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框架下的香港阶层分析以及青年人对时政的看法〡港澳研究 · 独家首发

王丹凝 / 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联席副主任、人类学系客座助理教授

本文首发于《港澳研究》2016年第4期，感谢作者赐稿。注释从略，图片来自网络。编辑部投稿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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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亚洲的“全球之城 (global city)”

1. 什么是“全球化城市”（global city）

 “全球化城市”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提出的。概念特指那些分布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十几个城市，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获得了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这些城市是全球化经济的枢纽和中转站，为全球化经济的运作提供金融、财务、法律和咨询的高端服务，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提供其它城市无法替代的贡献。对全球化城市衡量的标准主要为银行、券商、股票交易中心、保险，以及海外投资业务交易的总量，也就是说是一个以金融业为核心的衡量标准，而政治、行政、司法、物流、交通等行业并非成为标准。依据这些标准，目前有资格成为全球化城市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它们包括：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香港、新加坡、悉尼、里约热内卢、约翰内斯堡、迪拜，芝加哥、苏黎世、多伦多等城市紧随其后。

2.  “全球化城市”的特点和弊病

为了连接遍布在全球的金融市场，全球化城市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非常严格，而且标准一致。除了语言、教育程度、知识水平、行业规范、司法等方面之外，还需要极高的信息技术水平，以便保证金融市场的二十四小时全球运作。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层面上的薪酬是基本一致的，这就使得全球化人才的就业市场在这十几个城市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精英阶层，而这个精英阶层服务的对象是全球化金融体系，并非本地市场。

除了核心就业市场的精英化需求外，全球化城市对于交通和物流也有严格的要求。曾经有城市地理学家对这类全球化城市进行过详细的研究，指出在这个自成体系的全球金融市场里，人才的流动除了就业市场的层面还有具体交通的一面，即工作人员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体系内的各个地方，而他们享受的服务设施、环境和质量都是在一个水准的。这些特点因此就对各地的服务行业提出了高水准的要求。餐饮、交通、酒店、娱乐、购物、住宅等等一系列行业的高端精英化因此产生。

但是这样的城市生态最大的弊病是城市内就业市场的两级分化，高端人士的收入完全脱离低端服务业人士的收入。由此造成城市内部阶级的二元化趋势，阶级矛盾激化，以及城市内部消费水准的上升，我们把这个趋势称为“曼哈顿化”，因为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纽约市曼哈顿区最先经历了这样的分化。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教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经形象地描述这个趋势为，曼哈顿的人口组成就是一些人在桌子上吃饭，同时另外一些人在桌下捡面包渣。

曼哈顿化使得各个全球化城市都出现了“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的现象，即非法商贩和地下市场的产生。这个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领域里都有研究。原因并不难以理解：低端就业市场的存在是全球化城市存在的必然。一个城市除了高端的金融、保险、法律、财务行业外，还需要大量的餐饮、保安、交通、物流、邮递、娱乐，以及酒店等服务人员。这些员工的薪酬低，在全球化城市中为了生存，就需要依赖一个“非正规市场”即非法市场，以低价购买日用商品用以维持自身的日常生活。

上面列举的问题是全球化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样的城市里，新移民、青年人、蓝领阶级，以及服务业低端的就业人员生活日益艰难，因此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严峻的反全球化运动。著名的有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的非法“占中运动”。英国最近发生的出人意料的脱欧公投结果也是这个基本社会矛盾的变相表现，以伦敦为基地的金融和社会精英们无法理解北部和伦敦城外贫民们的要求，因而使得他们要求自保的反全球化诉求通过投票得以成功。

除了这些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的运动以外，全球化城市里还存在着严重的非法市场，包括毒品市场、盗版市场、走私贩私市场、人口贩卖市场和卖淫嫖娼市场等等，这些被学者称之为“草根的全球化”，这些非法市场的存在被认为是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支撑着全球市场的运行，为贫困、失业以及被精英全球化抛弃的人口带来就业、消费和生活的机会。比较著名的有香港的重庆大厦、里约热内卢贫民窟内的毒品市场、纽约曼哈顿的非法摊贩和隐藏在东哈莱姆区的毒品交易。另外，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这些城市都存在着文化多元的趋势以及种族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3.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

全球化城市的产生除了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以及消费模式的影响外，就是文化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地方的流行文化和思想。以市场经济为基石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强调自由、开放、个体独立的观念。这一思潮的产生本来是应和市场经济扩张，要求淡化边界、鼓励自由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的。但是批评者尖锐地指出，这一思潮实际是包装了的为大资本扩张的思想利器，更好地为全球化服务的，因此受益者是大资本的持有者，而劳动力和消费者总是会成为最后的牺牲品。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应运而生的“碎片化”的劳动力市场，即将工会体系打碎，将雇佣合同短期化，项目化的趋势实际上是在福利、保障，以及劳工待遇上的剥削，使得劳工迫于生计，在无法组成工会的情况下， 以个体的力量无法达成与资方的抗衡，为保障自身的利益抗争。

但在宣传上，“灵活”的工作时间、关注“个体需求”的在家的工作安排往往又是以积极和正面的形式出现的。社会上强调个体的劳动者有义务为自身的价值增值，要不断地学习新技术和新技能，而且因此会得到更好的位置和报酬。“自由” “公平”的市场价值取向成了流行的思潮，劳动力被鼓励着按照自身的喜好、偏好设计自己的前途、职业规划以及职业生涯。但是这些提法的逻辑实际是以市场的需求设计的，而面对强大市场力量和选择的劳动力其实永远处于被动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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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全球化城市的现状和独具的特点

香港在过去的30年里经历了城市经济转型，由一个以制造业和物流业为主的城市转型为典型的以金融、地产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在萨森研究全球化城市同一部作品的第一版里，她几乎没有提到过香港。但是在2006年的第三版里，香港已经占了大量的篇幅，各项金融数据显示香港已经成为一座全球化城市，和日本的东京、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一并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金融重镇。

对于香港相应出现的“非正规经济”消费模式、曼哈顿化的劳动力市场，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并有大量作品问世。但是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关注还有待深入地研究。在笔者所读到的文献里，对于香港核心价值体系变化、年轻人在占中期间反映出的民主诉求的研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系统分析。这些研究重提到的三个发现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年轻人面对现实的心态和诉求，将这些现实与我们对香港劳工层现状的理解和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认识结合起来，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当前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研究结论是占中期间青年的激烈言行并不是反映我们通常认为的“上位”失败，即在香港日益二元化的社会里，青年人为了“搏上位”而却要面对失败和向下流动、失去原有社会地位的原因。相反，赵永佳和叶仲茵的研究表明，他们关注的是包括政治参与在内的社会公民权，即对工作、社会保障、房屋、教育、健康等在内的权益。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是张妙清、郑宏泰和尹宝珊在关于香港核心价值变迁的研究。他们发现香港市民明显认同法治、自由和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而这三项价值并不明确属于“物质主义”或者“后物质主义”，而是一个二者的混合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一般人们会认为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化城市，一定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教育机会无缺的社会，居民会更为认同“后物质主义”提倡的自我表达、自主、自由、民主等充满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念，而不会如一些政局不安、物资匮乏、教育短缺、生活无着的社会去奉行重视经济生活和物质满足的理念。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研究结果出自同一个关于香港核心价值的研究。学者们发现香港的核心价值在多元化。在急剧变化的香港社会，很难用“物质主义”或“后物质主义”这样的简单分类法，市民们崇尚的价值体系呈现出多元的色彩，而这些多元混合价值体系在协同打造优越的经济和营商环境。

下面我会结合已有的关于香港劳工层的阶层分析以及香港在城市转型中存在的问题，从青年人的角度解读这三个研究的发现，以此说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香港这个城市独有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以及这些特点和问题带给青年人的挑战。

1. 渗透性的阶级结构面对泡沫经济和低福利的无力

在众多专注于研究香港社会阶层的学者中，黄洪教授对香港劳工层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对理解以上的种种现象非常有帮助。根据对香港劳工层历史的分析，黄洪强调香港劳工层“渗透性的阶级结构”，即具有高度的向上以及向下的流动性，导致了劳工层的不确定性。早期一度非常成熟的社会中坚力量，在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起到非常高效组织的工会组织，因为后来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涌入的难民、移民而变得日渐松散。工业化期间香港繁多的就业机会又使向上向下的流动空间巨大。但是，就是这样松散的劳工层，在面对香港城市经济转型的时候，尤其是泡沫经济和低福利的冲击的时候，就显得非常无力。

随着制造业的内迁，大量劳工层面临失业，其中尤其是中老年的男性技术工人和女性操作工失业率尤其高涨。就是那些侥幸留在制造业的员工，其工资涨幅也无法追上通货膨胀的幅度。新近发展的服务行业虽然吸纳了大量劳工层的雇员，但是其工薪水平增长的缓慢导致的在职贫困的发生。根据2014年的数据，香港15到34岁间的在职青年人里，每月收入低于8,315港币的人数有104,300人。这个在职贫困的问题使得很多实际的经济问题被掩盖住了，比如失业率。只看失业率，香港是非常低的，可是这并不能说明民众的生活就不存在贫困问题。

如此缺乏安全感的劳工层，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香港的低福利制度。香港没有养老金制度（生果金一度被视为具有养老金的性质，但是因为其数目以及通货膨胀的幅度，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杯水车薪），也没有退休金制度。低税收的政策鼓励居民自己存款投资，为退休后养老做准备。政府在公务员中施行的强积金制度也是数额不多，无法应付香港迅速增长的生活费用。由于人口结构转变而带来的人口老化问题使得老人面临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独居老人，缺少家庭温暖、家人照顾，在面临低收入的时候就尤其脆弱不堪。

在如此的分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赵永佳等人研究提出的“社会公民权”的问题，即青年学生们在走上街头的时候，除了为了政治参与权，更多的还是为了社会福利、住房、就业保障、 教育和健康等权益呐喊。

2. 城市收入二元化趋势造成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并存的现状

伴随全球化浪潮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也在香港蔓延。劳工层的边缘化、私营化和非公营化是直接导致城市收入二元化的原因。这个以华尔街资本为主流的主张自由化的趋势，在制造了“曼哈顿化”之后，也传到了香港。承包制使得劳工层的合同签署以项目为核心，将雇佣关系变为临时的、商业的。公司除了保留一部分核心人员，将大量的雇员以合同制的方式变为联系松散的临时雇员，按时、按项目、按合同支付工资，而在长期福利、保险、退休金等方面完全摆脱对员工的责任。这样的经营方式使得员工完全处于劣势状态，尤其在面对地产泡沫经济、通货膨胀率高涨的时候，劳工层就变得难以摆脱经济困局，周而复始地生活在贫困线附近，苦不堪言。

数据显示，如果贫困线是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的50%界定，那么2011年的贫穷率为17.1%，即有11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其中尤其女性比例偏高。 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香港46.6%的人口住在政府补助的住房里（公营租住房屋29.6%，资助自置居所房屋为17.0%），近十万人居住在“笼屋”或屋顶上的非法住所，超过一千人无家可归。同年公布的扶贫数据显示，香港有18.5万户属于在职贫困户。贫困人口中，又尤其以老年贫困、单亲家庭贫困、新移民贫困问题为主。失婚男性的再婚率高于女性，因此单身母亲和她们的未成年孩子面临的贫困问题就尤其严重。

系统的研究显示，回归后，香港至少面临了三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挑战，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这些危机带给香港的冲击是楼价下跌、失业率上升。虽然紧随其来的经济复苏政策有效地恢复了经济，但是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社会生活的精英化使得劳工阶层的处境就日益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张妙清等人的研究中我们会看到“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并存的现象，反映到香港核心价值变迁的调查中我们就看到寻求社会安定、有利于商业繁荣的法治、公正廉洁的价值得到强调，而人们同时也关注自由的程度。换句话说，城市收入的二元化趋势，使得香港劳工层的生活日益艰辛，缺乏保障、赤贫和贫困现象越来越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确实面临着物质匮乏、生活无着的境地，因此他们对经济生活的稳定和物质满足更为追求，而对于崇尚自我的个人表达并不如其他一些市民那么热衷。 

3.  劳工层多元化的趋势带来的挑战

除去渗透性结构和二元化的特点外，香港的劳工层还面临着多元化的趋势。黄洪的研究显示，在城市经济转型时，这样的多元化方式已经出现。当时失业的劳工很多转向建筑业，认为工厂可以搬走，但是建筑工地总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为了节省开支，建筑行业已经开始使用外劳和低价位的非法劳工。外劳的好处是依据香港法律的规定，这些外劳在结束项目后必须离开香港，因此他们的合同和身份是另外一个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没有长期雇佣的保障，随时可能失去在香港的合法工作机会。这个方法使得本地建筑工人完全失去了优势，无法得到工作的同时还不能组织工会保障自己的权益。

另外一个开始多元化的劳工市场是家佣市场。大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裔的女佣开始在香港工作后，她们排斥了本地劳工层女性的工作机会。同样因为她们的合法工作身份以及停留香港的时间是根据工作的雇佣合同而决定的，因此不能成为永久居民、无法定居，工资水平被压低，同时也为本地劳工层妇女在这个领域的竞争设置了障碍。

再有就是存在于香港的庞大的非法劳务市场充斥着没有工作身份的来自于南亚地区和非洲地区的难民。在香港寻求政治避难的等待期间，这些难民很多开始了非法打工，从事建筑、贸易和零售业。表面上看，他们的工作现状似乎对本地劳工层没有产生直接的排斥，但是他们活跃在香港的事实催生了一个庞大的非法商品市场，连带而产生的各类带有鲜明不同族群色彩的饮食、宗教、节日、庆典活动构成了香港多元的文化，成为香港劳工层的多元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面对着这些趋势，香港的年轻人在走向社会之初已经要面对重重困难。在一个中产阶级增长日益缓慢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面对向下流动的“下流社会”，即他们的工作收入、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会低于父辈们。因此赵永佳等人的研究表明，年轻人的要求并非是由“上位”失败导致的，他们的诉求更多是要使得自己不要“下流”，即关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使得香港社会可以提供给年轻人在起步阶段乃至日后的职业规划方面更多的保障。数据显示，从1986到1996的十年间，因为经济转型香港劳工层失业率高涨。新增工作多为白领和专业人才，对员工的教育程度要求日益增加，这直接导致了这十年间青年人的失业率明显上升，15-19岁年龄组别的失业率从8.1%上升至25%。这说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早在回归前十年， 即经济泡沫化严重之前已经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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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轻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关心的问题

香港公立高等院校只有八所。每年通过考试进入高校学习的年轻人只占全香港同龄人的23% ，而剩下的77%则要依靠副学士学位、海外求学和就业解决出路问题。日益多元化的劳工阶层不仅使得过往充满“渗透性”的劳工阶层更加碎片化和边缘化，组织工会、为劳工层的福利谋取利益也成为泡影。没有高等学历的年轻人进入职场，本身就已经是要面对重重压力。

对于就业市场的不满是方方面面的。职场的工作是否可以铺垫进入中产的道路是重要的考虑。在年轻人的观念里，月薪三万港币是一个门槛，但是大多没有高等学历的年轻人在三十岁以前是很难达到这个收入水准的。因为缺乏有效的劳工组织，年轻人在职场也很难有为他们谋取福利的组织和声音。随着香港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飞涨，以及本地经济因为全球化而带来的两极分化，更使得年轻人对生活现状不满。

根据最近的调查，香港福利住房中的老年人比例超高，而这一趋势又随着香港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的加深而越发严重。结果就是福利住房的严重分配不均衡，同时福利住房的供给方也严重不足。因为地少、需要的人多，很多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开始认真考虑一毕业就去排队申请福利住房，为自己日后的成家立业做好物质的准备。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非常令人沮丧的，高等教育本身是晋升中产阶级的基石，但是现实是一毕业就要考虑去申请福利住房，成为依靠政府的城市贫民。

另外，如此严峻的住房状况使得年轻人不敢也不愿创业、创新。在就业上选择保守的公务员、金融、IT等行业，不愿意冒险。为此，香港福建青年会的年轻人开始推出创新的青年公寓，在市中心位置为年轻人服务，这个理念深受欢迎。

最新公布的2015年的数据是，香港年轻人的结婚年龄后推，女性初婚年龄上升为29.3岁，男性初婚年龄上升为31.2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房贷、经济和工作的压力选择推迟婚期。这种压力在香港逐年下降的生育率上也可以体现出来，家庭的核子化趋势明显。

除了婚恋，生子的观念在慢慢改变，敬老、孝道等传统思想也在改变。香港日渐走上了个体化的道路，就是在家庭生活中依赖政府的救济福利政策，自行负责管理自身的养老问题。从存储养老金，到购买医疗保险，到依赖公费的公立医院、养老院等等，这些都变成个人的消费原则和计划。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照应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金钱与每日生活的照料，而是更多转为心理情感上的照料。

在这样的趋势下，香港的年轻人对政府的福利政策的依赖是多方面的。面对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泡沫经济，以及飞速升值的房地产市场，香港的年轻人只有依靠政府的福利政策和各方面的保护政策才能获得安稳的生活，平衡全球化带来的所有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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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本文试图通过对全球化经济对香港城市生活的影响探讨香港劳工阶层面临的就业、生活压力问题，从而进一步理解香港的年轻人每日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和沮丧的局面。从2014年的非法占中运动表现出来的年轻人对政府的不满，尤其是学生对政府流露出的不满，文章试图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展现年轻人心理的压力和发声的原因。

面对日益国际化的香港，全球化金融体系提供的高薪职位是从全球范围招收雇员的。大量的精英移民是香港本地年轻人强劲的对手。他们深知自己的弱项和将要面临的挑战，而这也为本土化的政治风潮制造了机会，为了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选择了反移民、反内地游客这些表面上是对自身有利的举措，但是在经济结构上完全对自身无利的选择。

因为香港教育体制方面的缺陷，这些年轻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牺牲品。他们的教育水平使他们无力拥抱全球化，在生活和政治上又要依赖政府的福利政策才可以达到安稳，但是在政治诉求上，他们又被灌输了“民主”可以解决问题的思想，因此成为了一个矛盾体。

如果我们将香港的问题置于全球化的框架中讨论，香港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很多是和其它城市一样的。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结构性麻烦的制造者。“港独” “占中”“一人一票”这些思想并非是年轻人提出的。他们因为压力、情绪，采纳了这些偏激而对问题完全没有办法与解决能力的策略，所以他们反映的问题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  

                                   编辑：元漪 ∕ 校对：青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