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与圣光中的缅甸：一个白雪公主如何黑化的政治童话

卜欣叙拉古之惑

每个国家在向现代转身的时候，都带着传统的重量。

每个国家在与民主制度恋爱的时候，都是一个独特的爱情故事。

曼德拉的南非，颜色革命的中东，现在是我们的近邻缅甸。

缅甸的民主化历程是一个典型的有大女主的史诗巨制，在西方人眼里，昂山素季是完美的东方的民主女斗士，经过几十年的牢狱锤炼，终于破蛹成蝶，散发出圣女般的光辉。

但很快剧情就急转直下，就像《权力的游戏》里的龙妈，昂山因为对待罗兴亚难民问题上的表现，光芒尽失，从白雪公主变成冷酷的后妈。

紧接着在民主制度上刚刚出发不久的缅甸，又被军政府复辟，就像昂山本人一样，缅甸也迅速黑化，从屠龙者变回了恶龙。

01 缅甸特色：并不“佛系”的僧人政治

缅甸政治生活的一些元素既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深深植根于缅甸历史文化之中。譬如，佛教信仰渗透进了缅甸生活的各方面，缅甸的僧侣并不完全远离红尘、不问世事，而是经常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在鼓动佛教徒攻击罗兴亚人的事件中，激进的佛教僧侣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宣扬极端观点，指责罗兴亚人在缅甸散布伊斯兰教，侵害了佛教，号召大家护佛，为了护佛就要去打击罗兴亚人。他们认为罗兴亚人正暗藏着一系列阴谋计划，目的是要取代其他族群。由于民主化，这些观点插上了“言论自由”的翅膀，有了大肆传播的合法性和更大的影响力。被煽动的佛教徒开始行动，将罗兴亚人的家园捣为废墟，引发了震惊世界的罗兴亚难民问题。

搞社区讲演会在缅甸有很长的传统，社区的演讲会很多是佛教僧侣举办的，讲述佛教理念，传授禅修方法，五花八门。作家也在社区搞演讲会，朗诵诗歌、讨论小说。政治活动分子搞演讲会来传播他们的政治诉求。在这样的社区演讲会中，听众可以提问，讲者和听者可以进行讨论。这很有缅甸特色：特色的社区公共空间，特色的社区民众参与，特色的言论自由。

另一个缅甸特色的民主元素是民间组织。缅甸的非政府组织包括西方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土生的民间非政府组织。这些土生组织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灵活而多样。例如，佛教信托就是一种很普遍、很灵活的民间组织，多数依托于社区，需要募捐筹款，还需要社区里的人来做义工。

俗人禅修中心也是一个缅甸特色的民间组织，由缅甸独立后的首位民选总理吴努倡导创立。这些中心不仅给禅修者提供食宿，而且有禅修指导。

缅甸的民间组织、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有时会互相渗透，呈现出缅甸特色。例如，缅甸少数民族巴奥人建设酒店的目的就包括“给当地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提高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护环境”、“维护文化遗产”等类似政治组织的目的，不像是民间私人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目的。

缅甸在争取民主的近二三十年来深受西方各种机构的影响，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在缅甸数量很多，活动量很大。这些组织不仅在大城市活动，也深入乡村。在掸邦，由于战乱频繁，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西方的慈善机构、关注社会发展的非营利组织在这里就有相当长的活动历史，当地很多人和很多组织都接受过他们的资助，也接受了西方的话语。缅甸人似乎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话语来，他们很习惯用西方话语、西方概念、西方理论来描述自己，尽管这样的描述会产生问题。

02 昂山与缅甸：谁辜负了谁？

1988年缅甸发生反对军政府的民主运动，当时缅甸货币畸变，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仰光爆发了学生运动，军政府的残酷镇压反而激起更多民众加入运动。当时，昂山素季恰好从英国来到仰光照顾她病重的母亲，面对如此的大动荡、大变局，她感到了义不容辞的责任，领导组织全国民主联盟，投身民主运动。

在1990年的缅甸议会选举中，全国民主联盟获得了80%的席位，但是军政府不承认选举的结果，拒绝交出权力，还将昂山素季长期软禁。昂山素季没有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为民主奋斗献身，因此于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世界敬仰的民主灯塔，西方国家授予了她许多荣誉头衔。

经过长期斗争，缅甸的民主之光终于在2011年以后逐渐显现，军政府一步步退让，2012年的议会补选使昂山素季当选为议员，2015年的议会大选使民主联盟成为执政党，2016年昂山素季成为缅甸的领导人。

“土地掠夺”是大多数缅甸人最关心的问题，它发生于1988年后的军政府统治时期。军政府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与奈温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的政策，转向了“资本主义道路”。土地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要素，很多与军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利用特权，强占土地，农民的土地被大肆掠夺。除了私人经济掠夺土地，政府的一些公有经济发展项目也掠夺土地，这些土地的原本拥有者和传统使用者被强行赶走。二十多年来，掠夺土地造成了大量问题，民众怨声载道。昂山素季的民主联盟在竞选宣言中把解决土地掠夺问题作为核心内容，承诺当选后解决这些问题。

昂山素季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根本关键是制度，如果建立了民主制度，这些问题就都容易解决了。她说，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受到了人民的民主监督，必须回应人民的需要，如果它不能够为人民解决问题，它就不能再当选，会被能够为人民解决问题的新政府所取代。所以，只要建立了民主制度，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她的这种想法在2013年的缅甸相当普遍，他们崇信民主制度的能力。然而，缅甸人在民主竞选上投入大量精力，却不够注重国家治理。这导致土地问题并没有被“容易”地解决，相反，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例如，缅甸的民主选举加剧了罗兴亚问题的恶化。2012年，缅甸若开邦爆发了首次暴力攻击罗兴亚人居住区的事件，佛教徒捣毁信奉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的房屋。反罗兴亚人的极端思潮乘着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之风，扶摇直上，广为传播；而罗兴亚人中的极端分子，也利用民主自由大环境乘机兴风作浪。

此后，罗兴亚问题演变得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2017年，有70万罗兴亚难民逃亡到孟加拉，震惊了国际社会。使西方社会更为震惊的是昂山素季的表现，面对西方媒体称为“反人道”“反民主”的迫害罗兴亚人事件，她竟然拒绝谴责迫害罗兴亚人的军方，甚至对叙述暴行的一些报道表示非议，还亲自出庭联合国的国际法院海牙听证会，为被指控的“种族屠杀罪”进行辩护。

2011年缅甸开始走上民主转型的道路，人们有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激进言论可以更自由地传播，激进人士可以更自由地结社。结果，激进的佛教徒和激进的穆斯林都得到了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都对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国际上的激进人士和激进组织，也利用民主化形成的更具参与性的政治空间，介入缅甸的社会活动。如何防止激进化带来的社会灾难，需要根据形势、根据变化、根据国情，摸索制定高技巧的治理举措，绝不是只依靠“民主选举”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在对民主选举充满激情崇信的缅甸，却很少有人认真考虑治理。

03 从“优主”神坛上跌落的军政府

缅甸独立后实行了10年左右的民主制，结果经济下滑、国家衰落，因而被军人政府取代，此后军人统治缅甸约50年。在军人统治的政体框架中，军队的定位带有明显的“优主”色彩。缅甸军人统治者主张：“训练和发展一支强有力的国防部队，使其具有军事、政治、经济和行政的卓见，来承担国家政治领导角色。”所谓“具有卓见”，就是具有优于普通人的能力；所谓“国家政治领导角色”，就是要当主政者，作“优主”。然而，缅甸历史发展的实际结果却背离了优主政治的设想。

领导缅甸独立的精英大部分是军人，譬如昂山、奈温。他们的独立运动始于1930年代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活动。由于日本要和英国争夺缅甸，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积极支持缅甸独立运动，因此昂山等精英去过日本接受军事训练。1942年日本全面入侵缅甸，赶走英国人并成立了所谓的“独立政府”，昂山、奈温在政府中担任了部长等高级职务。1945年春，昂山领导军队反戈一击，背弃日本，投向盟国联军，继而和英国谈判，最终达成了缅甸在1948年正式独立的协议。在这段缅甸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军人在政府体制内扮演了举足轻重的领导角色，带领国家获得了独立，其自视为优越的领导者。

缅甸独立之后，成立了议会民主的政府，不过军人仍然在政府中保持着重要地位。缅甸独立后，国内不断发生少数民族起义叛乱，溃败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又进入缅甸占领了大片领土，需要军人来和这些武装势力作战。同时，民主政府的执政表现不佳，政党内斗分裂、经济发展无力、社会治安不稳，这又使军人显现其相对优越性。

1958年民主执政的政党发生了严重分裂，很可能引发内战，军队领导人与民主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共识”的军事政变，由军人组成“看守政府”。此后两年，军人“看守政府”的执政绩效相当不错，一改民主政府的混乱低效状况，人均GDP首次实现了超越。

1960年军人“看守政府”在民主元素影响下承诺要归政于“民主政府”，缅甸再次举行民主选举。在竞选中，吴努领导的党派主张把佛教定为缅甸的国教。由于缅族占缅甸人口的69%左右，佛教是缅族文化的巨大支柱，因此这一竞选主张吸引了大量缅族支持者，不过也冒犯了一些不信仰佛教的少数族裔，几个少数民族的领导人开始酝酿要退出缅甸联邦。

1962年，军人以防止国家分裂为理由，再次发动了政变，这次军人政府不再是“看守政府”，而要长久执政。奈温是这次政变的领袖，他领导的政府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于领袖一人之手；二是在经济上，推行了“缅甸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政策。但是，无论是“个人独裁”的奈温政府，还是“集体领导”的新军政府，都没有很好地实现治理目标，更没有实现军队的真正“优化”。

在战争时代，奈温是第四缅甸步枪团的领导人，战后他大力提拔自己的随从，这些人未必都是优贤之士，有的甚至素质很差。通过任人唯亲的提拔，第四步枪团军人在政府中形成了自己的“随从体系”，成为左右政府决策的强大力量。注重随从关系在缅甸文化中有长久的传统，缅甸大大小小的领导人都有各种随从体系，结果任人唯亲颠覆了优主政治。

1988年政变之后，新军政府强力扩大军队。由于军队享有很多特权，参军对钻营牟利者有很大吸引力，很多贪图私利的“劣者”进入了军队。在市场化经济改革中，军队在国企私有化、吸引外资、经营合资企业等方面获利极丰，其中掩藏着无数贪污腐败活动。腐败侵入了缅甸政府的各种机构，相关报道指出，缅甸法官索贿已形成“市场价格”，什么价格的贿赂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判决结果，而且还出现了招揽客户的中介服务，专职于法官与诉讼客户之间的贿赂沟通。

缅甸军队给自己成立了医院、学校等服务机构，只有军队成员及其家属才能进入这些机构，享受相关服务。这套特权机构体系使军队与平民百姓之间形成了两道“墙”。第一道是阻碍接触的有形之墙：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不接触平民，自成一体，形成小圈子。第二道是特权引起的仇富、仇军的无形之墙：军队机构获得政府给予的丰富资源，有排他享用的特权，平民只能望洋兴叹。特权之墙使平民对军队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形成了抗拒的心理，而且特权给军人带来的财富和造成的贫富差距，还使得军人难以理解平民在无权、无财状况下的体验和想法。

缅甸的军政府原本期望把军队打造成优秀的精英组织，成为国家的领导栋梁，但是由于它没有遵循优主政治的五大原则，结果民怨载道，民主运动再次涌起。2015年的民主选举使民主联盟成为执政党，缅甸再次实行民主政治。在21世纪的民主政治再尝试中，缅甸又出现了许多问题。

民主派虽然善于竞选和宣传，但却不善于治理，经济乏力，人民生活没有明显改善，于是反民主的声音开始泛起，渐渐刚刚形成的共识又瓦解了。为了挽救这种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民主制后的通病，军人又开始出来收拾乱局。但正如前面所说，军人由于不能构建具体的措施来“择优”“持优”“行优”，实现执政集团的真正优化，最终堕入专制、特权和腐败的泥淖。于是缅甸可能又将陷入民主-军政府的反复摇摆之中，就如我们在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国家看到的。从缅甸的故事中可以见到，治国何其难，能达到国治简直像中彩票一样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