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 史家从来不尊曹，文人自古爱阿瞒

叙拉古之惑

能臣或奸雄

据说，汉末以善于月旦人物著称的许劭，评价过曹操。评语却有几个不同的版本。记录在孙盛《异同杂语》里，并被《三国演义》援引，因而影响更大的版本是：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能臣有两个意思，一是“懂得为臣之道的臣子”，如《淮南子·氾论训》里称道周公能子、能武、能臣；一是“能干的臣子”。许劭这话，自然取的是后一义。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大臣”“纯臣”“重臣”这些高端的概念，能臣不是一个多了不起的评价，表示此人能解决具体问题，但是不足以影响国家大局。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里，提到自己早年的志向，不过是“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和治世之能臣的评价，就完全匹配。

所以这个版本的意思似乎是：曹操这人，在一个太平盛世，没什么大前途，不过是个能臣罢了。碰到乱世，才风生水起，奸诈和雄才，都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版本是范晔《后汉书》所记：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这个版本似乎意在强调，曹操不是安分的人，超越常人的聪明才智，不发挥出来，绝不甘心。

清平岁月，社会规则不会给他折腾的空间，所以曹操就会极力破坏，成为奸贼。

但乱世就不同了，人人都在作乱，曹操的英雄才气发挥出来，可以将这些宵小之徒一一翦除，反而是为安定的生活铺路。这也对应曹操的自我评价：“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两个评语是预言还是后人的总结而假托于许劭之口，很不好说。但确实都是很能体现曹操特点的总结：道德上奸，才能上雄，而奸中时时流露出雄霸之气，雄中又每每透露出奸诈之意。奸雄两面，浑然一体。

史家从来不尊曹

鲁迅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评论：

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

这个说法有些道理，但不能当严谨的结论看。

晋朝的政权来自曹魏，所以它要论证曹魏的合法性，那就要说曹操好；但政权已从曹家转移到司马家，是天命已改人心已变，又需要说曹家坏。

如果说曹魏是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政权，那就可以采用经典话术：开国皇帝曹操、曹丕是好的，最后的皇帝曹髦、曹奂是坏的。一切都很简单。

但曹魏才四十六年的历史，首尾没法截然分开。但也不是朝代短，坏人必然多，不然蜀汉存在时间更短，刘备怎么有那么多人说好话呢？诸葛亮怎么就有那么多粉丝呢？关羽、张飞怎么就成了之后几百年武将的偶像呢？

归根结底，还是曹操把人得罪得比较狠：如果我是汉朝的忠臣，那我当然痛恨这个乱臣贼子；如果我是名门望族，那么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无疑对我是很大的伤害；如果我是平头百姓，那么曹操又喜欢大屠杀，又把沉重的赋税徭役压在我头上——所谓“屯田”，其实就是建立了一个个集中营，我们都成了其中的苦役犯——我恨死他了。

可以说，如果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除非成为曹操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否则我没理由喜欢他。

平民百姓的怨言，很容易沉没于幽暗的历史深处，但世家大族就不同了，他们喜欢以道德学问标榜，笔杆子在他们手上，所谓“公道自在（有话语权之人的）人心”，士人说曹操的坏话，传播效果特别好。——当然，若因此认为只有士人痛恨曹操，那也想得差了。

所以对西晋朝廷来说，对曹操的评价既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坏，分寸拿捏是一种艺术。形式上，我们不能否定某个人，实际评价时，却不妨吐槽这个人。对此人宏观肯定具体否定：场面话，说好的；实际上，却拐弯抹角损两句。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暗贬曹操的地方，前面我们已经举了几例。这里再看下《武帝纪》最后那段评语：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乍一看全是赞美，一琢磨，却太多皮里阳秋，夸开基立业的帝王，没有这么夸的。你把这段文字和《史记》《汉书》夸刘邦，《后汉书》夸刘秀，或后来历代正史里开国皇帝的本纪最后的论赞比，区别一目了然。

“运筹演谋”也可能是指精通权术，“鞭挞宇内”仿佛在说是滥用暴力，讲述曹操才能的时候，陈寿拉了申不害、商鞅、韩信、白起四个人来衬托：经历了汉朝四百年的正统教育，“申、商之法术”听起来实在很不是味道，韩信、白起两个虽然是顶级武将，却下场悲惨，再说既然给了曹操帝王的地位，老是强调他打仗的才能干吗？李世民更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新旧唐书赞美他时，可不会在这一点上用力，《新唐书》甚至还委婉批评了两句他好大喜功。——用韩、白吹吹张辽、于禁等五子良将还差不多。

最后陈寿总结曹操能成就帝王基业的原因，认为靠的“惟其明略最优”，最可恶就是“惟其”二字。仿佛是说，曹操成功，就是因为策略最高明，既不得人心，也无关天命。

陈寿用这些春秋笔法，却也并不用担心有什么风险。西晋的舆论氛围总体上说还算宽容，不少人也对他的写法表示喜闻乐见。

张华是西晋的文坛领袖，又喜欢奖掖后进。渴望成名的人物，都会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张华看，陈寿也不例外。

脑补一下当时情况：陈寿的稿子送到了张华手里，如果是先有个年轻的审稿人，对张华说：“这部稿子我看了，我觉得敏感的地方已经圈出来了，您再把把关。”人情通透的老狐狸张华可能就会把稿子搁置起来，从此不提这事了。但当时并没有政治觉悟这么高的审稿人，所以张华一看就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写得真好啊，将来写本朝史的重任，也就交给你吧。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部对曹操看似多有回护，实则蔫损吐槽的《三国志》。

后世还有一部承认曹魏主导地位的重要历史著作，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部编年体的史书，用谁的年号来纪年，是顶要紧的事。汉献帝在，司马光就用他的年号，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119 年)。下一年汉献帝禅位曹丕，司马光就用曹魏的年号了。

为什么用曹魏的年号而不用刘备的蜀汉年号呢？司马光有个纯技术性的考虑：曹丕的年号黄初，紧接建安；刘备下一年才称帝，他的年号章武，和建安之间就漏掉一年不好处理。而且蜀汉灭亡最早，到晋朝建立中间又隔着一年，用蜀汉的年号的话，这一年怎么算呢？

司马光显然意识到，这么做可能让人觉得，自己把曹魏当正统了。所以他在刘备称帝的记载后，写了一段很长的“臣光曰”，表示不统一，无正统，他固然很不喜欢曹操，不过也并不怎么赞赏刘备，只不过写历史书必须要把年份交待清楚，姑且把曹魏的年号拿来用，“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司马光不像陈寿那样有很多顾忌，写起曹操的黑历史来，要直白得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资治通鉴》开头那段著名的德才之辨，虽然和曹操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奸雄论》。

司马光说，才和德是两回事，可是世俗之人不明白其间区别，笼统认为是贤能，看错人的事，也就是这么发生的。又说：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美德和才学都达到了满分，那是圣人，德性和才学都没有，那是愚人；德性胜过了才学，那是君子；有才但是缺德，那是小人。愚人虽然想做坏事，但是智商欠费，力量不够，就好像一只小奶狗想要咬人，你很容易制服他。但小人就不同了，他的高智商配上他缺德，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大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显然，司马光嘴里的小人，和一般理解的小人不同，倒恰恰就是所谓“奸雄”。司马光还特意强调，小人或奸雄，有可爱属性：

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咱们其实并不喜欢和道德特别高尚的人在一块儿，因为他们往往给人一种压迫感。相反，一个聪明能解决问题的小人，和他合作就很愉快。所以人们是很容易喜欢小人而讨厌君子的，自古以来，国家出现乱臣，家里生出败子，特点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因此被颠覆毁灭的，真是太多了。

这字字句句，用来骂曹操，简直是量身定制。

《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都是在形式上给了曹魏很高待遇的史书，但陈寿、司马光对曹操的真实态度，却也都是批判，更不用说那些毫不掩饰地痛斥曹操的人了。

所以，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对曹操的看法其实很稳定：都认为曹操人很坏，但能力很强，而正因为能力强，所以显得人尤其坏。而所谓挺曹和贬曹两派对立，从来不具备多大的重要性。传统史家内部有分歧，主要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史书在形式上不得不尊曹魏为正统，有人觉得这也不行，甚至属于不要脸。

文人自古爱阿瞒

来自蜀汉的史学家陈寿用春秋笔法暗贬曹操的时候，来自东吴的文学家陆机，却被曹操打动了。

陆机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西晋朝廷为了拉拢东南士人 (也是为了彰显朝廷在吴地的统治权)，召陆机入朝为官。一开始陆机几乎是被迫来到洛阳的。

陆机对故国怀有感情，认为“三国同霸”，不论魏蜀吴，都只是霸主水平，没有谁是得天命的帝王，算是当时少数胆敢高调否认曹魏合法性的人。感情上，他本不该对曹操有什么好感，从政治的角度理性评价曹操，他的观点则是：“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可算是在附和史学界的主流评价。

但元康八年(西元298年)，陆机担任著作郎，因此可以查阅一些秘密档案。陆机偶然读到曹操的遗令 , 当时他体验到了一种内心被瞬间击中的感觉，不禁“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于是写下来著名的《吊魏武帝文》。

陆机用流光溢彩的文字，对曹操的功业进行了赞美：

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厘三才之阙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辉。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

陆机说，曹操生在汉末乱世，就像是潜藏在深渊中的一条龙，慢慢孕育着自己的鳞片，只待庆云蒸腾，就高飞远去。他运用神道，承载德性，乘着灵明之风，声威滚滚传播。曹操摧毁群雄，就如同雷轰电击，歼灭强敌，仿佛拾起丢在地上的东西一样轻松。曹操的手指向天下八极，经略遥远的边疆，翦灭一切敌寇，然后才休养生息。

他整顿了关乎天地人三才的残缺典籍，开启了天地间最隐秘的空间。如果国家制度是一面网，曹操接续了断绝的纲纪；如果礼乐教化是一张琴，曹操结好了散乱的琴徽。天下群凶本如云扰之物，曹操扫平了他们，实现了贞观之治(这个词出自《易经·系辞下》，所谓“天地之道，贞观者也”)，使各方之士投效朝廷仿佛万途同归。曹操光大其德行，如同日月一样，光辉覆盖了世界。他成就大功于天下九州，本就为举世之人所共同推戴。

作为一个东吴人，称赞曹操的兵威，倒是本来就极有经验。因为只有把曹操说得所向无敌，接下来才好话锋一转，炫耀周瑜赤壁之战的功绩。但这一次，陆机关注的焦点，却并不在此。

打动陆机的，是曹操临终之前的样子。曹操抱着小女儿，指着小儿子曹豹，对四个年长的儿子说：“以累汝！”他们以后就辛苦你们了，说着，就流下泪来。

曹操还自己安排了姬妾们日后的生活：

吾婕妤妓人，皆着铜爵台。堂上施八尺床，穗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

我的女人们，就都安置在铜雀台上。台堂上放一张八尺的床，挂上穗帐，早上和傍晚，给我供上干肉干饭之类。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就让妓人对着穗帐展示一下才艺吧。

这话牵涉到曹操开创的魏晋节葬传统。汉承秦制，皇陵都有园寝，帝王生前宠爱的女人，大量被安置在里面。一部叫《汉武帝故事》的书写道，汉武帝信神仙，所以死后还常来宠幸这些女人“如平生”。显然，诸如此类的传说会使后来的帝王把女人安置到园寝的积极性越发提升。

但曹操遗令，丧事一切从简，墓中“无藏金玉珠宝”，也没有庞大的园寝安置太多的女人。

曹操戎马倥偬手不释卷之余，生了二十几个儿子和数量不明的女儿，精力显然极为旺盛。曹操好色的段子，也广为流传。曹操曾经高调宣称，自己去世之后，会让姬妾们都改嫁，向新丈夫和其他人宣传自己是汉室忠臣。现在，也许毕竟是放不下这些女人，也许是明知儿子马上就要改朝换代，这话不便再提，总之，曹操改了主意。

那就把铜雀台当作自己的园寝吧。

但《遗令》更打动陆机的，其实是后面的话：

馀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着藏中。吾馀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我那些多余的香料，可以分给众位夫人。闲居无事的时候，让她们去学习编织鞋上的丝带去卖。我历来做官所得的绶带，都藏于一处。我留下来的衣裘，可以另外收藏。实在做不到的话，你们兄弟几个可以共同分掉。

这话里的衣服恐怕并不是指衣服。历史上的刘备并没有说过妻子如衣服，曹操这里，恐怕倒真是拿衣服说女人。

他害怕儿子们要来分掉自己的女人。他说是“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其实正是乞求他们不要分掉。

然而他的这个遗愿没有实现。

曹操去世后不过七年，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病危。曹操的妻子，曹丕的母亲卞氏来探望病情，她发现儿子身边伺候的女人，正是丈夫当年所宠幸的，于是问道：“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得到答复是：“正伏魄时过。”

伏魄也就是复魄，这是人刚刚咽气时的一个仪式。也就是曹操才死，人拿着他的衣服爬到屋顶上，高喊“魂兮归来”的时候，曹丕就把这些女人接手了。

陆机说：“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违，求与违不其两伤乎？”曹操应该知道儿子的品性，本就不该提出这个要求，曹丕几个也可以克制一下不要违背父亲的意愿。曹操你这一开口，不是让父子两个都受到伤害吗？

理性上，陆机无疑认定曹操这话就不该说，“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拿这些衣服绶带的说事，又有什么意思呢？不过是让后来的帝王耻笑你没有格局罢了。然而陆机就是与曹操很有共情，凄伤起来：“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人总有最留恋的东西，再聪明又有什么用呢？

“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陆机在曹操身上，看到了极致的强大与威势；“迄在兹而蒙昧，虑噤闭而无端”，又看到了极致的脆弱与执迷。这两种相反的特质奇妙地结合在曹操身上。

当然即使不考虑这些，铜雀台歌妓的传说，体现着雄性裸猿无边的占有欲望，也极容易撩动诗人的创作热情。从南朝到唐代，“铜雀伎”成了一个烂熟的题材，或者说“宫体诗”的一种类型：荒废的高台，西陵的丘墓，和夕阳、残月、松涛、漳水......几个意象翻来覆去地组合，就算创作了一首首新诗。曹操是铜雀台的主人，这点经常被淡化，曹丕早已把台上最美的女人带走，更被遗忘得干干净净。诗人们总是沉浸于这种想象：幽囚于高台上的女人，有多么孤单寂寞。

陆机写《吊魏武帝文》后，又过去将近八百年，一个比陆机更加天才横溢的文人，在一个错误的地点想起了曹操，并把曹操最优秀的诗作《短歌行》放到一个错误的时间，写出了一篇更能体现曹操身上贯注着两种相反的极致的文章。

那就是苏轼的《赤壁赋》。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听到当地人传说，这一带有三国时的赤壁古战场。照例，才华无限的苏轼不太计较此说是否真确，反正诗情与哲思因之喷薄而出。

苏轼在《赤壁赋》中这样写道：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曹操的《短歌行》创作时间不明，因为全诗的内容似乎并不通贯，更增加了推定的难度。但无论如何，“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几句，不但符合苏轼此时处身的情境，而且这个孤寂凄清的意象，嵌入赤壁曹军无比壮盛的军容，如同传神阿堵，一下子使得简单的热闹喧嚣，变得意味深长，与不久之后的樯橹灰飞烟灭之间，更打通了一个奇异的精神通道。苏轼的这个创造性处理，确实担得起“文境邈不可攀”的评价。

所以，后来《三国演义》理所当然接受了《赤壁赋》的说法，曹操在功业极盛之时，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写出这样的辞句，这个姿态从此定格。

苏轼创作《赤壁赋》之前一千五百多年，赤壁之战前将近七百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征伐希腊。不论是声威还是实力，波斯王都比曹操更为强盛，而他的大军要做的，不是穿越江河，而是要横渡碧波荡漾的爱琴海。

传说，在渡海前的一刹那，波斯王看着自己像海洋一样浩瀚的军队，突然怆然泣下，他说：“悲悯之感涌上我的心头。人的一生是何其短暂啊！看着黑压压的人群，百年之后，就没有一个人还活着了。”

后来他像曹操一样，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对照这样的故事，会使人不禁感受到，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的追问，真是小小寰球上全体人类共同的迷思与伤情。

《东坡志林》是苏轼随手写下的札记，研究《三国演义》的文章经常会提到，其中引述过这样一条：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家有熊孩子，家长烦了，就给他两个钱，让他去听说书。讲三国故事，听说刘备败了，孩子就紧皱眉头有急哭了的，听说曹操败了，就开心得不得了。可见，是君子是小人，多少代以后，人们还记得。

这是民间很早就有尊刘反曹心态的重要记录。有学者因为《赤壁赋》的描写，就认为苏轼推崇曹操，因而否认《东坡志林》是苏轼的作品。其实，《志林》的著作权固然可以讨论，但若认为苏轼是曹粉，那就大错特错。

写起史论文章来，苏轼可以算顶级曹黑。一般历史学家痛恨曹操的为人，对曹操的才能倒多半不得不佩服。但身上总是闪耀着自信光芒的苏轼，对曹操的能力也不怎么瞧得上。他在《魏武帝论》中说，夏商周三代之后，“道术政教无以相过”，言下之意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其实没几个好人，所以谁得天下，比的就是谁更奸诈和暴力，曹操没能一统天下，可见论“诈力”其实曹操也不过如此。刘备是个反应慢的，孙权是个胆子肥的，所以打刘备出手要快别让他做好准备，打孙权要全力以赴慢慢来但不要吓他。可是，曹操用打孙权的办法去打刘备，用打刘备的办法去打孙权，结果都失败了。

归根结底，曹操“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所以不能一统天下，也就是注定的了。

苏轼特别推崇被曹操杀掉的孔融，在一篇歌颂孔融的文章里，苏轼为曹操发明了一个非常有表现力的外号，“鬼蜮之雄”。在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苏轼写“亲射虎，看孙郎”，把自己比作孙权，其实苏轼还曾模拟孙权的口吻，写过一封给曹操的信，把曹操的劣迹一顿狂喷。这封信要是穿越回三国时代，曹操看了或许还没什么(毕竟他经常被骂)，孙权肯定要被吓得不轻，想悄咪咪把曹操架到炉火上烤的孙权，真心不敢这么直白。

简单说就是，苏轼的人格也有许多个棱面，写评论员文章的苏轼，对曹操憎恶鄙薄已极；但文人苏轼，却会被曹操打动。这种状态，倒是和陆机一模一样。

曹操身上有种特别能打动文人的特质。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中心，身边围绕着当时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他们未必都了解曹操，但曹操无疑很了解他们。曹操熟悉他们繁复而华丽的文学技巧，又反其道行之，所以曹操的诗文，格调高古而雄劲悲凉。曹操知道什么话是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于是常能一语道破。

鲁迅谈曹操的文章，特别强调一个特点，就是“通脱”。他又解释说，“通脱即随便之意”，曹操“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想写的便写出来”，这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如果思想没有超越凡俗的地方，怎么想就怎么写，做出来的就是灌水文章。今天我们不妨望文生义，把“通脱”两个字拆开来解释：通是通透明白，脱是洒脱随便。迅翁不强调明白，是明白人谈明白人，反而不必说得太明白。

明白人是很多的，具体领域内有小明白，观照家国兴亡的有大明白，混体制混职场混圈子，自自然然就会产生许许多多不同层次的明白人，对各种规则潜规则烂熟于心，钻营其间游刃有余。庄子讥讽的“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说的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明白人。

这种人通而不脱，在社会的罗网中越如鱼得水，就越是尘网中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遍布于文学史的那些光辉灿烂的名字，则往往脱而不通。譬如能说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的话的人，自然非一般社会规则所能束缚，但四处碰壁无路可通，也就是当然的结果了。

通而能脱，既脱且通，这样的人物当然极有魅力。只通不脱的套中人，早晚会觉得自己活得压抑，于是羡慕曹操那种潇洒放恣的状态；只脱不通的话，那就只能感叹“文能穷人”，“我被聪明误一生”，内心深处，恐怕还是难免要渴望事功。通脱的状态，在实践中可能非常可怕，比如怎样既大肆摧毁破坏，却显得既率性又深情，就不妨说也是一种通脱。汉末乱世，曹操既是最凶残的屠伯，又是最悲凉慷慨的吟游诗人，这两个形象让后世有些论者感到无法兼容，但在曹操却一切自然而然。

文人可能是最不能抵御这种诱惑的群体。精明如鲁迅，一方面很清楚以自己爱吐槽打脸的脾气，如果遇到曹操，多半会被他杀了，但另一方面也毫不掩饰对曹操的推崇。文学评价，本不能以现实的利害计算。

选自《天下英雄谁敌手》第三章 在历史与“演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