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集团”的模式行事、思考？还是“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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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C5+……”：中亚重返世界版图的公式
2018年3月，首届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现努尔苏丹）举行。它结束了中亚国家之间关系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将区域合作重新提上议程。然而，重启区域对话的愿望尚未落在实处。在首届中亚国家首脑峰会结束后的2年中，该地区国家没有学会按照“五国集团”的模式行事、思考，而是偏重于双边关系。>>>中亚国家“一体化”，哪个国家拥有比较优势？
得过且过的一体化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的一体化都是面子功夫，形成统一市场、关税同盟和统一货币完全只是说说而已。对地区领导人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形成民族认同感，以自我为中心解释共同历史；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而不是同步实施改革……这些都使中亚地区各国彼此疏远，并将区域议程推到次要地位。
根据自身外交政策利益对中亚进行定义的外部行为体对该区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在令人失望的一体化发展中也起到一定作用。例如，对俄罗斯来说，该地区是其试图重新获得影响力的周边国家/后苏联空间的一部分。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大中亚”计划，将阿富汗视为该地区的一部分，并积极实施南亚与中亚“整合”战略。
另一方面，中国更倾向于建立双边关系，对实施区域接触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由于缺乏一个将中亚五国联合起来的区域性组织，这一地理空间形成了各种一体化平台和对话平台的拼接。
寻找遗失的区域主义
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的权力更迭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避免区域主义被遗忘的局面。新领导人当时就已决定重新校正与邻国的关系。米尔济约耶夫上台后第一年就出访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并非偶然。此外，塔什干还建议恢复区域对话形式。
恢复区域信任的任务被提上议程，各国元首开始讨论尚未利用的合作潜力和解决彼此关系中问题的意愿。国家头号人物之间，以及各部委代表之间的双边会议变得更加频繁。一个有趣的趋势是在国际峰会期间举行非正式会议。例如，2017年的阿拉伯-穆斯林峰会现场照片，记录下了拉赫蒙、米尔济约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坐在沙发上的对话，这在一时间几乎成了新合作时代的主要标志。
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已经走出死胡同。双方在边境问题上越来越达成一致。特别是，在划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边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谈判桌上也出现了以前讳莫如深的交换领土的想法。
中亚各国还十分注意共同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例如，塔什干对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设水电站的问题上有所软化，并表示考虑参与上述项目。此外，该地区各国已开始讨论建立联合能源、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可能。贸易关系也反映出区域关系的复苏。例如，2018年，该地区各国之间的贸易额达122亿美元，呈现出35%的年增长率。
这一年的大事件即2018年3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及将此类磋商改为年度会议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是在小范围的中亚圈子内召开的，没有外部中间人或参与者。此外，各国领导人保证，不会重走柏拉图式的一体化道路，也不会建立任何超国家机构，而是选择协商的形式进行对话。
早在2015年发起的“C5+1”对话平台和去年通过的欧盟中亚新战略，美国就并非偶然地融入了重启中亚区域化的进程。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获得了一个额外可以通过与整个区域建立合作来加强自己区域政策的机会。多年来逐渐淡化的“中亚+日本”对话机制，也在新节奏中开始发挥作用。印度和中国也开始对这种形式产生兴趣。2019年1月，首次“印度-中亚”外长对话会议在撒马尔罕举行。2020年7月16日，“中国+中亚五国”首次外长会晤以视频形式召开。
区域离心力
但在第一次令人愉悦的睦邻表现之后，该地区国家开始遇到首批问题。在经历10年的分裂之后，将该区域恢复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并非易事。中亚思维和以“五国集团”形式共事能力的缺失影响了合作效果。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一群刚开始为同一支球队效力、在球场上还未建立互动的球员。
该地区国家继续以双边形式进行沟通仿佛更为容易。这种形式也更具倾向性，因为垂直的个人化国家体系是每个中亚国家的特点，其对话形式侧重于国家元首之间的个人关系。但历史证明，这对于该地区合作来说，基础太不牢靠。
因此，双边关系的现状继续给区域合作带来压力。政治精英们因为双边层面的争端而忽视区域议程也十分正常。例如，土库曼斯坦总统因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冲突缺席首届中亚国家首脑峰会。而原定于2019年3月在塔什干举行的第二届峰会，也多次被无限期推迟。
原因之一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边境局势升级，以及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过境冲突。有意思的是，五国元首尚未正式会面，因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错过了在塔什干举行的会议，取而代之的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虽然后者在会议上受到了足够多的重视，但他没有签署文件的法律权力。
围绕乌兹别克斯坦和欧亚经济联盟展开的长篇故事也是一个严峻挑战。从形式上看，塔什干加入该组织的可能性不违背中亚对话进程。然而，这与莫斯科在2005年企图用自己的欧亚议程取代中亚地区议程的行为非常相似。乌兹别克斯坦全面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将使该地区参与到宏观区域政治进程之中，使中亚矢量再次被置于次要地位。
所有这些问题使区域合作的实质沦为意向声明。但目前还没有谈到任何实质内容。区域交流的形式还没有找到稳定的节奏，也没有明确的中期行动计划。因此，尽管官方言辞友好，但政治精英们远未自认为是整个地区的代表。他们仍然难以开始共同行动，双边关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不仅偶尔升级，而且阻碍了地区级别的接触。因此，恢复该地区认同的进程停滞不前。
另一个事实也清楚表明了区域议程在边缘徘徊。自冠状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该地区各国举行了多次双边磋商，并参加了各种宏观区域平台（独联体、突厥语联盟）的在线会议。然而，它们从未在中亚五国集团的框架内组织过相关会议。
以C5为中心的合作模式
振兴区域对话的有效性取决于对上述挑战的解决方式。中亚国家政治精英们越以“五国集团”形式与第三国建立关系，在本地区的国家社会层面建立越多的联系，2017年启动的一体化进程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用体育术语来表示，这种形式将有助于区域内国家在球场上配合默契、相互理解。
在这方面，专门针对中亚或在该地区组建的平台的作用正在增加。因此，“C5”或“C5+……”的模式结构应成为本地区各国相互合作和对外合作的典范。这种形式的定期接触，将使政治家们能够将地区思维融入到国家层面。
同时，也要警惕各种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喜欢的制度化的诱惑，或形成一个注定失败、虚假的一体化机制。应着重强调各级协商平台（国家元首、部委负责人、社会层面）的功能。这些平台的有效性将降低双边关系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作用。此外，从长远来看，它们本身也可以成为解决该地区各国之间最尖锐问题的场所。
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议程是否变得更有内涵，是否侧重于发展具体的长期区域项目。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今年将举行/取消的第三次国家元首峰会。然而，像过去一样，举行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就不再被认为是成功的——与会者的组成和最终协议的具体性十分重要。
而“C5+”模式将巩固五国集团之间的合作习惯，并提供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同步其行动的机会。对于外部参与者来说，这种形式将成为该地区统一、需要将其作为一个统一地缘政治空间来建立关系的信号。
在参与一体化结构方面，如今，中亚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该地区部分国家正处于经济和军事政治深度融合的状态。顺便一提的是，这也是支持关注对话平台而不是启动任何形式的一体化结构的另一个论点。这种现状不太可能在未来改变。但也不应该阻碍区域议程的制定。维谢格拉德集团（V4）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在加入北约和欧盟后，继续协调自身行动，以便在多边形式中拥有更强有力的谈判地位。
只有在中亚回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界内的地缘政治世界版图之后，区域合作才有可能复兴。这取决于它们在争夺投资、项目、运输走廊等斗争中是否只把对方视为竞争对手。如果这种迂腐做法被“对区域发展采取综合办法更为有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认知所取代，中亚重返国际议程的机会就将大大增加。
来源：斯坦雷达
编译：刘若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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