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与帝国：两种不同的组织形态与逻辑
内容提要：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两种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后冷战时代的学者又一次将帝国这一理念置于学术争论的平台之上，而多年来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对霸权的抵制和反抗，又使霸权成为一个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概念。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演进风云变幻，学者们的推测和判定层出不穷，但都摆脱不了帝国与霸权这两个古老而又模糊的概念的“阴影”。厘清两个歧义纷呈、争讼颇多的概念，避免简单化的理解，特别是弄清楚两者的联系与差别及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与把握国际关系史演进的阶段性与延续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冷战结束之后20年来，国际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诸多论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解读。笔者曾在冷战结束10年之际撰文总结和概括人们对后冷战时代的种种推测与判定[1]，也曾把近年来流行于国际学术界与媒体的种种观点梳理为对当代世界的五种解读[2]，结果发现，无论大家怎样推测和判定，无论从什么角度对当代世界的最新变化进行新的分析，都依然摆脱不了“帝国”与“霸权”这两个古老而又模糊的概念的“阴影”。厘清这两个歧义纷呈、争讼颇多的概念，避免简单化的理解，特别是弄清楚两者的联系与差别及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与把握国际关系史演进的阶段性与延续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有关帝国与霸权的争论颇多，见仁见智，笔者才疏学浅，文中诸多想法尚不成熟，仅此就教于读者。
霸权：诸种定义与争论
中国古代典籍有“天下”而无“帝国”的概念，但是关于“霸”的论述却十分丰富。中国的《辞源》对“霸”字追根溯源说：“古代诸侯之长：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3]1818－1819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辅佐齐桓公的管子不仅对霸权有着深刻的认识，还从霸权运作的体系环境进行了分析：“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4]120。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荀子已经根据国家的性质将国家分为王权、霸权与强权三种类型，并认为“霸权是低于王权的一种国际权力，是在君主道义达不到王者水平时通过强大实力和战略诚信而努力获得的国际主导权”[5]14。
中国人对霸权的理解与西方不尽一致。中国的《辞海》认为“霸权”一词在西方最早出现在希腊历史上，指个别大的城邦（如斯巴达）对其他城邦的控制。后泛指大国、强国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对他国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6]2002《辞海》前面的解释与西方学者的解释基本一致[7]，而后面的解释就把中国在冷战期间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经验加入进来了。现代西方学术界则认为霸权（Hegemony）就是支配权，指阶级统治的非强制方面，即统治阶级利用社会化机构把其价值观和信仰加诸其余人的能力。[8]319看来，现代中国人对霸权的理解更倾向于霸权国对“硬实力”的应用，而西方的解释则偏重于“软实力”的内容。但是，无论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在欧洲的希腊城邦时代，霸权的产生都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有其相似性的一面。
如果以上就是关于霸权的“古典”定义的话，梳理现代文献，至少会有四种不同的“霸权”理论浮现在我们面前，即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世界体系论者的霸权理论、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和自由主义的霸权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西方学者就美国霸权的兴衰进行激烈讨论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意大利的葛兰西，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述成为当时理论界研究、批判与争鸣的出发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更多地被理解为文化霸权理论。与西方传统意义上有关霸权的描述不同的是，葛兰西把霸权描述为一种阶级支配关系，一种为从属阶级或大众所接受的统治阶级所施行的支配关系，一种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按照葛兰西的说法，统治阶级的建立相当于世界观的创立。[9]246葛兰西生前在狱中无法系统地阐述其霸权理论，其观点散见于《狱中札记》之中。在《狱中札记》和狱中所写的书信中，葛兰西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是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来实现的。葛兰西把维护“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这个重要的功能归功于观念，不是说观念的力量足以消除阶级斗争，而是因为他认为它们能够将阶级斗争缓和到使资本主义社会足以延续下去的程度，特别是在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在这些国家统治阶级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通过一整套法律制度或世界观的塑造来实现统治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曾经给学术界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带来了崭新的局面，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大众文化褒贬不一的极端看法，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和界定大众文化。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给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以更大的启发。葛兰西当时就指出：“‘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地是一种教育，而且不仅发生在一个民族之内，发生在组成这个民族的各种不同力量之间，也发生在国际的和世界的范围内，发生在各种民族的以及各种大陆的文明复合体之间。”[9]262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认为：“只有一个国内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社会霸权的国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权秩序。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霸权在巩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其扩张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发展。”[10]105
世界体系理论家认为霸权是一种等级性的积累结构，霸权贯穿于世界体系近5 000年的历史中。吉尔斯等认为：“霸权的目的在于使称霸中心（国家）及其统治（有产）阶级享有独占剩余价值积累的特权。”[11]134沃勒斯坦认为，霸权源于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掌握了工农业、商业和金融三个方面的物质基础，从而“能将它的法则和意愿（至少通过有效的否决权）大部分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领域”，从而使从属国家不得不仰霸权国鼻息。[12]306－307世界体系理论对霸权的界定重新回复到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分配，通过私有产权、契约等手段，剩余价值以一种“合法”的形式完成了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
现实主义理论关于霸权的论述则集中在权力政治方面。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观可以归结为动态平衡论。他认为战争是实现体系变革的必经之途，由于经济、政治、科技的不断发展，体系内部一直进行着失衡与调整的过程，当权力失衡后，一些国家便试图改变体系安排以获得重大利益，既有的霸权体系便会受到冲击。经过一场霸权战争之后，重新安排符合新霸权国利益要求的国际体系。[13]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与奈则认为，战争或总体均势的重大变化是霸权崩溃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势源于多方面的变化：其一，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而二流强国可以免费搭便车；其二，霸权国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衰落，霸权平衡发生动摇之后，霸权体系便进入瓦解崩溃的快车道。[14]46－47
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对霸权的讨论大都源于关于美国霸权兴衰的争论，同时也开始与近年来新兴大国的崛起特别是与中国的崛起联系在一起。非常有趣的是，在学术界的话语中，霸权基本上是一个中性词。但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霸权更多地是一个遭人反感的贬义词。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顶上霸权国的“桂冠”。在中国，人们基本上把霸权与霸权主义相提并论，认为霸权是“在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霸权主义是指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强行干涉、控制小国、弱国的内政外交，在世界或地区称霸的政策和行为”[15]22，并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容易把霸权的内涵简单化了。王缉思对“霸权主义”和“霸权地位”作了区分，强调前者是指“使用强权胁迫及其损害他国利益的手段追求霸权、维持霸权的指导思想、行为和政策”，后者是指“一种能力和客观局面”。[16]这样的划分加深了人们对霸权内涵的理解。实际上，整体看来中国人对于霸权的理解更接近于我们所能看到的美国施展“硬实力”的一面，而学术界的界定，特别是葛兰西的解释，则偏重于我们所讨论的“软实力”的内容。[17]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揭露了霸权得以建立的国内基础，这就是从属阶级得以接受的支配关系，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虽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他八十多年前在法西斯监狱中思想的结果，但却是对今天国际关系学界霸权理论的有力冲击和补充。世界体系论者是从世界体系中心一外围结构的角度来阐释霸权的兴衰的，强调霸权国对工农业、商业和金融的控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更是把霸权置于权力政治的框架之中进行思考，当然权力政治并不仅仅是武力干涉，霸权国还承担着为世界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考察国际关系史，霸权观念与行为由来已久，布热津斯基认为“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18]3。那么霸权和帝国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帝国与霸权：异与同
帝国与霸权是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的形态与逻辑。近代以来，帝国更多地让位于霸权。帝国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一个贬义词，更不愿意承认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因为大家经常把帝国和帝国主义等同起来，而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惨遭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凌辱的历史。时过境迁，到了我们客观冷静地面对帝国和霸权这两种历史现象和学术概念的时候了。不少学者已经对帝国与霸权做出了区分，现在笔者从形态、结构、延续机制等方面对此做一梳理。
第一，帝国是一种自足的世界，而霸权则是一种国际体系。帝国的自足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客观而言，帝国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止步于“蛮族”。帝国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边界，如果没有“蛮族”的挑战，帝国会持续处于扩张状态。在古代世界，帝国往往与文明的发展同步，一个庞大的空间性帝国留下的是一个辉煌的文明，如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中华文明等。汤因比指出：“任何大一统国家都不会包容整个地球，都达不到名副其实的大一统。但是，就那些生活在其政权之下的人的主观感受而言，这些国家确实是大一统的，它们看上去并且让人觉得是整个世界。”[19]235帝国心态还包括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区隔，帝国自认为是文明的中心，肩负教化野蛮人的责任。
与帝国的自足性相比，霸权产生和存续于一种体系之中。所谓的体系是指“以某种控制形式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而联结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实体的集合体”[13]32。秦亚青认为构成霸权体系的是多种多样的实体，而霸权国则是其中的老大，从而塑造了一个“国际霸权系统”[20]83。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沃森则认为霸权体系并不一定只是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可能是由一个大国的小集团共同行使，换言之，霸权国的数目无伤大体，关键之处在于“霸权权威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持续性对话（continual dialogue），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双方互给方便”[21]15。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分析古代帝国的“国际”结构时借用了沃森的理论，指出一个单位所拥有的自治程度随着与帝国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增加。治权和宗主权下的单位在某些功能上与支配它们的帝国中心有区别。相比之下，霸权治下的单位由于它们宣称独立于帝国中心而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差异[22]159。
第二，帝国的边缘形成于辐射能力衰减，霸权的边界形成于外部强国的对抗。帝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尤其是古代世界，互动能力有限，加上山川河流的阻碍，帝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野蛮”部落作为缓冲。因此，帝国的边界主要源于帝国中心的辐射能力，或者遇到沙漠、森林的阻挡，或者遇到“野蛮”部落的阻挡，帝国边界会稳定下来。如罗马帝国，其南部边界止于北非沙漠边缘，西至大西洋，东部边界处于与亚述、波斯等帝国的拉锯状态，而北部边界则在与日耳曼蛮族的战争中徘徊未定。霸权体系则是强国之间的游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这就使近代以来的霸权体系蕴含一种矛盾，即主权国家法理上的平等与各国权势等级性差别之间的冲突。因此，霸权体系表面上是平等的，实质运作过程却是等级性的。如爱德华·卡尔所说：“在形式上完全相同的政治问题，如果发生在英国和日本之间就完全不同于发生在英国和尼加拉瓜之间。”[23]98
第三，帝国的原则或者是分而治之，或者一体化统治；霸权则通过均势维系生存。帝国都拥有统一的政治机构，都试图通过庞大的官僚队伍实现对领土的一体化统治。但囿于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有限，权力边界多重交叠，分而治之便成为维系帝国完整的统治选择。一般而言，学术界大致将帝国分为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三种类型。农业帝国往往具有稳定完整的管理机构，可以对帝国实现有效统治。游牧帝国的中央机构比较单一脆弱，而征服区域又非常广袤，因此难以有效统治。如蒙古帝国在征战结束后便分由四大汗国统治。殖民帝国在征服地区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如大英帝国在印度挑拨当地王公之间的内战，进而稳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霸权体系中，即便是霸权国也难以对其他国家处处干预，弱小的国家也可以在大国的博弈中获取一线生机。
显然，帝国与霸权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从历史演进而言，帝国是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常态，霸权体系则更是一种现代国际体系演进的产物。从学理而言，两者都是国际秩序的组织形态和逻辑，在同一历史时期或者同一国家中两种逻辑会同时存在。如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政策是帝国性质的，而与欧洲、日本、俄罗斯和欧盟却不能称为帝国性质的。[24]611深入国际关系史的宏观视野，我们对帝国与霸权的逻辑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首先是国家能力的提升与演变，改变了国际秩序的主导单位形态，从帝国向主权国家的演进带来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相比于帝国，主权国家具有更强的国家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控制与管理。尤其是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国家的认同取代地域、血缘认同，使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大大超过了帝国的向心力。帝国的国家能力结构单一，效率相对低下，帝国的主要任务是有效控制征服地区，因此帝国的主要威胁与其说来自外部蛮族，不如说来自内部反叛。帝国的外部是“蛮族”，而主权国家的外部还是国家。“现代形式的地缘政治力量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是由大量独立单位来行使（一般的无政府状态），而在于它不再代表人格化的支配关系（这种关系剥夺了被支配者形式上的独立），而是非人格化的、由物来作中介的。正是这种结构变化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单位不再是帝国而是相互接壤的主权国家。”[25]205
其次，国家能力结构中权力因素的功能分化为帝国向霸权的转变奠定了逻辑基础。完整、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是国家长久延续的根本保障。国家能力的发展受到时代的限制。在古代，军事暴力资源具有高度的累积性。所谓的累积性是指如果获取一种资源就能更好地占有和利用其他资源，反之，失去这种资源便失去了对其他资源的控制和利用。“当征服是容易的时候，资源具有更高的累积性。”[26]147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力与土地是权力与财富的载体，而通过军事征服便能获取土地与人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时代的转换，构成国家能力的各种权力资源逐渐在功能上实现分化和重组。在这之中，私人产权制度的发展使政治权力不得不改由税收等合法手段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取利益。农业经济时代，帝国即使占领了广袤的国土，也难以维系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扭转了这种态势，通过复杂的劳动分工，经济形成了一个循环的积累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剩余的直接榨取是通过与社会力量新的形态相联系的‘非政治’关系来实现的。”[25]181从这个角度讲，财富积累与转移的非暴力化为霸权的形成创造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最后，帝国与霸权这两种不同的组织逻辑也可以相互转化，甚至共存。在古代世界，由于财富的积累需要依靠军事与政治权力，霸权秩序具有不稳定性，为了控制盟国就必须施加军事威胁与政治压力。如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同盟最终转变为雅典帝国。提洛同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达到巅峰，各个盟国几乎沦为雅典的附庸，同盟金库的司库成为“雅典国家的管制，盟国的讼案要到雅典来审理，同盟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雅典帝国了”[27]204。当然，帝国控制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近代以来由于主权国家体系与世界经济携手并进，最终使经济与政治不再混同一体，霸权的成本要低于帝国，因此，霸权成为国际秩序的主要形态。
如果帝国是一种直接的支配关系的话，那么霸权则是一种间接的支配关系。这种转型与人身依附关系的转变类似，从帝国时代的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通过劳动契约、私人产权为中介的间接的依附关系。当然，在帝国之后，除了主权国家的发展之外，区域化也成为重整国际秩序的重要一环。
后冷战时代：帝国与霸权的交叠
冷战在苏联解体中结束了。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将漂向何方？人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德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曼特说：“苏联在1991年12月31日解体，标志着帝国时代的终结。3000年以来，世界政治一直被打上帝国的烙印。如今，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8]而有些人则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帝国行径使得帝国在后冷战时代意外回归，作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力量，欧洲只有走向“帝国”才能对抗美利坚帝国。[29]
亨利·基辛格并不认为帝国是一个好的选择，他指出，“美国面临的终极挑战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道德共识，不靠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国头上，而要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30]298。基辛格主张美国应该成为一个开明的霸权，如此，美国既可以稳坐全球霸主交椅，又免遭过度扩张引起的反抗。伊肯伯里区分了两种国际秩序的逻辑：一种是基于自由主义建立的单极秩序，这种秩序是围绕多边主义、盟友伙伴关系、战略约束以及制度与法治关系建立起来的，并认为1945年之后的西方体系便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另一种秩序是指一种帝国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美国单边主义、强制性主导、分而治之的战略以及不断减少的共享游戏规则的承诺。[24]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在冷战之后开始从霸权向帝国转变。小布什政府放弃了基于集体经济与安全制度之上的霸权式治理（hegemonic governance）而倾向于黩武主义（militarism）或者以暴力获取全球的主宰权，促成这一转变的是美国的帝国政治与帝国意愿。[31]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的对外战略有了转变，但结果尚不明显。美国似乎正徘徊于帝国与霸权的选择之间。
麦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则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他们认为帝国是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政治权力组织模式，“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32]1。“帝国权力关系所要阐释的基本目标是系统的生产力量，这个系统就是新生的生态政治、经济和制度系统。帝国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进行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也在于帝国向纵深发展、获得重生、把自身涨满世界社会的生态政治空间的能力。”[32]41帝国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权力网络，而且权力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界定的强制力，而更像福柯所界定的那种“权力”，一种内化与人的灵魂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规制的权力。而所谓的生产也不仅仅是物质生产，还包括制度、人性、规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再生产。所以这种帝国秩序是“被虚拟性、动态性和功能的开放性所界定的秩序”[32]41。
麦克尔·哈特与奈格里所论述的帝国，融合了传统帝国与现代霸权的特征，帝国依然具有强制性、残暴性的一面，同时全球化的生产网络通过市场完成了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回流，市场交换形成了一种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结构。除此之外，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系统通过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得以体现。《帝国》一书并没有对帝国的未来给出明确的结论，但对“帝国”这一概念的创新性解释却为我们思考当代和未来世界秩序打开了一扇窗户。作者实际上想做到的还不止于此。“帝国不仅仅是全球化未来的图景，也是重构人们思维的关键概念，必须借助帝国来重新考量政治哲学所有的关键概念。”[33]169
回到历史中来，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可以定义为现代国家间关系的历史了，但我们难以将之简化成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因为帝国与霸权一直是国际关系史上两种最重要的组织形态，一直与主权国家体系的产生和拓展相伴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互动能力的革新，帝国与霸权两种不同的组织逻辑交叠出现。因此，在我们努力创新思维方式，试图构建新概念的时候，重新审视两个古老而又与国际关系的演变如影随形的概念，不仅能够为我们认知国际关系史的演进提供新的思路，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知当今和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与演变。尤其应该说明的是，“帝国”与“帝国主义”的混淆，“霸权”与“霸权主义”的等同，容易使我们滑向简单化的误区，忽略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别，特别是忽略两个概念中的文化内涵，忽略帝国和霸权得以产生和延续的软环境条件，而以分析“硬实力”的思维方式来考察“软实力”问题。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