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系”人生态度：无可厚非与适可而止。
几件事之后。我才弄懂什么叫佛系人生态度。
无可厚非和适可而止。莫过于此。
1、三个故事
我是怎么悟出来“无可厚非”这个道理的呢，先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罢工。两个月前英国大学罢工，和几个朋友一起组织维权。家里的老一辈打电话过来，说不要管这种事，注意安全，专心学习。念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十分感动。
但当反复强调“停手”、“不要管”、“学习”之后，心里很多不快。且不问别的，我首先是一个人，有了不满要说出来，权益受到损害要申张，这是作为人本身应该有的理性和自觉。倘若人生只有“学习”，那将是多么空虚。
但再不快，我也得应承着。我也知道老一辈的心里话。曾经经历过建国初期的贫困，对知识拥有无上的崇敬和渴望，却也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动乱，对政治有刻骨铭心的“身心体会”。说出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的关怀。
还是之前写过的那句老话，他们都是“为我好”的人，但他们有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判断不可能超出他们的世界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投稿。
这是面向大学生的刊物中最具影响力的杂志。曾经由某位总理亲自题词的杂志。也是直接受某部领导的杂志。
年初，和我对接的编辑跟我说，总编喜欢看怼川普、怼英国的文章。我哈哈大笑说，没问题。他们该怼的地方还真不少嘛。而我又是个立志做教育的人，这杂志又是专给大学生们看的，所以我很热心，想多写点好文章。
可当我把第一篇所谓“怼川普”和“怼英国”的文章交上去，编辑都删改了很多。我也没在意。
后来我把那篇“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见“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谈英国61所大学联合罢工）谈英国大学罢工的文章交上去。却给编辑带来了大麻烦——因为导向问题被痛批。编辑只能再次大幅度删改，再三解释说文章只写“英国留学生没学上很可怜”，才勉强被总编通过。那时候我说，以后我还是按照我的意愿来写文章，就麻烦编辑姐姐按照总编的意思来剪裁吧。
再后来我把第二篇“怼川普”的文章交上去，总编不通过了。那时候我才明白，我和总编所谓的“怼”，意义并不一样。我以为，川普执政得分两面看，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来说还是好事，因此文章里暗含“似贬实褒”的语调，所以我的“怼”，只是调侃。但那时候我明白，总编大人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贬，按照总编的要求，我只能去丑化川普、恶化川普，抨击美国、痛批美国。
可我想的是，以这本杂志的威力，一篇文章，千千万万的大学生都会看到。一个人的“口味”决定一个宣传系统。那该是多么强的“导向”力量。那时候感觉很恐怖。
后来我跟编辑说，以后怼川普的文章我就不写了，我写点文学类吧。
编辑回复说，辛苦了。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微信公众号。
一直觉得公众号的出现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张小龙提出的口号，“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实在是了不起。这个口号了不起的地方，我不敢讲太多，但它真的了不起。
我的公众号只是用来发布自己的想法。之前是写在QQ日志里，但后来发现用QQ的人太少，才想着转战微信，建立自己的公众号。
起初，关注者不过百，都是我的好朋友们。我发出来的个人想法，他们同意的，就是朋友之间的共识；他们不同意的，和而不同嘛，笑呵呵地讨论一下也就过去了。
现在不行了，关注者超过五百，且大部分都是陌生人，有些连网友都算不上。却都像“逻辑纠察队”一样的存在。十句话里有一句说的不顺意，都要认真排查。而有个别观点表达的和他们的不一样，也要针锋相对地点出来。
平常亲友之间的讨论，像是聊天一样，往往是求同存异，舒服，且安全。但有些场合下和网友的辩论，却像要致对方于死地一样，他说了十点，就算是只有一点不同意，我同意的那九条我不管，我也是要顺着这不同意的一点争论下去。真所谓“求异的辩论”，有时候分不清是想辩，还是想赢。不知不觉，我想随便表达个观点变得越来越困难。
起初我以为观点的表达只是受到微信平台敏感词检索系统的限制。现在我发现还有别的限制。不在于我们有不同的观点，而在于：因为不同的生活经历，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不同的看法，就一定要分个高下、拼个你死我活吗？
所以我最近学会的一件事就是，不争论。
2、谈谈“修宪”
三个小故事我讲完了，现在讲一个大故事。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如果发不出去，把这一节彻底删了，这篇文章照样很完整。
这个事情前段时间反响很大。几乎批判的声音一边倒。
和几个要好的朋友聊天时，一个好朋友说了一句，凡是听了这事就急着要出国的人，只是脑子一热。
另一个好朋友说，这次会议其它的重大变动还很多，这件事其实没有特别重要，只是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个上面了。
还有一个好朋友说，中国政治伦理的内核几千年都没变过，这件事只是表象，只算是临时调整，没必要挖掘太多意义。
我说，这事得五五开，我能举出五个好的地方，也能举出五个不好的地方。只是拥抱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已，这事我不站边。
但这只是我和我多年好友们私聊的情形。但是其它大部分场合，比如公开谈论，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说一句，这事没那么严重。肯定有很多人说我盲目乐观。
如果我说一句，这事太严重了。也有很多人压根不让我说。
后来我掌握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一边说着自己的观点，一边观察对方的反应，要是对方听我褒扬的时候无精打采，却在听我痛贬的时候来劲了，最后我一定会加一句，对对对，我也觉得不好！反之，要是对方也觉得，这事无可厚非，我也一定会加一句，对对对，没啥大不了的！
这真是十全十美的法子。天啦，我什么时候竟然也学会了说假话！
后来也有人说，好，你举出那五个好的地方。然后当我认认真真举出来，他们立刻言辞激烈想要一一驳倒。那时候我才明白，他们并不是来听我的意见的，是来给我洗脑的。他们让我说的目的，只是为了来驳倒我——您这“欲擒故纵”可真高明啊！
还有一位，我和他聊过这个问题，他跟我聊的时候对我说的话各种针锋相对。后来看到他在某个微信群里大发议论——咦，这不是我的观点吗？等到群友们夸他高见，他连发几个拱手表情连说“谢谢”——您这“抛砖引玉”可真高明啊！
可我竟然同时发现，我对他竟然没有多少厌恶。只是告诉自己，交浅别言深。天啦，我是不是成佛了！
3、无可厚非
去年，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位老师说中国不过是一个baby state，这是句实话。但语气中透露出些许轻蔑。后来想到，她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马上就会成为大英帝国某一流大学的荣休教授，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她八十年代的一次学术访问，也无可厚非。
看看人口吧。
2012年中国人口已经13.5亿，四舍五入，已经算是14亿；而2017年底统计结果是13.9亿人，逼近14亿，口径还是“13亿”。要说去小数直接取整，这也说得过去。然而对于世界人口，2013年就已达到70亿，但很多场合人们提到世界人口，还是60亿。
他们可能不知道地球人口早已经70亿，他们也可能已经习惯了说60亿。但你能怪他们吗？就像让子弹飞一会，真相的传播、被接受也是需要时间的，让真相飞一会吧！所以还是无可厚非！
看看和陌生人的微信社交吧。
大学毕业时微信好友只有300人；出国留学，增加了100好友；这两个月因为种种缘由，又增加了200好友。现在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打交道发现，体现一个人修养的细节之一就是和陌生人的网络社交。
有陌生人会加你好友，一上来就问，听说你在英国，能不能推荐一下好玩的地方？没有一句“请问”，也没有一句“谢谢”。甚至还有人最直接，连加好友时发过来的验证消息都只有四个字，“拉我进群”。
很多人会抛出来一个问题让我回答，这个你怎么看，那个你怎么看。这些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回答得了的，甚至那个时候在做别的事情不方便回答——但他们不会考虑这些。如果你回答，就会被理解为善意；如果你不回答，在部分人那里，就可能被贴上各种标签。
我就算想发牢骚，又能怎样呢？还不是劝慰自己，小事小事，不必厚非？
慢慢也发现另一种换位思考。不仅是去体会对方的感受，还要去体会对方的想法。不仅是去考虑他今天挂科了，他可能不开心，或者她喜欢的偶像在某场比赛中落选了，她可能不开心；而是要从对方的人生经历去想——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可能不关注这个领域，所以他不清楚；他可能出生在繁华都市，所以不觉得中国某些农村会多么落后；他可能身居某个位置，所以只能按照特定的导向来说话。
一个人的宽容可以这样来衡量，当他可以为各种事情“找到”理由安慰自己的时候，他就很宽容了。我无法严明这种宽容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但我越发觉得，当我拥有这种宽容之后，我的生活开朗了很多，少了很多戾气。
但我发现这也可能是我自己营造出来的理想国。因为社会本身还是很残酷。
4、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一百年前，胡适写过一篇文章，叫《容忍比自由更自由》。
文章里说，“一切对异端的迫害，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你容忍别人，别人才有自由。互相容忍，互相才有自由。故容忍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这个道理我到了英国之后才有了新的体会。
我曾经参加过PS21的一场假想世界未来的座谈会，当大部分嘉宾都展开对未来的憧憬时，有一位阿姨说她对未来感到悲观。当时我心里一惊，她“逆流而上”，就不怕别人攻击她吗？——但事实并没有，大家还是各抒己见。
（照片拍摄于Juju's Bar的PS21活动现场）
那时候就想，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中国，首先，没有人敢违抗群众大流的意思，当所有人都说好的时候，剩下那个不敢说不好；然后就算他真的说出来了，也一定会被众人合力驳倒，最后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都得说“好”。
但这是在英国啊，你有不同的意见，你一样可以自由表达。你表达你的，我表达我的，我不会去diss你。
那时候我想起了网络时代带来了更激烈的口诛笔伐。我也想到了不同的人口诛笔伐的区别。
举个很极端的例子。
我若说，猪会飞。假设是英国人，可能只说一句，猪不会飞——讨论仅限于观点。
若换成了某位中国网民，可能不仅要说，猪应该不会飞，多半还要加一句，“阿豪！你脑袋被驴踢了吧”——口诛笔伐很容易就开始人身攻击。至于像诸葛亮骂死王朗时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那时候我明白，中国人还是不够容忍。“不行，你必须跟大多数人一样”，“不行，我就是要改变你的想法”，甚至到最后，还很容易带上人身攻击。
也难怪鲁迅的《而已集》也写一段反面教材，“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
最后得出结论，“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曾经，我总以为言论管控都在政府层面，但现在看来不是，隐型的管控来自普通的大多数。
你说你不想买房子，只想住房车，身边人都会出来说，你怎么能不买房子呢？
你说这辈子不结婚了，完蛋了，整个社会都出来压迫你，你怎么能不结婚呢？
你表达一个观点出来，会有人说，你凭什么和别人不一样？也会有人想着修正你，又何曾容得下“异己”？
如果人们容忍别人不买房子，那么不买房子的人就自由了；如果人们容忍别人不结婚，那么不想结婚的人也自由了。
所以，人人都想着改变别人，则人人无自由；人人容忍别人与自己不同，则人人有自由。
之前看邓晓芒老师讲“中国的后现代”，现在我觉得我得给邓老师写信，告诉他后现代可以搞，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还不适合搞后现代——后现代强调多元性、复杂性，中国还有那么多想要束缚你的东西，有很多底线不能碰，有很多规矩必须遵守，怎么允许你多元？
而另外一个极端，后现代很容易成为人自以为是的理由。各抒己见可以，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然后强行想去扳倒别人，那只是舆论暴力。
所以这段时间就在想，中国的确还只是发展中国家，依然在搞现代化建设，至于精神思想文化层面的后现代，先不要谈。
至少，后现代的两个基础，一个是人民互相包容的自由，一个是人人都能理性思考，中国距离它们都还很遥远。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事情，家人的絮叨也好，杂志社总编的导向也好，微信公众号的攻讦也好，其实都是无可厚非。
其实吧，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或许也是无可厚非。
5、我眼中的中国教育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中国教育问题出在哪？
当然，有位老先生也问过我，我回答了一句让他老人家哈哈大笑的话，我说，“中国教育问题本不是问题”。
老先生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又不像是在开玩笑，就问我，你解释下？
我就说了一句话——“因为中国教育问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不可反性”，老先生会心一笑。
是的，既然它必然要发生，大现实又挡不住，那是个必然过程嘛，没毛病。我在那四十万字《论中国教育》里讲的其实就是这一句话。
中国教育的所有问题在千百年前早已存在。更何况，今日所有问题的内在病根，如思想文化、教育哲学、人文伦理等，在古代都已经埋下。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必然性”。
放在现在，重重阻力。很多问题原本应该用体制上的原则予以解决，到后来只是局部的人事调整。然而大势已定，换了谁来，无论当事人的好坏，顶多微调，无法根治。执政者到头来“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还要充当社会情绪的靶子——所以上至当局，下至百姓，无不成为今日中国教育的牺牲品。最终造成中国教育“现实的不可反性”。
所以，千万不要把中国教育问题看作是单纯的教育问题。中国教育问题，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中国问题。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中国教育领域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在其它任何领域找到类似的问题。学术腐败，哪不腐败？博士跳楼，公务员跳楼的也不少吧？农村学校难，农村医疗也难啊。
而实际上，今天社会远比古代社会开明自由，便亲手撕下了封建时代为之苦心经营的“正当面具”，不敢说破的“不正当性”终于被说破，最大的变化还不在于社会事实本身，但社会情绪已经怒不可遏。
很多人问我觉得中国教育问题出在哪，我很想这样回答他。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万花筒一样的问题，可我给出的却是非主流的答案——这样的回答可能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并且，更多人关注的是这个问题之外的问题，比如，教育产业好赚钱，来吧，我们来当第二个俞敏洪；也比如，来吧，苟富贵，莫相忘，将来发达了别忘了我啊；再比如，来吧，我们来联名发文章吧！
——我能说什么呢？
——可这就是社会现实啊。
有了佛系人生态度之后，看什么事情都觉得无可奈何，无可厚非。
却也渐渐觉得无能为力，面对社会逐渐有一种无力感。但我觉得要把这种无力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所以这就是适可而止。
6、适可而止
前段日子看《水浒传》，有了很多新体会。
其中之一就是鲁智深的人生态度。
他其实从没有给自己的人生规划什么特别明确的目标，没想着任何功名利禄。一生只求快活，惩恶扬善。“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洪而止”，人生的起承转合都凭机遇造化。
而直到圆寂的时候，才明白生命所归，“一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钱塘江听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好一个“今日方知我是我”，他直到死的时候才明白自己生命的意义，他一生不求名、不争利，他靠着豁达的天性，善良的本性一路走下来，一生杀人无数，却也救人无数，所到之处，福泽众生，“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相反，金圣叹评价林冲，“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将来也会这样，“琢削元气也不少”。
大四时候出去实习，透过实习经历能预见到将来我人生之路上必然会遇到的三个主要矛盾：“如何在同化力极强的体制中保持自我，如何使认识水平较低的人群能够理解和接受高水平的见解，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少走弯路，这三个矛盾都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布满文化沙漠的国家改变中国教育。”
这三个矛盾，直到现在，我依旧认为这是想要改变中国教育必须克服的核心矛盾。
可从前的我是，意识到登天之难，自己还要努力登天。
可最近经历的很多事情，经历了很多迷惘、挫折、犹豫不决之后，开始重新反思文哥在年初时候问我的一个问题：鲁迅的事情究竟做成了没有？
鲁迅发现了国民的劣根性，也提出要“立人”，但是如此艰巨的任务。鲁迅只是写了写文章，就过世了。但是鲁迅的事情做成了没有？
他的文章，鞭辟入里，成了整个民族的文学典藏，成了青年们研读的经典，更是成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作文题。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国民性在演变，越来越多的人在成长，国家在向前。所以鲁迅的事情究竟做成了没有？
我慢慢意识到，我没必要亲自去做这件事，发现它，描述它，交给后人，交给时间和历史，去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当时看《无问西东》，有一个情节非常触动我。沈光耀打算从军，沈夫人不远万里来到西南联大，想劝阻他，并告诉儿子，不让你从军，并不是因为你是独生子。而是：
“因为我们想你，能够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和你喜欢的女孩子结婚生子，能够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这话太耳熟，我的母亲形容我像是个苦行僧，我的家人们和我说过很多次：希望你轻松一点，不要这么累地活着。
大三时和老铁在机房里，老铁说，不要过刚，过刚则易折；
三个月前和文哥打电话，文哥说，体会人生情境的复杂性，体会社会运行的规律，悟道；
一个月前老铁打电话，我说，拥抱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半个月前跟好朋友聊天，她说，像是“看山是山”突然“看山不是山”，比之前圆润了。
上个星期跟我哥聊天，我哥说，能够拯救自己就会拯救很多人。
也是上个星期跟女老铁聊天，我说，人生要学会适可而止。她说，你变得圆融了。
很多人都说，李怡豪你变了！这还是我之前认识的李怡豪吗！
天啦，这还是我吗？
7、我只想温柔地活着
或许我真的变了。而且变了不少。
若问我留学快一年究竟学到了什么——外界可能只关注学业，但对我来说，留学让我更加明白：人性是多么复杂，社会是多么复杂，世界是多么复杂，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无法用成绩和金钱来衡量，但却证明，我再一次意识到从前的自己是多么天真肤浅，却也证明，我比从前的那个我又成熟了一点点。
茨威格说，一个人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人生科学研究的使命。
这是我最大的幸运，在12岁就把中国教育确定为自己奋斗一生的方向，把全部生命力量集中在这一个点上，厚积薄发。养成了今天的这副精气神。
到今天，十年过去，我22岁，这个方向依旧不会变。但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值变了。
现在，我只想，温柔地活着。
我已经：
读过很多书，想法逐渐通透。
走过很多地方，视界不断明朗。
出来留学，不小心练就一手很好的厨艺。
懂得爱人和被人爱。
有一群很棒的朋友在身边。
聪明到能够看到世界的阴暗面，却又乐观到不被阴暗所困惑。
既有胆量做事，也有手段自保。不会轻易被同化，也不会轻易被撂倒。
——所以，我能够温柔地活着。
然后吧。顺便去做一些有助于中国教育的事情。
曾经，我在20岁时清晰地规划出“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从我12岁开始到22岁，探索中国教育的问题根源，认清本质；
第二个十年，从22岁到32岁，去学习和摸索能够改变中国教育的方法；
第三个十年，从32岁到42岁，甚至直到“老之将至”，投身解决。
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我庆幸自己有了新的人生态度。无可厚非和适可而止。有了这样的人生态度，才能更加从容地往下走吧。
所以，请那些好心劝阻我不要趟这摊浑水的人，不要太担心了：
该收手的时候，我会适可而止。
谢谢你们。
（照片拍摄于伊斯坦布尔 Hagia Sophia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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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公号主人，他：
12岁立志改变中国教育
18岁67天骑车环游中国
20岁40万字《论中国教育》
21岁留学伦敦专攻教育政策
并拿到剑桥博士录取，专攻教育体制改革方向
现在期待遇到能够一起思考、一起发声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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