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亚电影走向“亚际电影”—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工业（1）

【原标题】从中亚电影走向“亚际电影”——图绘乌兹别克斯坦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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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览世界电影史的全景地图, 中亚电影处于颇为尴尬的位置, 在苏联时期作为俄罗斯电影的侧影与国家主流电影工业保持着一种相对紧张的关系, 虽不乏令人称道之作, 但终究湮没在声名显赫的“蒙太奇学派”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风潮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 随着苏联解体, 乌兹别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 独立后的中亚诸国在电影行业竭力摆脱冷战阴影, 电影产业大兴“去俄罗斯化”, 力图打破俄罗斯文化的单极影响格局, 向外寻求文化贸易和文化对话, 向内开启民族文化的寻根热潮, 积极构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由于国家层面重视文化发展、民众受教育程度较高、本土文学艺术积淀较为深厚等原因,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业相对发达, 塔什干成为中亚电影发展的中心, 大量电影专业人才聚集在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地区, 构筑起后苏联时期中亚电影的一道亮丽景观。本文以乌兹别克斯坦电影为研究个案, 聚焦历史视角和地缘政治的变迁, 重点勾勒其21世纪以来的发展状貌, 尝试图绘乌兹别克斯坦电影由中亚电影到“亚际电影” (inter-Asian Cinema) 的转变轨迹。

爵士歌手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工业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积累, 在电影放映和关键技术的革新环节上与欧洲和美国并不存在悬殊时差。1895年12月28日, 法国卢米埃尔兄弟 (Louis and Auguste Lumière) 将自己拍摄的短片以收费形式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公映, 这次商业放映行为被认定为电影这一现代艺术形态的“确切生日”。

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艺术, 电影与古典绘画、雕塑等艺术样式不同,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即迅速开启环球旅行, 仅仅两年以后电影就登临塔什干, 当时塔什干各家报社竞相报道, 称电影放映是“塔什干前所未有的新鲜事”。 1924年, 布哈拉创办了中亚地区首家电影生产机构, 翌年塔什干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电影制片厂——“东方之星”。1927年, 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制作的《爵士歌手》 (The Jazz Singer) 将声音魅力引入电影, 终结了被称为“伟大哑巴”的默片时代, 同年, 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早期歌舞片《拉瓦特的豹》 (Jackals of Rawat) 。该片有机融入舞台剧元素, 注重音乐与剧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关联互动, 充分发挥音画同步对于电影叙事的重要意义。此外, 中亚首部彩色电影也是在乌兹别克斯坦诞生的。随着声音和色彩的引入,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在世界电影技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并且在电影 (亚) 类型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乌兹别克斯坦电影推荐

20世纪20年代初, 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加盟共和国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标志着乌兹别克斯坦电影进入“苏联时期”。十月革命以后,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新设了一个被称为“人民教育委员会”的管理机构来掌管电影工业。 为了尽快转变电影工业的萧条困境, 苏联政府通过国家干预, 加大对电影业的资金投入, 重视培养电影技术人才队伍, 积极推动库里肖夫 (Kuleshov, Lev Vladimirovich) 、爱森斯坦 (Sergei Eisenstein) 、普多夫金 (Vsevolod Pudovkin) 等导演尝试电影视听语言革新, 旨在充分激活电影的政治宣传和社会教育功能。新生的苏联政府不遗余力推崇以社会阶级身份和革命运动为核心命题的宏大叙事, 聚焦于影像文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主题表达, 在剪辑技术方面鼓励先锋实验, 打造出与美国好莱坞电影和欧洲艺术电影三足鼎立的“蒙太奇学派”。

作为加盟共和国之一,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受苏联电影工业的影响明显, 电影生产、流通和放映均需严格恪守苏联文化政策管理制度, 接受各个层面的审查。“二战”之前,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在主题上紧扣民族英雄叙事, 美学风格上弘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代表性作品有故事片《起义》 (The Upsurge) 、《黎明前夕》 (Before the Dawn) 、纪录片《塔什干纺织厂》 (Tashkent Textile Factory) 等。1925年, 以苏联著名导演亚尔马托夫 (Ravshan Irmatov) 名字命名的电影制片厂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 该厂主要摄制故事片和纪录片。

“二战”期间,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与苏联电影的整体发展保持同步, 受战乱影响, 电影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值得注意的是, 1935年, 乌兹别克电影制片厂导演马利克·卡尤莫夫 (Malik Kayumov) 赴阿富汗拍摄《蝗虫》 (Locusts) 、《赫拉特市》 (The City of Herat) 、《群山和传说的国度》 (The Country of Mountains and Legends) 等影片,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阿富汗电影工业的发展。从电影生产机构的意义上讲,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工业在中亚地区走在前列, 1924年布哈拉成立了首家独立电影制片厂, 翌年塔什干创办了规模宏大的电影制片厂——“东方之星”, 它在整个中亚地区显得光彩夺目。乌兹别克电影制片厂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基辅电影制片厂等并称苏联时期大型电影制片厂, 后来借助塔什干国际电影节的平台, 在国际电影交流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工作者积极寻求外援, 与从莫斯科来的导演通力合作, 拍摄了《布哈拉的纳斯尔丁》 (Nasriddin in Bukhara) 、《两个战士》 (Two Fighters) 等优秀影片。

“二战”结束后, 为了尽快修复民族创伤记忆, 询唤出冷战情境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苏联政府愈加重视激发电影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职能, 从政策上鼓励电影工业发展, 审查机制较之以前有所松绑, 出现了“乌兹别克斯坦电影新浪潮”。20世纪60年代可以看作乌兹别克斯坦电影的复兴期,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故事片和纪录片, 趋向于更加多元化, 科普电影、动画片和儿童片交相辉映。此外, 阿巴索夫 (Sh.Abbosov) 、爱西姆卡哈莫耶夫 (E.Eshmukhamedov) 等新生代导演浮出地表。他们自觉反思传统电影题材的单调狭隘, 将镜头更多投向大众的日常生活, 在视听语言方面也积极尝试改革, 为乌兹别克斯坦电影的复苏奠定了坚实基础。到了80年代, 苏联政府倡导改革, 赋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多自主权, 从政策层面推动了各加盟共和国电影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大致呈现出下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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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继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风格, 从批判视角对棘手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展开分析。

著名导演祖尔菲卡·穆沙阔夫 (Zulfkar Mussakov) 的《一个士兵的故事》 (A Soldier’s Story) , 将关注视角投向苏联内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交往, 讲述士兵之间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摩擦与友谊。影片擅用长镜头, 借助场景的更替展示人物内心丰富复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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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重视文学名著的影像改编, 经典文学名著通过跨媒介转换, 其意义在转换过程中不断得到重述和再度发掘。19世纪以来, 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名家大师奠定了俄苏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力, 也为俄苏电影的名著改编提供了经典素材。

1943年,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布哈拉的纳斯尔丁》改编自L·索洛维约夫 (L.Solovyov) 的小说《搅局者》 (Troublemaker) , 将原作斑斓多姿的民族文化搬上银幕, 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此后, 名著改编电影在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发展版图中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1945年, 加尼耶夫 (N.Ganiev) 以民间传说故事《塔希尔和祖赫拉》 (Tahir and Zuhra) 为蓝本, 创造了经典银幕形象。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电影的复苏期, 名著改编电影数量呈上升趋势, 比如1961年艾克荷玛 (H.Akhmar) 将泰戈尔小说改编成电影。

《塔什干, 面包之城》剧照

1967年阿巴索夫成功拍摄了由俄国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塔什干, 面包之城》 (Tashkent, the City of Bread) 。该片聚焦儿童视角, 讲述一位名叫米沙·多多诺夫 (Misha Dodonov) 的男孩凭借智慧和勇气穿过灾荒区, 为饥肠辘辘的家人寻求援助的故事。电影对白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在呈现剧情的同时, 融入了创作者对于现代社会转型的忧虑。到了70年代, 席卷欧美的反文化运动余波未尽, 乌兹别克斯坦年轻一代也迅速登上历史舞台。电影适时扮演了社会的晴雨表, 成为反映青年一代情感结构的理想载体。这一时期的名著改编电影或重返古典文学, 或将改编兴趣转向短篇故事。1973年, 哈姆拉耶夫 (K.Khamraev) 以文学作品《爱》 (Love) 为蓝本, 拍摄了具有浓厚青年亚文化色彩的电影《爱慕者》 (Admirer) 。1976年, 加富尔·古拉姆 (Gafur Ghulam) 的短篇小说《捣蛋鬼》 (Mischief-maker) 被改编成电影, 反映了特定时期青少年所遭受的精神困扰。80年代的名著改编电影乏善可陈, 比较成功的有卡布洛夫 (A.Kabulov) 导演的《难以驾驭的人》 (The Unruly) 、阿布扎洛夫 (M.Abzalov) 导演的《儿媳的反抗》 (Daughter-in-law Rebel) 

合拍片《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另一个特点是80年代宝莱坞电影登陆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工业的宝莱坞化进入滥觞期。1980年, 合拍片《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Ali Baba and the Forty Thieves) 成功上映并取得相当理想的票房成绩, 凝聚了数量可观的受众群, 成为一次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化事件。该片邀请印度明星米特胡恩·查克拉波尔迪 (Mithun Chakraborty) 出演, 影片放映后引起强烈反响, 米特胡恩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炙手可热的明星偶像。基于社会文化情境的某种相近性, 宝莱坞电影比较容易引起乌兹别克斯坦观众的共鸣, 除了在电影院播放, 还常常被译成本土语言在电视频道播出。苏联政府相当敏锐地认识到宝莱坞电影有可能疏离乌兹别克斯坦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意识, 因此自上而下采取措施抑制宝莱坞电影的放映份额及影响效应, 尝试纠偏青少年的文化接受偏好, 以推出本土文化精品来抵制宝莱坞电影的影响力,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来源：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作者：邹赞 孙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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