲动，只等那寥若晨星的领主出现。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对更好事物的渴望与拥有是必然的，反之才是“反人性”。譬如“孔融让梨”的故事，很明显是虚伪道德教育的结果。一个正常的小孩百分百会挑选好的、大的梨，之所以“让”给他人，一是展示其大人“教子有方”，二也是过早懂得用伪装来掩盖真实的内心，以谋求更大的好处。
而真实的社会规则绝对是残酷的，绝不可能给“让”者以生存空间，更别提什么发展。也就是说，如果“让”的前提不是更多“夺”，则这“让”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
“清官多酷吏”，这句话点明了“清官”们普遍都存在着某种人格障碍。也只有不近人情的人才可能做得了真正的“清官”。
人生天地之间，受恩于父母、亲朋、邻居、师长……亲朋故旧遇事相求，也是人之常情，不是近乎变态之人，怎么可能对其置之不理乃至斥责有加？
“天下第一清官”海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严重的人格障碍者。其对自己和家人严酷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乃至于身为高官的他家里砍上半斤肉都成为市井新闻，这还是因为其母过生日。其年仅几岁的女儿仅仅因为从男仆人的手里拿了饼子吃，就被恪守“男女授受不亲”信条的海瑞痛斥为“不知廉耻”，“如果我是你，我就去死”，结果，其女儿果真绝食而死。
用现代病理学来分析，海瑞就是一个重度病人，严重的“道德强迫症”让他不仅虐待自己，更虐待家人，哪怕是至亲。其所谓“孝敬”“教育”，实际上倒是迫害！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到底也只是病症发作，是一种为名求死的道德冲动。
“清官文化”，说到底是对制度无力的一种视线转移。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坏的制度则恰恰相反。在鸡拳体制之下，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制衡模式，因为权li制衡本身就是反皇帝的，皇帝怎么可能作法自毙、作茧自缚！
事实上，适度的腐败正是鸡拳体制的润滑剂。没有“潜规则”带来的巨大好处，谁愿意承受集权政治的高压？所以，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有反过来给手下行贿的君主，包括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自己尚且行贿受贿，哪里会真正在意官员们的行贿受贿呢！所以那些举报某某宠臣“贪赃枉法”，以期让主子“亲贤臣远小人”者，都是天真烂漫之辈。
清官好“谤主卖直”，抱着某些“圣贤之言”抵制乃至于对抗上级甚至皇帝，这当然是难以容忍的。就连以开明著称的唐太宗，也对犯上直谏的魏征耿耿于怀，一度发誓“早晚杀了老匹夫”。之所以也有“清官”得以全身而退甚至还青云直上，实在是因为“名声既大”，所以不妨树为楷模供起来，而实际的权力、利益，那是别想指望了的，让你“求仁得仁”去。
那不得要领、迂腐地效法海瑞者，只不知死伤若何，含冤几多！
有人说：“跪着的愚民，才期待清官！而正因为百姓都是跪着的，不会自己为自己做主，所以才会成全清官。”
这话虽有道理，但却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封闭的政治模式中，黔首们根本就没有“为自己做主”的渠道。所以媒体门口才多有投诉者，大人轿前才围跪丛丛。不得不一再动用公帑，制止越级拦轿。
稍微明白一点的都知道，指望清官那叫缘木求鱼。有那运气，还不如多买几回彩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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