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可敬的“叛国者”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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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爱国是一国子民所应该具有的最起码情感，而帮助他国与本国政府、本国利益对抗的人历来被视为“叛国者”，是不齿于本国、本民族的一种败类，在中国那是“汉奸”，在别的国家肯定是相应的“某奸”。
但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叛国者”不仅毫不卑劣，相反还因其超越国家、民族的狭隘之爱而以“人类之爱”、“正义之爱”赢得世界人民普遍的尊敬。
日本人小野贤二用了30年的时间，采访了300多名相关人士，以翔实的资料证明“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篡改”。1996年，其与人编撰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在日本出版。
拜伦算得上是最早和自己祖国决裂的知名人物之一，但和他比起来，其同胞托马斯·潘恩显然走得更远。身为英国人的他写出《常识》一书鼓励北美人起来反抗自己的祖国，他慷慨激昂地宣称“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这个以“世界公民”自居的伟大思想者号召北美“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由于坚持独立的立场，坚持对一切强权的反抗，正像朱学勤所说的那样，“他有《常识》，反抗那时候的政治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到最后，这个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鼓动者、法国《人权宣言》的起草者，居然被英法美三国政府同时抛弃。但他勇于坚持的品质和卓然冷静的洞见却赢得了全人类的敬意。
而自由撰稿人西摩·赫什当年对美国的“背叛行为”一度让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狼狈不堪。他在一次偶尔的聊天中得知美国士兵曾经在越南一个叫美莱的小村庄进行大屠杀，当即筹集款项前去调查，并将真相弄了个水落石出：1968年3月16日，美军一个排在威廉·凯利上尉的率领下，在没有发现任何越共军人的情况下，屠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百名平民。
同样不懂得所谓“民族大义”、“国家形象”的美国媒体对此狂轰滥炸，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37家报纸报道和转载了西摩·赫什的调查。最终美国政府不堪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压力，从越南撤军，并对犯罪军人展开了调查。如此一来，就创下了美国记者“背叛祖国利益”的传统。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虐俘事件”仍然是美国人自己曝出来的。而英国记者也不甘落后，紧跟着爆出各种“虐俘事件”和照片，让英国在整个世界面前大丢其丑。
很难想象，像“美莱屠杀事件”和“美军英军虐俘”事件之类的新闻如果出在别的国家会怎么样。做这种“自爆家丑”、“自毁形象”、亲痛仇快的事情，大约是逃不了“卖国”嫌疑的，很可能就成了国民公敌。但如果从人类进步的意义上来讲，他们的这种“叛国”行为，却实实在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正义的达成。
也正因此，我始终对戈尔巴乔夫“在绝对正确的国家利益之上，应该还有更为正确的人类利益”的“新思维”抱有极大的敬意。在此之前，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内部，在“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念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少人，不仅无法想象还有“超越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类利益”这样的观点，就连同一国度之内的“被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会被有丝毫的考虑。也正因此，被“国家利益”、“国家机器”的先天合理性所占领了全部头脑的人们才会做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暴行。
著名的“华沙之跪”。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为自己民族犯下的罪行忏悔。
当今的日本多的是为二战侵略历史进行辩护的“爱国者”，甚至不少人明目张胆否认一些铁的事实。但我们也要看到，即使是在日本对华侵略推行最顺利的时期，也仍然有日本的“叛国者”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为中国人民鼓与呼。野坂参三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的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呼吁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苏联人民一道来进行斗争。片山潜多次演讲揭露日军的罪恶，并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战大会。
而在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中，更有日本的反战人士前来帮助中国人民对日军作战。在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搜集过程中，也有一些良知未泯的日本老兵出来提供证据、进行谢罪，还有不少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一道以翔实的资料佐证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这些“叛国者”身上，闪烁着良知和人道的光辉，而赢得世界尊敬的，正是这些“叛国者”，而不是那些参拜靖国神社、为侵略历史辩护的日本“爱国者”。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当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喊出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而对那些伟大的“叛国者”来说，也许他们要表明的是：哪里有正义，哪里才是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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