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 | 浅谈曹德旺与增值税
本文首发于2017-01-16，作者：顾子明
近期，大量媒体炒作曹德旺逃离和对中国税收后，国务院总理和发改委主任，均对税收进行了表态讲话，并未认为增值税推高了制造业成本，认为主要是非税负担过重。
这里，政事堂用个小学算术的水平，来看一看，增值税之后，曹德旺要交的税，是不是变高了。（计算并不是为了准确，而是为了做个模型）
我们以曹德旺的产业链，来探讨增值税与营业税。
曹德旺从包工头手里进沙子，加工成玻璃卖给车商。
我们按照每一层有100元的增值额，包工头（100），曹德旺（200），车商（300）的价格，营业税及附加按照6%，增值税按照17%
做一个简易的模型1：
模型1.1
国家增加税收
营业税（100+200+300）*6%=36
增值税300*17%=51
税收增加51-36=15
模型1.2
车商税负降低
营业税300*6%=18块，
增值税（300-200）*17%=17
税收降低18-17=1
模型1.3
曹德旺税负增加
营业税200*6%=12，
增值税（200-100）*17%=17，
税收增加17-12=5
模型1.4
包工头税负增加
营业税100*6%=6，
增值税100*17%=17，
税收增加17-6=11
在现行的营改增过程中，上游端受益，下游端受损。而且，下游端的人工等无法抵扣项，利润薄，加税后，只能向中游端通过提升价格，进行转移成本。
在原本的营业税模式下，曹德旺可以不要砂商的发票，可以直接降6块钱的进货价，而增值税模式下，由于曹德旺需要增值税发票，而没有进项抵充的包工头，不仅不会像之前合作那样，降6块钱的成本，反而还会将17块钱的增值税通过价格转嫁给曹德旺，也就是说，实际上曹德旺他原本的营业税成本只有12-6=6块钱，因营改增，反而要支付17+（17-12）=22块钱的综合成本，的确是大幅增加。
你要是曹德旺，你会不会认为中国的税负高呢？老百姓油价高了几毛还骂发改委的娘呢，曹德旺咋就不能发发牢骚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汽车玻璃的产业链其实更长，我们继续做一个模型2：包工头100，砂商150，曹德旺200，工厂250，车商300
模型2.1
国家税收降低
营业税（100+150+200+250+300）*6%=60
增值税300*17%=51
税收减少15%
模型2.2
车商税负降低
营业税为300*6%=18
增值税为50*17%=8.5
减税率53%
模型2.3
工厂税负降低
营业税250*6%=15
增值税为50*17%=8.5
减税43%
模型2.6
包工头税负增加
营业税100*6%=6，
增值税100*17%=17，
增税183%
（包工头的税收会通过价格向上传导，增加砂商以及曹德旺的成本）
营改增对于产业链顶端的企业，降低税非常明显，有利于国家产业升级转型，但对于大量如玻璃制造这种，处于底层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看似减税，实际上税负反而上升，真的蛮伤的。
虽然我国政府一直在宣扬，执行增值税会大幅减税，的确，大量的顶端企业税负大幅下降，但实际上，随着增值税的执行，我国财政收税也一直在大幅增长。
原因也很简单，在上一个模型中2.1是有问题的，名义税收虽在减少，实际税收却在增加:
模型2.1.1、国家税收增加
营业税（200+250+300）*6%=45
增值税300*17%=51
税收增加13%
注：因包工头100和砂商150原本是不开营业税票的
在模型2中，国家税收增加，车商收大幅减少，汽车工厂税收大幅减少，总量不变，国家增加的税负从谁那来？当然是曹德旺和他的供应商。
增值税的确是一个好税种，通过了上下游的相互监督，在掌控着采购权的甲方威胁下，底层的供货一方不得不全额纳税。因此，大幅提升了国家税收的征收率，实际上就是以前底层那些收不到的税，国家现在能收到了。
中国之前微观经济活力旺盛，与大量的中小生产型企业较低的税负是有一定关系的，而强势的增值税，势必会推升这些中小企业的成本。因此，增值税有了一个致命伤，就是没有起到税收杠杆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劫富济贫。
而且，从公司法人角度来看，高收入公司和低收入公司税率完全一致，这与阶梯式的个人所得税逻辑，也是相悖的。
要知道，目前产业链越顶端的企业，越是掌控在外资手里。
进一步说，目前的增值税，在不对劳动报酬进行抵扣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取消了对国内劳动力的“关税保护”。与国外政府的就业补贴（如美国特朗普提出的，就业减税）相比，实际上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开始下滑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增值税能够通过呢？
一方面，增值税的确是一个非常强悍的税种，能够提升产业链顶端升级，对大企业、大财团能够极大地降低税负。
另一方面，增值税能够大幅提升中央相对于地方的博弈能力，此后地方更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譬如当年朱相分税制，一改中央对地方长期以来的颓势，算是给党国续了口命）
因此，这个双赢的税种，很容易在中央政府层面得到一致通过。
再把话题扩展一下，
自从我们由游牧民族变成农耕民族之后，粮食可不像肉那样含盐分，因此我们需要每天摄入盐分，而且盐还能成为古代的冰箱，储存我们多余的食物。
因为这些特点，盐税在古代税收中，还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1、每个人劳动生产过程中，每天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盐。（营业税）
2、劳动消费后剩余的鱼、肉、奶，需要盐来腌渍保存。（所得税）
3、多余的鱼、肉、奶通过盐腌渍后，可以跨区域交易。（增值税）
4、作为硬通货，盐和盐票可以作为货币来储存和交易。（铸币税）
因此，盐税是中国历代最大的收税来源之一，由政府专营（毛主席在陕北时也曾说过，宁失延安,不丢盐湾。意指盐是革命的命根子），因为盐税，就和我们现行增值税类似，税收高，征税面广，征收成本低。
在古代的极低的行政效率下，针对全国几千万乃至数亿人口收农税和人头税，尤其是边疆地区，征收成本甚至不够于养活官员和军队，于是那些地方一般也就放任分封了事。
而控制盐税，就能够实现对全国百姓进行无差别的征收，却几乎不用额外招募一个税吏。（任何一个税目都有大量的既得利益团体，并加重盘剥纳税人，如朱相主导的取消农业税，搞了5年，直到卸任后才在人大通过）
但最重要的是，盐税是一个阶梯税，越有钱的人征收的越多。
每个百姓的食盐消耗较低，即使价格翻番，也未必会引发多大的底层震荡。
而且，百姓先满足了最基础的食盐摄住，之后才会去满足更进一步的肉鱼奶消费，而那些能够储藏食物，乃至能跨区域交易食物的，都是有钱人家甚至巨富商贾的玩意。
因此，盐税还能起到税收中最重要的作用，劫富济贫。
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大汉中央，与古代资产阶级代表的儒家商贾，关于盐铁专卖进行了一次大辩论，后来被记录下来，那本书叫做“盐铁论”
争论的核心，是武帝倡导的国营垄断，与儒家倡导的自由经济。
你猜，谁赢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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