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天才在于哲学层面的高悟性，任何矛盾的事物在他心中都能得到统一，所以他看清了战争的全貌和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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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数人怕是不知道我们如此痴迷于历史是做什么？更多人喜欢看新闻。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信息是经过人有意识筛选过的。人类早就知道舆论的巨大作用。到了近代几乎是赤裸裸地争夺战了。

我有一阵一直在想，过去一个长时间段里世界名著为什么多数都是嘲笑有钱人为富不仁的，看上去很高大上啊。

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似乎富人都变成了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了。这种角色的转变其背后是有钱人占据了舆论阵地的结果，唯一的差异是资本在控制了舆论之后居然做到了良性循环，就是可以通过控制舆论来获得商业利益。所以，所谓的洗脑无非是大家都在做，看谁做的更成功罢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关心当下的原因。

人文多由立场定，唯有历史真学问。我们这两天学习主席的战法，应该能感觉到主席天才在于哲学层面的高悟性，任何矛盾的事物在他心中都能得到统一，所以他看清了战争的全貌和脉络！

上回说到，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面对博古等留苏派的瞎指挥。主席几次给中央献计献策，都被拒绝了。我们绝对可以认定的是：如果指挥权在主席手里，中共和红军是可以免除大灾难的。但是中央集体地拒绝主席的正确主张于是就悲剧了。主席在这里先是讨论军事问题的，所以这账先放在一边，接下来主席讲了“第九节　歼灭战”

主席说：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

说的是红军不适宜和敌人拼消耗，那就是说有人就是再干拼消耗的事情呗。主席对这种人是很生气的。说他们是：

““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这里主席用了滑稽二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红军中的正牌子军人们向来认为能把敌人打跑是胜利。主席大概为此没有少和同志们闹意见，发脾气，结果被他的同志们视作富农路线。富农在苏俄的氛围是比较恶毒的表述，在苏俄语境中属于被专政的对象。

在主席掌舵之后，主席认为有必要认真的正式地告诉自己的同志们：

“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

这就是透彻！击溃战，对所有的军人都认作是胜利的打仗方式，主席看的清清楚楚。敌人的力量是雄厚的。打击溃战对自己没有好处，对敌人形不成真正的伤害。

“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这真的是透彻无比的思维了。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没有狠到家的思维是无法破解其中密码的。

主席亲自指挥的三次反围剿和受主席思想影响的第四次反围剿都是歼灭战。

“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

这里头很重要的，感情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并不用想着去全部灭了。如果这种心思估计就会吓着自己，先失去的对敌的勇气。但是事实上，只要歼灭敌人一部分就可以打破围剿。让对手严重受伤之后其实就赢了。这一点又是怎么想明白的呢？

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不听主席的方针。主席说：

“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不会打仗非要当领导，结果就是帮助敌人消灭红军啊。打歼灭战就需要：

“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

“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看出来了，这是一整套东西，甚至告诉你了，也可能学不会。第四次反围剿，周总理和朱老总指挥的，基本上采取了主席的战术。再加上蒋介石没有全力以赴于是也赢了。但是并不代表着中共领导人真会了，要不也不会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了。

击溃战只有一种情况下有意义，就是主力在围歼敌军的时候，把另外一些敌军打跑也算是有意义的。主席说：

“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这一句显示出主席的疲态。唉，我们想。主席写了这许多，其实最想说明的是这些战法都是应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主席的觉悟时间比我们理解的要早。从1925年意识到中国革命需要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去工作。再到1926年确定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再到1927年意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后秋收起义，上山。这一步步走来，就是否定了以前的认知。

就是意识到自己要做的事业之大不可能靠外部的帮助来实现，只能立足于只赢不输的长期奋斗，以及将一切力量应用于军事斗争上，才能打出一片生天来。中国革命的一切都是需要共产党人用战争的胜利来获得。

所以主席说：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所以在介绍这篇文章的开头，这样说到：

“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即便是天才如主席，过了这个坎，后头的也就不再继续了，这是主席十年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这十年也是主席独立的开始。之前主席一直是跟在自己的导师陈独秀后面学习工作实验的。大约是1926年的时候主席意识到了陈独秀的书生气。面对蒋介石的崛起，共产国际和陈独秀毫无防范的意识。对危险的漠视是绝对不合格的领袖。所以主席曾经忧心忡忡地说过，右派有枪，左派无枪，右派只需要派一个排的兵就能灭了左派。这和信仰无关，这是实力直接对抗，赢输与主义无关。

这篇文章很重要，大概是经典中的经典。这里头涉及到一些中共早期的领导，我们需要专门了解一下，例如陈独秀。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这就是定论。但是这种文字中我们是看不出人际关系的。其实主席和陈独秀的关系很好，是师生关系。陈独秀很看重毛泽东。也曾重用过主席。以至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抛弃后，由于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太近，以至于受到牵连。差一点被忽视了。其实在路线上，毛泽东和陈独秀已经不是一致的了。后来还是蔡和森以自己的辞掉政治局委员来要求给毛泽东以位置。主席才获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之后陈独秀被中共赶出去和主席无关，此时主席已经开始在深山里摸索自己独立的道路了。就这主席依然对共产国际用不通知陈独秀开会的方式罢免陈独秀持反对意见。

其次是李立三：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这里头也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信息。其实李立三和主席的关系是很深厚的。当年主席发征友广告，交了三个半朋友，其中最主要是的罗章龙，半个是李立三。这是因为李立三当时还小。但是李立三留苏，留苏之后回来在主席手下工作，以及李立三被苏联人视作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其实就是和少奇一起在主席手下发动安源的工人运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李立三和主席的关系应该是很近的。在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也是支持主席的。他是被共产国际扶持上最高领导的位置上的，路线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最后又是被共产国际毫不讲理地赶下去的。后来在苏联还受到不好的待遇，是主席把他要回来的。所以路线之争和人际关系是两回事。我们多数人学党史的时候过于看重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了。而很少有人注意，这些路线之争的背后其实是主席的主张和共产国际的主张之争。

我们看看关于王明路线的这一段话，看看我们能不能看透文字背后所表达的意思。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看清楚共产国际是怎么指挥中国革命的了吗？共产国际是完全秉承斯大林的旨意的。我们可以把上面的路线视作斯大林主义对待中国的态度和指挥。那么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什么关系，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王明的路线也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对中国革命者来说是有大罪的，是和主席的路线完全不一致的。主席掌舵不是共产国际的意思，而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失联之后，中共领导人面对绝境选择了毛泽东为领袖带着中共走出绝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