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疾病作为隐喻。这个百年家族不只让我们看到血脉相承的人的演进史，更让我们得以见证人类向上攀升、追求更大爱的过程。
以个体和家族作为视角。本书讲的是麦甘的家族史，而串起这段历史的是七种疾患，每种疾患各代表着这个姓氏传承的一个章节，每部分的内容并不仅仅止于对医学上的疾病进行解释，而是以更宽广的胸怀去拥抱人类的情绪和行为。
自序
所以话说到底，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微不足道如涓滴一般的生命，面对广大如汪洋的生死如涌浪一般朝我们袭来，又在我们百年之后继续滚滚而去无数个世纪，如此相形见绌的生命究竟能有什么意义？不论是体内跟我们有着相同的DNA，还是跟我们顶着同一个姓氏的人们，我们跟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羁绊？我说的，正是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亲人。生而为人，我们单纯只是形容词与个别特质的总和，抑或我们面临大小事件所采取的行动或抉择，足以在大于个人的层面上交织出一个亲族与身份的故事呢？我相信的是后者。而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确认自己的想法正确。我叫史蒂芬·麦甘，出生证明上是这么写的。1963年，生于英格兰利物浦的我，是约瑟夫·麦甘跟克莱尔·麦甘的第四个儿子。我现年54岁，高180cm。我护照上的大头照显示我有深色的头发跟偏白的肤色。我的驾照上注记有情节不严重的交通违法记录。存放在政府数据库里的机密表格，标明我的宗教信仰是不可知论，也记载了我宣称的职业。说到职业，我是名演员—你有机会可在英国剧场的节目选集或蒙尘的电视数据片里瞧见我的名号。我结婚的对象是一名叫作海蒂·托马斯的女性，我们1990年的婚礼办在利物浦的一座教堂里。6年后的1996年，海蒂在剑桥生下了儿子多米尼克，他的出生证书上还有我们鬼画符一般的签名。就数据而言，这就是我。一堆事实，一堆供存查的记录，有的保存为纸本，有些是影像，有些则栖身于硬盘内。这些记载记录了一个人的各项特征，但却未能记录下一个人的人品。资料就像X光下的骨架—你看得到人的基本架构，但你看不到肌肉、血管与皮肤的质感与纹理。两百年后的人看到这些东西，会拼凑出什么样的我呢？这一笔笔资料，真能像有生命的东西一样融合成轮廓清晰的个性吗？真能让人感受到寓于肉体中的灵魂脉动吗？这本书要谈的，是列在我们族谱中的人物—他们有些还健在，但多数已作古。这也是本关于我自己的书（我还活着，这点刚确认过）。这是一部家族史。这部历史的起点是我们家族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19世纪中期，而其内容讲述的是这个家族如何历经150年的纠结与艰辛，才来到今日的21世纪。我还存有私心，希望这书不要沦为一本编年史，光记载哪件事发生在哪一年的流水账。我从不觉得历史只是单纯的纪事，我觉得历史也是一出戏。历史是人对于历史事件的反应，是人类被事件改变的过程，是人成长、退缩、欢笑、奋斗，或者陷入绝望的历程。历史不是政治或权力，也不是古代血腥冲突里冷冰冰的刀光剑影。历史的成分是人。把事件引发的每一种人类行为与反应串联起来，我们便能诉说出一个个故事，会看到故事里终有一死的我们是如何发生变异。而通过把我们拧成一个家庭的爱与忠诚，便能诉说在代代相传而不断变迁的人类历史上，我们占据了如此一个微小却不容磨灭的位置。
我想，对我来说，要去反思人终有一死这道命题，并不是件太困难的事情，这一点要从我现在的居所讲起。话说我现在就以墓园为家。嗯，应该说墓园本身不是我家，但我的家被包围在墓园里面。在变成我的住处之前，这栋房子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间小教堂，当时出钱兴建这间教堂的教区民众在百年之后，仍葬在四周的教堂用地上。要抵达我家的正门，你得取道树影斑驳的小径，途中会穿过歪七扭八的墓碑，即献给死者的碑文已褪色的石碑。那是一幅如画的光景，唯并非人人来此皆能心无挂碍。偶有快递员要我签收包裹时，你可以看到他们脸上堆满了惊恐。我一签完名字，他们转身沿原路逃命的身影，活像是恐怖电影在我眼前上映。他人望而生畏，我却独钟此味。我家外头的墓碑相当朴素，但并不流俗。上头会刻着简单的墓志铭，像是“愿尔旨成”，“她没有死，只是睡着”。这些话语，流露着一种知道进退的克制与谦和，而其背后是一条条曾经活过又安于缴回的生命，是一个个想要再说一回爱，但又觉得自己应该不予言表的家族。安息在快递员逃命之路上的这些人儿，都享有一份没有华丽词藻痕装点，但一点也无损于其意义完整的真爱。碑上仅存去芜存菁后的生命证言：死者的卒年，以及他们身后遗族的姓名。这是爱，写成资料的爱。这股谦和令我的好奇心大作。我想进一步了解他们。为此我找了教堂的原始房契。详加阅读后，我在房契上看到不少名字跟墓碑上的相同。这些人分摊了教堂的兴建成本，但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其实只是没读过书的乡下人：因为不识字，所以房契上有人只打了叉叉来代替签名。他们入土为安的地方都离教堂很近—在地下一个挨着一个，就像个没有血缘的大家庭。这些人生存的力量都源自同一种信仰，他们乐见自己的人生由这种信仰定义，也安于坚忍地默默承受人生中的磨难。玛莉·珍·巴塞特（Mary Jane Bassett ）。卒于1933年，年仅3岁。小玛莉墓堪称袖珍的坟墓，就坐落在我家门口不远处，因此可享受门廊灯光的温暖照拂。年幼孩子的夭折，是古往今来人类最想发问，却始终无解的谜团—那自古皆然，只求一个说法的怨愤。我不禁想问，比起如今有如襁褓，捧着她遗骸的那一小方土地，小玛莉的人生有没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呢？我想问，她坟前如无人问津的静谧之所，是否也曾有深爱她的人来此开口安慰过，伸手抚摸过呢？某日，有一位年届中年的女士登门造访。事实上，前一位屋主曾提过会有这一天，因为这位女士的母亲就葬在我家的花园里。打从她还是个小姑娘开始，这里就是她做礼拜的教堂。她问我们能否行行好，继续让她偶尔来墓前探望母亲。我们连忙说非常欢迎。此时这位女士瞥见了小玛莉的墓地，回忆便一股脑涌上了心头。她说她母亲提过小玛莉的事情，也提到过她那场令人动容的葬礼。她说教堂里的孩子们用小小的肩膀，把玛莉小小的棺木扛到了她如今长眠的墓地上。我听了很是感动。那一幕一定很美。历史一下子有了剧情。一个早逝的孩子有那么多人爱护她、重视她，愿意抬着她走完最后一程，而且做这件事的还是与她同样天真无邪的同龄人。这一瞬间，玛莉的脸庞浮现出来，投射在了由口述记忆加持过的门廊光晕上。她又有了气息，又有了生命。最后我们要问的是：小玛莉究竟是谁？她是一则故事的主角，而织就出这则故事的，是所有历经沧桑，却还能记得她的每一个人。我先从一位女士口中听到小玛莉的故事，如今以笔转述故事让你们知道，由此我也加入了为小玛莉抬棺的行列，我也在那出殡的行列中挣得了一席之地。她会活下去，所有知道那个故事、那个片段的我们会抬着她前进。小玛莉教会了大家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冷冰冰的资料，而有人愿意去访查与了解，便是你我的救赎所在。不论什么样的数据，都不可能三言两语交代我们是谁。生而为人，比起资料或事实所能显示的一切，我们的存在永远更复杂、更有人性、更具意义。若说要了解一个人的人生是一趟旅程，那数据绝非是我们的目的地，数据不过是我们要跋山涉水的起点。我们是一篇篇故事，不是一座座石碑。
就像在这本书里，我的亲人也是一篇篇的故事。《人类疾病史》讲的是我的亲人或亲戚遭遇的各种故事，但这也不尽然是本讲亲戚的书。这本书更要紧的，是要讲述人在遇到人生的各种灾厄打击之时，有着哪些反应，而这些反应，又如何回过头来定义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后世子孙。为了述说这个故事，我集合了自己这辈子三项乍看并无相关的嗜好。首先是我对族谱学兴趣盎然，也就是透过公开记录来研究我的家族史。再者是我从事的演艺工作，让我常年以演员身份模拟着人类各种角色的行为、情绪等。三来是我一直抱持着学术上的热情，研究医疗保健与繁复社会间的关系，包含医疗如何维系社会体系于不坠。由是贯穿本书的主线是我的家族，但这条主线也一分为三地折射出三道不同的色彩，或者说是三种人类经验：生理健康、家族沿革，以及人类证言中所呈现出的人生如戏。开始追溯家谱的初衷，要从我年约17岁时说起—当时的我是个全身写满别扭与尴尬的叛逆少年，眼看着就要迈入自己一无所知的成年。原本我研究的目的，是想知道自己的人生处于何种脉络底下，但慢慢地我开始对先我来到世上的人产生了好奇心—麦甘家的先人，那些给了我这个姓氏的祖辈，他们是谁？他们都有着什么样的人生？他们的人生为什么会导致我的出生？我对他们一无所知，甚至我的父亲对他们也所知甚少—毕竟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5岁而已，所以祖父的孩子们只能从母亲的口中捡拾关于父亲的吉光片羽：麦甘是个爱尔兰姓氏。而据我所知，利物浦在19世纪时是爱尔兰人移民美国的重要港埠。我大胆推测麦甘家是爱尔兰裔，但我手中并没有真凭实据。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像要去探险一样步入利物浦的地方志办公室，我想赌赌看那儿会不会藏有我想知道的事情。踏出这一步之后，我便一点一滴地以从公共数据库中取得的数据为本，构筑出族系资料的骨架。这是一趟家谱的旅行，这是我已经忙碌了多年，却仍手握着半成品，永远得继续雕琢努力的作品。就跟墓园中的那些教区民众一样，我想认识人，我想认识那些我无缘结识的家人。他们生时是怎么想的？他们有过什么感受？历史上他们的所作所为，背后存在什么样的动机？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我得以发掘的历史事实为骨，然后补上栩栩如生的叙述为肉。我必须设法把信息变成戏剧。戏剧理论名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认为人际关系在戏剧中的呈现，与人类在现实中的行为举止，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古人想增进对自身的理解，靠的就是戏剧，戏剧能把人类经验投射到故事的角色身上。一个故事好，并不仅在于交代情节中发生了哪些事情—疾病、谋杀、洪灾、饥荒，而在于描写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跟苦主各自怀着什么样的欲望与情绪，他们为什么做出这些事情，他们对这些事情有什么反应，而这些反应又引发了哪些重大决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真实人生，就像舞台上的日子一样，都有不断发生的欲望、志向、心魔，而这些情绪所结合成的念头与行动，就是构成真实与舞台人生的成分。”真实的人生，就是人不断对发生于己身之事做出回应—这包括我们面临的挑战，以及我们感受到的渴望—然后再将此回应付诸行动。事件本身不等于戏剧，事件只是在刺激着人，“要人采取行动”，它本身只是一种“挑衅”—就像是英雄在旅程中会遭遇到的反派。真正的戏剧，在于我们遇到反派后所采取的行为，以及我们因此成了什么样的人。所有的族谱都是有实无名的戏剧，也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而需要进一步解读的剧本。族谱中的戏剧无法一目了然，是因为人性的动机不会在有如X光片的史实上显现出来一样。而之所以说族谱是种剧本，是因为历史就是在探究由内在、外在事件所诱发的人性。要想赋予这些数据生命，我们必须挖掘出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而为了确认出这些动机的源头，我们首先必须找到是哪个“反派”在逼他们出手。反派，在故事中与英雄打擂台的人物。反派是死敌，但这个敌人不见得是会呼吸的真人。有的时候，这名反派会是一场磨难；有的时候，这名反派会是一种负面情绪；还有的时候，这名反派不是外来之敌，而是存在于自己的内心。那么在麦甘一族的英雄故事里，这名反派由谁担纲呢？有没有那么一股力量傲视着其他因子，以大魔王之姿半推半呛半骚扰着我的祖先，要他们改变人生，要他们发扬人性，抑或压抑人性呢？我认为是有的。经年累月，随着我对家族史的认识增加，我发现这名嫌犯的指纹满布于我持有的历史文件上。由此我下了一个结论：麦甘家的故事要说完整，就不能不好好交代一下这个坏蛋，怎么说这家伙也如影随形地扮演过我先人的跟踪狂，同时也是因为其不间断的挑弄，我的祖辈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历经考验与定义。这个坏蛋不是真人，但却彻头彻尾是人性的产物。这个反派是人“终有一死”的特性所投射出的阴影—它是我们行在世间的双胞胎，与我们寸步不离。它会像老师一样教导我们，会像恶霸一样戏弄我们生气。它可以是把我们烧成灰烬的火炉，也可以是让我们浴火重生的熔炉。这位反派，就是人的健康。族谱学数据若是一栋屋子，那人的健康问题就是屋里阴魂不散的鬼魂。出生资料上有鬼影，因为分娩曾经是玩命的事情，不信你看看那居高不下的婴儿死亡率。死亡证明书上有鬼影化身的医学术语，冷冰冰地记载着生命消逝的原因。士兵的服役记录后拖着这道阴影，两者亦步亦趋，还在每一张调查城市里每个栖身之所里有多少人口的普查表上，都有一双犀利的鬼眼默默地从纸上瞅着，令人不寒而栗。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铅字上，地方政府的公共档案里，都有这道鬼影，难以驱离。健康问题是祖先投射在子孙身上的阴影—你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教训，也可以说这辉映着时代的进步：健康就是推动着我们青春年华前进在前，捻熄我们生命之火在后的冬寒虐热。健康问题，永远与家人的经历悲喜交缠。一种疾患，永远不会是单一而纯粹的医学上的存在—疾病不只是胸膛中难受的哮喘，而且会是疗养病房里众人的热闹话题，会是病人床榻边家属的人性温暖，也会是有情人看着虚弱伴侣而落泪鼻酸。健康是一股人性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无数戏码便由此而生。健康有力量改变我们的身份、塑造我们的人格、左右我们的人际关系。事实上，人类与健康关系的深刻与复杂，可以从我们日常用语的众多隐喻中看出端倪。我们用来描述现实的语言中有大量跟健康、活力与身心安适相关的比喻，当然反之与染病、疾患及死亡有关的意象也同样随手可得。我们会说一段关系“很健康”，或者说陷入爱河就像“生了场病”。我们会说某国的经济“体质良好”，会说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癌症”。我们会在隐喻中赋予健康某种高度，令其可以对应人类的各种情绪，所以我们会说某人的健康状态处于“巅峰”，会说某人“一病不起”。疾病的隐喻潜力还不止于无机的东西，譬如我们会说癌症是人类的“大敌”，风寒与热病则是我们必须“喂养”或“令其饥饿”的对象。凡此种种事例，都让健康俨然成了一种有灵性的东西：仿佛健康也在人生的戏码中轧上了一角。健康问题不只是医生的诊断，也是人生如戏中的反派—人要幸福不能没有家人陪伴，也不能撒手不管健康问题。在回顾麦甘家家谱的过程中，我跟这位“反派”打了一次又一次照面。一路走来，祖先站在每个命运的转角与抉择的分岔路口，都感受到了健康问题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可见于死亡证明上言简意赅的拉丁文死因说明，也没在麦甘家先人的社交匮乏与有志难伸中缺席。我窥见这名“反派”隐身在我勇敢祖先的困兽之斗里，在他们从宗教信仰中取得的慰藉里，也在他们饱经啃噬的一丝希望里。这名“反派”或推，或压，或纠缠着麦甘家族，让他们在时间的河流中无法稍歇，只能不停地勉力求全—迫于健康问题所逼，麦甘家的成员只能孤注一掷地想办法成长，至于结果，不是大放异彩，就是一命呜呼。这让我意会到自己想说的故事，是家族的健康史—起讫跨越一个半世纪，麦甘家与身心安适跟疾病的关系。我想分享的是麦甘家如今的光景，是源于百余年来什么样的足迹。健康问题在人类的经验里，会呈现出各式各样的面貌—有很具体的冲击，也会以隐喻之姿改变人的心理，但就是绝不会只是单纯的医疗问题。所以我觉得用“疾病”来指涉健康问题有其不足之处，我需要找个新的字眼来传递出生理状况可以左右人心所向的那个面向。结果我脑海中自然浮出的是“疾患”（malady）一词。疾患的涵义比疾病广。疾患的层次更高、格局更大—疾病扰乱的只能是个体，而疾患导致失控的可能是社会全局。疾患更多元，所以可以视情况形容个体、家庭或国家的精神失序。疾患可以是生理机能出问题，也可以是人格出现弊病。疾患代表某种稳定的常态遭到扰动，也代表故事有了起承转合，代表生命旅程来到了十字路口。我们家族的故事，就是个由疾患串成的故事：与疾患的狭路相逢，顺利克服疾患，以及败给疾患时的万劫不复。这本书讲的是麦甘家的家族史，而串起这段历史的是七种疾患—每种疾患各代表着这个姓氏传承故事的一个章节。一字排开，这七种疾患分别是饥饿、瘟疫、暴露、创伤、窒息、心脏病与细胞坏死。这些疾患也分别代表了七个阶段，我原本一文不名的家族就是经过这七个阶段的成长，才得以走出遭枯萎病摧残的爱尔兰马铃薯田间，成为今天还算过得去的英国媒体从业人员，这段旅程共计150年。这些疾患的篇章，并不仅止于对医学上的疾病进行解释，而是会以更宽广的胸怀去拥抱人类的情绪与行为，尤其是那些正面的、能激励人心的想法与行动。在故事里，这些疾患亦师亦友地扮演着恩师、旅伴的角色，同时它们也会像十字路口般考验着人的决断力。每一章里，都有三个相互连接的元素，它们会围绕着该章的疾患进行阐述：这三个元素，一是医学上对于该疾病或不适的解释，二是麦甘家族史对历史上相应时期的相关叙述，三是受此疾患影响的麦甘家族成员的亲身证言。虽然这七宗疾患所擘画的，是尺度辽阔而连续的历史段落，但其中的证言并无特定而严格的时间顺序。对于被定义成线性的发展，人类经验会很自然地进行排斥，这是人性，我们会持续不断地编辑自身的生活—我们会把生活经验像乐高玩具一样加以拼拼凑凑，直到成品在脑中产生让我们认同的意义。我们用以排序人生的单位不是时间，而是意义。我们会把对祖先所知加以重组，然后融合我们眼中的自己，最后得出我们希望感受到或听到的东西。我们会放弃那些看不出上下文联系或不够精彩的记录，然后从口耳相传的模糊影像，侥幸救回的断简残章，只字片语的文件记录，讳莫如深的感受，以及未曾明言的痛苦中，挑拣出我们要的材料。从前人给过的爱或流过的血里，我们寻寻觅觅的是意义，是教训。只要人与人的故事能继续往下讲，人类的生命就能源远流长。而家族史正是这些人间神话当中最伟大，也最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因为人、事、时、地、物若是时间长河中那死气沉沉的骨架，则家族史就是悬在那骨架上令其变得有血有肉的内容。家族史的存在，令生而有涯的我们得以不朽。对于赋予我们生命的先人，家族史是我们穿越时空所吟唱的一首情诗；对于后继的新生命，家族史是我们与他们挥别用的骊歌—有朝一日伴我们走完最后一程的抬棺者，就是今天襁褓里惹人怜爱的宝贝。内容简介：
本书讲的是一个属于个人、家族的故事，也是一场横跨百年、人类挣扎向上攀升的乐章。串联全人类命运的不是友谊、国家，不是DNA，而是流窜不息的永恒宿敌──疾病。本书作者麦甘一家的故事告诉我们，细菌与病毒并不足以引发悲剧，时代与环境可能才是真正种下历史疾患的主因。以疾病作为隐喻，这个百年家族不只让我们看到了血脉相承的人的演进史，更让我们得以见证人类向上攀升，追求更大爱的过程。
作者简介：
斯蒂芬·麦甘，英国演员、作家，著有《透纳医生的病历本》，呈现英国过去乡村医生的医疗环境、生活与困境。
目录：
001自序
015第一章 饥饿
017医学常识
025时代的故事
初来乍到：麦甘一族，1841—1871
047个案的证词：吃花的比利姨丈
067第二章 瘟疫
069医学常识
077时代的故事
幸存者：麦甘一族，1871—1900
103个案的证词：利物浦足球场推挤意外
119第三章 暴露
121医学常识
128时代的故事
冒险家：詹姆斯与欧文·约瑟夫·麦甘，1901—1920
147个案的证词：“泰坦尼克号”幸存者
167第四章 创伤
169医学常识
176时代的故事
战争与和平：我的双亲— 约瑟夫·麦甘与克莱尔·葛林，1925—1960
200个案的证词：不存在的双胞胎
215第五章 窒息
217医学常识
226时代的故事
学着呼吸：麦甘家，1960—1983
259个案的证词：我的广场恐惧症
275第六章 心脏病
277医学常识
284时代的故事
圣心：麦甘家族，1983—1990
319个案的证词：戴维的心脏
335第七章 细胞坏死
337医学常识
345时代的故事
尚未启航的船：海蒂与史蒂芬·麦甘，1990年至此时此刻
366个案的证词：坚强的海蒂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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