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教育改革只可能发生在20年之后
一直有人问我那本《论中国教育》哪里能买到，但实际上它还没有出版。
我原打算等去了剑桥之后，在读博期间将其修订出版，但剑桥的最终录取出了些问题，目前打算gap一年，让自己沉淀沉淀，所以出版的计划只能暂缓。
而刚好自己也有了公众号，就不妨以推文的形式介绍一下我书稿的最后一章，谈一谈我对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根本看法：真正的教育改革只可能发生在20年之后。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发生”，一个是“可能”。
“发生”，是指这场改革终于不再是“假设”或者“提上日程”，而是实打实地进行，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所以，这里讨论的不是“教育改革怎么改”的问题，而是“教育改革能不能发生”的问题。
而“可能”，是说拥有这个可能性，是说在我看来，真正的教育改革在20年之后才有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说20年后就一定能迎来教育的大变革。所以，这里讨论的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给中国教育的改革创造怎样的环境，时代的发展能不能给教育改革带来机遇？
所以，中国教育改革表面上是一个教育问题，但实际上更是一个中国问题，需要对中国当下的大环境进行非常宏观的分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大胆地预判。这也正是我思考中国教育往往更关注中国整体社会环境的原因。
1、何为真正的教育变革
从当下考虑，“真正的教育改革只可能发生在20年之后”，换个说法也就是，真正的教育变革不可能发生在现在。
有人会问，现在高考不也是在改吗？——把语文试卷改为200分满分、英语改成100分、把物化生政史地改为选考等等，这样的改革举措已经不少。
但问题是，如何去定义“教育变革”，究竟“改多大”才算是“变革”？
学术上的定义有很多专家研究过，这篇推文也没必要深挖定义。从我们基本的认知来说，当年的土地改革，把土地的所有权从地主手里拨给农民，这叫改革；改革开放时代，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也叫改革；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也叫改革。
所以，把语文试卷从150分满分改到200分满分，这叫改革吗？——这的确也改了，但从实质上，更像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微调，而没有触及本质的变化。
而对于把小科改为“选考”等，的确也是改革，但显然，这种程度跟我们大众所期待的教育改革还是相差甚远。所以我在写这一小节时，刻意把小标题把“真正的教育改革”修改为“真正的教育变革”，以免混淆视听——不管怎么说，中国教育的确在改。
那么，究竟何等程度的改革，才算是中国教育的变革呢？
两年前我大四的上学期，曾和武大一位老校长探讨过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中国教育改革“五纵三横”八大板块。
从学生成长的时间轴提出“五纵”：高考改革（瓦解应试教育），大学招生和专业选择（促进个人觉醒），课程改革（以通识教育立人），学生服务（以服务代替管理），科研创造（平衡教学和科研）。
又从学校之间的横向关系提出“三横”：大学联盟（一流大学建设），大学系统（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基础型大学三类大学的宏观设计），而最后一个，我们换个平易近人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大学决策科学化。
当然，这八个板块只是我自己归纳和设想的偏向高等教育的部分改革板块，真要改革，肯定还远远不止这些；我在这是想说明一场中国教育改革所需要的程度。
2、中国教育财政经费的基准线——“4%”
谈论中国教育，几乎绕不开“4%”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
早在1993年，国家即制定标准，要在2000年以前，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说白了，就是国家的教育经费要占到年度GDP的4%。
近20年过去，幸亏温总理下死命令说不能再拖了，必须要把经费投入提到4%线上，在2012年，中国终于实现了这一本该在2000年完成的目标。
（截图来自新华网）
因此人们指责中国不重视教育，但这样的指责根本不能撼动决策核心。
我在自己的多篇推文里写过，只要中国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那么精神层面的发展就不会太当一回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重点是物质建设，且必须是物质建设。
教育固然重要，但统筹兼顾只能是理想，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做到。
因为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两个手同时写字，财政必然有重点，执政必然有先后。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教育财政上不去，而根本性的教育改革也来不及做。
所以，没有尽早地提高教育经费支出，是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遗憾，但这个遗憾却无可厚非。毕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先搞经济，然后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搞教育——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逐步发展的必然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过于指责。
3、中国教育目前的重心在农村
而对于中国教育，发展也有侧重点。依据我个人观察（欢迎师友们指正），最近的这几位教育部部长，2003年至2009年的周济部长，更多专注义务教育；2009年至2016年的袁贵仁部长，更多专注农村教育建设；而对于最近上任的陈宝生部长，“双一流”则是其最新的贡献。
我在伦敦国王学院的硕士专业就是教育政策，老师强调要区分不同类别的教育政策也是分等级的，中央政府统一发布的宏观规划，由教育部或者国务院签发的专项令，由地方政府继续下发的具体政令，这三种政策，哪种更接近实际效果？
毫无疑问，越往后，越接近实际效果。
中央政府制定的最高层次的规划，就算上面写着各种“统筹兼顾”“迫在眉睫”“亟待解决”，这也干、那也干，也只是理想状态；真正能在社会中产生实际效果的，还是去看看教育部下达了多少具体的专项部令吧。
那么，去教育部官网搜索一下关键词，就会发现还是“农村”居多。
所以能发现，中国教育近年来发展的脉络和现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是一致的，缩小城乡差距，缩小东西部差距。
中国教育发展的第一重点还是农村教育而不是城市教育；在现在的实际操作中，强调教育公平更甚于教育效率。
所以李一诺的“奴隶社会”公众号最近刷屏的一篇文章《中国的教育，需要回归常识》说，中国教育4%的财政投入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我猜她可能没去过农村，或者没有看过财务报表。
而对我来说，我去年四月时，曾经在武大图书馆翻过中国教育从1997年至2016年所有统计年鉴。
（拍摄于武汉大学图书馆）
顺便说句题外话，李一诺对中国教育的认识，有她自己独到的地方，她对中国教育的见解，也借由她的社会影响力而备受瞩目。但有一点，她同时作为“一土学校”的创办人，她所推出的文章难免会呼应她的商业模式和办学理念；而她那篇文章所使用的题图都是一土学校在故宫的开学典礼，所以她的文章是有导向的，一篇非常成功不露痕迹的软文啊。
综上，根据这些判断，在现阶段，中国教育的工作重心依然是在协调地方间教育发展不平衡，要先把短板补上，先把迫切的问题解决掉（比如用“双一流”取代“985”），而不是开启一场大改革。
4、中国发力教育，但未必改革
而比较幸运的是，4%这个数字成功稳住了。从2012年保持至今，也被誉为近几年教育事业的成就之一。
但实际上，在现阶段，4%这个数字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具有太多的参考意义。
因为这是教育支出占全国GDP的比例，而不是教育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例。
从道理上讲，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总支出本身占GDP的比例就偏低，那么这个数字肯定也就偏低。
而尴尬的是，因为4% = 教育经费 / 全国GDP
如果这个国家追求过高的GDP，那分母越大，这个数字就越小。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大家都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么衡量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我们不妨直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比例高达15%，是政府财政支出中比例最高的地方。
很多人肯定会惊讶，原来我们国家在教育上投了这么多钱啊。
是的，我们国家财政总支出偏少，但在偏少的财政支出中，教育这几年逐步占大头。所以，前些年，这个“4%”的确能说明中国在教育上投入少；但是，在这几年，这个“4%”不能说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少。
和美国对比一下就能看出，美国的2016年财政开支大头在社会安全和就业、医疗卫生、军事，可以说，美国的财政支出重点在于保障民生，中国近几年的财政支出开始注重教育，培养人才。
所以我们能看到中国近几年来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但前面说了，中国教育重视公平更甚于重视效率，目前的重点是要把教育的短板补上，而未必是改革。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超越美国只是十年之期，中国经济增速就算按6%算，美国按3%算，参考两国GDP，我们自己列个方程式就能算，
12 *1.06 ^ n = 19 *1.03 ^ n
这个方程式解出来，n差不多是10。
但就是在这个上升阶段，西方各大势力版图都在暗潮涌动，中国将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国家政治和经济必然是首当其冲。
在这个时候，应了那句老话，“稳定第一”，一切都是为了大局，思想高度一致，意见严格统一，不允许质疑，不允许辩论。像教育改革这么牵动你我他又容易引起争议的大事，怎么可能放在这个时期做？
所以说，发力教育是为了储备人才，但不是为了根本性的改革。教改这件事，至少在未来十年，都是不敢做的。
5、未来二十年的三个趋势
如果说上面的讨论是从反面论证为什么中国教育改革“不可能”发生在现在以及未来十年，那么接下来的讨论是直接从正面论证为什么中国教育改革“可能”发生在二十年之后。
《道德经》里讲“顺势而为”，是说人们做事要讲究社会时代的大局势；《三国演义》里司马徽评价诸葛亮出山为“虽得其主，不得其时”；《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强调“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这些其实都在说，所谓的大变革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合适的人在适宜的时代背景下登上舞台。
所以，我从20岁开始意识到，中国并不是缺少能引导教育大变革的人，而是进行教育变革的环境还没有成熟。
但若以二十年为期，时代的发展渐渐能为这个人开启发挥作用的窗口。我目前所能发现的窗口有三（节选自《论中国教育》最后一章）。
第一，关于教育改革的前提，国家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精神建设为中心”转移。
从改革开放开始，八九十年代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时代，世纪初期是开始关注西部、开始缩小社会差距的时代，再到现在的“精准扶贫”是补弱的时代；如果圆满顺利的话，下一个十年或下下个十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才是是经济主题从“发展”过渡到“平衡”，是开始关注中产的时代。
而在那之后，中国的建设才有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精神建设为中心”慢慢转移，只有国家建设以精神建设为中心，社会关怀才会从基本的物质生存转移到较高层次的精神发展层面，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教育或者说全民教育、立人的教育，才有可能出现。
并且，从改革本身来讲，接下来十年的经济改革会开始触动政治改革；未来二十年，或许是中国政治改革；而在二十年之后，政治改革或许松口，方可容许教育体制改革——这就是“二十年”的意义，也是教育改革的前提。
第二，关于教育改革的可行性，网络的出现逐步打开民主的另一扇窗。
波普尔曾经提出当代民主的另一种可能性，实现民主的重点不在于选举和决策模式，而在于反馈调节——不在于从一开始就做出多数人参与并同意的决策，而是在决策后根据多数人意见进行调节或修改。
一定程度上，网络的出现正是给这种反馈提供一个窗口，人民的意见可以通过网络舆论得以体现，媒体成为采集民意的平台，进而化身意见领袖，舆论压力促使当局解释和调停，由此造成先决策、后讨论、再调整的运行机制，姑且称之为反馈式民主。这样，决策的科学性将大大提高，还伴有诸多其它的好处(略去)，由此带来改革的可行性。
第三个，关于教育改革的“土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将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和群众理性。
南京大学的董健老先生强调“启蒙理性”，认为中国缺少启蒙，而现在好多社会问题最后都归结到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今日的大学，无论遭受多少批评，正在“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群体是一个事实。大学作为社会新旧文化的共同体，其作用就在于清流洗浊流，以“清流”对抗社会熔炉，文化糟粕必定逐渐消释，群众理性必定随着受教育者质量和数量的提升而提升。因此教育普及和大学扩招，一定程度上起到“启蒙运动”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当群众理性和觉悟提高时，群众之间必定会更加理解和支援，从而诞生鲁迅所谓的“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余秋雨所说的“苏东坡”就不必“突围”，人们可以“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在国家走向完善和民主的道路上，一切都大有可为，又岂止教育。
所以总结起来，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农村教育、师资培养、教育公平，需要修补的地方还多，轮不到大范围的教育改革，而这个时期国家必须维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不允许这样的教育改革。
而在至少二十年之后，在中国解决了一系列问题且时代环境背景成熟之后，国家和社会才可能逐步把注意力放在教育领域。在那个时候，教育改革才值得期待。
我从12岁立志改变中国教育，到现在思考中国教育已有十年，起初我以为教育改革只是单纯的“想不想”的问题，直到20岁时豁然开朗，开始从宏大的社会历史观里思考，意识到中国教育问题的“必然性”和“不可反性”，修改完成四十万字的第四版的《论中国教育》。
从那以后，我的思考从单纯的“应然”层面的思考转到现实中的“必然”层面。
我也慢慢明白，仅仅思考“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是不够的，还要去想想“这个国家不得不怎么样”，把“应然”和“必然”结合起来思考，才能脚踏实地而放眼未来。
至少在我目前看来，中国教育短期之内不可能有大变革的，这个大变革只能发生在很多年之后，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是现阶段的中国有别的事情要做而已。
所以，面对现在的中国，与其感伤世事，不如认清现实。
哭天抢地说中国病了中国疯了，没有意义。
从杂乱的世相里找出可能通往未来的轨迹，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最后附上曼德拉的一句名言结尾吧。
至于公号主人：
12岁立志改变中国教育
18岁67天骑车环游中国
20岁完成40万字《论中国教育》
21岁留学伦敦国王学院 并拿到剑桥博士录取
另有各种奇葩人生经历
现正在Gap Year中，欢迎交流
往期精选：
更多详情，请关注本公众号（一毫厘，ID：yihaoli_）。
如有意加入“一毫厘”读者群，可直接联系本人微信：LYH18745，并附上简单自我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