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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时代的爱情

2017-02-14 魏勇 十汇达人

                                                                                   


来源:大时代


电影《布拉格之恋》一直躺在u盘里,以为早看过了,实际上没看过,我把它与另一部电影《布达佩斯之恋》混淆了。头两天无意中点开后,看到朱丽叶比诺什充满文青气息的脸,才知道没看过,于是安安静静看了三小时。

 

电影改编自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自然会损耗原著中的哲学思考和人物的复杂内心,让你感觉淡了很多,这是电影天生的缺陷,它没法用画面和镜头去跟文字pk人物内心世界和作者的哲学思考。这种损耗在意料之中,出乎意料的是,电影对情节的改编有些相当成功,甚至超出原著。

 

原著着力探讨灵与肉、轻与重的关系,就象小说一开篇就写到的那样:“在爱情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昆德拉原本想把爱情浪漫的面纱剥开,把本质揭示给你看,让你明白你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幻觉,真正的爱情不但充满了灵与肉的搏斗,还可能包含背叛和绝望,让你痛不欲生,就如同特蕾莎的感觉:“我可以爱你,虽然这让我痛不欲生;我可以不爱你,但这样我甚至无法生存



 

而被改编成电影之后,灵与肉的冲突淡化了,自由与尊严的主题凸显了。尤其到电影中后段,苏军入侵捷克之后,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作为知识分子选择坚守的沉重还是选择逃避的轻盈,以及极权主义时代爱情如何可能等等,成为了摆在托马斯和特蕾莎面前的难题,与原著相比,电影的中心开始更多的偏向政治,并试图展现出超越原著的力量。



 

我们常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缺少理想主义,虽然在描写托马斯和特蕾莎的爱情中呈现出那么一点点理想主义,但远远不够,无法与“伟大”二字匹配,也许这是昆德拉5次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原因。若单单以理想主义这个文学的维度来看,电影比小说做得更好。

 

看小说时,有惊心动魄、有掩卷沉思、有拍腿叫好,唯独没有感动,而电影虽然其丰富性远远不如小说,没有思想的惊艳和人性犀利的洞见,但有深深的感动,让人热泪盈眶。其中关于签名还是不签名,小说与电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我更喜欢电影版本。

 

小说中,在写到关于要不要在营救政治犯公开信上签名时,在昆德拉的笔下,托马斯对那位编辑怀有“崇拜”与“爱情般的怀念之情”,但极不满意地认为那位编辑对自己持有的道德优势。他甚至把那位编辑请他签字时自己受到的道义和良知的压力与当局的警察强迫他在亲当局的声明上签字的专制压力混为一谈,并认为这两种压力“没有甚么两样”,都是一种陷人于“媚俗”状态的异化力量。于是,托马斯拒绝签名。



 

这个情节曾经在十几年前的知识圈内引起巨大的争议,余杰还写过一篇《昆德拉还是哈维尔》的文章,记忆犹新。单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昆德拉的写作选择貌似还原了人物的复杂性,打破了人们对中心人物不切实际的道德幻想,似乎应该在文学意义上得到肯定,这当然与昆德拉的美学思想有关,但我认为他在强调生活的暧昧和世界的复杂性方面过头了,以致于重创了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走向是向上的,必然具有一种不真实的绝对气质,正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罕见甚至没见过,它才被叫作理想主义。人类之不朽并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他能发出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担当,文学家有责任把这些写出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如,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超越。

 

看小说看到签名这个情节时,一方面震惊于昆德拉的真实与锐利,另一面方面也为这种真实与锐利感到遗憾,这种真实只是生活的一种可能性,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同样真实却又充满了理想主义,那就是选择担当和对抗。电影《布拉格之恋》选择了后者。

 

电影删掉了原著里面关于公开信签名的争论,只保留了托马斯拒绝在乞求当局原谅的忏悔书上签名的情节。在小说里就已经看到过了,但由于有公开信签名的争论,混乱的情感的走向、削弱了情感的浓度,未被感动。而电影只有一个情感维度,使得受众的情感指向十分集中,于是被感动。

 

布拉格之春期间,托马斯给一份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涉及到对执政党的批评,并在读者来信栏目中加以发表。秋后算账时,他被内政部的秘密警察威胁,要求在一个忏悔声明上签字,证明他并不反对当局,这样他就能保住他的工作。当时,托马斯是捷克最好的脑外科专家之一,有着大好前途,甚至私下有人已经传言,院长已经很快到退休年龄,不久就会把位置让给托马斯。所以,当有传闻说当局要求他写份自我批评的声明时,谁都不怀疑他会从命,而且其他同事也已经妥协,他的妥协也不会让同事鄙视。

 

签字,意味着大好前途;不签字,意味着当清洁工。在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之际,托马斯选择了良心和尊严。当他惴惴不安的把自己的选择告诉特蕾莎时,特蕾莎坚定不移地说道:签了,我才不喜欢你,然后,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那一刻让人热泪盈眶!极权主义时代的爱情必须具备三个要素,除了性的吸引,还应有独立人格和共同价值观。

 

托马斯的选择看起来是不理性的,不就是签一个名字吗?这和托马斯每天在处方上签上的无数个名字有什么差异呢?为了内心的尊严和思想的自由,竟然要用自己和所爱之人一生的幸福去捍卫,值得吗?我就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托马斯的做法实际上对自己和家庭极其不负责任”。



 

值不值得,取决于一个人爱的程度。现实中,绝大多数人对自由和尊严的热爱都没达到对地位和财富的热爱程度,托马斯的选择注定是极少数人的选择,是罕见的,罕见到了我们仰视它为理想主义的程度。但也正因为有这样少数派,才能带领人类超越各种生存的考验而繁衍至今,也正因为文学艺术不断地在表现这样的行为,才能不时唤醒我们内心沉睡的美德和对崇高的渴望,也正因为人类的美德不至于彻底沦落,我们才不至于变成动物,才有一点底气说,我们活在文明世界。

 

之所以感动,还因为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可能面临托马斯的选择,这在中国不是文学而是现实,就象吃饭睡觉一样平常。我有两位朋友,A在体制内,B在体制外,B是一个走哪需要向有关部门汇报行踪的人。一次,A邀请B去讲学。讲完后,A被有关部门盘问,威胁要处理,关键看态度。有关部门要的是这个态度:要么继续与B保持联系,并汇报其所有言行;要么承认错误并彻底与B断绝联系,退出B的朋友圈。A觉得讲学内容不涉及政治,觉得自己没错,更不想充当卧底,于是拒绝了有关部门的要求,坚决不退出朋友圈。

 

退出朋友圈和托马斯在忏悔信上签名一样,都是举手之劳,但做与不做,结果差异巨大。之后,有关部门开始调查A的账目,试图找出经济问题,未果;再查A的作风问题,放出风声要把A弄进监狱,结果,由于A相当自律,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有关部门黔驴技巧,仍然不肯放过,给A的上级部门打招呼,必须将A撤职,此事仍在发酵中。看到朋友A时,我立刻想到了托马斯,完全刷新了我对其人的看法。

 

很多时候,我们爱惜自己的羽毛,却在内心里藏污纳垢;舍得每天擦拭头上的光环,却不舍得打扫心里的尘埃。羽毛的美丽和内心的干净,究竟哪一个更重要?一个本来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渐渐变得答案模糊。其实,对知识分子来说,哪怕远离良心一小步,都是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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