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从安徽走出的大国总理：追寻李克强的人生足迹
从安徽最基层农村知青到北大学子，到共青团中央；从主政农业大省河南到工业大省辽宁，再到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
一路走来，李克强积累了丰富的从政阅历和理政经验。
在公众面前，他自信、睿智、谈吐博雅却掷地有声；而在熟悉他的人眼中，他平实、亲切，紧要关头能雷厉风行、勇于担当。
10年燕园浸润，使他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也滋养了他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阔的国际视野。
或许与他早年最基层从政的经历有关，体恤民间疾苦始终是李克强的思想底色，无论走上哪个岗位，“万事民为先”一直是他坚定践行的执政理念。
有人称他是“红二代”，但在中国经济转型的1978年，他拒绝了扑面而来的诱惑和难以挣脱的情面，选择了沉浸与宁静，从而有了今天的人生之路。
有人说他缺少大国执政者的强硬，但在他上一届的五年里，中国实现了互联网和科技的国际领先，他开启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有人说这是最坏的时代。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自信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领路人，其中一位就是从安徽走出的大国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中)在合肥逍遥津公园与朋友合影。
合肥大院里的追风少年
1955年7月，祖籍安徽定远的李克强出生在合肥，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求学时代。
在合肥市徽州大道与红星路交会处，矗立着两栋大楼。
临街那栋有三层，外墙刷成了白色；里面那栋有四层，还是红砖灰泥。两楼共一处院子，院门已经废弃，门牌也已掉落，仅剩下锈迹斑驳的铁围栏。
这里是“红星路80号”，曾经的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大院，是李克强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
李克强在这里的少年时光，是因为父亲李奉三。
李奉三，地地道道的安徽农民出身，从1929年投身革命，历经红色苏维埃、抗战、解放等中国最重要的历史阶段。
李克强出生的时候，并非李奉三人生得意的时刻。
1953年全国在干部队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由于受到党内部分人的排挤，个别领导罗列了许多不实之词，李奉三被打成了“老虎”。
随之而来的是反右和大跃进，包括最惨痛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些都是李克强在童年时期的故事。
或许当事人还小，并没有留下什么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对于李克强来说，这又是一件好事。
父亲不再势高权重，而李克强的母亲，在邻居的眼中绝对的贤妻良母，脾气好，又勤快。让李克强在政府大院里享受到最平民化的待遇。
当时前院是省文史研究馆办公的地方，后院是住家，中间连着一个过道。家家户户的煤球炉灶都放在过道里，路过时哪户在烧菜，最常问话就是：“你家今天吃什么？
李克强跟着父亲回到定远老家之前，一直在这个大院里，他时常在大院里奔跑，或者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做些调皮的事情。
但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少年时代的李克强给邻居最深的印象就是“勤奋、爱学习”
有一次因生病休学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两三个月，虽然没有老师督促，但他每天都在家坚持看书，很自觉。有时还拿着本子，趴在邻居家桌子上写作业。”
李克强在合肥八中读高中时，作文还曾被选入学校的作文选集。
（李奉三（前排中）和安徽省方志办同事留影）
严于律己的父亲，影响了李克强的青少年时期
李克强曾经在谈到自己的父亲时说，我的父亲影响了我的青年时期。或许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李总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铺天盖地的造反派们，疯狂地冲击着中国的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新中国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时任省方志办副主任的李奉三同志敏锐地感到这场运动后果的严重性，他忧心忡忡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样下去，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但，随着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夺权”的浪潮一浪盖过一浪，
1967年无奈的李奉三万般无奈地带着正在合肥八中读书的儿子李克强从省城回到了故乡定远九梓集乡。
年仅12岁的儿子李克强随父从合肥回到家乡定远九梓公社后，看到农村变化很小，没有电灯，道路泥泞的情景，远不如省城合肥。
李奉三就教导克强说：“农村条件不如省城，你们这一代担负着改变农村面貌的责任，要叫农村也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出门坐汽车，吃水自流化……”
那时的李克强也十分懂事，从合肥背了一包书来家，趁着暑假如饥似渴地复习功课。
家里条件差，上午他躲在西山墙下看书，下午又转到东山墙下看书，中午热了他跑到塘里“拐”个澡，凉快一下，上来继续看书。
李克强从做知青，父亲从没有为他说过情，即便是1977年，高考开放，李克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
而在之前，李克强从来没有想过凭着父亲的资本去上工农兵大学。
从1967年回到家乡的李克强，开始紧跟着父亲的脚步，有时候回到合肥，有时候去北京，更多的时间就是在老家陪父亲一起。
这一段的时间，或许就是李克强所说，对他影响一生的时间，因为父亲的身教。
而1974年，李克强就开始了自己的知识青年的时代。
21年的知识青年成了农村大队长
滁州市凤阳县往西南8公里，在明皇陵旁的大庙镇有一个东陵村，这里就是李克强曾经下乡插队的地方。
1974年至1976年，李克强在当时的大庙公社东陵大队度过两年普通知青生活后，因表现突出，成为大庙公社大庙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直到1978年他去北京大学读书。
李克强等知青到了当时的东陵大队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而第一件事，就是建自己住的知青宿舍。但一群20岁左右的城里小伙，要一砖一瓦地建房子，的确是个大难题。
当时，李克强领头四处请教学习建房知识，并拿出了方案。后来，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李克强和其他知青一起，建起了自己的宿舍。
跟李克强差不多年龄的村民至今回忆起来，对李克强当年建房时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当时他人又黑又廋，但干起活来很卖劲，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来自城里的知识青年。”
那时候的李克强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
下乡不久，由于水土不服，李克强得了严重的皮肤病，身上多处溃烂。然而，他没落下一天的活。
回忆起李克强，东陵村和大庙村几乎每个上了些年纪的人，都能给记者讲一个李克强当年好读书的故事。
对于他的评价，村民也给出了非常一致的答案——一个非常爱看书的知青。
东陵村村民陈学斌当时是东陵小学教师，由于有点文化，和李克强经常有交流。
他说，李克强经常读的是史学类书籍，他亲眼看过李克强在读《史记》《资治通鉴》。
陈学斌的妻子吴天玉则告诉记者，“当年知青们很辛苦，每天要干10个钟头的农活，别人干完活后都抓紧歇着，可他总是放下锄头，就捧起书本。”
至今还住在当年知青宿舍对面的大庙村村民许桂荣仍记得，李克强白天干完活后，还会帮她的母亲烧火做饭，同时还拿着一本书看，有时看得入神，火熄了都没觉察。
李克强的一举一动，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时任东陵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彭金山、民兵营长彭玉喜，一起当了李克强的入党介绍人，1976年5月，李克强顺利入党。
不久，他被大庙公社派到大庙大队任党支部书记。
在李克强担任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许同忠是大庙大队庙西生产队队长。
许同忠说，李克强虽然当时只是个毛头小伙，但已经很有领导样了，“开会讲话，讲得头头是道。”
更让许同忠服气的是李克强踏实的工作作风。当时大庙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时任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坚持每天转一圈，大情小事他都了然于心，“他在村民中也很有面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读书人，讲道理，为人正派，大家对他都比较服气。”
当时，李克强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多次得到公社的表扬，可他从来不显摆。
有一次，他获得“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大家都不知道，后来还是看到文件，才知道此事。
在李克强准备参加高考的同时，县里已经决定提拔李克强当公社副书记了。
不过，一心求学的李克强，还是决定参加高考。
十年的北大燕园，成就了一份低调而瞩目的爱情
1978年，北大燕园第一次在春天迎来新学生。李克强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虽然是1978年初入学，但他们仍被称为“七七级”大学生。
当时，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而这批重返校园的学子，他们骑自行车到八一湖朗诵热烈赞美时代的诗歌；他们看排球比赛，为中国队的胜利激情游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他们写小说，描绘出灿烂的人生梦想。
作为时代的佼佼者，李克强在思考：怎么走好人生的第一步？
当时的李克强清瘦、冷静，显示出同龄人少见的成熟。他就读的是北大法律系，那时候的法律还属于绝密专业，对学生的选拔标准很高。
因为是党员，且分高学优，李克强才被“调剂”到这里。
浓眉大眼的李克强说话不多，长期的农村生活让他格外自律，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
没课时，他大清早就背着个黄色军用挎包去图书馆，除了午饭和晚饭，一直要待到闭馆才离开。
在英语的学习上，李克强尤其下功夫。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小学中学基本都“赋闲”在家，英语基础几乎为零。
“七七级”的同学英语水平都很差，有的甚至一个单词都不会。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李克强自己做了一个小本子，正面英语单词，反面中文解释。
每天无论是去食堂吃饭，还是外出坐公交，他随时随地都拿着小本子苦记硬背。
在点滴的积累中，李克强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成了班里的佼佼者。
一次，李克强与同学何勤华一起听外国专家的讲座，专家反复讲到一个名词:canon law，何勤华被这个生僻的词语弄得云里雾里。
李克强脱口而出，canon law就是教会法。
凭借出色的英语水平，李克强还翻译了1万多字的《英国宪法资料》。这本书后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采用。
他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也由北大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资料。
对英语的“偏爱”并没有影响李克强对专业课的学习。
为了学好国际商法这门课，他和几个同学到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学习海商法时，他又和同学跑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
那时，许多同学甚至不知国际商法和海商法为何物，而李克强已经在图书馆借经济法等方面的英文原著来阅读。
之后许多年，他一直保持着读英语原著的习惯。
在北大，李克强给同学的印象是行事低调，冷静温和。
拍集体照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后面，或者最边上；饭桌上，他不制造话题而宁愿跟随话题；他穿着朴素，大学4年几乎只有两件外套、两条裤子轮换着穿；对于吃，他更不讲究，总是随便吃点东西，喝几口冷水。
然而，李克强依然是同学关注的焦点。课间休息时，他总是会被前来请教英语和专业问题的同学团团围住，每次都有问必答，而且“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
课堂讨论时，他又展现出深刻、言辞犀利的一面。杨敦先教授就曾表示，李克强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
书卷气重、外语优秀、涉猎广泛，如果不是因为命运这个推手，也许今天的李克强会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或律师。
1982年1月，李克强带着全优生的荣誉毕业，是全校27位优秀毕业生之一。
毕业前夕，许多同学都准备赴欧美留学，李克强也有此意，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的相关课程。
以他的成绩，留学名额十拿九稳。
然而，命运将他推往了另外一条路。当时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了李克强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10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任团委书记。
最终，李克强放弃了留学，选择留校。
这一消息震动北大校园，议论四起，不少人觉得李克强亏了，而事实证明，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
而就在留任北大的时候，他邂逅了如今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程红。
1982年，两人分别从北京大学和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
李克强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留在北大任团委书记。程虹在进修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李克强。
当时，两人志同道合。
在生活上，两人都保有一种朴素的本色。两人的朋友回忆，程、李都是对生活要求简单的人，早年他们在团中央机关宿舍里安家时，家中几乎没什么家具。
自1998年李克强离京到河南任职，到2007年李克强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回京履新，李克强和程虹夫妻分居近10年。
在这10年中，程虹一边抚育女儿，孝敬老人，一边两地奔波看望丈夫，在经营家庭的同时潜心学术研究。
2013年，李克强出任总理后，律己甚严。作为李克强的夫人，程虹也刻意保持低调，远离社交应酬，尽量避免被扯进各种说情和请托当中。
如今，程虹是首都经贸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这只是个学术职务。据同事回忆，此前上级曾有意提拔程虹担任领导职务，但她不同意，她宁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钟爱的自然文学研究之中。
独属李克强的“双创”时代
2013年3月15日，新任国务院总理产生，安徽人李克强将走上新的舞台施展才华。
对于中国人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双创”最早是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当时他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势态。
此后，他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各种场合中频频阐释这一关键词。每到一地考察，他几乎都要与当地年轻的“创客”会面。
他希望激发民族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基因。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表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在论及创业创新文化时，强调“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
这句话被大多数的经济学者称为：“21世纪的大跃进。”
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质变，如果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需要机会进行质变。
所以称之为“大跃进，较之1958年的历史教训而言，需要审视。
但在李克强就任总理之前，“创新”的口号就一直被大众呼吁。
而李克强在“创新”上，提出了“创业”的前提。
中国改革开放里面，存在着无数次的契机。
首次由邓小平提出《下海》做生意，到市场经济《证劵》，再到城市化改革《房地产》在转到现在在信息化《互联网》，现再次提出《互联网+》的战略。
每一次的改革都会有代表性的人物诞生，
并不是说鼓励一些缺少经验的大学生或者是一些平均水平不高的群体来创业。
一定有一批具有高瞻远瞩的人把握好这个风口，改变现有的生产规律，管理模式和服务质量，来使的中国经济腾飞。
很显然，如今看来，已经见到这种成果。
各个地方创业孵化器的不断产生，创业的成本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经济形式的出现。
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
其中三项就和李克强的的“双创”有关。支付宝：互联网+金融+支付；共享单车：互联网+共享；网购：互联网+购物。
其实，想一想，如果中国这轮“双创”没有拉动起劳动效率，或者建立新的“红利”，
那么中国靠着“人口红利”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飞速增长，可能就要画上句号了，毕竟老本不能吃一辈子。
一波红利结束之后，就需要去寻求和挖掘下一波红利，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停滞不前...
事实上，双创为所有的中国年轻人或者中国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奇迹。
这也是属于李克强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