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娶我的女儿：中国式家长的焦虑婚恋观
作者=孙沛东
来源=《青年研究》
为何存在“白发相亲”
每逢周末和法定节日，上海市HP区NJ路附近某公园的北角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满目望去尽是中老年人，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目光相互打量着。这人的共同点是都拿着纸牌或将纸牌平铺在地上站立在自己所站的位置前。
这是一群神情焦虑的父母。为了帮助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候选人"，他们通常自带干粮、饮品和小板凳，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公园的这一角。这里被天然地划分为两块：一块是“自由挂牌区"，印有择偶者性别、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等信息以及择偶要求的广告纸，被整整齐齐地贴在长达十几米长的广告栏上，广告栏被安置在蓝色的遮阳走廊上。由于广告位有限，有父母只能将上述信息写在纸板上，平铺在地面上或者用夹子把纸板固定在树枝上供人浏览。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纸还配发择偶者的照片，甚至是大幅艺术照片，广告分70后版、80后版、海外版、“新上海人"版、二婚版等；另一块是“业余红娘区"，父母们拥挤在婚介周围，翻看记录册上登记的相亲者信息。这里是相亲角，正在上演“白发相亲"的街头剧，亦被人称为另类“儿女交易市场'
相亲角，是指近年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的公众场所（如公园等）出现的婚姻免费中介场所。自 2005年6月起，上海某公园一角就由父母们自发聚集形成了这种以摆摊挂牌的方式帮助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这个免费平台。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现象在国内其它大中城市也有。
西方经济学的婚姻市场理论认为择偶也是一种理性的交换行为，在婚姻市场中，男女双方通过有形无形资源的交换，以期获得最大的回报。男性的社会经济资源与女性的外表吸引力、持家能力、种族地位和文化资本进行交换。西方社会学的地位匹配理论主要是“同类匹配"和“梯度匹配"两种观点，前者主要从个体择偶偏好、社会群体的压力和婚姻市场结构的约束三个方面解释同质婚的原因，后者认为人们的婚配模式存在一定的梯度，女性“上嫁"和男性“下娶"形成“男高女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心理进化论"和“社会学习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郎才女貌"的婚配模式，“父母偶像论"强调子女会寻求与自己父母相像的异性为配偶，“需求互补论"则认为人们倾向于寻求与自己性格互补的异性为配偶。
上述研究都不能解释“白发相亲"现象。国内许多学者主要借用现代化理论，将择偶置于中国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进行阐释，认为择偶标准中的物质和经济利益随着社会变迁大大强化认为在择偶过程中，上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择偶的影响力明显削减，地位传承的相似性和同类婚的择偶偏好相应弱化，80年代后则教育匹配的同质性上升迅速。改革开放后，伴随收人差距拉大与中国阶层的多元化，阶层内婚制将越来越显著。上述理论都不能解释相亲角人气旺但效率低的悖论，而这却是“白发相亲"的核心问题。
每逢周末以及节假日，在面积不到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相亲角人流量过万，人气很旺。
从显功能分析，人气旺的原因之一是路径依赖。在上个世纪70一80年代回乡大潮中，成为“大龄青年"的知青一代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他们也曾在公园中聚集，为自己寻找配偶，这是“自发相亲"；20多年后，其子女进人择偶阶段，他们又自发组织了“相亲军团"，这次，他们是“白发相亲"。
从“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这是一种路径依赖。
其次，人气旺还因相亲角具有比较优势。知青一代在婚恋问题上曾经被“党疼"、“国爱"，为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关注、关心；然而，时过境迁，待他们的子女要解决婚姻大事时，国家已经从私人情感领域退出，婚姻介绍业已市场化，婚介费用、相亲、婚庆与旅游等一系列儿女嫁娶的事务均已形成产业以追逐经济利润为目的。嫁娶费用的逐年攀升，让众多父母为之发愁。而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要么对“剩男剩女"问题危言耸听，制造“剩女话题"；要么利用当事人的情感需求和普通民众的娱乐消费需求，赚足注意力，从而收获更好的收视率、阅读率和更多的广告支持。而其它结识异性并发展婚恋关系的方式，如随缘结识、通过亲友介绍、网络和传媒征婚方式等存在诸多问题，相亲角的比较优势由此在很多知青一代父母眼里被突显出来。第三，相亲角人气旺，还因相关管理部门的“三不政策"使相亲角得以长期存在。虽然它占用了公园的一块“黄金地段"，而且这个日益庞大的婚姻市场正给邻近的广场带来形形色色的麻烦，如安全隐患、商业红娘倒卖或滥用择偶信息等，但为什么还仍旧存在？这大概与自山经济模式伴随的是国家对民众私人生活放松了掌控有关，这当然亦包括择偶与婚恋领域。在相亲角这个独特的社会空间里，公权力在私域里撤退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多个相关管理部门，如上海市民政局、南京东路街道城管科、人民广场地区管理办公室和人民公园管理办公室，均认为它不属于自己的管理范围，都对此静观其变。也正因为国家职能部门的不介人、不反对和不支持的态度，使得相亲角得以长期维持现状。
仅管相亲角多年来人气很旺，但令人遗憾的是，通过父母在相亲角这个婚姻市场上直接“交易" 的模式并不能够提高择偶的效率，相亲角人气旺但效率低。市场作为一种组织方式, H的是实现某种商品的交易，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相亲角本质上是一个交易平台，与证券交易市场、淘宝类交易平台以及《非诚勿扰》类相亲节目平台其相似性，但又有其不同。它的交易方式与其他三类不同之处在于，《非诚勿扰》属于“现货交易"；证交所和淘宝网都是期货交易，只不过交货期长短不同。而相亲角属于委托代理：男方一男方父母一女方父母一女方，男女双方家长循此路径反复博弈、互动。这就是双重代理。如此反复折腾的双重代理的交易成本很高，而收益却较低。
其次，效率低与择偶标准、步骤和策略有关。房子、工资、职业、户口、年龄、形象、婚史、性格和属相等择偶标准非常具体、理性，父母间有关择偶的谈话涉及一种完全市场化的交易行为，甚至令人感到非常刺耳。作为一种新型的择偶机制，相亲角的鲜明特征是市场化的自山交易，集中体现在市场化的和极端理性的择偶标准上。一个完整的择偶过程，主要包括由父母或亲戚代办的远望、近观，详议前三步与本人出场的网聊和面谈后两个步骤，父母的择偶策略分深度介人和轻度介人两类。每个步骤都会淘汰掉一些婚姻候选人，即便正式开始交往，也有可能因为进一步了解而相互放弃。或由于存在竞争，本地父母与外地父母相互拆台；或由于某父母对“自找男女" 和“相亲冠军"心怀敌意；兼之还有“摸市场"的、“凑热闹"的和“搅局者"父母，诸多原因均会造成相亲角效率低下。
相亲角的效率究竟有多低？在访谈中，绝大多数被访者对相亲角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不甚了了，且都只是道听途说。经过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笔者能指名道姓地说出来的成功实例仅有一对；能清楚地转述成功的案例也只有一对。．而在其他城市，情况大致相同，杭州的万松书院和黄龙洞公园相亲会上，相亲者众多，结亲者寥寥；而在北京的某相亲角，作为发起者的谷阿姨自2m4年起，历时6年，仍旧没有帮自己的女儿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因此，人气旺在很大程度上凸现了青年男女择偶难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当事人解决问题的迫切性；效率低则表明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采用市场的方式去解决。这个悖论恰好说明，最理性的选择往往又是最不理性的，貌似最不理性的选择的背后却隐藏着最为理性的逻辑。
知青一代父母的集体焦虑
在对社会行为做社会学分析时，容易将主观目的与其客观效果混淆，这就提醒我们注意“白发相亲"的动机与“白发相亲"的功能对知青一代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事实上，相亲角成为他们排遣集体焦虑的新通道，在此，我们试图理解这种集体性焦虑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知青群体表现出特别强的此种焦虑？其与非知青群体相比有何特质？相亲角为何成为这一焦虑排遣的途径？
一位健康状况尚好、子女尚未婚娶，也没有第三代需要照顾的城市老人目前的退休生活大致包含这些内容：日常生活可能是晨练、购物、做家务、散步、看病、照顾宠物、外出旅游等；精神生活可能是看电视、看报纸，少数人也可能上网，参加宗教活动等。与上述活动不同的是，去相亲角“白发相亲"让这些曾经的上海知青找到了暂时脱离日常生活寂寞，不用花钱，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精神需求的社交场。在这里，大家都有相同的知青经历相互间谈话的内容相当广泛：除了赞扬子女的优点，展示他们的照片并讲述其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就；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回城后的世态炎凉，工作中的低谷和奋起，抚养子女的艰辛与欢乐和退休后的生活，等等，均是交谈的话题。这种热闹的场景里，父母间的社会交流与想象中孩子的幸福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对于知青一代父母而言，相亲角不仅是为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地方，更是父母排忧解闷的场所，是他们的情感驿站。希望、诉苦、感慨、愤懑、不解等等感情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排遣、倾诉。
渴望感情与幸福
父母总是希望子女的婚姻和家庭幸福。他们当中很多人谈婚论嫁时只看阶级成分，不讲感觉：
我跟我老婆结婚是60年代的事情了，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只要成分好，只要对方老实，家里面只要不是坏分子，没有坏分子就可以了；只要你有工作，以前一般厂里都是铁饭碗，都是进去就是一辈子待在里面等到退休的。那个时候是讲这套的，不像现在这样讲什么工资啊，房子啊，以前真的没有什么的。那个时候都不讲的，有没有感觉也不要讲的！
他们希望子女不能再像父辈一样“马马虎虎"、“稀里糊涂的" “没白相"（即谈恋爱），就结婚：
当时我们属于岁数蛮大的，就慈便找。我虚岁二十九，才到厂里面去的。在农村不可能，但是也有。好些下乡去的，在当地找了个小女孩就马马虎虎结婚的也有。我们那时候就挺过来了。到厂里面经过人家介绍，一听她也是上海人，那也就马马虎虎也结婚了。也根本没什么谈，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好像到了这个岁数，该成个家了。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没白相的人也很多。
尤其不能再让自己的孩子吃苦：
先是插队到江西，之后到江苏4年，后来到常州，找了个当地人结婚了。我们那时候年纪轻不懂事，其实那个人家很苦的。什么事情我样样做：打赤脚下田，那个时候还没有几个砖窑厂的，做苦工，做过砖头。那时候真的苦，他们家里穷啊，没有什么，分家的时候一样也没有。我后来分了一间房子，一点油，粮食一年只有二十几斤，根本都不够吃，去借粮食，到粮食分下来的时候再去还掉，就这样过日子，过了几年。后来我先生生了病，看不好也没办法，他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我只好再等了两年，就到上海来了，到上海以后这里打工那里打工。以前不 &，现在想想真不知道以前怎么过来的。我自己吃了这么多苦，我两个孩子千万可不能再吃我年轻时的苦了！千万不能了啊！
在讨论到知青苦难时，学者认为知青下乡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一次陡然的生命转折，是人生的断乳。在社会分类体系中，下乡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这种不怎么“正面"的变故给知青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知青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种种背离如知青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成为一种苦难的人生 。
因此，父辈对子女婚姻的高度热忱，或许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来理解。
陈意新的研究认为大部分知青的恋爱生活被耽误了。因为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考虑“个人问题"会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等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爱情和婚姻与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两相对比，前者的甜蜜远不能稀释他们对后者的畏惧。尽管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明文规定不准知青谈恋爱，但当时无论招工、招生还是征兵，已婚知青均被拒之门外，因此，知青一代明白结婚和恋爱意味着有可能要在农村过一辈子。
然而，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错过了最佳婚龄。1977年，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有90％已在晚婚年龄之上。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而法定的婚龄是男20岁，女 18岁；同年，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28女25岁的晚婚年龄。 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回城时，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过剩"，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1983年上海有12 · 7万30一39岁的未婚青年，天津有6巧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其中约40％是回城的知青。而回城知青大龄姑娘的不幸身世尤为引人注目，以致连中共中央也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红娘"。
正是这种被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在回城风潮中，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到冲击而破碎也令知青一代父母触目惊心。 1970年代末知青回城大潮中，不少已婚知青的家庭被这波大潮冲成碎片，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有 3000对知青夫妇集体离婚。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国出现第一次离婚潮，不仅知青与他们的农村配偶离婚，甚至是知青夫妇也离婚。这些离婚导致了许多不幸；19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大城市的离婚率一直偏高，这种客观现实也令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忧心忡忡。对中国婚姻制度的变迁研究表明：1978 年至2008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一直处于明显的上升态势，其中上海比全国又高出很多，尽管都处于攀升状态，上海比香港和台湾还高，领跑两岸三地（除澳门）的粗离婚率。
希望沟通与陪伴
田野调查初期，很多父母以为笔者是寻访民情的政府工作人员，要求将子女找对象难问题反应给上面。某次访谈时，笔者与一位60岁上下、退休工人模样的老人家搭讪，她情绪很激动地递过一张纸，上面写着：
“蝣介所是营业行为，为人民服务少，有的甚至不正当（听说）。政府提供平台，为儿女们姻大事分忧。父母平时也在人民公园乡亲角为子女们再拉线。这样就加快婚姻大事的速度。 一位普通家长"。她说：“你就把这张纸头直接反映到政府好了，我们呢也没有空去跟政府讲，你们呢就作为一个桥梁作用很好。你就直接把这张纸给他们好了，我们敢说就敢做，说明人家家长写的，不是你造的，反映给你们领导，如果你们领导能反映上去就最好了。
另一位父亲说：
如果你调查的话，要帮我们跟上面反映一下，像这种市场是自发的不行的！总归要市政府或者某个单位，可以在某个公园帮助组织起来，比如青年男女的联谊会，要多组织一些。不要家长这么谈来谈去，让他们自己会面，这样以后自己可以谈，是吧？帮助他们解决婚姻大事。
我就是这个希望，你要帮我反映给领导！
这属于父母向政府谏言。他们认为商业性的婚介所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因而寄希望于政府。在他们看来，婚介是谋利机构，而政府有能力提供平台，能够为人民服务。这种做法至少隐含两个内容：首先，这种思维模式以及对政府、工青妇组织以及干部的定位源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教化。被访者提到的政府应该主要指“工青妇"。早在延安时期，工青妇已经开始以组织的形式处理婚姻问题。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初，官方组织，诸如“工青妇"齐上阵做红娘，帮助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堪称独具中国特色的婚介现象。单位领导人以帮助青年解决婚姻问题，来换取后者的政治忠诚与服从，普通民众对这种组织出面的配对活动相当熟悉，且看重。姜克维的研究表明：大中城市总工会都定期举办交谊舞会，隔段时间，还有男女青年的联谊会。这些都是由基层工会干部组织的，把男青年多的企业和女青年多的企业拉到一起。正式介绍之前，工会干部一般还会多方了解这些青年的经济状况、工作表现和政治面貌等等。单位制瓦解之后，独具中国特色的“工青妇"婚介模式断裂，这让知青一代怀念。
其次，父母对政府寄予厚望侧面表明父母的“软实力"。在婚姻市场上，形象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以及家庭支持网络不同的父母的资源动员能力与谈判能力明显不同，他们所占有的资源不同，他们的“软实力"各异，导致他们的“自由余地"存在差异。这就直接决定了这些行动者相互间的决策不同，他们参与交往、交易的能力存在差异。在相亲角这个非正式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他们处于不同的位置。
对现状的无奈与焦虑
像这样一种父母出面，这样一种方式在国外也很少的。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为什么都是家长出面？外国人拍照，不能理解，认为你们这是人口市场。但实际上我们父母是没有决定权的，你也知道的，是他们谈恋爱。这反映的是父母一种无奈的心情。
我一辈子苦恼文凭不高，下乡耽搁了，回城后挺困难的。两个女儿也没什么文化，一个75 年，职高毕业，宾馆的大堂领班；一个是78年，念了高中，超市里收银。两个都挣1000多块。我男人是企业退休的，钱也不多。全家住19平米的房子，4口人，两个小姑娘都大了。你说多困难啊。
在西方学者的眼里，这代人被称为“毛的孩子们"，很多被访者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在该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在该念书的时候没学上；青春年少时不敢谈婚论嫁；终于回城上了班没多久就赶上了下岗；子女求学阶段碰上教育市场化；自己进人中老年，国家也不再包揽医疗和社保，孩子成家需要婚房，而房价增长的幅度超出了个人的支付能力。面对这些人生经历，他们的无奈与焦虑可以想象。以教育为例，文革与“上山下乡"运动中断了知青一代原本正常的学校教育；插队之后，长年累月的劳动也侵蚀了知青们对既有的系统知识的记忆。不过，这代人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并非完全丧失，“ 1970一1976年中国的大专院校总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约30万人人了大学门"；而在恢复高考后，1977一 1979年有43．9万知青从农村考人大学，加上很多回城后考上的知青，中国大学里1977一79级中约有55万是知青一代。
事实上，国家于1976年之后终止了工农兵学员制，1980起大学只招考应届高中学生，那些想获得大专文凭的知青，其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就只剩下了电大、函授和夜大及正规大学办的大专班三种。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始，学历变得日益重要，“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企事业领导的一项指标，而1983年干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这项政策成为没有大专文凭的知青一代晋升的直接障碍。没有相应的学历，不可能获得好的工作，也不能赢得更好的收人。因此，无论是因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而分享到经济改革成果的知青父母，还是由于没有大专学历等因素而在改革中成为利益受损者的知青父母，都深刻体会到个体利益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之间的博弈。
在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知青一代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分层很明显。时至今日，他们这代人社会地位最高者已成为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地位最低的是那些仍旧为生存奔忙的城市下层民众和永远扎根在乡村和边疆的普通的老知青，在相亲角的知青一代属于这二者中的中间阶层。在他们的眼里，高层遥不可及，似乎可以忽略，而那些命运多舛、境遇不佳的同龄人的生活状况却是实实在在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令这个群体对自己和家人的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持有一种忧患意识，对独生子女的婚姻大事审慎的态度可想而知。尽管阶层内分野不是知青一代所特有的，但是处在这个分层格局中的个体，这些业已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知青一代父母曾经有过被耽误学校教育的经历，以及山此再被耽误的社会生活，以及在社会转型中再遭遇到的经济困窘。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他们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再被耽误。
同样是在这个广场，与相亲角聚集的知青一代父母不同，自从2004年起，每周三上午12：30以前，“新疆退休知青"打着标语、喊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聚集上海市政府信访办门口，此地与相亲角相距不远，维权的新疆退休知青要求享受与沪籍人口同等的退休工资和医保等待遇，他们的生活境遇对相亲角的知青一代父母可能构成一种直接影响。更何况这个维权运动中的领头人物张某三次被法律惩处，数百上海疆青声援，此事在上海知青中反响甚大。人生的梯子很窄，向上艰难，滑下容易。现实的境遇和眼前的人、事容易让那些曾经历史性地被下滑过的知青一代父母抚今追昔，心存危机。
父母们对现状的无奈与焦虑还与社会记忆有关。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并重组这些记忆；每一个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此该群体得以凝聚与延续。对社会记忆的研究表明，过往经历不但能够解释历史，还有助于重构未来。知青一代父母同样如此，相亲角的父母对过去的回忆是召回部分过去，服务于现实需要。
综上所述，相亲角是一个情绪场。希望、诉苦、感慨、愤懑、不解等等感情纵横交织在一起。笔者在相亲角将近一年，每一个访谈都是以被访者的倾诉开启，往往一个人的情绪会传染给周围的人，单个的“诉苦"变成了集体的公诉。相同的经历，相似的困境，类似的感知让同代人之间的情感共鸣在相亲角成为一个情感驿站。在共同生活经历基础上的情感交流能够增强代理相亲的父母群体的认同和凝聚，相亲角的父母相互倾诉过往经历，就是因为插队是他们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和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人们的许多社会活动，往往是因强调某些集体记忆，强化了某一群体的凝聚。最后，相亲角父辈的情感交流与群体认同相互作用并强化。
代际亲情互动
尽管抱着“不婚主义"的主张，被访者L不能否认相亲和相亲角也有好处：
有时候就会和父母多些交流吧！也许这算是一种好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工作到很晚，属于那种早出晚归型，回去的时候，爸妈都很早就睡觉了。一般来说和父母交流比较少，但是如果有了这种想法他们会时不时地来问我。比如说：哎，现在听说你们这里同事又转进来了个新的男同事，你觉得有什么想法啦？他们会这样子问问我嘛！有可能就是无形之间增加了我和父母的交流，这算一个好处吧！
父母周末来公园的相亲角帮助女儿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被访者x亲自陪同，在谈到父母这种代替自己相亲的行为以及她本人的反应，她说：
我觉得很感动，没有一点反感，完全没有。他们为了自己子女的事情能够大清早跑到这个地方来跟人交往什么的。今天看过以后，我回家可能会对他们更加好一点吧，可恰天下父母心。之后，我们也会讨论一番，毕竟他们今天也看过好几个男孩子的情况了。这下好玩的，以后我们周末晚上不用看相亲节目了，就对看过的男孩子点评一下好啦，这也算是我们之间的新共同点吧。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的角色和义务至今影响深远。无论是在中国“家国同构"传统社会中，还是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的现代中国社会，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还是一个基本的原点单位，除了生存单位、教育单位、秩序单位、独特的社会保障单位外，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解决问题的单位，因此，当子女的婚姻大事迟迟未决或者遭遇挫折时，父母很自然“出手相助"；况且，成年子女的生活往往是很多中国父母自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的一个核心区分是对“幸福"的理解。尽管近代以来的“幸福"在中国也包含“快乐"和“意义"两条主线，但是中国仍然进行了基于本土文化的选择性接受，且保留了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之一就是西方的“幸福观"中的“宗教"和“自然"这两个要素在中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和“子女"。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和子女是获取幸福的途径和手段。中国人向往阖家欢聚，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追求“多子多孙多福"。中国的父母普遍怀有强烈的“望子成龙，望女成风"情结，在求学阶段，希望子女学习好并能找到好工作，成年后，更希望子女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子女孝顺，儿孙绕膝是幸福人生、天伦之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就产生了“白发相亲"。
综上所述，对知青一代父母而言，在追寻代理择偶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们意外地从中获益，相亲角不仅是帮助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的择偶平台，更重要的是成为他们排解集体性焦虑的新通道。相亲角是知青一代父母进行社会交往的新途径，是他们实现情感交流的新渠道，也是代际亲情互动的新话题。
首先，知青一代父母独特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子女的择偶问题不管不问。在论及知青苦难时，学者认为知青下乡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一次陡然的生命转折，是人生的断乳。在社会分类体系中，下乡是一种向下的社会流动。这种不怎么“正面"的变故给知青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知青个人生命历程中种种的“悖离"，如知青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甚至已婚者婚姻不幸福，成为一种苦难的人生。正是这种被延后的恋爱与婚姻生活，使得知青一代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有着非同寻常的急切与焦虑；同时，在回城风潮中，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到冲击而破碎也令知青一代父母触目惊心。因此，父辈对子女婚姻的高度热忱，或许可以通过他们自身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来理解。
其次，独生子女政策也是父母迫切地帮助子女来到相亲角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相亲角，绝大多数待婚男女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盼着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找好对象，过好生活，这种四好人生怎能在择偶这个环节出错呢？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上大学时正赶上学费双轨制，父母为他们念大学支付了比较昂贵的费用；不仅如此，很多父母或者节衣缩食，或者通过理财投资，帮他们购买了婚房，至少准备了婚房的首付款，所有的努力怎么能在择偶这个事上停滞搁浅呢？正是因为存在生存、成才和养老等风险，独生子女与其父母才毫无选择地被“绑缚"在了协同择偶这驾战车之上。
此外，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造成了知青一代父母对自己以及子女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恐惧，这就促使他们力图在婚姻市场上寻求“上迁婚" 的可能，通过婚姻关系的缔结，为自己和子女的未来获取一份或许更加可靠而有保障的人生保险：最为现实的和突出的是父辈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中国大陆现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尚且不可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子女来照顾老人，为其养老送终，“三代单传"夫妇可能要赡养12位老人，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沉重。在相亲角，我发现父母们帮助原本已经非常优秀的子女寻求比其更为优秀的结婚候选人的案例比比皆是；另外，父母之间相互关注对方的工作单位、福利待遇、养老保险等等个人经济状况和社保状况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隐含着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这也可以解释父母们尽心尽力帮助子女寻觅匹配的人生佳偶的一个原因。
而子女对父母代办择偶的态度可以侧面看出中国城市新个体主义的双重内核。一方面，独生子女一代是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的一代，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比父辈强烈；自我造，展现自我和追求个人发展的意愿与动力更强大；同时，他们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理解有异于父辈。就这些方面而言，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技术条件下，他们与那些生活在西方的同龄人相差无几，这是中国新个体主义中体现现代与后现代层面的部分，表现出来的态势是外显的、外张的，这是其内核之一；而代际关系更加紧密则是不同于西方的内核之二。经济体制变革释放了计划经济背景下个体、国企和地方政府被抑制的活力，同时，市场化改革又将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国家与政府减轻了财政负担，个体和家庭被迫接盘，这项举措的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城市个体，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原先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获得的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与确定性，这在“邓的一代"身上体现出来是内缩的、内收的趋势，这是中国城市新个人主义的第二重内核。
中国父母的集体焦虑
与传统的父母包办不同，“白发相亲"的实质是代理相亲，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知青一代父母走过了特殊的人生道路，不完整的教育、被耽误的感情和社会转型的经历在子女婚恋问题上凸显出来，于是，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出现了。
“白发相亲"表面看似一个纯粹的择偶问题，但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套用择偶领域常用的婚姻市场和地位匹配两种分析框架，会发现前者更强调婚配对象的数量优势（如性别比扭曲），后者更强调婚配对象的品质优势（如经济和教育等），都无法解释存在于相亲角效率低而人气高的悖论，这是因为此前通行的分析框架关注的重心是交换，从交换的视角看相亲角，只能觉得它怪异，因为在相亲角里交换无果。本文从知青父母的集体性焦虑这个维度切人，试图提出一种社会学的替代性解释机制，即市场化转型后中国城市人口中知青一代存在集体性焦虑。研究发现：都市相亲角与“白发相亲"现象显示出知青父母的集体焦虑，中国特有的相亲行为同时具有排遣这种集体焦虑的潜功能。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二：其一，集体性焦虑。市场化转型深刻改变了上海社会，“白发相亲"貌似非理性，实则是一种“理性的非理性"行为。相亲角效率低人气旺的悖论反映了市场化转型后中国社会中涌现的一种集体焦虑，尤其是50一60岁左右的城市人口的焦虑。其二，子女婚姻问题的代际延伸与代际张力。相亲角与“白发相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都市未婚男女的婚姻问题的代际延伸与代际张力，由公园中的“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相亲角成为知青一代父母为纾解自身生命压力，认同感缺失等问题，进行社会交往、情感交流、代际沟通的新通道，父代的特殊历史经历在家庭生命周期中完成了代际延伸，产生了特殊的代际张力。
这就是“白发相亲"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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