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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岁二婚,87岁三婚,我那个风一样的爷爷

娜仁 不可思议编辑部 2021-02-19




2020年3月,内蒙解除一级响应。在牧区困了两个月的我,迅速跑去市里吃了个火锅。
 
我爸反复安顿我,回来路过镇上去看看爷爷,打个招呼。
 
“行,我回来就在那儿住一天!”
 
爸爸愣了一下,“你看着办,不想去也别勉强。”
 
我进门的时候,爷爷和三奶奶(爷爷的第三任老太太)都有点意外,看我大包小包的进来,局促地从炕上坐起来,问我这是准备去哪儿?
 
“我刚回来,哪儿都不去。”我把东西放到柜上,脱鞋上炕,尽量表现的自然熟悉。
 
上次住在爷爷家,还是我八岁的时候,一晃二十年。
 
小时候不愿意去,长大没时间去,总是路过匆匆忙忙看一眼,买点东西留点钱,靠着柜子站一会儿就走。
 
看我脱鞋上炕了,爷爷试探性问了一句:“今天还回去吗?”
 
“不回去了。”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我等我爸,明天他也要来。”
 
爷爷赶紧起身下地,“ 饿了吧,我给你做饭,你想吃点啥?”
 
他一边招呼三奶奶醒骨头炖肉,一边噼里啪啦给了我无数个选项。“吃不吃饺子?要不爷爷给你烙点馅儿饼。你在南方呆久了,爱吃青菜,爷爷上街给你买点菜炒着吃?”
 
看爷爷准备穿衣服上街买菜,我赶紧制止:“不用不用,太麻烦了,有啥吃啥,我不挑。”
 
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我感到局促不安,无所适从。
 
 

提起爷爷,大部分人评价的关键词是“精明且自私”。爷爷是个很传奇也很矛盾的人,当过兵坐过牢,平反后当了干部,改革开放下海经商。
 
70岁二婚,87岁三婚,这是一个不太在乎旁人眼光的老头。在混乱动荡的年代,他巧妙避开了时代风险,一生不落人后,追求体面。
 
1986年,大伯突然离世,家里的饭店旅馆轰然倒塌。两年后,好赌的二伯离家出走,二娘大着肚子带着二姐姐,一个人过了三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上门讨点米面,爷爷没管。二娘只能去镇上起诉离婚,那是镇上第一起起诉离婚案件,街上的流言蜚语爷爷充耳不闻。
 
二娘把五岁的二姐姐扔在爷爷家门口,带着两岁的小姐姐远走他乡。面对被遗弃的二姐姐,爷爷果断做出“最精明”的决定,坐在炕上指挥我爸把二姐姐送到她姥姥家:“她妈一定会回来领。
 
送回二姐姐,爸爸还没走出村口,就听见我二姐姐响彻天际的哭声。背着小包裹,跑三步摔一跤,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爸咬咬牙又把二姐姐带了回来,奶奶和爷爷打了一架,二姐姐留下了。
 
爷爷并未放弃甩掉这个拖油瓶的念头,把主意打到我妈那儿。我妈刚怀二胎,爷爷游说她把我引产,抚养二姐姐。
 
那一年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有人为了生二胎抛家舍业,有人为了一点钱挨家挨户举报。
 
戴红袖章的老太太定期上门盘查,哥哥在街头放哨,看到红袖章老太太来了,撇着腿一路小跑,让妈妈赶紧藏起来。
 
我妈体型瘦小,加上提心吊胆、营养不良,五个多月才开始显怀。显怀之后更藏不住了。当时爸爸在蒙古贩马,爷爷运筹帷幄,想借着红袖章老太太之手把我引产了。时不时派奶奶去分析利弊,连劝带吓唬:“万一生两个儿子拿啥养?就算生了女儿,罚款也交不起。谁谁谁家超生,房梁都被挑了,日子不过了?”
 
我妈心一横,跑!去牧区。
 
两个姑姑都嫁到了牧区,那里没人挨个儿查孕妇。妈妈领着哥哥,挺着大肚子,不敢坐火车,在路上拦住拉羊大货车,挤在羊群里一路颠簸,抱着肚子生怕把我给颠没了。
 
跑到牧区,住在姑姑家冬营盘一个废旧蒙古包里——牧区草场分冬夏营盘,每年11月迁移可以抵抗风雪的冬营盘,次年5月迁移夏营盘。
 
为了保险起见,我妈忍着一定要等我快生的时候回镇子,孩子一露头就是一条命。内蒙入冬,白毛风呼呼地刮,我妈肚子大了行动不便,没水没电没吃的。我爸忙着和姑姑迁冬营盘,哥哥拿个小盆子舀雪,化雪做饭。
 
我生在冬至,内蒙最冷的时候,预产期快到时大雪封路,彻底回不去了。妈妈即将分娩,爸爸骑马去接产婆,等回来我已经出生。爸爸总说,我和成吉思汗一样,命大,连产婆都不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后来,我户口落在姑姑家,取名娜仁,寓意像太阳一样生生不息,上学才迁回原籍。
 
爷爷没有骗人,老家房梁真被挑了,粮食也充了公。爸爸经常调侃,说我生下来就是讨债的,我一出生,倾家荡产。
 
就这样,我们一家留在了牧区,养羊放牧为生。


 
爷爷家在察哈尔后旗一个古老的蒙汉通商集贸小镇上,位于乌兰察布市和锡林郭勒盟交界处。往北是锡盟苏尼特右旗,生态基本接近纯牧区。往南是商都县,农牧区结合。
 
爷爷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伯最争气,大集体解散之后,爷爷盘下公社的旅店和饭店,产业靠大伯经营。这家车马店坐北朝南,正房8间,偏房10间,每间房4个床铺,供来来往往的商人歇脚,热闹程度堪比一个小型的集贸市场。
 
大伯过世后,爷爷把饭店关了,给儿女们下了赡养指标,专心养老。
 
奶奶腾出两间房子,看管家里八个孩子吃喝,学习。
 
大姑家三个,二姑家两个,大伯家两个,二伯家留了一个。奶奶的锅边常备一把鞭子,只要有孩子打架,就一鞭子甩过去。打人的,被打的,同步挨打。
 

爷爷宣称自己得了心脏病,再不管事。

爷爷总是躺在炕上,手里盘两个核桃,脱个袜子都要伸脚让孙辈脱。口袋常备速效救心丸,睡醒要吃个黄桃罐头,吃饭有个专门的小桌子,有好吃的先紧着自己。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再小的孩子也只能眼巴巴看着,悄悄吞口水。“爷爷奶奶把好吃的留给孙辈,甚至直到过期也舍不得吃”的情节,我从来没体验过。我只记得,爷爷吃完黄桃罐头,我们把瓶子仰起来,巴巴舔几下残余的汁儿。
 
那时,我以为爷爷真有心脏病。二十年后,我第一次坐爷爷的电动小三轮。90多岁的他简直草原飞鹰,追风少年啊,颠得我根本坐不稳。他的速度连小轿车都赶不上,路上沟沟坎坎不带躲的,咔咔咔轧过去。街上的阿姨追在后面喊:“大爷,帽子!帽子掉了!”




一晃七年,大孩子们陆续读完初中毕业了。二姐姐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二伯依旧杳无音讯,她没钱继续读书,只能辍学,去学手艺。
 
同年冬天,奶奶走了,爷爷的心脏病也好了。奶奶过世刚满一百天,爷爷就戴着大墨镜,精神抖擞地四处相亲,很快开启了他的第二春。
 
二奶奶是个漂亮精干的老太太,那时60岁,比爷爷小10岁。这个老太太最符合爷爷择偶标准,和亲奶奶相比,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第二年开春,我和哥哥住进了爷爷家。我发现,爷爷的家庭地位出现了极速大反转,从炕头转到了锅边,劈柴烧茶做饭,样样不拉。他心脏病好了,一口气劈一垛柴也没问题。因为爱情,70岁的爷爷还去镇上打了份工。
 
二奶奶对我们说不上坏,没打过我们也没骂过我们,只是态度冷冰冰的。我和哥哥大气不敢出,扒拉完几口饭就跑回房间写作业。我俩和二奶奶住了一个学期,基本没说过话,也没叫过一声奶奶。
 
爸妈捎回来一包奶豆腐,爷爷给了我和哥哥几颗,我们捧在手心,不舍得咬,抿着吃,一点一点尝味道。剩下的被爷爷锁在柜子里,说要等我们听话表现好才给吃,不过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了。
 
二奶奶的外孙女儿和我一个班,叫晓宇。晓宇属于那种没什么存在感的女生,学习成绩中下游,平时不怎么说话。第一次在爷爷家碰到晓宇,我根本没认出她来,她与我打招呼,我才发现:“哦,咱俩一个班啊。”
 
某天早上,我看到晓宇拿奶豆腐分给同学吃,冲过去问她:“你这是哪儿来的?”
 
晓宇懵懵地说:“我姥姥给的,你要吗?我有很多。”她大方和我分享着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我喉头一哽,像是被生生塞进一团棉絮,眼泪打转转,千言万语化成了五个字:“我才不稀罕。”
 
放学回去我偷偷拿钥匙打开柜子,空荡荡的柜子窜出一个叫委屈的东西。爷爷不能理解小屁孩的自尊心,把这一切粗暴定义成我嘴馋,小气,不懂事。
 
爷爷的心思都花在讨好二奶奶的家人身上,晓宇每次过来,都会喜眉笑眼拿出一堆好吃的。对于爷爷来说,晓宇能叫一声姥爷,是他该阶段首要战略目标。
 
晓宇的妈妈有时也会来访。她人很好,会把吃的送进房间给我。我横眉冷对,她却是笑眯眯的,爷爷骂我时会帮我说话:“孩子还小,慢慢的就好了。”
 
那是两个世界,外面一家人其乐融融,有说有笑,我和哥哥在小房间相顾无言。
 

 
我家和爷爷决裂是因为哥哥的一双球鞋。
 
内蒙入冬很快,妈妈的钱还没捎回镇上,突然就下了一场大雪。我和哥哥穿着球鞋单衣,爷爷没管,我俩也不敢说冷。
 
那时学校还没有暖气,教室生个煤炉子,学生轮流从家里带柴火和炭来烧。有的家长小气,象征性带一点,烧到下午烟熄火灭,抗寒基本靠抖。
 
下午三点半后,有45分钟课外活动时间,老师锁上教室门,要求学生们去室外活动,美其名曰增强抵抗力,其实是为了节约用炭。
 
这个时间段,对于我和哥哥来说,太难熬了。就算跑个五公里,单薄的球鞋也扛不住内蒙零下二十几度的白毛风。鞋已经不是鞋,那是两个冰冷的铁砣砣,跺一跺,咔咔作响,震得脚生疼。
 
哥哥神秘兮兮把我带到操场的小角落,搂了一堆树叶子,点着烤火。我俩在寒风中,围着烧着的树叶取暖,被烟熏得眼泪直流,也傻呵呵不肯离开火堆,对于我俩来说,那是生命之火。
 

一阵小旋风吹散这生命之火,烧着的树叶子失控了,盘旋在天上,像飞舞的火蝴蝶。我看呆了,哥哥把我推开,脱下外套开始扑火,火蝴蝶沾到身上,他的鞋子裤子都烧了。
 
幸好老师发现及时,人没烧伤,也没引发火灾。老师把我俩拎到办公室,气冲冲准备给一顿胖揍,看到我俩单衣球鞋冻得哆哆嗦嗦,对熊孩子的怒火转到大人身上。
 
老师翻开紧急通讯录,打通电话就是一顿训:“这是什么大人,都不管孩子的么?零下二十几度的天,穿球鞋,孩子冷得不行只能烤火,裤子都烧了。腿不想要了?冻掉了就残废了!”
 
接电话的是邮局的一个姨娘,她一听,不得了,孩子的腿烧着了。她指挥小儿子迅速套马,出发下牧区捎话,话捎到爸妈那里,成了我哥烤火把腿烧残了。
妈妈险些昏倒,跟爸爸开农运敞篷三轮车,连夜赶600多里路回镇上,到学校已经是第二天放学。

哥哥身上还穿着那条烧了半截的裤子,里面红秋裤极其扎眼。别的孩子红光满面,兴高采烈像只小麻雀,我和哥哥面黄肌瘦,冻得哆哆嗦嗦,耷拉着一个大书包,回家像上刑场。
 
不被爱的孩子,形象和气质是鬼祟的。
 
接到我们,爸爸一路没言语。回家默默揭开锅,两碗看不见油花的土豆烩菜,三个黏糊糊不知热了多少道的馒头。
 
“你们就吃这个?”爸爸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在爷爷家不是白住的,得照米面粮油的市价给伙食费。除此之外,妈妈每个月会捎很多肉回来,爸爸在牧区打猎逮兔子,不舍得吃,也托人捎回来给我们补身体。
 
我哥冻伤的脚成了我爸过不去的坎儿,他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爸爸,按市价给钱,已经将期望值降到了最低。爷爷违背的,不仅仅是血脉亲情,连基本的商业规则都没有遵守。”
 
我俩被爸妈带走。后来我在镇上读了六年书,月底生活费用完了,馒头榨菜对付一周也不去爷爷家。我对爷爷爷谈不上怨恨,只是单纯生分,不熟。

 

时隔多年,再次坐上爷爷家的炕,我像披上龙袍一步一步登上皇位的武则天。有生之年,我居然能上这个小桌子上吃饭。


吃罢饭,趁着三奶奶出去锁大门的空当,爷爷偷偷塞了一百块钱给我,说:“明天上街给你奶奶买件衣服,孙女儿买的,她高兴。”
 
我很迷惑,不知道该做何反应,觉得很奇怪,又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
 
 “不用,我明天带她出去买就行了,我有钱。”
 
爷爷硬把一百块钱塞进我荷包里,三奶奶进来了,我俩没有再拉扯。
 
“明天孙女儿带你上街买衣服去,过年的时候不是想买那个褂子么,明天去买。”爷爷对三奶奶说。
 
三奶奶是五年前来爷爷家的,七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干活一把好手,伺候爷爷尽心尽力。除了爱捣腾点东西到儿子家、变着法儿要钱要东西之外,没别的毛病。
 
家人对三奶奶和二奶奶的态度很不一样。二奶奶进门时没人支持,总有一种对待侵略者的敌意。三奶奶进门时家人极力促成,像对待客户一样讨巧,能夸就夸,只要不触及原则性问题都是小事。
 
晚上,爷爷拉着跟我讲了一些他过去的事,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
 
讲着讲着,年过九旬的爷爷突然哭了起来,一开始我以为是咳嗽呛着了,赶紧递水过来,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真的哭了。我吓了一大跳,生怕他一口气没缓过来,那我就成全家的罪人了。二十年不怎么来,一来就惹事儿。


爷爷的故事,要从太爷爷走西口说起。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山西有句老话: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走西口十去九不回,在山西十年九不收。
 
对于走西口,太奶奶是坚决不同意的,家里还有几亩薄田,大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女儿也找了婆家,剩下三个小儿子勉强能温饱。走西口一路凶险,饿不死,就不想挪。
 
太爷爷带着不破不立的气势砸掉了烧饭的锅,变卖家产,连家里烧火的铲子都卖了,带着哭哭啼啼的太奶奶和四个孩子走向杀虎口。
 
那年二爷爷15岁,爷爷11岁,四爷爷才9岁。
 
路上赶上国民党抓壮丁,二爷爷当了国军,解放后去了台湾。用爷爷的话讲,不知道官大官小,好光一分钱都没沾上,倒受了不少连累。二爷爷去台湾导致爷爷入党政审没通过,还坐了几个月牢,家里差一点就被打成反动派。
 
太爷爷是个赌鬼,跑到内蒙的察哈尔,置办了几亩薄田就当起了甩手掌柜。活计全靠爷爷支撑,家里没有耕牛,只能靠人拉犁耕地。犁重,爷爷背不动,放在地里怕被偷,就睡在地里守着。
 
奶奶是太爷爷赌钱赢回来的,爷爷一百个不情愿。奶奶和爷爷是两个极端,爷爷聪明精干,做事讲究,穷也要体体面面,不落人后。奶奶人懒还邋遢,能将就绝不讲究,泼妇中的王者。她蹲墙根儿晒太阳,上厕所也懒得走,大吼一声:“都给我起开,我要尿尿了。”人憨还倔,重大决策上爷爷基本拗不过奶奶,惹烦了还被揍一顿。
 
“宁跟聪明人打一架,也不跟傻子多说一句话。娶一个愣子,扎一后辈愣根儿。”这两句话,就是爷爷对自己第一段婚姻的终极评价。
 
娶了奶奶不久,爷爷就去当兵了,在桃林县大队当班长。解放战争时期,桃林的国军指挥官是爷爷同乡,他一个人去劝和,桃林和平解放。
 
提到这段儿,爷爷满面红光,抿了一口酒:“别看爷爷当时只是个班长,收编了国军,不亚于排长。”
 
解放后,立功的爷爷被选到呼和浩特念军校进修。他意气风发回乡探亲报喜,才知道太爷爷已经去世了,奶奶带着两个孩子,照顾身体已经不太好的太奶奶,地里的生计全指着四爷爷。
 
孤儿寡母,家徒四壁,经过艰难的权衡,探亲假到期爷爷没有归队。领导专门过来看爷爷,给他第二次选择,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家里。
 
爷爷这一生最大的遗憾,第一没有入成党,第二没有退伍证。现在国家对当年的驻村老干部有很多优待,可爷爷心心念念惦记的,还是那个象征荣誉的退伍证,以及被二爷爷拖累了的入党资格。
 
回村之后爷爷当了村干部,文革时期当了革委会主任,白天批斗晚上偷偷送粮食,上下都没得罪。四人帮倒台之后,革委会的人直接进去了,爷爷在众多乡亲的求情下,上了十五天的学习班,出来又当了农场的场长。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三十多年的时间,爷爷凭着个人努力,一直过得不错。家里六个孩子,没受过饿。举国还债期间,为了省粮食爷爷从不回家吃饭,缺粮就骑马去部队借。
 
“为啥要去部队借呢?”我问。
 
“借了大队的要还呀,借一年还一年,死了之后骗一年。”爷爷眼里泛起狡猾的光,“大队也穷,我借了村民们吃啥,别人进不了部队啊。”
 
改革开放之后,爷爷是第一个下海经商的,生意最红火时,算镇上的大户。
 
大伯最像爷爷,其余孩子都像极了奶奶,脑子不够,脾气不好。大伯去世之后,爷爷直接被打垮了,根据地转移到炕头上,一心盘核桃,心脏病就是这个时候有的。


直到奶奶去世,爷爷的人生才又重新开始。
 
这是爷爷头一回跟我讲他的故事,像一出四倍速的默剧,在我眼前掠过。他12岁扛梨耕地,18岁被迫娶了不中意的人,20岁当兵入伍,24岁立功建业,却又被迫放弃理想……50多岁丧子,70岁二婚,87岁三婚。他一直在努力活着。
 
这些故事像翻滚的黄河洪浪,我只是里面的一条小鱼,存在过,参与过,但不是主体。

 

第二天突然降温,特别冷。早上吃罢饭,我在炕上睡了一会儿,有点逃避逛街的意思。
 
家里来了很多串门儿的人,我迷迷糊糊听到爷爷炫耀:“这是我孙女儿,三儿子家的。大学生,在武汉自己创业,写的文章要拍电影了。”
 
三奶奶一心期待着带我出去买那个因为太贵没买成的褂子,刚过十点半就邀请串门的老太太们一起逛街,委婉赶客。
 
我只好起来,把能穿的衣服都套着,坐着爷爷的电三轮出发,一家一家地逛。每到一家店,爷爷都迅速停好车,插空跟店主介绍:“这是我孙女儿,来给他奶奶买衣服了,我孙女儿有钱,自己开幼儿园的,一篇文章能买你这一家店。”
 
三奶奶毫不客气,进门就问那个300块钱的褂子还在吗?300块钱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代表着这个镇子的最高消费。逛遍所有的店,最后终于在镇上的最繁华处,找到了传说中最贵的褂子,标价399,打九折。
 

卖衣服的嫂子真是销售的一把好手。“你家的老太太就是给你省钱,从来不穿好的,都是百儿八十的衣服。人家老于头家的老太太,百儿八十的衣服看都不看。就买这个,穿着多像个退休老太太。”
 
“我不买有人给买,这不就有人给买了么。“爷爷突然cue我。
 
嫂子瞬间领悟要义,来了一波儿商业互吹:“老太太就是命好,家里的子孙都孝顺。别说这是二家孙子,亲孙女这么孝顺的都少哦。”
 
我笑了一下,挥挥手,给爷爷也挑了一件,一起买。在嫂子的推荐下,每人挑了一件最贵的褂子,总价678,然后骑上小三轮回家了。
 
下午串门的老头老太太来了,三奶奶一个个展示:“看看这料子,这质量,正是时兴衣服。”
 
爷爷躺在炕上,笑眯眯地盘着核桃。
 
“孙女眼光好啊,一挑就是最贵的,四百几来着?”爷爷插话。
 
“诶呀,我忘记了,微信支付的,没细看。” 我懵了一下,跟不上爷爷炫富的节奏。
 
“标签上不是写着么,699。现在便宜了,四百多块钱就买上了。”三奶奶恰当助攻。
 
“啧啧啧,你真是命好啊,我那亲孙女儿也指望不上诶。” 串门的老太太说。
 
之前去我家吃年饭,三奶奶逢人就告状,跟我妈、我嫂子各说一遍,还拉着外面干活的我爸也讲一遍:“我尽心尽力照顾他(爷爷),大过年的,连个300块钱的褂子都不给我买。”
 
我想到这,打电话跟妈妈说:“ 那个300块钱的褂子,找到买主了。”
 
“谁买了?”
 
“我啊!哈哈。”
 
“不愧是你爷爷,慧眼识人,能找到买主,雁过拔毛啊。”我妈笑着说,“买就买了,回来妈给你报销。”
 
当时我的版权收入还没到账,全部身家1756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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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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