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腹地构建现代城市性：民国前期济宁的演变(1912-1937)

孙竞昊叙拉古之惑

内容提要：在近现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所牵引的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崛起相反，许多内陆城镇急剧衰落，但济宁是个例外。民国前期，济宁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现代化转型。与中国北方其他城市情形不同，济宁精英和民众积极引介现代商品、技术、文化和政治制度，又保留了许多旧有的因素和习惯，区别于那些受现代或西方势力支配的通商口岸。但济宁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阻滞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张力以及市民社会的正常成长，影响了其城市性格的充分发展。同时，济宁现代化的部分成功是孤立而脆弱的，大济宁地区渐成为以沿海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社会经济网络中的一个腹地。民国前期济宁的经历显示：其作为内地城市的命运并不主要由城市自身的逻辑机制所规定，农村危机及其解决危机的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05期

在近现代的中国，许多内地城镇急剧衰落。与之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或支配的沿海城市急速发展。本文以中等规模的城市济宁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在动荡的民国前期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现代化转型努力。本文聚焦于在中国北方城市中比较独特的、起到能动作用的济宁精英，认为尽管现代商品、技术、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引入改变了当地社会的构成和风尚，但旧有的因素和习惯依然在这个内陆城市十分活跃，这与那些受现代或西方势力支配的通商口岸情况大不一样。济宁的现代化进程发生在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这种情形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张力以及市民社会的正常成长，而这些都在它的城市性格上留下鲜明的印记。总体而言，本文认为济宁部分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例外，孤立而脆弱。大济宁地区不可否认地成为了山东乃至中国北方和整个现代国家社会经济网络中沿海核心区的一个腹地。济宁的案例揭示了中国现代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共同现象：工业化城市的命运是由许多超出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农村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压倒了城市自身的逻辑机制。

一、导论

虽然济宁城所处的山东西南部素以落后闻名，但它却以其繁荣的交通和工商业、独特的景致和灿烂的文化而成为中华帝国晚期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之一。明清时期的济宁城是济宁州或济宁直隶州的州治所在，拥有一些属县，在全国的行政等级中处于中等地位。同运河沿岸的其他一些城市如天津、临清一样，济宁作为一个经济中心的兴起主要源自元代中期大运河的重修。大运河在明清大部分时期内成为帝国的经济命脉，漕运和运河贸易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发展，济宁和临清一直是山东两个最大的商品经济中心。

19世纪40年代以来，大运河和黄河水利系统损毁，再加上战争动乱，导致大运河沿岸城市生活和经济陷于崩溃。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清王朝的生命活力转移到沿海区域的新兴城市和企业里。①新的经济网络使运河城市丧失了之前在国家政治经济版图中的战略性位置。尽管如此，各个地方对西方工业城市化的反应表现出了多元性和复杂性，由此造成了它们不同的现代命运，临清和济宁的对比尤其明显。地处山东西北部的临清的重要性急剧消退，西南部的济宁也处在崩溃的边缘。但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几年里，尽管中央权力在持续消损，济宁精英及民众却努力采取一些措施阻滞了他们城市的衰退，奠定了济宁现代化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济宁精英坚持不懈的抗争使得与南北主干道津浦铁路相连的兖济铁路支线得以修建，并于1912年通车。这条支路部分地取代了之前的大运河，有效地服务了济宁当地的经济。②在国家权威失去了稳固和有效的统治能力的民国前期，济宁精英和民众在与地区、国家和国际联系网络的不断变化中界定和构建他们的现代城市性。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尽管也存在许多本土意义上的城市和市镇，但传统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像西方一样带来现代性。希望根除落后的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模仿西方的城市化，这种模仿建立在他们所接受的现代城市图景上，如鲍德威所说，“那幅图景是源于19世纪的现代的、进步的西方工业城市”。③舶来的西方现代城市性因而变成了“向西方学习”模式的核心。然而由于各地条件和动机的不同，西方式的现代化在中国各地的经历并不一致。新近兴起或扩大的沿海通商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和旅顺等城市由于它们较快地接受了外国的投资和经验，获得了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也使得上述城市成为西化的先锋。在最近一二十年“超越上海”的研究趋势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内地那些表现出与沿海不同转变模式的城市，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聚焦于北京、南京以及一些省会城市，它们都有充分的经济和政治资源。④关于内地中小城市转型的研究方面，海外华人学者邵勤曾有过关于县级城市南通的专门研究。⑤作为一个地处长江三角洲边缘带上的近海城市，南通与上海的近距离赋予了它对现代性和外来影响的快速认同。但到目前为止，关注内地中小城市转变多样性的深入研究还是少见。

同样地，不论是在帝国晚期处于繁荣的还是在现代时期处于衰落的内地北方大运河区域城市，中外学界对它们的研究依然不够深入。周锡瑞在探讨义和团起源时重点介绍了晚清山东西部的农村性格，那里存在着保守、狭隘、甚至是带有反叛性的土壤，但他注意到了济宁特殊的城市性。⑥彭慕兰对于山东西部运河——黄河区域的考察，演示了一个曾经的中心经济区逐渐走向衰落的演变过程。在观察地区性差异时，他准确地指出了不同区域在与沿海为中心的新经济链接中不同的主动性：与山东西北部的易适应性相比，“山东西南部权力拥有者选择在许多方面拒绝融入大网络中”。⑦然而，彭慕兰忽视了山东西北部包括它的区域中心城市如临清以农村的日益贫困与城市的财富和现代性丧失为代价，被动地融入到现代经济网络中，也低估了济宁精英精心地尝试将他们的城市推向新的网络中，从而构建起现代城市性。⑧

本文选择民国前期济宁的转型去检验其新的城市性，并从更大区域的以及全国的视野来审视它的重要性，试图提出三大问题：首先，作为一个与具有相对充足的金融和政治资源的现代政治中心城市(如济南这样的省会城市)不同的内地边缘化城市，济宁是如何在艰难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实施城市的现代化?我将强调济宁居民尤其是其中具有强大力量和开放意识的精英群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早在晚清，与弱小的临清精英无力挽回他们城市的衰落相比，生机勃勃的济宁精英积极致力于济宁的现代转型。正如本文将要揭示的那样，民国前期的地方精英试图重建这座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身份。第二，作为一个全球化网络之下的内地城市，济宁将被设计和建设成具有什么样特点的城市性?除了描述旧与新或国内与国外因素(特别是外国传教士的存在)的结合，我将说明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领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折中的意愿，这种妥协在城市文化氛围中留下了明显的烙印。第三，如何结合济宁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位置来审视济宁现代城市性的实践?我将论证，济宁及其周边地区的现代转型取得了些许成功，尽管其所在的大区域如彭慕兰所言变成了破败的内地。但济宁所追求的现代城市命运更多地受制于国家社会政治大环境的变化，其命运不是由自己的特性所能决定的。

二、地方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转变

中国在民国前期陷入政治动荡的漩涡：军阀割据，列强蚕食，革命运动，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北方内地城镇与作为现代经济中心的沿海区域和城市相比，持续遭受边缘化和解体的打击。那么，济宁是怎么渡过大动荡时代且还在持续发展的?新的时代社会环境有哪些延续性和改变?像山东和华北的许多地方，济宁的精英所面对的挑战是在混乱和转型中如何维持、改善和重新界定他们的城市。

(一)管理变迁与政治变革

清朝政权的崩溃带来了济宁在帝国中的特殊地位的结束，其持久的安全与繁荣也随之消失。1913年，它成为省级以下岱南道的一部分，名为济宁县。第二年岱南道更名为济宁道，济宁城是道和县的所在地。⑨在1928年，道这一中级行政级别被取消，济宁与其他县一样归入省级以下行政单位。⑩之后在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8)，由地方民团和警察维持日常公共安全，但城市及其附近的整体安全依赖于一个接一个占领济宁的军阀部队。大街上的士兵成为了济宁城市生活不安定的符号象征。虽然军阀部队可以保卫这座城市不受小群强盗的骚扰，但一些军阀在现实中却是实实在在的强盗。在1925-1927年间，臭名昭著的“狗肉将军”张宗昌(1881-1932)统治山东。他的残暴和无能是山东人生计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噩梦。(11)1926年秋，张宗昌治下的省政府直接在济宁创设房捐局用来征收特别税，引起了济宁民众的反抗，并摧毁了该机构。(12)

此时，国民党在济宁以及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影响甚小。周锡瑞指出，在20世纪初，北方城市在政治上比南方城市更保守，并对比在南方更强大的国家权力更为顺服。(13)然而，背景势力较强的济宁精英时常在各种严酷军阀恐吓下展示相对独立的政治姿态。在二次革命中，作为前同盟会会员的几位济宁人，积极地投身于反袁斗争当中。这显得济宁在保守的山东西部政治中独树一帜。(14)另一个例子是1925年当地精英不顾敌视国民党的张宗昌的压力，在济宁城内为孙中山先生的去世举行悼念大会。(15)1928年4月，随着北伐军的推进，国民党在济宁建立了党和政府的各层组织，这样就把济宁和山东归于南京中央政府统治之下。从1930年开始，新来的军阀韩复榘(1890-1938)作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实际上控制了山东，直至1938年被日寇攻陷。总的来说，在这段时期，社会动乱无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还不是很剧烈，因为国民政府和各地军阀，比如韩复榘，都试图大力将统治力量向社会渗透。(16)然而，民国前期的分裂局面阻止了中央政府这一目标的达成。各省军阀或强人规范了各自辖地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造成了自省级以下繁杂的地方政治格局。(17)各地省级及省级以下自治诉求和经济建设的命运与威权主政者的个性紧密相关。在山东，只有韩复榘的统治带来了相对持续稳定的现代化，但地方上的政治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这种政治特性体现并塑造了现代化进程，这正是在济宁所发生的。

(二)将地方与省级和国家政治连接起来

明清时期的济宁是华北拥有科举功名人数比例最高的少数地区之一，存在着一个拥有精英充分活动空间的庞复的士绅社会阶层。(18)士绅精英们经常与地方政府沟通以至起到省级和国家范围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一些济宁籍人士仍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他们试图运用自己地位或声望照顾和重塑他们的家乡，对当地和区域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潘复和靳云鹏即是例证。

出身济宁世家的潘复(1883-1935)年轻的时候就已考得举人功名，虽然成为一个王朝官员的希望随着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而破灭，他从1913年开始担任山东省实业司司长。翌年，他负责山东南部的运河和湖泊疏浚事务，有属员约一百人。他在济宁设立官署，培训新技术人员。他两年来富有成效的工作为济宁地区未来繁复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1916年起，潘复在北京出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署理总裁。1925年，他担任张宗昌治下的山东省督署总参议。1926年，他督办黄河水利工程。从1926年4月到1927年5月，尽管政府总理一职频繁更换，潘复担任中央财政总长。从1927年6月到1928年6月，他担任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在仕途生涯中，他经常在水利项目和经济融资中资助他的家乡，并从他的私人投资中盈利。他在中年退休之后隐居天津，住在英租界。虽然不再有政治影响力，他转而在济宁和天津从事工商业活动。(19)

另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济宁籍人士为靳云鹏(1877-1951)。他来自济宁附近一个贫穷的乡村家庭，早年在城外南关做过杂工，但加入袁世凯的天津小站新军训练营改变了他的命运。在1912年，他驻军山东，会办山东军务。翌年代理山东都督，督理山东军务。1919年到1921年间靳云鹏三次在北京出任总理。1921年12月末辞职后，他像潘复一样住在天津英租界，从事工商事业。作为结拜兄弟和姻亲，靳云鹏和潘复不仅在政治上相互配合，也一同在济宁和山东西部投资和经营企业。他们的经济活动通常与济宁或山东的当地企业家合作，但也经常从北京、天津和上海邀请有实力的政客和企业家加入，并帮助济宁当地政府、团体和个人与之建立联系。早在1915年，靳云鹏就是济南陆丰棉纺厂的合伙创始人之一。他在家乡济宁投资了电灯公司和面粉工厂。从1908年到1926年，他先后投资了二十多个企业。(20)

尽管一些济宁本地人如靳云鹏和潘复在民国初期获得一时的显赫地位，并因此给家乡带来了政策上的惠顾和公众的关注，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27年县志的编纂者感叹：“济宁人文蔚起，甲于它郡。国体变后，二三遗老大率皆闭门敛迹，不与人间事。间有出为世用者，又中道而陨，不克大显。”(21)从全省的政局来看，山东西部的影响减弱。来自山东东部的个人和团体凭借他们新的更强劲的经济实力逐渐在省级政治舞台上占得先机。在北洋军阀时期，除了几个短暂的时段，济宁所处的政治环境并不如意。

(三)士绅、新兴企业家和变化中的市民社会

正如19世纪后期中国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的情形，抵抗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入侵促进了济宁精英运动的高潮。即使面对咄咄逼人的军阀欺凌和现代官僚国家的渗透，济宁精英仍然活跃在民国前期的当地生活中。然而，济宁精英本身及其社会表现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济宁精英中出现了各种派系，他们努力使自己和他们城市的诉求与利益最大化，从而改变了地方政治格局。

慈善活动是士绅扮演其公共角色的一个传统的重要领域。在晚清的最后半个多世纪，特别是在王朝权威摇摇欲坠的时候，济宁士绅精英一直主导着当地社会福利事业。在民国前期的济宁，官、绅、商汇合起来共同承担起福利职责。在19世纪20年代，一个起源于19世纪中前期的大型栖留所粥厂，是一个由精英人士和团体甚至驻军首领参与的合作性企业。(22)一些旧式士绅，比如潘复的父亲潘守廉(1847-1934)，受益于其子的影响力和他本人的仕宦与学术成就，利用他们与当局的联系，成为公共团体与社区服务的政治支持者、经费赞助者、经营者。然而，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旧式士绅精英的相对自主的社会政治权威在现代国家权力与无政府主义的军阀统治的侵蚀下也逐渐消退。

为了生存，济宁精英中的年轻一代积极培育他们与省级政府和新政治权力资源的联系。作为新时代里主要靠实力而非道德竞争的结果，商人和新工业资本家崛起为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精英力量。(23)这些新的精英及其非政府组织反映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资料显示，济宁“年来企业思想，异常发达，绅商各界，复知致力于工商事业”。(24)他们的能量源自其经济活动，但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倾向于合作方式。成立于1908年7月的商会体现了他们的权力。作为一种新式商人组织，它受到西方模式的驱动和政治当局的支持，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发挥着比传统的会馆更深、更广的作用。在济宁，尽管不得不面对众多军事和政治强大势力，富有竞争精神的资本家还是试图借助商会掌控地方权力。所谓的“四大金刚”吕德振、王宗禄、刘庚勋、刘汝严陆续执掌商会会长和其他公共职位。他们四人作为商人和工业资本家控制着济宁的重要商业，支配着当地及周边地区市场体系。(25)

他们与当地官方当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适应急剧变化的政治局势。例如，通过重金贿赂驻扎当地军阀的王宗禄在1925年担任济宁道尹六个月。之后，他凭借与北洋军阀派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高升，但国民党北伐军的到来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并导致他的生意破产。刘汝严没有寻求任何实质性的行政职务，但他与其他有权势的人合伙投资。例如，他邀请靳云鹏和潘复在济宁的电力业务中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和董事。所有的这些政治努力也提高了他们在公共活动如福利、教育和文化中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尽管他们在经济领域与官方当局的联系赋予了他们特权，但是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依附也意味着他们企业的脆弱性。四大家族的大多数企业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随着他们政治后台的垮台而破产或消损。(26)然而对地方而言，在缺乏秩序和稳定的军阀割据时期，商会和其他地方机构或代理人与包括军阀在内的官方当局的关系或可降低、减轻对于济宁经济的肆意掠夺。

四大家族都热衷于进出口贸易，并争相使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吕氏家族获得了销售美孚公司煤油产品和英美烟草公司香烟的专营权，他有工厂加工鸡蛋出口。王氏家族垄断德士古的煤油产品的销售。刘庚勋的家族从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购买外国机器生产洋纱和洋布，开设染坊来生产高质量产品。1916年，8个有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靳云鹏和潘复、刘庚勋等联合成立采用美式机器的济宁面粉股份有限公司。(27)此后，“洋面”开始进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刘汝严从一个家族式的传统手工作坊主起家，成为一个在现代企业中富有才干和创新精神的先驱者。他在1918年合股创办济宁电灯公司。不到两年的时间，公司开始发电，使济宁成为山东南部首先使用电灯的地方。(28)他也是济宁面粉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伙人。

在清朝1911年灭亡以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济宁地方精英的角色有一个明显变化，即一些归国留学生和新式教育毕业生开始出现。黄一寰(1882-1961)出生在一个低层官僚家庭。他去济南就读山东商业专门学校，还爱上了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的一个女生，女生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他们在30岁左右喜结连理，在当时算是晚婚。黄一寰回到济宁后，白手起家，成为济宁的商界领袖之一。他从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中期多次当选为商会会长。(29)

与此同时，小市民和新兴城市职业者进入了公共领域。此外，与规模较小的王朝衙门相比，规模较大的民国党政机构也产生了一批新的公职人员。城市里的各种组织、协会出现了，但正如先前所显示的，它们中的大多数系由国民党的党国机器支持，虽然被定义为民众组织或志愿组织。萧邦齐指出，“这些政府支持的机构为地方倡议和自治做出了很大保证”，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英聚在一起商议众多的本地和职业问题的框架”。(30)在政府的督导下，他们有效地组织了社会和政治活动，如宣传禁止鸦片走私和吸食、收回利权运动、学生抗议，以及反对缠足、争取平权教育的女性运动等。与这些活动相关的集会通常由新社团组织，这也进一步鼓励了这些组织的成长。1928年，济宁县总工会成立，18个职业工会随后出现。(31)工会使得工人的反抗和罢工变成有组织的行动。根据记载，从1928年到1933年，每年都会发生由工会组织的罢工，并取得一些成功。振业火柴公司的3次罢工是最有影响力的，预示着来自城市工人阶级的声音。(32)

富有的商人和工业家晋升至领导地位和城市精英反映了民国前期的新趋势：经济实力转化为社会政治权势。与此同时，正在成长的市民阶层的新式活动和现象在新的制度下大都被体制化了。正如周锡瑞和冉玫烁所说，“商会、实业局、教育协会和新的志愿协会”，连同咨议和自治机构都是赋予精英合法控制地方社会的机会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表机构。(33)伴随着他们对地方自治的觉悟，精英不仅从事旨在社会融合的传统慈善活动和公共事业，而且也通过制度改革和社会动员运动追求政治和社会目标。

然而，这些令人振奋的情况严重受制于一定的政治条件。民国前期，城市非政府机构及其经济的和公民的活动依赖官方当局的支持和善意。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某个政治权威不可能持续几年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四大金刚在内的新的商业和工业精英无法达到过去传统士绅所获得的威望的程度。因此民国初期济宁地方精英队伍的断层，削弱了城市社会的重建。

三、新城市景象里的连续性和变革

一篇1980年代中期的回忆录，展现了济宁现代生活的几个“第一”：1917年，几个新式中学在济宁组织第一次田径运动，有人穿着西式服装走在街上；1920年，时尚的钻石型老式留声机、美国“日常”牌手电筒、西式扑克牌和咖啡出现在市场上；1928年，法国进口啤酒开始出售；也是在那一年，枪毙取代了斩首的处决方式；1933年，小气囊飞艇首次飞行；同年，一些人开始用吗啡；1934年，第一个话剧团成立演出西方“文明戏”。(34)所有这些新事物，在公众看来不管是好还是坏，宣示舶来的现代性进入这个内陆城市的城市生活。通过这些万象棱镜，我们可以窥测城市性质的变动。

然而，济宁会像其他通商口岸城市，如上海、青岛、天津等被视为复制了西方式的现代城市性?作为一个内地城市，济宁向现代城市的过渡表现出哪些不同的特征呢?济宁居民产生了什么样的关于现代性的视野?他们为济宁设计了怎样的城市性?城市在被重塑过程中对其原有的性格及其未来趋势产生了什么影响?下面的叙事将展现变化中的济宁城市社会的特例。

(一)议会与自治实践

从19世纪晚期，胶东沿海在吸收西方商品、实践和思想上取得优势，而山东西部腹地则反应缓慢，表现出惰性。然而，济宁士绅的政治心理相对于其他山东西部地区是不同的。在晚清时代的济宁，共和革命获得了某些支持，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国家和地方精英所合力促成的立宪运动。山东从省到县到区的宪政机构从1908年起开始建立。1909年10月新成立的山东咨议局的第一任议长，是济宁人杨毓泗(1864-1921)。1911年在济宁，参议会和众议会在州一级成型，自治公所也在其属县建立起来。显然济宁由来已久的开放与自主传统使其在新时代沿循了进步性的走向，但基本上属于温和渐进的宪政主义。相比之下，东部沿海地区的社会转型呈现出日益激进的基调。(35)

杨毓泗在济宁的自治实践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其思维方式和行为影响到了当地的社会政治趋向。他出生在济宁的一个底层学者和商人家庭，1903年获得了举人功名，第二年成为一名进士，并被分配到国子监。1905年，他被清廷派到日本学习政治三年，以服务于新政改革。作为一个坚定的温和的社会改良论笃信者，自强和宪政的理想贯穿于他的政治生涯。1909年，他在济宁组织了咨议研究所。(36)该年晚些时候，他成为省级议会的首脑，1916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济宁，被当地士绅公认为公共福利和慈善界的一位核心领袖。从1914年开始，他主持以慈善为目的而成立的因利局。(37)在他的带领下，除了救灾和其他慈善活动，一些历史文化遗迹也被重修。杨毓泗还由于与当地一些知名耆老如潘守廉等保持交往而广为人知，1921年去世，留有《世界经济政策须知》书稿。(38)

新政的最后几年，议会和宪法已经成型，大多数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项目由地方和中央政府操作，但其功能却刺激和培养了改革社会的气候。1927年的济宁县志叙述道：“议会为立法机关……盖所以扩张自治之精神，而为强国之本也。”(39)除了县议事会外，还有一个城市议事会，第一任会长是杨毓泗。民国前期，数项自治新举措得以实施。在济宁，某些培训项目在道和县的层面都在短时间内出现，比如道自治讲习所(1920-1921)和县自治讲习所(1923-1924)。地方自治筹备所成立于1924年，法治研究所成立于1925年。在行政层面，1927年的县志指出对地方官员角色理解的转变，从民之“父母”到“公仆”。这种变化表明在民主共和意识形态下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多元化。(40)

虽然这些代议制民主实践鼓励了当地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现代自由主义，但在这个动荡的政治过渡的时代，它们的生命力太孱弱，因为在济宁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甚至缺乏正常生存的基本保证。地方议会选举带来了日常生活中新的社会政治的模式，但也带来了更多的政治竞争。然而，政治压迫没有完全压制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生长，这主要是由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成长所致。在济宁所展示的城市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的马赛克。总的来说，如在山东和华北的大多数其他城市的情形一样，在济宁发生的公民生活和政治实践最终慑服于政治权力。

(二)新式学校和大众教育

因处于儒家文化中心地带，儒学研究和教育长期以来在济宁思想与教育传统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也是当地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的一个原因。直到20世纪初，官方州学和私人书院在济宁依然盛行。民国前期，作为地方儒学文化象征的庙学依然存在，但正规、职业和大众教育上的变化标志着济宁的现代转型。在1927年的县志“例言”中，编撰者断言：“教育、实业为现今政令所最重。”据县志中反映的新观念，现代教育是救亡图存的基础。建立新学校的浪潮使得县志编撰者兴奋地联想到远古辉煌的“三代”的复兴。(41)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是新教育团体的发起者。经过数次易名而在1924年定名的县教育局，是官方教育事务机构。公立学校中，有中级教育的省第七中学；职业类有附带工厂的工业学校、商校、农学和水利学校；1920年代还有十几所高等初级小学和超过二十所的初等初级小学。此外还有一些私立小学，其中的两所学校只招收女生。在9所由传教士办的外国学校中有1所中学、2所小学、1个师范学校、1所女子中学、4家医院。县志中还记载一些从济南、北京、江苏等地的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以及从美国、日本和欧洲归国的留学生。(42)

在大众和成人教育方面，各式各样的半官方的和辅助性的社会组织也在发挥着效力。1914年成立的教育会和由四位主讲者组成的演讲会皆致力于启蒙民众和改良社会。次年，通俗教育演讲所和通俗图书馆出现，1930年合并成为民众教育馆，在全市推广阅读和文化体育活动。之后，它建立了1个公共广场和公共体育场；设置了9个大型图书报纸阅读点；设立了9个大的补习学校和3个识字夜校，不收取学费。(43)

教会学校也是新式教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1950年代初的一份统计调查，那时天主教教堂在济宁建立了1所中学、2所小学、1所女子学校、1个师范学校、4家医院。(44)新教教会也附设从幼儿园到学院的整套教育体系。除了宗教性和机构性工作，长老会通过发起或组织在学校和社会的广泛性的课程和项目，在重塑社会习俗方面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些项目包括：1.体育比赛。按季度举办定期的运动会；2.话剧表演；3.妇女解放。如废除裹脚，倡导时尚发型和平权教育；4.自由婚姻，性别平等；5.扫盲运动；6.测验游戏；7.西方音乐和乐器的引入，所有这些项目和活动提高了市民对于新生活方式的兴趣，使得城市生活更加多彩。(45)

虽然新教育受益于旧的教育体系在济宁所造就的较高的识字率和良好的文化环境，但是大多数学校都由政府兴办或资助，辅之以教会势力。一方面，这反映了国家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另一方面，这些学校迅速取代了与科举考试相连的旧式教育，从而改变了当地精英社会的构成和城市文化氛围。旧士绅阶层萎缩，而新的官僚和职业阶层成长起来，普通市民在城市中的重要性也在上升。

(三)新旧金融市场、商业和工业

金融和商业机构在济宁城市经济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赞助资金部分来自政府，如韩复榘治理时期的省政府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投入大量的资金，还发行公债。(46)国家和省级银行在济宁设立部门和分支机构，同时这些机构还作为山东西南部的区域性总部。(47)私人银行也兴旺起来。“四大金刚”家族均投资老式和新式银行、典当行以及其他金融和高利贷机构，以积累和扩大资本。据不完全统计显示，从清末的最后几年到1949年间，有41个私人银行运营。(48)为了推动和协调银行交易，钱业公会和钱业公所建立了起来。(49)外国金融业务也进入了济宁，买办一直都是城市里“富有”的人。

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包含着改造旧的、创立新的内容。某些传统产业得到发展，如食品加工和竹器加工产业、烟草企业等。清代济宁最著名的绅商孙氏家族的玉堂酱园经历了成功转型。与之前从清中期到晚期的几代家族成员不断获得功名不同的是，孙氏家族在民国时期不是很热衷于官场。晚清时的生员孙肇燦在1905年出任总经理。他通过开发系列食品而扩大生产。在1915年的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玉堂食品赢得了5枚金牌奖章(丙级)。(50)孙氏在公共福利上坚持积极参与的传统，因此能在公共领域常年保持声誉。孙肇燦也曾担任过商会会长。(51)

在现代中国，国内商业资本转移集中到沿海港口和开放城市成为普遍的趋势，这种趋势也招来了外国资本。(52)1921年济宁被批准为山东的七个“自行开放城市”之一，使得外国资本涌入济宁，同时伴随着大批外国工厂和沿海产品的进入，如所谓的“五洋”——煤油、香烟、火柴、棉布、棉纱。(53)与此同时，地方农副产品如牛皮革、花生、种子、亚麻和食用油被运到沿海城市如天津、青岛和烟台出口。据彭慕兰的研究，作为跨地区和国际贸易的一部分，外国公司在济宁建立代理处，使济宁成为了更大地区内的一个地方贸易中心。(54)这种情况反映了济宁在新的网络中与新兴大城市更加紧密的关系、济宁经济与国外市场的联系以及经济动力的新趋势。输入外资甚至使得一些传统产业恢复，如皮革制造业。1920年代初牛皮革加工业开始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国际市场上材料和产品的高价促进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很多国外公司在济宁设立代理处，市场本身不可预知的震荡造成当地牛皮革产业和商业企业命运的波动。(55)然而，不像在沿海城市，这种与外国金融的联系缺少系统性，对济宁当地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较小。当地经济所需的资本和信贷大部分来自本地和国内金融资源。

新产业在济宁出现，并强劲发展。像现代中国的大多数其他城市一样，轻工业在济宁获得优先发展。在这个趋势中，火柴厂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其产品足以供应山东南部和西南部市场。据1927年的统计，有超过1000名工人在济宁生产火柴。(56)新铁器行业的出现为其他产业和农业提供产品。第一个现代铁厂是成立于1917年的永顺铁厂。1935年，它雇佣了110名工人。一旦在永顺经过训练，这些工人就会成为周边其他地区铁厂的熟练员工。(57)其他工业行业，如化工业、肥皂业和纺织业也都成型。在印刷行业，20世纪早期新教育项目的勃兴打破了木版印刷在图书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新的平版技术和设备应用到印刷作坊和工厂。现代学校需要大量的教科书，政府和经济、文化机构同样需要大量纸质材料。一份自传回忆说，随着新书店蓬勃发展，在济宁一些大型的文具公司同时经营印刷业务。(58)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城市，旧书肆和老式文具店铺仍然经营得很好。且作为山东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印刷业在济宁也繁荣起来。

虽然大多数大型现代工业、金融和信贷企业是股份合作企业，但是小企业，尤其是服务行业仍然是家族经营式的。为了适应新的城市生活，最早由天津人开设的祥泰照相馆于1915年开业。1920年，由济宁当地人开设的一个名为粹华的照相馆出现，它同时经营一家印刷作坊。(59)到了1920年代末有超过10个照相馆。它们从上海或天津引进技术和设备。

在某些关键的现代企业中，政府统辖的企业也有发展。电话公司成立于1917年，到1927年有超过100家用户。长途电话服务始于1933年，当时韩复榘下令在全省范围内革新现有的通信网络。(60)韩复榘大力加强经济集中化。济宁电灯公司是一个著名的私人企业，由刘汝严和其他30多位投资者入股，由商会作为当地公共事业管理。然而，1932年韩复榘将其转移到省政府手中。(61)

据1927年的县志记载，经济发展使城市和郊区房地产价格翻了一倍，这体现它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总之，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济宁的工业化取得进展，商业继续繁荣，皆得益于与沿海和海外市场新建立起来的联系。传统的和新生的现代工业中那些精明的企业家，同旧式金融、新式银行中的商人、银行家，共同构成了济宁现代资本家阶层。其核心成员在济宁控制商会，并且日益成为济宁新的精英阶层的支柱。与此同时，官方介入现代经济还揭示了济宁地方经济和社会的依赖性。

(四)宗教与文化领域里的共存与协调

济宁位于沟通南北交通通讯的大运河的中间位置，尽管儒家思想是主流，但多种社会文化性格在明清时期的济宁生根。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外国势力不断进入，在宗教和文化领域发生急剧的新变化，深刻地影响到济宁民众的日常生活。其中，传教士及其所办的医院、教堂、学校、图书馆和社团处于先导地位。在济宁及其邻近地区，没有出现与传教士的激烈冲突，这不像山东西部陷入无止境的合法或非法的暴力冲突的一般情形。外国传教士和专业人士青睐济宁是因为其区域重要性，相对宽容的和稳定的城市环境，这些在内陆地区不太常见。(62)

天主教圣言会最先来到济宁。1882年，奥地利神父福若瑟(1852-1908)和德国神父安治泰(1851-1903)来到济宁开创了山东南部教区。(63)1887年，美国长老会牧师李佳白(1857-1927)抵达济宁传教，(64)济宁逐渐地发展成为长老会主要总部。1918年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来到济宁，1930年代中期以来济宁已成为周围地区浸信会的中心。(65)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都把传教和社会慈善工作结合起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在民国前期快速上升。1914年在整个山东，大约有454名新教传教士和35名传教士医生。(66)据1938年的一份日本统计材料，当时在济宁县城常住的有107名天主教和新教牧师。(67)1948年8月11日的一份报告显示，那时三座天主教堂有918位信徒，五座新教教堂有633位信徒。依附于十几个宗教组织的3641名信徒和遍布全县的宗教活动，基督教的信众人数超过了任何一种本国宗教。(68)相反，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佛教和道教，规模开始缩小。1927年县志的编纂者写道：“县境旧多古寺，前清时设僧于铁塔寺。民国以来，僧众渐少，庙宇亦大半倾圮。”(69)这些变化表明，在全球化影响下，当地的人们在价值观和职业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19世纪后期以来，现代西方思想不断渗入济宁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意识里。在1905年的《济宁州乡土志》中，编纂者强调：“士、农、工、商、兵五者，如国之四体，去其一而不行，而非可以兼摄。”他接着对新概念“自由”做出解释：“前哲之训，本有由己自立之言，乃必新其词曰自由；自由不已，则曰民权；民权不已，则曰贵贱可以平等。”(70)如此，把西方思想与国内传统遗产联系起来，从而演绎出在晚清和民国前期尝试自治实践的概念基础。

变化着的文化价值观念催化出新的政治理想。在现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困扰着生活在社会动荡中的几代中国人。与通商口岸里定居在租界的外国人以及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倾力推行西方模式不同，内陆精英倾向于强调一定的中国本土特色。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济宁知识精英们在对待西方思想和实践中表现出中和的姿态。他们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支持旧传统，试图消除传统与现代文化、组织的两极化。公开宣称文化保守主义的潘守廉试图调整儒学以适应西方物质文化，尽管他持反基督教的态度。他致力于儒学和佛教在现代生活中的统一。(71)这种努力的一个目标是利用本土资源带来本地和国家的稳定和认同。出于这一动机，潘守廉和杨毓泗投入到恢复当地历史遗迹的行动中。民国前期的济宁在建筑布局上仍充满了象征文化传统的寺庙、牌坊和亭台楼阁，展示着当地的形象，揭示了这个城市对中国传统的热忱认同。

这种温和模式的文化精神也反映在当地大众文学和艺术里，它们支配着城市的休闲时间。外来的西方新奇事物不能消除旧的文化精髓。京剧在清末民初急剧升温。1916年，刘汝严和一些地方头面人物筹资营建了金碧辉煌的育华舞台。舞台的大小和奢侈程度，几可与北京著名的吉祥剧院一较高下。它有1000个席位和若干个豪华包间，但是观众定额数量是2000，表明一半的观众是站着的。除了战争和其他紧急情况期间，剧院每天开放。它不仅表演京剧，也表演其他优秀的地方戏剧，如河北梆子，还时而放映电影。剧院还建立了附属的戏曲学校。它在1938年因日寇占领济宁地区而陷入衰退，1960年其建筑被推倒。(72)育华舞台促进了京剧在济宁的繁荣，带动了几个不错的剧团的成立。小型剧院也随之涌现。(73)这些传统戏曲和流行娱乐活动的涌现，是现代化的设施和媒体让它们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它们适合了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空间重要性上升的大趋势。

在济宁的新面貌中，我们可以看到旧与新、国内与国外、本地和跨地区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共存以及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使得济宁居于一种中间位置。它既非沿海城市里那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风格，也非内地城市里典型的传统保守主义。这种现代经验和模式表现出作为大运河城市的旧济宁的遗产——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高度的文化融合特质。

四、结论和讨论：在现代性中重新定义城市性质及其成败

随着在帝制晚期盛况的逝去，济宁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仅在于运河交通的衰败，更重要的是现代化、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外来力量对国家经济网络和生产方式带来根本变革。整个国家的完整性处于丧失的危险境地，济宁自身的既有认同也成了问题。从晚清最后数十年起，济宁士绅采取了新的策略使其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进行变革，而不是任凭他们的城市坠入衰败的内陆腹地之列。民国前期，济宁地方领袖和精英多次尝试恢复运河和其他水利工程，以重现往日的繁荣景象，但只是偶尔获得了成功。尽管如此，在经济领域，这个内陆城市还是在西方工业化城市主导形象的基础上，经历了比较成功的富有特色的现代性转变。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济宁的景象十分繁荣。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中国地理新志》之“山东”卷记载：

陆则铁路、公路皆备。津浦铁路兖济支线以此为终点。公路北通济南，南至曹、单，西至菏泽，西北抵郓城，东达滋阳。长途电话，密如蛛网，四通八达，蔚为山东西南部之贸易中心，足与济南互相颉颃。输出货物，或经济南、芝罘、青岛，或从镇江、上海。城垣广大，市街繁密，商肆林立，贸易甚盛，其中以南门外沿运一带，尤菁华之所聚。自火车通行后，火车站附近商业，亦一日千里。居民稠密，号称十五万，多从事于制造钢铁及竹器。回教徒颇多。布匹、杂货、陶器、棉货、丝、米为主要输入品。牛皮、牛油、落花生油、小麦、烧酒及盐等，为大宗输出品……戴家庄、二十里铺、康庄、杏林庄、安居镇、八里庙、唐家口、鲁桥及清河口，皆为繁盛市镇。(74)

尽管上面关于济宁现代交通和城市化的描述有些许夸大的成分，它揭示出的事实表明，济宁在一个较为发达的现在交通网络中的发展增加了就业的机会，吸引着周边地区的农民和游民。与此同时，济宁县人口职业结构和比例的统计结果的变化显示了城市化的深度和规模。相关统计数据可以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到1927年，整个县有71017户，人口共计381144人，其中城区或城郊有17732户、77284人，而5695户、24652人居住在城内。(75)一份更为审慎的人口调查显示：整个县到1938年日本占领前夕，有118047户、472148人，其中19913户、100110人属城市户籍。他们的职业构成为，162293人从事农业，11652人从事工业，12675人从事商业，799人在政府和社会组织工作。(76)

很明显，济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时代没有崩溃，一个相当现代的城市，同时又保留了独特的地方文化特征，在20世纪早期的数十年出现。县议会、警察、邮递服务、霓虹灯旅店、洋货、百货商店、商场、书店、电力、马路、公园，以及高大的烟囱，富丽的教堂，这些对济宁的城市生活而言都是全新的事物。同时，对地方特性的坚守让济宁延续它固有的地方认同。这里虽然不再是外地人的旅游胜地，但对于历史遗物的恢复和整修旨在借助特定空间表现以保持当地文化精神。

尽管如此，与通商口岸不同，这个内陆城市展现了更具有中国色彩的现代化尝试，这颇类似鲍德威笔下的济南。这是基于本土的动力来规划向现代化发展的城市，没有西方人的直接或压倒性的介入作为催化剂，从而展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内陆相对自主性的城市化道路。然而，济南由于其在国家权力强烈渗透时作为省会和更大范围的、更重要的区域军事政治中心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资源。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正在衰落的运河城市，济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精英和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济宁精英的文化底蕴和商业传统使他们很快在晚清以来东部沿海最先出现的外来现代化中重新定位自己。尽管不同团体和个人的目的与利益不尽一致，济宁精英和新兴的市民，以及西方传教士，从不同的方向共同致力于他们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从而重新定义了其本地城市性认同。

济宁的现代化过程展示了其居民如何重塑自己的城市，避免在转变过程中走向传统抑或现代的极端。同时济宁人试图抓住沿海袭来的新趋向，选择了一个中和的现代化方式，拒绝像通商口岸城市那样激烈的西化。换句话说，在现代化程式上，他们欢迎工业化和现代制度化教育，但尽可能保持地方和民族文化传统。这种选择根植于其自身悠久的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到当地的现代化经历。民国前期济宁的转折是一种妥协，而非与传统的割裂，于是在城市空间造成了某些色彩斑驳、甚至是冲突的表现和性格。这种方式在一个文化和政治混乱的时代可以更好地保证当地尽可能稳定地发展。

济宁的现代化不仅仅受制于自己的环境。中国的现代化从沿海向内陆扩展，主要局限在城市。通常来说，内陆地区对变化的挑战反应缓慢，致使其现代化的道路曲折、迟滞。彭慕兰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数据，顺理成章地认为地处山东西南部的南段运河——黄河区域的“不可穿透性”：它在中国北方的核心位置由于现代铁路的出现而丧失，其密集的内部网络瓦解，从而使整个地区在20世纪多层面的现代化过程中变成省内和国内的一潭死水。(77)然而彭慕兰忽略了一个后果：与中国北方的其他地方不同，济宁避免了被动陷入一个带来灾难而不是进步的现代网络。虽然与政治权力有着密切联系，济宁精英较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应对外部的经济侵入。(78)他们对于以沿海为中心的经济网络的影响持开放和创新思维，并在大变革时代重新界定了城市性质。

诚如彭慕兰所说，这个大的区域成为一潭死水。作为一个孤立的城市现代化，部分地由于其区域本身的累赘，济宁未能完成更大程度的革新。但主要的原因不是经济上的。如前所述，济宁以及整个山东西部，不具备良好的适合现代化的政治环境。(79)现代中国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对山东的冲击比很多其他地区更严重，而与山东西部内陆地区相比，其东部沿海城市承受军阀和土匪的破坏较轻。没有一个强大和稳定的中央政府，当地经济的命运和人民的生计与区域政治力量的意志和特性连在一起，往往容易受到压迫和祸乱。这就是济宁精英大凡顺从各种政治或军事力量的原因，也就对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现代转型造成了太多的阻力。

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济宁的案例自然地与近代中国西方式的城市化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同其他的现代中国城市中心，济宁的命运不是由自己的轨迹和特征决定。两股潮流——城市发展和农村衰落——导致现代中国被分割成两部分。(80)济宁地区的城乡对立是中国现代历程的困境的反应，正如鲍德威所观察的，现代科技和文化很少接触占中国人大多数的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81)现代市场活动带来的城市繁荣，通过打乱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掠夺其物质和人力资源，加剧了他们的贫穷，从而加剧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紧张。这种分裂的现代政治经济结构决定了济宁在城市现代化中的挫折。实际上，这就是中国近现代所有城市最后的命运，不论它们施行的西方化改革是何种具体模式。城镇被淹没在农业衰败和农村人口过剩的大海中。事实上，城市现代化只是现代中国议程的一个部分，城市中心未能解决中国当时的主要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现代城市的发展往往成为反城市化的本土共产主义革命的牺牲品。(82)济宁也不例外。

卜正民(Timothy Brook)、宋怡明(Michael Szonyi)、周岸瞩(Stephen Trott)、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傅凌智(James Flath)、张自义、杜庆生、冯刚、高建军、吕士胜诸师友在不同阶段先后对该项研究提供了宝贵意见，研究生张权、杜新庆承担了英译中及资料校对任务，研究生赵卓对样稿进行了校对，一并致谢。

注释：

①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指出，晚清政府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沿海城市和首都地区，现代化的改革主要发生在这些地方。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水利预算被削减，款项用于偿还债务和赔款，并为铁路、新军以及其他现代化项目提供资金。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3,pp.3,155,159。于是，在应对大运河及其所依赖的山东西部和北直隶(河北)这些内陆城镇经济的显著衰退的事务上，政府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因此，随着政府自强运动的展开，之前受到国家投资倾斜的内陆大运河地区，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区域，缺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使这个地区在天灾人祸面前较前更易受到严重损害。

②包括1907-1909年争路事件的济宁精英阻滞边缘化的经历，参见拙文《清末济宁阻滞边缘化的现代转型》，《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③David D.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Madison,WI.: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3.

④先驱著作有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英文原本出版于1978年)。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在他主编的论文集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Honolulu,H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中使用“超越上海”这一概念。该书辑有多个研究现代中国城市的案例，但它们大都是区域性政治和经济大都市。在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的Civilizing Chengdu:Chinese Urban Reform,1895-1937(Cambridge,Mass.: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书中，尽管注意到市政改革缺乏资金，四川省会仍在各个军阀政权下享有特权。柯必德(Peter Carroll)指出：在省会城市对城市规划的支持尤其强烈，如成都、苏州，因为他们“被国家和自己的商业、士绅社区赋予了一种优先权。”参见Peter Carroll,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Reconstructing Suzhou,1895-1937,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⑤参见Qin Shao,Culturing Modernity:The Nantong Model,1890-1930(《培育现代性：1890-1930年的南通模式》)，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⑥同样地，韩书瑞(Susan Naquin)在《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唐雁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章中，讨论了在运河交通仍然兴盛的清代中叶山东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与叛乱思想组织的关系。之后，山东西部成为19世纪中后期捻军叛乱的温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中聚焦于捻军的起源地——淮河北部地区，那里的艰苦自然条件可与除了运河邻近城市地区以外的山东西部相比。

⑦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p.28.

⑧彭慕兰认为尽管济宁在基础设施和经济上比山东运河北部城市取得更大进步，但其城市精英缺乏把其影响力扩大到城市以外以及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实力。这一观点是合理的，但它不合理之处是低估济宁及其周围地区新兴经济的成功。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p.174。

⑨参见济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济宁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32页。据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323页)研究，在济南道、济宁道、东临道、胶东道下，共有107个县。民国初期，道作为中间一级行政单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此外，据1927年的济宁县志记载，县城部分划分为四个隅，近郊区域被划分为六个区，农村地区划分为九个乡区。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民国16年(1927)铅印本，第2a、6a页。

⑩参见济宁市市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宁市中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第66页；济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济宁市志》，第133页。

(11)在张宗昌统治山东的三年中，禁止集会，审查媒体，肆意发行纸币和债券，征收高额税收。参见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现代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58页。

(12)参见尘生：《济宁市民的一次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捣毁张宗昌房捐局》，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第16-17页。

(13)参见Joseph W.Esherick,The Modernization of North China Cities:Thoughts from Recent American Scholarship,Manuscript,2001,p.27。

(14)参见唐承涛：《辛亥革命在济宁》，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8辑，1991年，第118-119页。

(15)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三天后，当地士绅、商人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个人在济宁城中心的铁塔寺组织了一次追悼会。参见袁静波：《回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济宁县举行追悼大会的概况》，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第1-4页。

(16)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建立一个强大和可行的民族国家在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这导致国家权力在地方层面的扩展。萧邦齐(R.Keith Schoppa)指出了共和革命中的这一目标。参见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s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杜赞奇使用“国家干预”这一术语来描述现代中国社会政权建设的过程。参见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58-59。

(17)在1920年代所谓的省级“封建”运动中地方主义活跃起来，强调地方自治。杜赞奇对联省自治与国家集权张力有相关论述。参见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186-204。

(18)周锡瑞注意到在济宁直隶州(包括三个属县)，“该地区每五万人中有2.9个举人，差不多是半岛地区的水平(1851-1900年之间)”。见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3。至于对山东省在整个帝国内部科举成功的评估，它的进士人数在明代位居第八位，清代位居第九位。参见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p.226-230。

(19)参见陈志新、何利敏：《北洋政府的末代总理——潘复》，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11辑，1993年，第114-128页。

(20)参见《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见济宁市市中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市中区)第12辑，第86-87页。鲍德威还指出，靳、潘二人在北京的内阁或社会组织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从1917年开始靳和潘设法从国家预算中分配大量资金到山东西部。1921年东部地区计划集中在发展他们的家乡济宁。退出仕途后，靳和潘借助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工商业投资。参见David D.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p.104。

(21)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第8a页。

(22)参见石贡九：《济宁栖流所粥厂概况》，手稿，1987年，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

(23)冉玫烁(Mary Backus Rankin)强调“商业化刺激了官僚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例证是“19世纪贸易公会和地方社会组织增多”。参见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7。

(24)参见林修竹主编：《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第2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64页。

(25)参见《济宁的商会简况》，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市中区)第10辑，第296页；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35-137页。

(26)参见石贡九、骆绍康、袁静波：《济宁“四大金刚”侧记》，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1辑，第18-50页。

(27)参见仲跻忠、王鲁元：《济丰面粉公司今昔谈》，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1987年，第28-35页。

(28)参见秦福启、杜风岗、江希科：《济宁电灯公司的兴办与沿革》，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第36-43页；潘守廉、袁绍昂：《济宁县志》第3卷，第16b页。

(29)资料源于他的儿子黄炎的《回忆我的父亲黄一寰》，手稿，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

(30)参见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p.7.

(31)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任城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第13页。

(32)参见济宁工会编：《济宁工运史大事记，1849-1987》，未刊稿，第8-12页。

(33)参见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introduction,p.14。

(34)参见盛世民：《济宁的几个“第一”》，手稿，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文明”这个词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被大量运用来表述现代的、新的和国外的事物，与此相对的则是传统的、旧的和中国的事物。

(35)1910年对省议会的一则评论反映出来自不同地区的议员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东三府多主张激进，西七府多主张保守。”见《民主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转自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50页。

(36)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789页。

(37)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4卷，第55b页。

(38)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3卷，第14b—15a页；方伯廉：《才华名当世，落拓一书生—清末翰林》，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市中区)第5辑，第31-41页。

(39)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第72a页。

(40)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第74a页。

(41)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例言”。

(42)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第34a—41b、41a—42b页。

(43)参见济宁市市中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宁市中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第588-589页；袁静波：《简述济宁三个时期的民众教育馆》，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9辑，1992年，第71-74页。

(44)参见赵成栋：《漫谈济宁的天主教会》，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213-246页。

(45)参见一份有关济宁不具名的手稿：《基督教长老会在济宁》；另外一份有关牌坊街的不具名手稿：《济宁牌坊街教会简介》，均藏济宁市政协资料室。

(46)根据鲍德威的说法，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政府银行大力支持了济南和山东其他城市的现代化。参见David 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pp.70-72。

(47)参见邵伟恩：《济宁建国前的金融业》，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第131-141页。

(48)参见袁静波：《济宁“利济钱票”充斥市场见闻》，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第103-105页。

(49)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第43a页。

(50)参见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2页。关于奖项的考辩，可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b31f1b0100nsrw.html。

(51)关于玉堂酱园的资料来自以下多方面：石贡九、李司纲和张长春：《济宁玉堂酱园最后一任私方经理——孙笃丞》，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第103-109页；孙序东：《济宁孙氏家世的回忆》，手稿，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孙序东：《玉堂酱园百年不衰的浅谈》，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第16-19页。另外，本人2001-2003年在济宁多次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听说过玉堂企业和玉堂参与公共事务的多则旧事。

(52)庄维民指出，20世纪的前几十年山东商业资本大量流动到七个通商口岸城市，也因此引导内陆经济转向国际贸易。参见氏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91-298页。

(53)在济宁之前已经有六个通商口岸，包括沿海的烟台、青岛和龙口，内陆的济南、周村和魏县。除青岛和烟台是被迫开放的以外，其他都是自动开放的。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1860-1916)》，第169页。

(54)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pp.32,53。

(55)参见黄炎：《回忆我的父亲黄一寰》，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3辑，第80-90页；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济宁运河文化》，第82-87页。

(56)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第53b页。

(57)参见蔡清泽：《忆永顺铁工厂》，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第44-50页。在市中区档案中有1950年代早期的一份官方报告：“济宁市准备公私合营永顺工厂情况报告”。

(58)参见袁静波：《济宁的铅式印刷作坊》，手稿，1986年，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袁静波：《旧式的木刻印刷业》，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第190-198页；袁静波：《解放前济宁的书店概况》，手稿，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

(59)参见王铮：《济宁照相业简史》，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10辑，1997年，第290-291页；萧化鹏：《粹华照相馆忆旧》，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第201-203页。

(60)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第69a页。

(61)参见石贡九、骆绍康、袁静波：《济宁“四大金刚”侧记》，见政协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济宁市市中区文史资料》第1辑，第18-50页。

(62)早在1880年，一个在济宁做过调查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观察到“在外面有一个比在济南传教更好的地方”。参见Jaspers S MacLaine’s letter of July 5，1880。山东省档案馆藏，J109-01-12。

(63)1885年教皇利奥十三世把山东分为北部、南部和东部三个教区。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161页。

(64)参见盛世民：《济宁的几个“第一”》，手稿，济宁政协资料室藏。

(65)参见戴玉田：《济宁黄家街耶稣教堂开始传播》，手稿，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

(66)参见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第162页。

(67)数据源自日本满铁有关济宁的一封秘密报告：《日寇在济宁县的一封秘密调查报告》，见政协济宁市任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任城区)，1995年，第16页。

(68)数据源自济宁公安局：《会道门迷信团体统计表》，1948年8月11日，市中区档案馆藏。

(69)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第75a页。

(70)参见王赓廷修：《济宁州乡土志》第1卷，“学校”，光绪三十一年石印本，山东省博物馆藏。

(71)他写了不少诗文倡导佛、儒合一以救亡图存，如《劝人念佛歌》等。参见潘守廉：《对凫缘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第29a页。

(72)参见朱缙卿：《育华舞台的变化——记济宁第一个雄伟富丽的大剧院》，手稿；邓旺蒸在1984年7月13日对吴城堡及其外甥的采访稿，均藏济宁市政协资料室。

(73)参见王传友：《说说济宁的京剧活动》，手稿，济宁市政协资料室藏。

(74)黄泽苍：《分省地志：山东》，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225页。

(75)参见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济宁县志》第2卷，第25a—28b页。

(76)参见日本满铁有关济宁的一封秘密报告：《日寇在济宁县的一封秘密调查报告》，见政协济宁市任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1995年，第15页。

(77)一个例子是，山东西南部的未能“成为最赚钱和不断扩大的棉花市场的一部分”，而这可能带来大量的出口。相反，北部运河—黄河地区被纳入由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城市构成的新网络中。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pp.10,77,278-280。

(78)鲍德威注意到，济宁内部和长途贸易大部分都由当地商人控制，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时也是士绅。参见David 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80-1949,p.32。

(79)现代济宁的主要功能类似于鲍德威在以下结论中对济南的总结：“从1890年到1949年期间济南的商业活动发展很快，工业化也有进展，但区域内外动荡的政治局势，阻碍了城市商业在长时期内持续发展，甚至阻碍了在国内和平时期实现经济完全发展的潜力。”参见David 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80-1937,p.215。

(80)正如罗兹曼(Gilbert Rozman)和他的同事们指出的，以城市中心的现代化改革几乎很少影响到农村，特别是与日本和俄罗斯这样的农业生产力逐步上升的国家相比。在他们的观察下，与日本和俄罗斯的情况不同，晚清和民国前期的中国领导人没有“深入到农村或改变城乡关系”，这样农村基本上是在自发情况下发生变化。结果就是，城市里的现代化仍是孤立的少数：“在1930年代早期，现代部门贡献了约占全国3％的产品。”参见Gilbert Rozman,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New York:Free Press,1980,pp.490-492。

(81)鲍德威正确地强调了中国现代化中的农村问题：“相比之下，在农村，这些技术创新很少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变化使得城市居民与那些绝大多数仍在农村的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分割开来。离开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文化现代化被证明是祸不是福，因为这剥夺了那些获得现代化文化的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没有为整个中国的转变提供坚实的经济政治基础。”参见David 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p.215。

(82)罗兹·墨菲认为反城市主义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参见Rhoads Murphey,The Treaty Port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edited by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