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我理解中国的十本书和一些思考角度

笼统来说，对中国的研究视角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内而外，追根溯源，从儒释道法挖出中国内核；另一类是从外而内，横向解剖，用现代社科理论模型直接解构社会事件。

而从国家的具体方面来说，理解一个国家必然先看历史；要想理解当代中国必然先看党史；要认清历史中的来龙去脉要看思想史；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当然要看农业问题；政治和经济自然更不必说。

接下来就用这个顺序，盘点一下帮助我从多个角度理解中国的十本书，顺便梳理几个思考角度。

全文九千字。

1、用中国看中国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一生著作不多，最有代表性的有两部，一部《叫魂》一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前者成为无可非议的标杆，后者却留下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叫魂》中，孔飞力用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的手法来写中国的封建社会，仅凭一个妖术事件透视乾隆年间的人间百态，再加上笔法生动，可读性极强，真可谓“给史家添材料，为文学开生路”。乃至其弟子卜正民以同样手法写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足以见到《叫魂》的学术魅力。

而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学术意义更加重大。

当费正清、列文森等西方第一代汉学家秉承“西方中心论”，认为“中国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以及“儒教已死”，孔飞力作为费正清门下弟子，却反手一个回击，从中国本土挖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以魏源和冯桂芬为代表，前者鼓励朝廷广开言路，允许更多文人参政并公开议政；后者几乎是从制度上设计“平权选举”，争取包括秀才在内的广大中下层精英分子参政。

从结果来看，这些提议固然遭到打压。但关键是，这个思想萌芽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多大影响？

按照葛兆光的“一般民众的思想史”分析，精英阶层的思想很难下达民众。但是，魏源的思想有没有冲击中国的精英阶层？

当康有为写作《孔子改制考》，他的灵感有多大程度上是来自魏源对《诗经》中“大众参政”的解读？

再后来，孙中山、陈独秀宣传民主思想，是将其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引进中国，还是将其作为本土已有思想的印证和规范化？

而从实际操作层面考虑，孔飞力考证过1843年湖南一处的抗税暴动，其间清政府试图直接跨过地方官员控制地方财政的作法，和一百多年后的“打倒地主、农村集体化、中央直接发动群众”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那么扩大说来，新中国建立的新体制，到底是基于外来的马克思阶级理论，还是中国本土政治传统的一种延续？

根据传统史学的观点，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西方思想开始大量传入，因此就以为中国近代化全然是西方“到来”的结果，以为思想都是人家传来的，制度也是根据外来思想建立的。

但是孔飞力讨论“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其实是想举出另外一种可能性：思想或许是自己本土就有的，外来思想只是一种更好的包装；而引用托克维尔的书名，中国的旧制度并没有随着大革命就立刻消亡，虽然新制度早已建立，但几千年的政治逻辑还是在新制度中发挥作用。

正是如此，《起源》一经出版，很快成为“中国中心论”的理论基础，认为无论思想还是制度都是土生土长。当然，这里肯定不是要陷入“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更不是去争论到底“谁是中心”，而是想强调，不要隔断古代和近代，也不要隔断东方和西方，肯定要注意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但也要学会“用中国看中国”。

2、跳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那么回到中国历史。

我认为，优秀的历史著作要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要跳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二是要跳出当代意识形态。做到这两点，才是真正的“求真”。

正如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写鸦片战争：

主战派高呼爱国，要把鸦片战争进行到底；

主和派一看战局不利想求和，立马被满朝文武骂成卖国贼；

后来想谈和，就把主战派的林则徐发配边疆；

中途谈不拢，就把谈判大臣琦善抄家革职；

觉得不服气，又暗下决心“先抚后剿”；

继续打，结果我大清国某部队历时大半年还没抵达前线……

所以我才觉得这本书可以改编成一部像《大明王朝》那样的电视剧——因为太写实了。

跳出“英国帝国主义罪大恶极犯我中华”的主观臆想：从军事制度、兵员素质、火力配备、行军速度等各个方面，复盘鸦片战争的每一步骤；对比和谈期间的英国文书和中国翻译，来分析语言不通带来的种种误会；再对比中西方对“战争”与“和谈”的不同理解，分析东西方思维之间的各种碰撞。

再跳出传统史书的“忠奸模式”，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言行分析告诉今日读者，那些一口一个“大国天威”主张打下去的人，可能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捧杀道光帝，大家还能夸我是“忠臣”；而那些战战兢兢想求和的人，可能并不是胆小怕事之辈，反倒是认清了局势作出了理智判断，然而却被骂成“无能”“卖国贼”遭受打压。

而等到战争结束，皇帝以“用人不善”作战争总结，将战败罪责全部推到少数臣子身上，自以为重惩“奸臣”就可以万事大吉。对旧制度不加以反省，反倒更加自以为然。满朝文武继续春秋大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来。

如此说来，中国的“奸臣模式”，的确能起到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但凡出了问题，将问题责任全部推到办事者身上，以此巧妙地解释那些“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

大三时读到这本书，第一反应是过去十几年的历史都白学了。脸谱化的人物、忠奸分明的叙事方式、英国一副丑恶嘴脸、清政府的“无辜”形象，全部被打破。由此才明白什么是“真实”。

而所谓“以史为鉴”，其实是讲现实和历史总是相似，茅海建从一个历史事件冲破传统史学观念，那么我们面对现实事件时，又能否做到求真呢？

3、跳出当代意识形态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也都是当代思想观念的奴隶。——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对主流党史而言，分析中共夺取政权无外乎两个思路，一个是工农阶级夺取胜利的必然性；另一个是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

而杨奎松着眼于国际环境从而带来第三条思路，即外部条件为中共夺取政权创造了怎样的机遇。

比如苏联如何从支持国民党转向支持共产党（从而促使国共两方此消彼长）；

如何为了维护在华利益而要求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此促成国共合作）；

如何为了保障东北利益而护送共军在抗战胜利后迅速占领东北（以此让东北处于中共控制之下）。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的英明智慧就在于能够八面玲珑站在“中间地带”，对内保证中国革命顺利进行，对外能够获利于苏联、而不受制于苏联。

若苏联政策有利于中共，则加以采用；若苏联政策不利于中国，则虚与委蛇。

当斯大林在考虑如何安抚志同道合的革命者而不得罪美英大国，毛泽东就在考虑如何应对苏联不切实际的指导、还让对方觉得自己是在言听计从？

当斯大林盘算着如何一边维护苏联自身利益，一边象征性或者功利性援助中国，毛泽东盘算着如何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捞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还能让老大哥满意？

当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国民党全面转向美国，苏联被迫全面支持中共，国共关系变成美苏关系，毛泽东即宣布问我国未来面对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是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靠近，是对冷战的一次呼应。

所以说“现代中国史必须在世界史的背景中讲述”，杨奎松这本《“中间地带”的革命》就是强调国际局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由此看清哪些是内因，哪些是外因。哪些是必然，哪些是偶然。

看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宣传。不要以为只有内因，也不要以为一切都是必然。

由此也格外佩服杨奎松先生的写作功底，处理各种敏感问题，恰到好处的拿捏，没有避实就虚也没有针锋相对，观点鲜明但也保持克制。所以做学术也如同走钢丝啊。

4、用国民党史对照中共党史找出共性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提到党史，有一位高姓教授大家都知道；但我这里想谈一位王姓教授。

很多时候，人们对社会事件的不满都会宣泄到执政党身上，认为执政党是一切社会罪恶之源，但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假设换另一个党派执政，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吗？有些政策，到底是只有当下的执政党会这样做，还是无论换了哪个政党都会这样做？

拿教育来举例子：建国后“提倡理工限制文法”的做法，南京国民政府也干过；而我们今天批评教育带有政治倾向，南京国民政府当年甚至直接把“党化教育”写入教育法。所以像“政治干预教育”这种事情，到底是某一政党的特例，还是但凡中国，历来如此？有些事情，到底是某一政党决定的，还是中国的土壤决定的？

而王奇生先生的这部《党员、党权与党争》，研究国民党是如何招收党员、如何处理党政关系、如何进行革命斗争，其实就是间接给共产党的党史提供了一部“对照史”。

如果用“比较历史研究”的手法去看国民党史和共产党史，就能发现国共两党在治国理政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有太多共性；就会明白卢梭那句“什么样的国民决定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国情决定什么样的政策”；就会意识到，【但凡是生长在中国的党派、但凡从中国社会文化中走出来的人，但凡是应对中国这样一种国情，就一定会这样干】的属于全中华民族的共性。

如果能发现这种“共性”的存在，遇到现实问题，就能把注意力从单个的党派身上转移到更广阔的地方去。

如果还能找出“正例”和“反例”，那就能看清中国从“皇治”走向“党治”过程中的艰辛和进步了。

所以我想说，思考中国问题，除了要跳出外部施加的意识形态，还要脱离我们自身的主观偏见，既不能一味地高歌、也不能想当然地批判。

但是这个问题这里只开个头，最后讲杨小凯时我再具体讲。

5、“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主要学术贡献在两方面：

一是美学研究，代表作有《美的历程》《华夏美学》；

二是哲学、思想史研究，代表作有《论语今读》《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三册“中国思想史论”，其中《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讲儒墨道法，《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讲严复康有为等，而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一是揭示从五四到八十年代“救亡”压倒“启蒙”的大趋势；

二是对重要历史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青年毛泽东等当时思想动态的分析；

三是对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转化的探索。

所以读李泽厚的书，不仅能看到20世纪的中国，社会精英们在启蒙和救亡两条路之间摇摆前进，最后生存危机压倒启蒙愿望，先救亡后启蒙，一直在革命，没来得及启蒙；

也能在只言片语中看到真知灼见：

比如评论五四以后青年一代，反抗家庭往往是出于争取婚姻自由（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而组建社团也是出于寻求新的身份认同（好比昆德拉《身份》和《无知》）；

比如评论毛泽东，许多论著的论述形式是从一般到特殊，而实际的思维过程却是从特殊到一般；

比如评论中国历史上“民主”内涵，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做主”；是清官、好皇帝去“贵民”，而不是民本自贵。

所以李泽厚的书，既有深刻而不尖锐的政治判断，也有非常强大的哲学思辨功底。

正如李泽厚自己形容，当年下放的时候抽空看书，“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仔细想想，做学术是如此，做人也是如此。

所以后来看到甘阳等人抬出“儒家社会主义”的大旗，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细一看，原来只是空壳。感叹只盖着毛选，底下没有康德。

6、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问题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

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费孝通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但往后的几十年都维持一个调性；直到1996年秦晖金雁夫妇出版《田园诗与狂想曲》，彻底颠覆才轩然大波。

在传统认识中，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就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地主剥削农民，兼并土地，所以农民要反地主。

但是，秦晖这本书告诉你：

中国农民有两种，一种佃农，一种自耕农。

对佃农来说，给地主种地，由地主豪强给中央缴税，自己本人不用面对地方官的盘剥，只需向豪强缴纳租金就能安稳生活，因此养成依附人格，反倒容易安于现状。

而自耕农是自己种地，就需要直接向中央缴税，直接面对地方官的盘剥，长此以往，有地不耕，容易成为流民。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半也都是流民造反。

按照这个思路，古代封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是来自地主，不是来自土地兼并，而是来自对自耕农的赋税和盘剥。

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只是近代农村革命的口号，真要放在中国历史上看，农民起义打的不是土豪，而是官府；说得再直接点，就是打皇帝；而封建社会里的地主豪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中产阶级”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也不全然是坏处——这也正是秦晖这本书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本书写在20多年前，出版那年我才刚出生。到现在，人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分析已经前进了很多步，《田园诗》的很多理论也得到改进。至于后来的《传统十论》《共同的底线》和其它作品，观点更加犀利，论证更加深刻。其内容远远超出讨论范围，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

秦晖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农民问题专家，有两条思路，一个是透过历史，通过几千年的农民问题透视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由此反思现代；一个是直接看当代，从当代农民问题、农村与城市关系、农村发展，分析当代政治经济。

这两个思路汇集成一句话，就是，“农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而这句话，又是一个万能的句式。

7、时间上打通古今，空间上打通东西

金观涛《中国思想史十论》

学术界有两对著名的“学术伉俪”，一对是秦晖金雁夫妇，一对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

对于金观涛夫妇，他们早年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动力和规律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

三十年前的《兴盛与危机》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有三个基本结构，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皇权若能对控制好这三个结构，使得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意识形态统一，则天下太平；若控制不好，则由农民起义重建政权，由新政权来控制这三个结构。以此往复，中国历史就在这三个子结构的平衡与不平衡之间不断循环，就是“超稳定结构”。

而面对被鸦片战争隔断的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金观涛夫妇随后出版的《开放中的变迁》用超稳定结构来解释近代革命，认为党国政权也只是传统政权的某种变构，就像开头讲到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注意党国政权和传统政权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连续性，因此就为思考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和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而在进入21世纪，金观涛夫妇的研究重心从中国历史扩大到世界历史，尤其体现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对世界四大轴心文明的理解：

中国哲学研究“道德”，研究人与人的关系；

希腊哲学研究“求知”，研究人与物的关系；

印度哲学追求“解脱”，研究人与自我的关系；

希伯来文明研究“救赎”，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

——从此站在世界文明的角度梳理中国文明的演变历程。

我大三的时候读菲利普·尼摩的《什么是西方》，一本小书讲述城邦、司法、《圣经》伦理、教皇革命和近代民主革命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西方，他在结语中写道，“我希望有一本同类著作以同样的方式告诉我中国文化构成的概要情况”，在我今天看来，金观涛夫妇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不是把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也不是争论哪一方就能代表普世，而是把东方和西方同时放在一个体系中进行思考，在这样“平等”的对比中，来看中国思想文化的构成。

只不过，看他的书务必小心，知识储备和思辨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最好敬而远之，以免被他带跑。我现在也只敢说是在体会他的思路，也就是一种打通古今中外的世界观。

而有了这个世界观之后就会越发相信：

国家特色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还是普遍的历史规律。

8、“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永恒矛盾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文章开头说，分析中国有两个视角，一个从内向外，一个从外向内。前面几位是从内向外；金观涛是一个过渡，内外兼修，既熟悉中国思想史变迁，也熟悉西方的系统论和观念史研究；而后面这几位，就是从外向内。

许倬云的《万古江河》有一个观点，当年秦国统一六国，实际上是把类似近代西欧的几个民族国家给绑在一起。

这就决定秦汉帝国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多民族，一个体量大。虽然后来秦人、燕人、赵人、楚人、吴人都慢慢融为汉民族，民族性差异不再是问题，但地方性差异永远存在。往后的中国政权其实是在管辖一个面积、人口、地区差异性都不亚于整个欧洲的国家。

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就是在这个“超大规模变量”的基础上，从“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的角度解释中国为什么“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对任何一个政权而言，一方面要通过官僚体制和大一统观念来维系庞大国家的完整性，督促地方贯彻中央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地方性差异，地方官又必须懂得因地制宜、灵活变通。

但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实践中，如果考虑到国家的“一统体制”，中央很容易管得太死，老百姓受不了，起来造反；而要想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中央就必须放权给地方，可如果管得太松，地方很容易脱离中央的控制，又演变成诸侯造反。

所以大国政治在“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中来回摆动，因此才会有朱熹那句“治国之道，在乎猛宽得中”，要在“决策统一性”与“执行灵活性”中取得一个平衡点。

可问题是，道理谁都懂，但实际操作不好办。

当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如何保证社会稳定“不起乱子”；一方面又要实际解决问题“给个说法”。这也就是最考验地方官执政能力的所在。

毕竟，比起大道理和意识形态，执政能力最能服人。这也就是赵鼎新所谓的微观层面的“绩效合法性”。

9、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钱穆写过一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区区几万字把中国历史说得清清楚楚，让人佩服不已。但又一想，钱老是根据自己惊人的学识和敏锐的思考，把历史规律非常精准狠地总结给你看，其实只是“授人以鱼”。

对我们常人来说，远远没有钱老的水平，一个社会事件放在面前该怎么分析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授人以渔”。

怀特海说，“19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一种好的方法可以规范人的思考，拓宽人的思路。但面对日常问题，没必要上升到方法论，多几个思考角度就行了。

比如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总结政治运动因素的模型：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国家结构的变化、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变化。这三种因素其实就是三种角度，分别考量各种因素的有无，就能判断政治运动的本质。好比中国内地的很多群体性事件，只是以利益诉求为主，没有涉及社会变迁和国家结构，更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因此就只是事件而非革命。

再比如对社会“上中下三层”的结构化分析，延续托克维尔和斯考切波对社会中层组织的重视，认为社会中层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避免社会上层直接发动社会底层，也避免社会底层直接面对社会上层的压力，从而加强社会的稳定性。用这样的结构去分析，就可以把日常思维中二元对立的“国-民”关系，转化为“国-中层-民”的三层关系，想想看“中层是谁”，“中层有什么作用”，思路就会开阔很多。

当然，赵鼎新这本教材内容远远不止于此，但是“政治运动”这个话题不便多言。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无论是做组织社会学的周雪光，还是做政治社会学的赵鼎新，他们都是将非常规范的学术方法运用到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如同西医一样，解剖一下，拿个仪器扫一下，分分钟就把问题分析出来。真可谓“快准狠”。

只是我最近一年的生活经历，让我从社科转向人文，开始反思，要不要把这种“快准狠”发挥到极致——而这个转变，我认为是我这一年gap生活中最大的收获。

10、到底该不该用经济学观点看问题？

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能够独立于政治之外看问题的华人经济学家，我认为只有三位：

一位是顾准，文革时受到严重迫害致死，改革开放后被公认“当代中国杰出思想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一位是张五常，以“佃农理论”享誉世界，笑称“我的11个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就剩我一个了”；个性不羁，笑谈“经济学者就是被人利用的，他要实行什么政策，就说张五常怎么讲、是支持。如果批评他有什么坏政策，就不理你了。”

还有一位，就是杨小凯。

1968年，年仅19岁，因为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十年，狱中十年自学高数，自己推导纳什议价模型和劳动分工理论；

1982年，经刘道玉疏通关系，调入武大任教，而后前往普林斯顿进修，数年间“让全世界重新估量华人经济学家的分量”；

2002年、2003年两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于2004年因肺癌去世。

这样一种绝世天才和曲折身世，加之和老校长与武大的一段渊源，让我对杨小凯抱有格外崇高的敬意。

他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用非常规范的经济理论评点中国近代的一百年：

从政治垄断看洋务运动，从劳动分工看农村经济，以契约精神反思军阀时代，从宪政改革看经济改革，以“后发劣势”强调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以“国家机会主义”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弊端等等。是非分明，一目了然。把中国这一百年的对对错错都写明白了。

——看完真是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效。

但这一年心态变化，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理性的前提

经济学有一个前提，人必须是理性的。如果用经济学眼光看待一个国家，尤其是看待政治，那也就必须要求国家也是理性的。

但问题是，人不可能永远是理性的，国家更不可能永远是理性的。历史总是曲折前进。没有不犯错的政府。没有不走弯路的国家。如果眼中只有对错，单纯以经济学眼光看待国家，那必然是对错相生，总有朝代会千疮百孔。

可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偏偏又是，人们对国家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家的情感认同。

一旦国家走错一步路，对于一代人，就是毁了一辈子。那么乱世中人对国家的看法，必然饱含对自己身份的愤懑和对自己命运的控诉。

而我们国家这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太起伏，无论获利者、还是受害者，都大有人在。双方对中国的理解，都源于各自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要么尽说中国好，要么大骂中国不好。

我这一年来接触很多老一辈，从30后到70后，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早已根深蒂固。要么顶礼膜拜，要么充满敌视。想和他们抛除成见、理性沟通，根本不可能。

我前面说，想要理解中国，要跳出传统思想，要跳出意识形态，这些其实都容易；但真正困难的是，跳出自己作为受害者或获利者本能的情绪反应。——但如果让人完全摆脱个人感性、实现绝对理性，根本不可能，甚至不可取。

所以，对于“如何理解中国”这种问题，不同人之间真是夏虫不可语冰；

更何况，人不可能永远是理性的，就算再怎么世事洞明人生豁达，也不可能完全隔断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性认知。

我在这篇文章里总结了很多理性看待中国的角度，但这最后一条就是要认识到这种理性思考的局限性。

而至于如何应对这种局限性，那就是尼采那句名言

——永远不断地，“重估一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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