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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施韦勒:新千年的全球失序

兰德尔·施韦勒 叙拉古之惑 2021-05-14

全球流行病的暴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大国竞争的回归……那些曾被以为是过去式的政治形势重新出现,世界正处于“权威丧失”的长周期阶段。


对于世界的发展趋势如何,自由主义学者和现实主义学者分别给出了不同的预测。新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教授从结构和过程、宏观和微观层面向我们阐释了为什么他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失序的世界。

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

[美]兰德尔·施韦勒 著

高婉妮 邓好雨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版


这是本关于宏理论的书,其内容非常具有理论性。谈到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他的上一本书是《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本书是现实主义的,关于防御和进攻理论、安全困境等等,但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内容太过时了,不是关于21世纪的问题,不是21世纪的现实主义,这本书中说世界没有什么改变。在我看来这不够好,因为事实上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数字革命改变了每件事。我们要思考国际关系的哪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当我做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不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了。让我们继续看看权力的概念和世界发生的标志性变化。我现在来到中国和在座的各位进行交谈,这种情况在30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变化不可谓不大。

这本书的题目《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看上去有些奇怪,不过我可以解释的是,“妖(demon)”在美国有些像邪恶的部分,听起来是坏的,而“金苹果(golden apple)”是好的部分,这两个是相反的。
我要谈论的是世界已经进入到“熵”的时代(the Age of Entropy)。

“Entropy”是借用了来自物理学的一个概念“熵”,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中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它的中心概念是失序(disorder),能量不能起作用。而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失序当中,尽管这不是很美好,但是却是真实的。

首先要说的是全球权力扩散。第一部分我将用所有类型的标志指数(indicators)来向大家展示世界在结构层次上发生着何种改变。结构是指各个部分对彼此如何反应、实力的分配等等。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变化。这是新的复合全球实力指数预测(图1),包括文化、教育、科学实力等等,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在这张图上,中国、印度在上升,美国、欧盟、日本在下降。大家可以看到世界权力在扩散当中。

图1


经合组织(OECD)可以看成发达国家,Non-OECD 可以看做是发展中国家。根据 CIA数据(图2),转折点(turning point)在2030年左右。再来看看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windows)的相关数据(图3),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日本、俄罗斯的人口机会窗口在增长。再来看看金砖国家(BRICS,图8),中国也是其中之一。重点在于,这个世界存在着大规 模的权力转移:西方世界不再是权力的中心,而新兴国家在不断获取从西方国家中流散出的权力。

图2

图3


有更多迹象表明,N-11这些国家在接下来的40年里只能和G7相追赶(图4、图5),而不是与金砖国家。

图4

图5

接下来,再看这一张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图6),大家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权力转移,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已经接近了。

图6

再来看一下(图7)人均GDP翻一番所花费的时间。英国用了154年,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美国用了53年,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对于有着人数多了几百倍的中国来说,GDP翻一番用了12年;印度用了16年。中国有着多了百倍的人口,却只花了12年,而不是154年。

图7

关于未来增长(图8)。中国将会用8.4年来再次使得人均GDP翻番,而美国则需要用 大约50年来翻番它的人均GDP。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权力转移,不是数量,而是改变的速度迅速增加,并且不会在短期内停止。

图8

下面是国家经济预估规模的柱形图(图9),依据此图表可以推测,到2050年,中国可能会成为GDP第一的国家。美国是第二,印度第三,巴西第四,墨西哥第五,俄罗斯第六, 这是非常显著的变化。


在美国大约有34%的人认为中国将会最终超越美国。在欧洲,非常高比例的公众认为美国会被中国取代,甚至是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会超越美国的比例,都没有法国公众比例高。但是,无论如何,在美国甚至是欧洲,民众都关注中国的崛起。我现在认为西方大多数的人 确信中国目前在经济领域也发挥着领导作用。

图9

2009年28%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导力量,到2011年时大约48%的人赞同此观点。这些数据证明了世界人民相信这种预言是真的,它正在发生。综上,世界正经历着结构上大规模的权力转移,这个转移是权力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变化。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到2030年,亚洲在以GDP、人口规模、军事扩张和经济发展方面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上,会超越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世界银行预测,到2025年,中国和印度的推动全球发展的动力,将会是美国和欧元区的两倍。六大新兴经济体将会推动全球一半多的发展量。国际货币体系将不再被单一的货币控制。美国很明显地将会衰落。还有更多的数据显示相似的结果。
所以世界权力结构正在经历一个巨大长久的变化。

我认为,在宏理论中,过程很重要。体系是由国际结构、部分和单元组成,它同样也是由各国相互联系而成的。在非常简单的层次,我们要探求各个单元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似乎有点像动态的过程,世界的联系是怎样 的。权力正在扁平化(flatteningout),但它也变得更加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

在数字化的世界,有着超过五亿五千五百万的网站、九千多个电视频道遍布世界,数不清的在线报纸定期更新,每年有超过100万的新书出版,一亿六千万的博客发表,一万亿的视频在youtube上播放,并且有极其多的播客、mp3和视频被下载。爆炸式存的数字信息需要好几万的数据中心用300亿瓦的电量,相当于三十个核电站的产能。

假设我们有一些网络把各个单元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出现的是国家,之后系统变得越来越多元,不只是国家,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合作、一些国际团体等很多的行为体。我在书上说过,由于世界网络化的变化,权力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伤害猫一样, 如果你想伤害几只猫,那非常困难;如果想伤害一群猫,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众多的行为体,他们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现在的权力含义是相互分离的能力,权力是给别国造成伤害,与他们抗衡的能力。这非常像美国的政治,每个人都有权力,但却没有能力去做些积极的事。在这相互联系的世界有太多复杂性。

太多的弱小行为体也可以猛击到你。因为你是与别国相互联系的,你将会比过去更加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损害他人而让他们觉得不舒适,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事。权力是防止其他国家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下面我们讨论过程的发展。联系和行为体越多,那么相互联系就会越多,更多的行为体将会变得重要。参与的行为体越多,相互作用就会越多。两个行为体会有一个重要的联系,三个行为体会有一到三个重要联系,如果有十个、十五个行为体,那么就会有更多重要的联系。但是事实上,你有很多的相互联系也证明了有很多重要的行为体。所以这里有一个因果关系在发生作用。

目前的争论存在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模型和自由主义的“大国一致(和谐)”模型之间。

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认为未来将会与过去非常相似。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未来就像过去一样,是一个回到未来的逻辑。在他的观点看来,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与美国发生战争,这场战争会非常像德国崛起时的样子。现在的多极局势会像以前的 多极局势一样发展,国际政治将会渗透着不安全、军备竞赛、国家主义以及争夺稀缺资源的竞争上。所以,基本上,未来就像过去一样,遵照时间的周期会不断循环。

另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自由的争论,理想主义者认为,时间以极快的速度一直向前,就像一支箭一样,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时间会进步。我们将会到达某个地点,就像历史的终结这个争论一样,我们都会获得自由,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会达到自由主义霸权时代。新兴国家的发展轨道在自由主义理论下会使得世界多极化,所以我们要使新兴国家和现存的体系保持稳定。问题在于如何合作、控制其发展轨道使之处于和谐状态。例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关于建立多元的伙伴关系来应对多极化世界的设想。


失序的时代如时间之箭。

我的核心论点是,世界会变得更加没有秩序。比如你种了一棵树,你却没有给予它足够的关注,任它自己生长。如果你不在正确的地方做正确的事情,这会使得所有的看起来都非常无序,这便是自然的时间之箭的效果。时间之箭使得事物更加无组织、无序。未来世界没有秩序,世界将会面临功能失调。

我认为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不会像一战、二战时那样,战争可能不会爆发。我们很尊重中国的权力,但是我们更尊重核武器,我们试着去避免核战争而不是和中国进行战争,我们会找到应对对方的方法,和平是非常有益的。国家几乎不再为争夺领土而发动战争,没有人会因为占领别人的领土变得富有,我想最近的一次可以把领土变为财富的是美国对墨西哥领土的占领吧。领土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你可能很需要资源,但它是有限的。

和平有很多种形式。但是现有对世界进行预测的观点是错误的。自由主义认为,未来世界是有序的,并且也能够自发处理无序的状态,因此能够保持和平状态(如冷战中的“冷和平”)。但是,他们错了,因为世界不会永远处于和平与和谐之中, 并且不会有不变的秩序。秩序是什么?历史上国际社会的秩序就是霸权战争带来的秩序,胜利的一方带上皇冠,失败的一方接受统治。总体而言,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世界各国处于战争之中,只有最后得到霸权地位的国家才有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强加秩序。但是,尽管国际社会权力在不断更替,但是国家内部如政治结构、制度等都会坚韧不摧,而这就导致了一个“断裂”,或者说是实权的掌握者与对世界秩序存在话语权的威望拥有者之间的鸿沟。在这种矛盾下,世界不会是永无战争,也不会永远和平,这不是像米尔斯海默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所概括的地狱,也不是伊肯伯里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所夸大了的天堂,这是实权与威望的博弈。而这,便是一种类似于混沌的无序状态。

世界秩序处于永远变化之中,越来越多的制度被创造,但最后都鲜能发挥作用。于是,人们开始摒弃所谓的秩序,当人们不遵守秩序,就不会掌握秩序,所以容易造成秩序的缺失, 而这就是我用“熵”来形容国际秩序的意义所在。正如我在书中所言,这种“熵”一般的国际秩序是一种黏着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状态。就国际秩序的“熵”而言,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即过程上与结构中的熵。就一个动态的过程而言,一个封闭的国家系统是最没有全球秩序可言的。因为其中没有可产生效力的富余能量存在,即在封闭的系统之中,系统结构中的各个成分趋同,每个单元的效力都在被利用,难以同外界存在任何交流,所以难以被世界秩序所影响,反作用于国际则是一种秩序缺失。这种封闭的过程就像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一样,难以交流与互动。就结构而言,当结构中的单元以相同的方式扩散,那么它们之间便很难组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因为它们 之间不需要互动,而所谓的“能量”也就不会产生。然而,在国际秩序中,国际社会网络的形成与运作对国际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即便你拥有大量的信息,你也缺乏交流与互动的路径,而这必定会使所谓的国际秩序濒临崩塌。

这本书十分有意义,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我的语言却很贫乏,很难解释。我给你的解释可能也很难理解,或许你可以尝试去读一下书。

让我们谈论一下结构问题,我认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无序。我认为世界的结构正在逐渐的“熵化”。

因为在我看来,国际体系可以改变一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谈论的。它到底做了什么?它约束行为体,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可以对某些行为体施加影响,并且能够让确定的行为获得相关收益,这是约束的意义。当然,体系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但是如果你做了,你可能受益,如果你不做,你可能会损失。在现在的体系中并没有这种约束能力,这正是我要指出的,为什么体系会“熵化”。

那么现有的单极体系到底有什么用?我能够告诉你在冷战两极格局下体系的作用,我也能够说出以前多极体系的作用,但我不能告诉你现有体系的作用,因为它纵容美国为所欲为。美国在体系中付出很少,却为所欲为,并且有很强的灵活性,但是在这种体系下,美国并不考虑其他国家的自由。在过去,欧洲被两极体系约束,它在一定程度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同样追随着美国。那么,现在欧盟为什么要追随美国呢?如果要想成为领导者,必须有跟随者。美国是世界最有权力的国家,但是没有追随者,那就不能证明它的强大,你不能让别人做别人不想做的事。单极体系是一个显示权力的典型例子,美国相比冷战时期有了更多的能力,但是力量却比冷战时期要弱,因为它现在少了在冷战时期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威胁的这个砝码。现在的这个体系并没有对国际上的任何行为体作出约束,那这个体系的作用是什么在单极体系下你无法预测。

下面我们会谈到影响同质化和扁平化影响(Homogeneityand a Flattening Effect)以及机能的消耗、衰弱。

我们常常用很多事物来比喻国际层次上国家间行事的原则,在这里,我使用熵的比喻也正是要说明国家间并不存在所谓的行事规则。因为从结构层面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约束国家行为的更高的行为体,所以国家间并不存在行事的规则。另外,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而信息与信息之间是平等的,这也恰是在熵中所体现的一个特性。在国际信息的传输中,过程显得尤为重要:信息是怎样实现在单元间的相互交换的,单元对信息的处理是怎样被其他单元所了解的,这都是信息传输的过程所需要回答的。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在国际政治中,我们经常谈及的两个概念就是结构和过程。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们主要关注过程,对于结构问题则相对很少提及。而在此,我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兼顾结构与过程这两个概念。就国际体系而言,我将其分之为宏观层面(macro level)和微观(micro level)层面两个层次。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都对应着结构与过程两个方面。比如说,在过程层面,微观层次所要解释的是个体决策是如何受到信息传输的影响的;而宏观层次所要解释的则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共同政策是如何受到信息传输的影响的。由于这些内容在书中有很详细的说明,我在此也就不做过多的解释。

我首先将从微观层次说起,即国际信息的传输是如何影响个体决策的。就结构层面而言,现实的实质性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无疑会导致个体对规范以及道德准则的背离。在这里,我应当提醒大家的是,这些现象都不仅仅限于国际关系之中。在日常生活中,现实的实质性使人们在都了解对方主要信息的情况下进行交流,而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则与之相反。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国际关系的行为体们都希望能够保证信息的确定性,这样才能做出好的决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每一个行为体都希望能够获取确凿的信息,而不是那种模棱两可的只言片语。只有这样,行为体所做出的决策才能够有明确的过程和对象。但是,很多情况下,事实并不如此。正如我的导师罗伯特·杰维斯对情报机关的分析一样,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们都希望能够有好的情报机关,但是他们往往不能如愿。因为情报机关所提供的很多信息与政策制定者的既定目标往往相左。比如,对于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迪克·切尼一再声称确认伊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便他们也没得到可靠的消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切尼一类的政策制定者希望攻打伊拉克,因此即使对消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最后还是对伊开战了。就此而言,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们也能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了。

就过程而言,我们需要提及的就是数字革命。不得不说,数字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在过去,我们认为心愿总是主宰着大脑,而大脑则只背着人们的行动。这似乎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根本来源。但是,数字革命给我们的启示是,人们的心愿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的心愿被塑造成什么样,这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紧密相关。并且,这一种塑造的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这就使得信息的传输也变得复杂多样。比如,我们要将一条信息由A传送到B,那么这一个传送链不会只是简单的A到B,而有可能是A到Z到G到C再到B。很明显,这是一个显得很愚蠢的过程,但它却是现实世界中信息传输的真实现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只有那些最为聒噪和喧闹的信息才能被大家所重视,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关系中极化现象会出现的原因。在国际关系中,只有那些得到强大国家支撑的信息才能表现得“聒噪”和“喧闹”,因此,这些信息也最常被听见。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见,在国际关系中,美国总是拥有最多的话语权。

我们当前正生活在一个事后(post-fact)的世界,很多事情只有在它被完成之后我们才得以知道,而完成它的人则是掌握了比所有人都多的信息。因为数字革命的影响,这些信息会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人们则会因为对这些信息产生的不同的偏好而产生一些意见的联合。这些意见的联合可以根据所得到的信息来“自创”出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很可能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

在宏观层次的结构层面上,我使用了“随机”一词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进行描述。这是因为,在现实中,行为体的行为往往难以被预测。此外,对于全球力量(global power)而言,它正处于一个流散和失效的状态,而这正是熵的特性所在。在这一种大环境下,越来 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所带来的更多会是负能量,它们对国际体系的破坏、对抗,对现有秩序的扰乱要远远多于创造和合作。对很多人而言,国际组织也许是匡正国家行为的有效机制, 但由于全球力量的流散,国际组织的作用将大大降低。当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利益因一些规则受挫时,它们便会加入另一些组织,甚至自己创建一个组织。这一过程就像是在购物 一样,你只是在寻找适合自己尺寸和颜色的衣服罢了。就这种行为而言,我不知道中国如何, 但美国确实常常如此。

我们现在常常提全球治理,但是很明显的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在此中论述国家权力、国家责任,但是却没有提及全球权力、全球责任,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仍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政府,而霸权也并没有在 9·11后销声匿迹。所以,就我而言,全球治理只是某一种程度上的全球治理,并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

在宏观层次的过程层面上,全球化正使得国家间在选择朋友或是敌人时一步步超越地域和边界的限制。在我的书中,有专门的一部分来论述为什么国家在选择朋友或敌人时变得更为自由。确实如此,在现实世界中,地理再也不如它曾经一般重要,他只是圈定了一个国家实施内政的范围而已。在当前,中国也正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自己的伙伴,比如欧洲的罗马尼亚、非洲的南非、南美的巴西等等。正因为如此,联盟成为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与以往不同,当今的联盟已经不再受到地域的桎梏。我曾经读过一本很老的书,其中对政治的定义便是“政治是一门选择朋友和敌人的艺术”。而这,也是我认为的政治的真意所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资源才会得到有效的分配。在这样一种过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地理在政治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国际体系也应当变得更为灵活和不可控。

全球文化必将同质,我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它非常类似熵的概念,它的奇怪之处在于,你会觉得混乱会导致大量的不同,但它并没有,它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同质。

非军事战争方式的问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我不在这讨论这个。我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仍然相信竞争,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还不是有秩序的,我不相信全球治理,我不相信和谐,我相信稀缺的资源,我相信我们都仍要争夺、竞争地位、威望与最重要的影响力。不仅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影响力,我不关心安全,但即使我们有安全,我们还是争执不已,因为我们想要拥有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米尔斯海默是错误的。如果你读米尔斯海默的作品,他说他是一个进攻现实主义者,但他不是,他说他认为大家都追逐权力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安全的,除非我们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的想法是,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安全,但我们仍然竞争,因为我们希冀财富。这有什么意义?对于当今世界有什么意义?国家实际上在忙于什么?国际本应使其国民富足,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国家,国家是由其人民创造的,为人民利益服务,对不对?如果他们没有让人民富有,他们就不合格;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就不能做得更好。

为什么美国要成为一个大国?因为我们想要最大的影响力。为什么我们不希望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不是因为我们反感日本,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像我们一样,他们会为日本人思考,而不是美国人,他们只会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就像如果你们(中国)成为第一的大国,你们只会关注自己的利益,毫不在乎我们的利益。一个好的制度是使大家高兴,但一定会让自己更加高兴。

工业革命和核革命对于改变以往的权力方式作用巨大,事实证明一切都颠倒了,但数字革命的影响更为巨大。我们的世界变得全球化、数字化,信息无处不在。

今天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环境,通过拥有核武器来获得安全,这不错,但是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安全。如果你需要开发、创新技术,你需要能够创建出一个环境,创建机构、大学,那里的人正在学习最前沿的、新的东西。你需要的是知识和信息,并且最好善于此道,因为这将决定你的未来,而非武力和领土,故而,作为现实主义者,必须直面数字革命。但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错了。现实主义是对的,世界充斥着竞争,无非是对稀缺资源的争夺。

讨论熵的原因包括打破霸权战争的循环、去殖民化、单极世界的现实、权力的分散与多极中心以及数字革命或者全球化的挑战。作为演讲一部分,我将介绍在熵时代中一些崛起的力量。他们可以是搅局者,是支持者,是逃避责任者。

我现在所说的世界是很真实的,它已经不同于现实主义者眼中的世界。我不认为国家会受到外部环境的激化,反而,国家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内部环境的刺激。我们过去常常谈论德意志帝国要扩张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包括日本。但是我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很多崛起国并没有声称他们要获得国际威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明白,威望是与付出相联系的。一个国家要获得足够的威望,就必须对国际社会有足够的付出。中国也是如此。英国和美国也都是如此。二战之后,美国想重塑全球秩序,而英法两国比较担心德国的再武装,英法两国也不只是在西半球发挥影响,他们也为重塑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因此可以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这是一种博弈,你们应该对博弈都比较熟悉了,比如囚徒困境。这种博弈是非常有趣的, 它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我想说的是,这种博弈模型是否具有有效性。这听起来像是笑话,但是它确实可以反映现实。

冷战期间,最大的博弈是危机。在1950年代,美国仿佛是红色恐惧者,他担心并遏制全球任何地方的红色势力,所以冷战期间最大的博弈就是危机。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人都在猜想最大的博弈是什么,是在美国吗?最大的博弈是美国的爱与性的解放。在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博弈便是追根究底,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成为最重要的媒介。谁可以获得信息,谁就是博弈的成功者。在冷战结束之前,信息真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那什么是冷战结束之后,直到当前最重要的游戏呢?是俄罗斯方块,这是苏联人发明的。

在电脑实验室,一种新的游戏产生了,类似日本的任天堂游戏机上的游戏。什么是麦克斯韦妖,我必须告诉你们,麦克斯韦妖是一种排序和分类。一种超人类的工具被创造出来。

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试图解释这种概念,但是英国的麦克斯韦(Maxwell)第一次解释了信息熵。你是怎么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改变一种信息熵的呢,并且使之可逆?如果你可以拥有一种能力,将一种冷分子和一种热分子共存于一体,那么信息熵将不会改变。所以在没有外部能量的前提下,这种实验是不会成功的。现在,在美国,是谁在进行这样的研究呢,是大数据。大数据将这一切变为可能。

现在,让我们重回博弈游戏。俄罗斯方块,什么是俄罗斯方块呢?俄罗斯方块的敌人并非什么恶人,而是一种不断地面对的压力,给你不断地制造障碍。

我们都是麦克斯韦妖。我们知道,世界正在不断地过滤信息,这是很有趣的,换句话说,它可以反映出我们是谁。


文章转引自兰德尔·施韦勒:《新千年的全球失序》,载《新视界》2013年冬季号。


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和行为科学学院政治学教授,“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致命的失衡:三极与希特勒的征服世界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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