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其阵势令很多朋友颇为惊诧。
一方面，上一次2006年展开的打黑除恶专项工作，是中央政法委牵头，而此次上升到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这意味着中央对打黑的重视程度，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并整合政法、纪检、党务、行政等多系统合力解决。
另一方面，以往这种大型专项活动，普遍会事先进行舆论造势，而此次“扫黑除恶”仿佛凭空出现，这也意味着，中央对扫黑除恶不仅重视，而且还“分秒必争”，甚至来不及去做舆论铺垫。
但是与重视、着急相对应的是，据官方调查，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不断提升，从2012年的87%上升到2017年的95%，甚至由于近年来欧美频频的恐袭事件，广大网友纷纷评价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在治安良好的背景之下，国家为何还要如此重视并着急，开展这一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呢？
我想，作为政事堂的长期读者们，一定都会知道答案。
最近几个月，政事堂集中写马云和刘强东，写权威人士和体改系统，写钱宝和比特币，甚至写东北和房地产，但是文章的重心，只有两个，一个下乡扶贫，一个是金融杠杆。
甚至在前天解读权威人士达沃斯的文章中，也写到：扫黑除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农村打赢土改释放生产力，一个是在城市打赢金融战提升生产率。
时间所限，今天的文章，先重点讲一下在农 44 30010 44 13250 0 0 8779 0 0:00:03 0:00:01 0:00:02 8774打赢土改释放生产力。
为什么将2006的打黑，升级为2018的扫黑呢？
大家通过10年前的那波打黑就能明白，任何黑社会背后都有保护伞，如果只打黑不扫保护伞，那么在保护伞的支持下，黑社会迟早就会再一次复燃。
所以，今年能够打黑升级为扫黑，其根本是在过去五年的深度反腐过程中，打掉了涉黑“保护伞”在中央的“保护伞”。
就像刚刚结束的中纪委十九届二次全会上明确提出，“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保护伞’”。这也更意味着，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政法系统，而是直指地方党政系统。
把最近几年“最关心困难群众”、“振兴乡村战略”、“精准扶贫”和“扫黑除恶”放到一起，就会明白，在十九大上，将扶贫脱贫列为我党的头等大事后。那么“扫黑除恶”和重建基层党组织，自然会成为我国未来五年的重中之重。
所以，将扶贫脱贫列为我党的头等大事的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就联合下发“扫黑除恶”，其目的，就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制度和政商环境入手，重新整顿基层吏治，再引导资金进入中西部进行扶贫和城镇化。
这是一项必须的工作，倘若在“扫黑除恶”之前就去振兴和扶贫，一个负面的例子，就像2004年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大量的中央资金倾斜，并对辽宁和吉林的班子空降主要领导，可结果呢？
糜烂的基层党组织，与黑社会勾结的官僚体制，将中央投入的资金全部榨干，东北不仅没有成为国家预想的新经济发动机，反而在“振兴”后开始大幅拖国家后腿，欠了八辈子都还不完的债。
虽然大家都喜欢黑东北的腐败和黑社会，但是如果拿中西部，尤其是中西部村镇，来和东北相比的话，恐怕政商环境还远不如呢。要知道自古皇权不下乡，中西部尤其是农村，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村霸”和“乡绅”手里，而不是党的手里。
可想而知，如果不整顿基层吏治，不除掉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国家对中西部的投资，和东北一样，唯一推动的就是海南的房价。
所以，中央在振兴中西部之前，必须要吸取当年振兴东北的教训，在中西部大规模投资之前，必须先“扫黑除恶”。因此，这也是“扫黑除恶”为什么会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并被迅速推动的最根本原因。
而振兴中西部和城镇化，究其根本就是释放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
人口红利方面，一方面能够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避免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流失，维持国家完整的工业体系，避免美国日本工业空心化。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在2018年正式结束，届时内需将大幅下滑，只有推动农村人口进城，在“住房不炒”之下，没有房贷压力的他们才能继续拉动消费，并提升人口出生率，避免欧美国家靠接纳移民解决内需和人口下滑。
而土地红利方面，国土部部长前几天的公开宣布，国家不再垄断土地供给，将释放农村集体土地。这也意味着，大量廉价的土地将越过18亿亩红线，涌入土地市场，这将极大降低工业和房地产的成本，而土地进入流动市场，更是将极大的增加全民的财富。
但是，在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过程中，无论是拆迁还是土地出让，伴随着大量的红利释放，必然会再次出现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官员和开发商、黑恶势力勾结再次出现。
倘若不能建立好基层党组织并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城市化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一方面，各级官僚将通过各种手段插手利益，地方黑恶势力势必借此膨胀；另一方面，巨大利益的牵扯势与纠纷，很容易导致农村大规模的动荡。
要知道，历史上每一次释放土地红利，都伴随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这种大杀器绝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
正是始皇帝、王莽和桓灵二帝激进的土地政策，给了刘邦、刘秀、刘备祖孙三代地方豪强（黑恶势力）的历史机遇。更不要说，就是国民政府搞乡镇自治，给了湖南湘潭的书生尝试农村包围城市，也给了一群四川袍哥们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机会。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土改”之前，以“扫黑除恶”清荡地方豪强，加强党对地方的控制力。可以说是时机刚刚好，咱中央有高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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