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兰：一个为人类找回了道德感的经济学家
康德说过，“在我们德国，也能找到一位能把道德品性写得如此到位的人物吗？”伏尔泰则道，“在法国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位，可以与他匹敌的人物，我为自己亲爱的同胞们感到汗颜。”这两位思想界巨擘毫不吝惜所夸赞之人，叫亚当·斯密，所夸赞之作，却不是这位经济学开山鼻祖的经济学名著《国富论》，而是他的另一部作品。天才的亚当·斯密到底为人类做出了多大贡献？今天推荐一篇思想酷原创首发文章供您参考（2239字，阅读约需5分钟）。文末酷哥就为您推荐这部直接催生出了《国富论》、被誉为“两本书改变了整个世界”其中之一的《道德情操论》。交流、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微信caiyunpeng789或18910623426。想探讨更多真问题，酷哥欢迎您在淘宝选择店铺搜索“先知书店”。想每天读到同类好文，请关注思想酷。
亚当·斯密（1723—1790），经济学主
要创立者。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人物之一
1760年，当卢梭的粉丝们在巴黎的沙龙里聚会时，爱丁堡的小酒馆里，也常常聚起一些人。威士忌还未开始在苏格兰流行，这些人喜欢喝红葡萄酒，有趣的是，一顿饭能喝多少酒，人们就称那个人为“二瓶人”或“三瓶人”。
红酒虽美，并非聚会的目的，学术交流才是最重要的。这些人中间，有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道德哲学家休·布莱尔，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亚当·斯密。
现在通常被当作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当时，他把自己归入道德哲学家群体。不过，他的运气差了一点，那个时代，道德哲学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他们需要面对一个忽然出现的大捣乱鬼——大卫·休谟。休谟宣称，“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这句惊世骇俗的宣言，动摇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道德哲学的基础。
大卫·休谟（1711—1776），苏格兰思想
家。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人物之一
休谟之前，哲学家们都崇尚理性，将理性视为人类所有行动的指导。但休谟指出，人类此刻没有、也从未受过理智的支配。理性的作用是纯工具的：它教我们怎样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取决于我们的感情和激情——愤怒、欲望、自我满足和虚荣心。我们能够克制破坏的冲动、维系道德和社会的存在，并非因为理性，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谋求自身的利益。
作为哲学家，同时也是休谟最为密切的好友，斯密比谁都懂休谟。可是，作为道德哲学权威哈奇森（主张道德是天生的，是上帝和自然赐予的礼物）的学生，他无法接受如此离经叛道的观点。斯密最关心的问题是，是什么让我们行善？是哈奇森主张的因为“天生的、自然赐予的道德感”，还是休谟所说的，“道德感是外界强加给人的，惩罚和报偿制度把我们塑造成适应社会的动物”？
斯密选择了折衷路线。他接受休谟的观点，承认人是激情的造物，但认为激情并非必然导致恶的结果。他不否认人的动机往往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但他提出，人性中还有一套可以用来认识道德原则、做出道德判断的情感。这种情感使我们的行为接受德性的指引，使我们结成社会并实现道德生活。这种情感叫“同情”。
所谓“同情”，就是人类在其他人中间自然产生的身份认同感。看到别人痛苦，自己也有所怆然；看到别人好运，也会让我们高兴起来。“同情”不仅使人具有对别人遭遇感同身受的能力，还使人在意别人的看法。斯密说：“大自然塑造人类时，就赋予了某种原始本能，让他们愿意使同胞高兴并讨厌触犯同胞。他教导人类在受到同胞欢迎时感到愉快，在遭受同胞反对时感到痛苦。”
这样一来，能够“同情”以及在意他人看法，使人类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利他性。这样的逻辑，让斯密在休谟与哈奇森之间，有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斯密写道：“当我努力审视自己的行为，努力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判断，并表示赞许或谴责时，在这种场合，我设想自己被分成两个人，一个是观察者和评判者，另一个是被观察者和被评判者，第一个我以旁观者身份观察第二个我。“尽管斯密想象出来的这个“无偏旁观者”给人类造成了一种人格上的分裂，但却为人类找回了道德感。
不同于哈奇森，斯密想象的这个旁观者并非自然赋予的，而是人类自社会生活和经验中习得，倘若一个人在与世隔绝中长大，他就不会在意他的性格品德。这样的诠释，与“同情为一种本能”并不矛盾，因为同情是一种潜在状态，只有在社会中、与他人交往时才能展现出来。因此，斯密说，如果把他带进社会，他会立刻具备道德感。
在斯密所建构的模型中，在道德判断上，每个人都是自足自由的，且是内在的自足自由，无需外在的强制。于是在道德领域，人可以自治，为自己立法。人的心中有一个内在法庭，无偏旁观者不仅是行为的裁判者、法官，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立法者，因为世间一切法律的基础亦源自人性本身，需要得到无偏旁观者的认可。
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从这种意义上看，斯密的道德哲学无疑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1759年，他的《道德情操论》出版，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斯密的这一面被严重忽视了。
从人类“同情的本能”出发，以“无偏旁观者”理论为基础，斯密弥合了休谟和哈奇森之间的巨大裂缝，但他也意识到，“同情”并不足以支撑起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厦：“对人性中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自己的毫厘得失，会显得比一个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得多，会激起某种更为激昂的高兴或悲伤，会引出某种更为强烈的渴望和嫌恶。”
“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顷刻间灰飞烟灭。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都过去以后，他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
同情心的强弱，会随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显著变化，但问题就在于，斯密所面对的，正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陌生人大规模协作的共同体，这个庞然大物到底是依靠什么力量运转？到底是什么保证了无数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相互协作，创造出数量惊人的财富？
这无疑需要更新的视角来解释，也直接促成在《道德情操论》出版后的第十七年，斯密另一经典巨著《国富论》的问世，在英国本土、欧洲大陆乃至美洲大陆接连为这部划时代巨著疯狂的同时，亚当·斯密也从此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一部伦理学名著能够催生出一部经济学名著，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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