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一个永远“不死”的政治活动家

——读《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的感想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资产阶级的伪君子们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于死人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称道几句。”无产阶级需要讲出活着的政治活动家的实情，也需要讲出死去的政治活动家的实情，因为凡是真正应该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

——弗·伊·列宁

在前苏联的历史上，没有那个政治活动家像斯大林那样有成就和有争议，他属于列宁所说的“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的典型。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斯大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成为这样一个人的缘由是什么，他给今天的政治活动家的启示是什么？这两天我在北京参加教育部社科司召开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彩一门课”全程教学示范片审议会议，忙里偷闲通读了由原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德·沃尔科戈诺夫撰写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虽然这本书带有明显的“反斯大林”倾向，作者个人的偏好太重，但还是一部颇有参考价值和具有史料价值的书。让我以“死”这个沉重的主题谈谈看法。

——斯大林从生到死。斯大林(1879～1953年)，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苏联大元帅。生于格鲁吉亚哥里城一鞋匠家庭。1894年进正教中学读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01年3月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投身俄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先后被捕7次，流放6次。曾参加俄国1905年革命，1912年被增补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17年5月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主持党领导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协助列宁组织和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在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他担任党和国家多个要职，1922年4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他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动员、组织和领导全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对内抗战和对外交往上颇有建树。战后，斯大林担任苏联共产党党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武装力量部长，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加强国防建设，迎接“冷战”的挑战。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患脑溢血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3岁，被葬于莫斯科红场，后被赫鲁晓夫之流掘墓迁出。

——早期的经历使得斯大林从来不怕死。斯大林的童年是悲惨的，他有一个酒鬼的父亲和一张患过天花的脸，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的“暴政”和同伴的嘲笑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不过，他也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本事，那就是他在神学院学习时，就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和非凡的记忆力。他掌握经文的能力远比别的同学强，这不仅让“麻脸，有天花瘢”的缺陷能够有效地被人淡忘，也使得在这位有才华的学生的意识中形成了对他后来命运来讲很重要的思维和行为特点。其一，渴望把一切知识加以系统化、分类、放置在智慧的“书架”上，让别人看起来他是一个条理分明、一丝不苟的人；其二，批判别人的东西，相信自己的东西，让别人看起来他是有思想、有主张的人。从神学院毕业后，他参加了革命，但是地下工作教会了他更多东西，主要是耍花招、搞阴谋。对一个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经常被捕入狱和流放，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职业革命家而言，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的。这个多次被流放的人越来越不怕死，但也变得冷酷、无情和多疑。斯大林很早就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自己之外，谁也指望不了。不仅他被别人认为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就是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并努力为之。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其音为“斯大林”，其意为“钢的”，以此来反映自己性格的特点。

——革命导师在斯大林政治上死与不死的作为和作用。能够被斯大林称得上导师的人也就是列宁了。斯大林与列宁的交往不晚，但是真正被列宁看上并重用的时间较晚。1905年12月，时年26岁的斯大林在一次党代会上第一次见到列宁。会上激烈争论，而休息时又友好交谈，这一直使斯大林惊奇不已。在以后与列宁的接触中，通过观察，他开始研究寻求妥协和原则上不让步相平衡的政治斗争艺术。当然，他从那些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包括列宁身上，也学到了许多：其一，既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看到了他们的不足；其二，既不甘心自己成为一个局外人和多余的人；又知道自己暂时只能是一个局外人和多余的人，因为文化是要有天赋和功底的；其三，既知道要学会拿起笔杆子“口诛笔伐”反对派，也知道“口诛笔伐”是不会自然而然掉脑袋的。斯大林也喜欢舞文弄墨，但是与那些留过洋的同志们，即“海龟派”还是有差距的，他属于没有文化之人中的有文化之人，这既是他的不足，也是他的福分。这点列宁也知道，所以在他流放归来后及革命武装起义之前，他被安排管了一段时间的《真理报》，但是随着列宁自己在真理报作用的提高，斯大林被差遣去筹备武装起义，而这恰恰是他的运气来了。在随后的血雨腥风中，他冒着生命危险，顺利完成了把列宁送到安全地带的任务，并使得他成为列宁同中央的一个联络环节。有充分理由相信，此时的列宁对斯大林完全信任，给他下达指示，为他出谋划策。十月革命中和其后，由于斯大林工作表现突出，他不仅逐渐在高手云集的同僚中脱颖而出，在现实等级体系中迅速向上攀越，而且也正如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得到了列宁这样的评价：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不仅能够作出一般执行者能够作出的直率的决定和行动，而且善于妥协、随机应变、突出所产生的许多问题中的重要环节。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一段时间，由于外敌内患，社会混乱、暗杀成风，国家被同胞的鲜血所淹没，列宁自己就是受害者。不过，斯大林没有事情，他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不会死的，因为他依靠的是：纪律、无产阶级义务和革命自觉性，并经常威胁说要采取“革命惩罚”。正是列宁给了斯大林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接近于接班人角色的地位，直至他去世。虽然，列宁后来看到了斯大林个性上的缺陷，“太粗暴”，并认为：“发脾气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也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提出换人的意图，“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并提出继任者的标准：“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但最终没有改变历史的轨迹。这成为多少后来人感叹不已，困惑不解的事情。

——现实斗争的残酷性使斯大林努力不去死。列宁的去世，使得斯大林必须单枪匹马地与圈子里的朋友加对手争斗了。不要认为“同室操戈”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在这里道义是多余的概念，就他们而言，政治生命似乎比自然生命更重要。首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两位党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在“十月革命”发生几年后，一方面强调自己在武装起义中的特殊贡献，另一方面则贬低和缩小自己的政治对手的贡献。除此之外，斯大林对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其他有权威的人也不感冒。他发现，核心的最有势力的部分是由他暗自称为“作家”的那些人组成。这些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智力出众、具有理论修养，有高深而广博的学识。这引起了斯大林内心的愤恨：“我们在这里准备革命时，他们在那里读书和写作……”斯大林好记仇，而且他的记性有出奇的好，他把“主义之争”往往看成了“个人之争”。他就像一个色盲患者，周围世界要么是白色，要么是黑色，其区别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路线”，这个不符就是敌对的表现。与那些同样靠“造反”起家的革命者不同的是，那些人不喜欢行政工作，不喜欢日复一日的工作、决定、汇报，而这恰恰是斯大林的长处。他懂得国家机器的重要性，也会有效地将这台机器运转起来，这台机器最初还主要用于物质生产，后来就成为同志们的“绞肉机”了。此后发生的故事尽人皆知：为了让那些对手（有些的确是对手，有些人仅仅是斯大林想象和杜撰出来的对手）政治生命消亡，斯大林采取了最简便的方法，以“革命的名义”，让他们的自然生命迅速消亡。作者用了很大篇幅描述和渲染了这一过程，我实在不愿复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如斯大林自己自然生命消亡后政治生命不会消亡一样，那些冤死的人们自然生命消亡后政治生命也没有消亡。多年后，他们被平反昭雪，但意义已经不大了，由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经过这番折腾，加之后来者的无能，最终垮掉了。

——就是真死了斯大林还是不死。政治家不死的全部涵义和意义在于他给后人以思考和启示，斯大林也不例外。我们不要试图去评论斯大林，正如著名美国作家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里所说：“今天没有人能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断。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价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离现在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清楚。”我们只是需要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对现代人有什么思考和启示。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让我们从不同关系的视角来看看。其一，个体视角：领袖的个性真就那么重要吗？这是两个问题，一是有无所谓“完美的个性”，二是谁的一定比别人的好。比如，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比较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得出来一个结论：“一个自我欣赏胜过健全的思维，哗众取宠胜过起码的谦虚”的人，与一个“精确的算计加上善于操纵机关”的人，至少在从政这个领域中要差得多。如果是托洛茨基上台，也许列宁开创的事业还坚持不了七十年。在这点上，列宁是非常明白的，也是他最终没有让托洛茨基上台及斯大林下台的缘由，当时列宁还是可以做到这点的，他把这个问题留在了身后。其二，对手视角：政治对手真就那么重要，以至于一定要搞掉他们吗？斯大林手下得太重，这是后人指责他的主要原因。可是，在革命的初期，阶级的召唤往往胜过同情、怜悯、明智和审慎，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同点，“大哥别说二哥，和尚别说光脑壳”。不过，斯大林除掉了列宁一代的老布尔什维克，这对国家无疑是起了削弱作用，至少在“二战”前，斯大林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使党和国家元气大伤。赫鲁晓夫有句话说得好：“不应颂扬杀人犯和暴君，而应颂扬和平生活的创造者。”另外，那些倒霉政治家的结果，全是得胜政治家造成的吗？好像不是，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被斯大林搞倒的政治家，自己也有明显的政治上和个性上的缺陷，斯大林这个“独裁者”和未来的刽子手恰恰是被他同事们捧上台的，哪怕“先知”列宁已有明确的警告。其三，制度视角：政治民主制度的基本构架是什么，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吗？列宁是站在党内民主体制和机制的构建上来看斯大林问题的，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他最终没有解决斯大林问题的根源。民主能够寄希望于扩大班子成员的人数来达成吗，列宁做了此事；民主能够寄希望于选择一个好的带头人来维护吗，列宁也试图做此事；但老天没有给曾经身体非常强壮的人以时间，这部分是工作重担导致的，部分是由敌人暗杀造成的。作为“观念”的民主和作为“机制”的民主是不一样的，前者重理想状态，后者重实际发生。另外，制度是有时代局限性的，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以“胜利与悲剧”绞在一起为特征的。谁都不能否认斯大林对苏联和二战期间世界的历史贡献，谁也不能否认斯大林对苏联实实在在的破坏。能够把责任全归咎于斯大林吗，不能，这是由于时代局限性所导致的，斯大林不仅仅是一个人，他反映和代表着一个时代。所以，要用好的制度选拔好的人，用好的人维护好的制度。其四，前辈视角： 就如每个人都有前辈一样，政治家也有前辈。列宁就是斯大林的前辈，在斯大林眼里，列宁是为位天才，他有非凡的先见之明。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是人们研究他的重点，并作为评判他好坏的前提，而且斯大林自己也杜撰了许多他与列宁单独在一起共谋大事、称兄道弟的故事，并把自己标榜为列宁路线合法且唯一的继承人。当然，激烈的内讧一直在震荡着党，这在客观上要求斯大林尽量广泛地对列宁的遗产进行宣传。其实，前辈的路线故然重要，但后辈的开拓也同样重要，只要后辈大致沿着前辈开拓的轨迹向前走，并不让江山易帜就行了。在这点上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要聪明些，留一个自己看中和看重的人，把俄罗斯托付给他，让这个人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度施展才华。从普金执政的效果看，普金走了一个不打叶利钦路线旗号的路线：让俄罗斯重新获得大国地位。这比留一个作为“紧箍咒”的路线有效得多，与其让他打着你的旗号去干自己的事情，还不如让他打着自己的旗号去干你希望他干的事情，就是偶尔有一些决策与自己不同也不予评价，而让世人和当权者的良心来评价。我估计这是叶利钦从斯大林的教训中获得的灵感，而普金也真正对得起前辈。

最后，我隆重推出那位在斯大林时代从底层走上层，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敢于鞭笞斯大林，在自己下台后又反思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他在撰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所说得的非常好：“只有跪在地上不能起来、看不到比主子的脑袋更高的地方的奴才，才必定需要一个替他们思考、为他们安排一切的人，倒霉时可以把罪责推到此人身上，走运时可以把成绩记到此人名下。这是奴才心理。它不仅绝对站不住脚，而且还很危险。总的说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科学的哲学，而是庸人的哲学。”

（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苏）德·沃尔科戈诺夫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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