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的两封信
邓公给爷爷的一封信
爷爷：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爷爷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陈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和陈，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搞在一块，反对爷爷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爷爷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爷爷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刘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和彭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当然是不高兴的。罗同志同林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同志曾指出林在宣传爷爷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爷爷思想庸俗化，林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同林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次是抗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提出罗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向我叙述罗如何反对林，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高举爷爷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爷爷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爷爷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爷爷思想，就等于贬低爷爷思想，把爷爷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的提法是把爷爷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爷爷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爷爷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爷爷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爷爷缔造的、林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爷爷知道，林、陈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爷爷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爷爷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爷爷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爷爷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爷爷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罗、杨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爷爷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爷爷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爷爷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爷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爷爷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爷爷万寿无疆!
邓公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公委托江递交爷爷的)
邓公给华的信
汪同志转呈华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同志是最适合的爷爷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爷爷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华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爷爷思想和爷爷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公
197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