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左撇子——在广东话里，被称为左幺。除了使用鼠标以外，我写字、吃饭，做大部分事情，都是用左手。
虽说表面上只是「左」和「右」的区别，但这件事在很多细节上影响到了我生活。
光就写字而言，从左到右的顺序让我很容易把手蹭脏。又因为需要把笔往左倾斜，而写横要往右推，这种写法对笔尖特别不友好，墨水常常写到一半突然就写不出来了。
左手也没办法用好剪刀——直到高中，有一次偶然地用右手来剪东西，我才意识到为什么小学美术课的剪纸作业总是弄得一团糟。
后来在我出国读书的时候，这样的细节又多了几个——吃正餐的时候，我坐下来的第一件事，永远是先把刀叉的位置换过来（通常情况，盘子左边摆叉，右边摆刀）。不过大家能留意到的，就只是我在吃饭的时候会主动提出要坐最左边的位子而已。而每当跟着爸妈出去参加宴席的时候，同桌常常会有某位亲戚在看到我用左手拿筷子后，惊讶地说一声：「咦，林景峰是左幺吗？」然后问东问西。问完以后，还嘿嘿一笑，「左幺好，聪明」。
在大家对聪明定义为「学习好」的情况下，我似乎的确可以被归为这一类人：无论是初中三年霸占了近半大小考试的数学年级全级第一，还是高中入学考试的数学满分，甚至是大学报考数学系、考上牛津最好的学院之一，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一点。
我清楚记得收到牛津录取通知的那天，自己正从学校外面的图书馆赶回宿舍，等着红绿灯的倒计时。邮件提示让手机突然一震，我紧张的双手有些颤抖。
那个时候，在大家眼里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似乎已经很容易被想象出来。一方面，牛津的教学质量跟我的期望有所差异。我大学最喜欢的一门课叫 Communication Theory，讲信息传输效率。那本近千页厚的参考书目读得我津津有味。然而，上这门课的教授却只会完全照读教材，并且毫无保留地抄到白板上；而教材也是他自己编制的，编得非常糟糕，一些地方还有错漏。在这个声名显赫的学府，至少在我们专业，这种情况虽不常见，但也绝非个例。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另一方面，我有时会接到来自父母朋友或学弟学妹的请求，希望我给他们传授学习方面的技巧和诀窍，或是帮他们解答数学上的疑惑。在做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以后，我发现我在「教授别人」这件事上并不擅长，他们最后取得的成绩不甚满意。这令我觉得有些沮丧。我跟我的一位大学导师关系很好，他跟我提起过他过去的经历。他最开始在牛津读的其实是经济管理，是牛津录取率最低的专业。但在三年本科结束后，他并没有选择像他的同学一样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是出人意料地选择从头开始再读了一次本科——他报了数学系，重新在牛津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并且在之后继续深造，到博士毕业以后以 Research Fellow 的身份投入到数学事业当中。我问他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他淡淡地回答我：「我更喜欢数学，所以就去读了」。与他相比，我却感觉被很多股力量压迫着——主流观念、同辈压力、社会期望……我并不知道我的导师是如何对此不为所动的，但当时的我深受其扰。这些矛盾不断地积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困扰：我所受到的教育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在当时，我并非是前一种人，但也不愿成为最后一种人。
所以，除了课堂的学习以外，我决定做一些过去从未想过要做的事情，去自我探索式地「求知」。大学的一个暑假，我跑去韶关的山里待了一个月。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山里搭了个菜园，我便在那当了一个月的野娃子，每天戴顶草帽，冒着大太阳帮忙搭棚子。有时，我会在瓜田一个个地拍西瓜，挑个声音清脆地掰掉瓜藤放到附近河水里冰着；或者在臭烘烘的鸡窝里面趁着母鸡不注意把蛋偷走，然后帮忙烧煤生火做饭，还学会了杀鸡。要离开了，我坐着定期过来的快递小哥的车下山，到了镇里的车站，发现回顺德家里的客车已经停运，我不得不又坐去深圳，几乎身无分文地在通宵营业的书吧里待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花掉身上的所有积蓄，搭上最早的班车回家……
不仅如此，我参加了 Jailbreak，这是一个需要你在一个周末尽可能地走出牛津、但是过程中不能花自己的一分钱的筹款活动；我去应聘中文学生杂志做编辑、写书评，当时自己看书特别随缘，有一直放在姐姐窗台上印象深刻的《平壤水族馆》，也有去台湾旅行时在书架上瞥见、打开后发现是从右到左、竖排印刷的《被讨厌的勇气》；我还去帮正在筹备话剧的朋友做些运营和管理的事情，见证着《恋爱的犀牛》从第一次碰面的欢乐与青涩，到最后表演时的心酸与动人……
另一方面，回到我的家庭，我父亲实业起家，后来亲身涉足到农业、环保等多个行业。父亲在这些领域中都怀揣着极大的热枕，这种状态就像是，如果没有年龄束缚着他，他可以在无限多的领域中大施拳脚。我姐毕业于港大新闻系，投身于行业内几年后，毅然决定辞职加入红十字会，先后奔赴到全国各地、东南亚等地开展灾害援助工作。她会与我们分享她在实地工作中遭遇的美好或后怕的经历、动人或悲伤的故事。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我的疑惑被进一步地放大：我所受到的教育对社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一次机缘巧合，让我加入了一家聚焦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咨询公司。一方面「在社会问题中产生商业机遇，在商业逻辑中产生社会影响力」这样的指引理念吸引着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通过咨询这样一份工作帮助自己找到答案。在从事这份工作的初期，跟我对自我的疑惑——「我所受到的教育对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很相似的是，我也拥有着另一个对企业的疑惑：企业的发展对社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除了单纯的经济效益外，有另外一种可能的答案——从创造社会影响力出发，让企业与社会建立起一种更强的联系，从而让商业的发展有更多可能性与想象力？幸运的是，在这份工作中、先后接触了数十家企业后，我发现社会影响力是可以植入到企业战略的方方面面中的，同时带来新的商业机遇。
但是，我也发现另一个现象。这家公司的很多客户——那些企业家们，往往已经或多或少接触到了这个概念；但对于很多本土的民企来说，或者是，我在工作期间接触到的其他一些企业家——他们最终没有成为我们的客户，是因为他们完全缺乏这样一种意识。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唤起企业的意识，帮助他们以一种更为可持续的视角，推动自身的发展。
但当我去看市面上已有的渠道与资源时，我并没有找到能够在创造社会影响力层面给企业家带来帮助的内容。一些让我眼前一亮的课程，也往往被淹没在数量众多的商业发展分析栏目中，成为沧海一粟。
我转念一想：既然没有，那为什么不能由我来做呢？基于过去几年在行业内的认识与洞察，打造一个以创造社会影响力为核心的务实、真正产生价值的知识共享平台。借助方法论与实践案例、真实的洞察与数据分析，让更多的企业/企业家能够关注、意识到社会影响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将其理念应用到战略、品牌、人力资源等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
在如「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这些企业家关注的议题中，我也希望可以贡献更多实操的案例与洞察，在垂直领域中让社会影响力产生商业想象力。
存在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个。
一位与我们相熟多年的投资人，已经支持了数十家有创造巨大社会价值潜力的企业，涉及医疗、环保、物联网、大数据等多个领域，并且将持续践行这样的投资理念；另一位专注在责任供应链的朋友，也已经帮助全球范围内的多家企业搭建、完善供应链体系，推动他们以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理解与实践自身的供应链战略；在与一位聚焦在「一带一路」版块的伙伴相谈时，他希望在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帮助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现状、风俗习惯，促进企业更好地与当地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这样的伙伴数不胜数。
他们无不需要这个「平台」，它不是那种什么内容都有的电台，也没有那种制造焦虑感的营销课，而是真正能把他们所专注领域内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分享出去的一个平台，这便有了「影响力阿卡德米」的雏形。
但我又不仅仅只是希望影响企业。
我清楚地记得 17 年的时候，公司创始人以「让企业理性做事，让我们感性生活」为题在浙大做了一次分享。分享结束后，有一大波的青年听众围着他，询问是否有更多的渠道可以获取这些知识。当然，不单单是浙大，他的每一次分享几乎都是如此。
在两年后的今天，我想「影响力阿卡德米」就是我能够真实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了。
仅仅分享是完全不够的。我同时希望借助阿卡德米，能够赋能更多青年人，让他们能够在对社会议题的讨论与解决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最终也将进入商业社会，用自己的决策来慢慢地改变世界。一家与我们长期保持友好联系的基金会，正致力于在高校推动服务式学习的普及，希望更多的青年人能够通过服务于社会，给自身带来更有价值的发展；而另一位正在非洲创业的小伙伴，也正持续通过文章、短视频、直播等种种方式让青年更全面地认识非洲、认识世界……（自己的一点小私心：希望他们粉丝也最终都能成为阿卡德米的粉丝，而我的第一份工作的 boss 也欣然答应了我的邀请，入驻阿卡德米，准备长期更新课程。）
而在与他们讨论如何更好地赋能青年时，我又有机会重新思考最初的问题：我所受到的教育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对社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我似乎在这几年的经历之后，形成了一个答案。
偶尔还会有人问我：「你大学学的东西完全没用上，尤其是你去了这么好的学校读书，结果学的东西都浪费掉了，不会觉得很可惜吗？」
我的回答是：「我过去十几年来所受到的教育，不只是我在课堂中学到的一个个知识点；我在大学里的收获，也远远不止于教材与习题册里的内容呀。」
就像，我的三位朋友先后加入了美丽中国项目，奔赴偏远地区的学校支教。其中两位已经投入到了崭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但朋友圈里时而还是能够看到他们在项目中留下的种种痕迹。对他们而言，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并非只体现在他们将二十多年人生的所学所感所悟传授给学生，也体现在他们在看到中国教育的现状后，选择加入美丽中国项目的这个决定本身。
而我在大学中所做出的每一项尝试、我所选择要投身其中的工作、以及创立阿卡德米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我过去受到的教育所带来的意义。
我在大学所遇到的人们，有的选择在大学深造，醉心于学术中；有的投身商业领域，野心勃勃地决定大施拳脚；也有人依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不断踌躇。
同样的，在对「企业的发展对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思考上，我期待阿卡德米可以成为一个窗口、通道、甚至是一所「企业大学」，让企业/企业家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如果说有什么是我从咨询公司学到的，那就是去看到问题背后的底层逻辑。在这段经历中，我见到了很多不同地域与领域的企业家，他们有的已经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探索已久，创造出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但依然毫不懈怠，展望着更加远大的目标；有的已经渐渐思考出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具体路径，准备运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社会议题的解决；而有的仍然在过往仅仅追求经济效益的观念中向前迈进，却尚未意识到背后有一大片广袤无垠的土地等待着他们的发现与探索。阿卡德米哪怕只能影响到其中的一部分，我也相信它能对企业对「成功」的定义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不仅仅只从商业利益和股东价值上进行考量，还有其所创造出的社会影响力——就像当初用在我身上那个「聪明」的定义，并非只是有优异的学习成绩、考上顶尖的大学，还有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解自身，在行动上有所实践。
而某种程度上，我跟每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企业家和青年者一样，还在持续寻找更加深刻、以及自我认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