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文化”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 《社会科学中的文化》
“文化”一词在法语中的涵义从“从土地的耕作”发展到“精神的培育”。当此词在法语中逐渐指涉一种人类的统一特性时，德国的“文化”观念则越来越倾向于区分和巩固不同民族的差异。
特意探讨“文化”一词在法语中的使用是贴切恰当的，因为该词决定性的语义演变——这一演变后来导致了文化概念的出现——看起来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语语言，后来又作为借用语在其他邻国语言(英语、德语)中广泛使用。
如果说18世纪可以被认作为是文化一词现代含义的形成时期的话，那么需要指出的是早在1700年“文化”一词就已经是法语词汇中的一个老词了。它源于拉丁语中含义为对土地或牲口施以照顾的cultura一词，到13世纪末期，开始被用来表示一小块被耕作的土地的著作。
到了16世纪初期，文化一词不再表示(培植的东西的)状态之义，而是一种行动，也就是耕作土地的行为本身。直到16世纪中期，其引申义才逐渐成形，即“文化”可以表示对一种才能的培育，就是说发展这种才能的劳作行为本身。但是，直到17世纪末，这一引申义一直不太常用，几乎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在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词典中亦没有出现。
直到18世纪，文化一词语义内容的演变很少是因为观念的变迁，倒是更多地跟循了语言本身的自然变迁，这种变迁一方面是通过借喻(从作为状态的耕作到作为行动的耕作)而实现，另一方面又通过隐喻(从土地的耕作到精神的培育）而完成，效仿了其拉丁文中的原型cultura，在古典拉丁语中主要是使用这个词的引申义。
在18世纪的时候，引申之义的“文化”才开始得到承认。它在此方面的含义被收入1718年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那时它在使用时后面经常会跟上一个补语：人们会说是“艺术培养”(culture des arts)、“文学培养”(culture des lettres)、“科学培养”(culture des sciences)，就如同当时必须要进一步明确要培养的东西是什么。
▲ 德加《明星》(1878)
文化一词是启蒙运动所使用的语言词汇的组成部分，但哲学家们对它的使用却不是特别多。《大百科全书》专门保留了一个很长的词条来讲“土地耕作”(culture des terres)，却没有特定的词条专门来解释“文化”的引申义。不过，《大百科全书》并没有忽略文化这个词，因为它广泛地出现在其他词条(“教育”、“精神”、“文学”、“哲学”、“科学”)中。
逐渐地，“文化”一词摆脱了它的补语，终于可以独自使用，表示“培育”、精神的“教育”之义。后来，出现了与上文中我们提到的词义变化相反的一种现象，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从将之视为一种行动(教育行动)转变为一种状态(通过教育而形成的文明精神的状态，“有文化的”个体的状态)。
到18世纪末，《法兰西学院法语词典》(1798年版)谴责“没有文化的朴素精神”，并借此表达强调“自然”与“文化”间的概念对立，受此影响，“文化”一词的上述语用被得以认可。“自然”与“文化”间的概念对立在启蒙思想家们的眼里是根本性的，他们将文化理解为是人类独特的特征。对于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文化是人类积累的知识总和，并由人性传承，被视为人类历史进程的全部。
▲ 布歇《中国园林》(1742)
在18世纪，“文化”总是以单数的形式使用，这反映了哲学家们的普世主义和人道主义观念：文化是人类独有的，超越于各民族或阶级的所有差异。因此，“文化”完全是属于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范畴：这个词与进步、演变、教育、理性等处于那个时代的思想核心的观念密切相关。
如果说启蒙运动起源于英国，它则在法国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与词汇；立即就在整个西欧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尤其是在一些大都市，比如阿姆斯特丹、柏林、米兰、马德里、里斯本，一直到圣彼得堡。文化的观念呈现了当时的乐观主义精神，后者是以坚信人类未来可以改善为基础的。进步源于教育，也就是说，源于文化，总是不断延展的文化。
因此，“文化”一词与一个后来在18世纪法语词汇中获得巨大成功(甚至比“文化”一词还要成功)的词特别接近，即“文明”(civilisation)。这两个词属于同一语义场，它们反映了同样的基本概念。尽管有时关系密切，但它们却并非完全等同。“文化”展现的更多是个体的进步，而“文明”所展现的则是集体的进步。
跟与其对应的“文化”一词一样，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文明”是个一元概念，因此只以单数的形式使用。该词出现得比较晚(直到18世纪才出现)，其最初的含义是表示风尚的精细化，在改革派哲学家那里它很快就发生了语义改变，对后者而言，该词意味着让人性摆脱愚昧与非理性的过程。通过倡导“文明”的这一新含义，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他们不是没有政治影响力)特别强调社会统治的概念，在他们看来，社会的统治必须以理性和素养为支撑。
由此，文明被定义为制度(institutions)、立法(législation)与教育(éducation)的完善过程。文明是一个不易完成、应该予以支持的进程，它影响着整个社会，而这一影响首先就是从对国家的影响开始的，国家在其运转中必须要不断去除那些不合理的因素。总而言之，文明能够也必须超越组成人类整体的所有民族。
▲ 狄德罗《大百科全书》卷首插画
如果有些民族的文明进程比其他民族前进得多一些，如果有些民族(特别是法国)的文明进程提前得早以至于我们今后可以将之视为“文明的”民族，那么所有民族，即便是那些最“原始的”，也有能力进入到同样的文明进程中，而文明进程的步伐走得快的民族有义务帮助那些相对较慢的民族弥补其迟缓。“文明”一词与这样一种历史的进步概念密切关联，以至于那些对此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比如卢梭、伏尔泰的同道者，会避免使用这一术语，由于他们人数不多，不可能做得到让人们接受一个更加相对主义的词义。
在18世纪中“文化”与“文明”的使用标志着关于历史的一种去神圣化的新概念的形成。(关于历史的)哲学摆脱了(关于历史的)神学。在“文化”与“文明”的观念中所体现出来的有关进步的乐观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宗教寄托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替代品。从此，人被置于思考关注的中心，天地万物的中心。开创关于“人的科学”的观念出现了；这样一种表述是被狄德罗于1755年首次使用的(出于《大百科全书》中的“百科知识”词条)。1787年，亚历山大·德·莎瓦那创造了“民族学”(ethnologie)这一术语，他将之定义为研究“各民族迈向文明的进步史”的学科。
引申意义上的文化(kultur)一词在18世纪出现于德语语言中，看起来像是法语中“文化”一词最准确的转置。法语的声誉——使用法语是那个时代德国上层阶级独有的标志——和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当时非常大，这可以解释德语为什么借用了法语中的“文化”一词。
然而，德语中的文化一词后来很快就发生了词义转变，词义变得比其法语中的对应词更具限定性，并从18世纪后半叶起成功地赢得了法语中的“文化”一词所没有得到过的公众的兴趣，而“文明”则在法国思想家的词汇中几乎可以说夺得了头牌。诺贝特·埃利亚斯解释说，这一成功应当归功于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的接纳，归功于他们在宫廷贵族群体之外对该词的使用。
实际上，与法国的情形相反，在德国，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并没有密切的联系。贵族阶级与普通的社会阶层相对隔离，王室特别封闭，资产阶级几乎远离任何政治行动。这样一种社会距离孕育了某种不满情绪，尤其是在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后来在18世纪后半叶，把以科学、艺术、哲学以及宗教为基础的所谓的“精神”价值与贵族阶层的“殷勤”价值对立起来。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前面的价值才是真正且深刻的价值；而后者则肤浅且缺乏可靠性。
这些知识分子通常出身于大学，他们批评治理德国不同邦州的君王们忽视艺术和文学，将其最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宫廷礼仪上，特别专心于模仿法国宫廷“文明的”举止方式。有两个词可以来界定上述两种价值体系的差异对比：所有隶属于本真范畴的、有益于知识与精神丰富的东西都被视为属于文化的范畴；相反，那些仅仅是外表华丽、轻浮、表面讲究的东西都属于文明的范畴。
▲ 歌德与席勒
因此，文化是对立于文明的，如同深邃对立于肤浅一样。在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看来，如果说宫廷贵族是文明的、有教养的话，那么他们则很是缺少文化。由于那一小部分贵族群体同样缺乏文化，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则在某种意义上自以为身负发展德国文化将并将之发扬光大的使命。
基于此种意识，对于“文化”—“文明”这对反命题的强调逐渐地由社会对立转变为民族对立。后来多个并发事件推进了这一转变。一方面，密切德国宫廷的文明风尚与法国宫廷生活间联系的信念不断加强，这在后来被认为是一种异化。另一方面，恢复德语语言地位的意愿表现得越来越强烈(知识分子中的先锋派只用这种语言作为表述载体)，明确在精神领域内什么是德国独有特质的愿意也越来越强烈。德国民族的统一没有实现，在当时看起来也难以在政治层面上实现，在此情形下，知识分子群体头脑中对其“民族”使命的理解越来越热切，并从文化的角度寻找德国的统一。
这一社会阶层此前没有什么影响力，它的逐步壮大使其自身成功地被认定为德国民族意识的代言人，并由此转化了“文化”—“文明”这对反命题所涉问题的要素与范畴。在德国，法国大革命之后，“文明”这一术语丢掉了它与德国贵族有关的隐含意义，而主要涉指法国，并在更大程度上，涉指西方势力。同样，作为18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特标签的“文化”，在19世纪变成了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独有标签。它展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特征，即可靠、深刻、有精神诉求，此后则被视为是德国所独有的。
还是从埃利亚斯的观点来看，在这一演变背后隐藏着一种同样的心理机制，它与一种自认为低人一等的情感密切相关。德国的文化观念是由普通阶层所创建的，它对自身充满怀疑，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远离于权力与高官显爵，并在寻找另外一种形式的社会合法性。
从整个德国“民族”的范围来看，它具有同样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表达，它拷问的是德意志民族独有的特征，而后者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实现政治统一。面对邻国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势力，因政治分歧而受到削弱、分裂为多个公国的德意志“民族”力图通过颂扬其文化来确认她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从19世纪起德国的文化观念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区分和巩固不同民族的差异。因此，这是一个与法国普世主义的“文明”观念相对立的特殊主义观念，法国的“文明”观念本身是对一个早已实现民族统一的民族的表述。
▲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 (1744-1803)
早在1774年，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就在一篇重要的论辩性文章中，以每个民族的“民族天赋”的名义为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人性的财富)辩护，并反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主张统一的普世主义，他认为启蒙运动的这种思想会使得人性变得贫瘠，当然当时他这样的想法还是相对比较孤立的。赫尔德感觉到，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哲学似乎是一个知识帝国，面对于此，他想把每个民族的自尊归还其自身，并从德意志民族开始做起。
在赫尔德看来，实际上每一个民族在其自身的文化方面，都有一个特定的使命要实现。因为每一种文化都用其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人性的某个方面。赫尔德的文化观念表现出不连续性的特征，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排除不同民族之间可以交流的可能，因此他的文化概念相较于启蒙运动的哲学是以《另外一种历史哲学》(他于1774年出版的著作的题名)为基础的。由此来看，赫尔德恰恰可以被看作是相对主义的“文化”概念的先驱者：“是赫尔德引导我们去放眼关注文化的”。
在1806年的耶拿战争失败、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后，德国的民族意识很快经历了民族主义的复苏，后者通过强调对德国文化特殊主义的解释而表现出来。定义“德国特征”的努力不断加强。从其绝对的特殊性来看，这不再仅仅是得以确认的德国文化的新颖之处，还是其优势之处。通过这一确认，某些思想理论家完成了一项德意志民族有关人性的特殊使命。
因此，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德国的文化观念在19世纪多少发生了一点儿演变。它越来越与“民族”的观念密切关联起来。文化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聪明才质。文化层面的民族先于并召唤着政治层面的民族。文化表现为艺术、知识与道德等层面的所有习得，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财富，并奠定了她的统一性，而这样的财富被视为是永久存在的。
这些精神层面的习得不应当与技术层面上的成功相混淆，后者与工业进步有关，源于没有灵魂的理性主义。在19世纪期间，越来越明显的是，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们把文化与文明对立起来，前者被认为是一个民族深层灵魂的表达，而后者则从此被限定在与经济和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物质进步的层面上。有关文化的这样一种本质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观念跟关于民族在人种—种族层面的观念——拥有同样血统的个体共同体——完美相符，同一时期，这一概念在德国得到了发展，它从根本上服务于德国民族国家的建构。
▲ Philipp Veit《日耳曼妮娅》(1848)
而在法国，文化一词在19世纪的演变则很不相同。在那些有学问的圈子中，存在一种对那时正闪耀光芒的德国哲学与文学的迷恋，它毋庸置疑地推动扩展了法语中文化一词的含义。“文化”以一种集体的维度得以丰富，而且不再只与个体的知识发展有关。此后，它也代表着一个共同体特有的所有特征，但这种涵义通常比较宽泛且模糊。人们也能找得到一些诸如“法国文化”(或德国文化)或“人类文化”的表达。“文化”跟“文明”特别接近，而且有时可以与之互换。
可以这么说，有关文化的法国观念仍旧表现出人类统一性观念的特征。在18至19世纪的法国，普世主义的思想是连续的。就其整体含义而言，文化首先是“人类文化”。尽管受到德国思想的影响，但统一性的观念比起多样性的意识仍占据了上风：在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德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之外，存在着“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在一场如今仍旧知名的1882年在索邦大学举行的题为“何为民族”的演讲会上，欧内斯特·勒南坚信地宣称：“人类文化先于法国文化、德国文化、意大利文化。”
各种文化特殊主义的影响都不是很大。知识分子们并不接受一谈文化便说是某个民族的文化的观念，同样，他们否认德国人置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立。从逻辑上讲，法国有关文化的普世主义思想与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有关民族的选择性观念是同时出现的：勒南解释说，所有承认自己属于法兰西民族的人，不管其血统如何，都属于法兰西民族。
20世纪，法国与德国之间民族主义的敌对，及其在1914—1918年战争中的野蛮冲突，使得这两种关于文化的观念之间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辩后来变得更加剧烈了。这些词变成了如同武器一样被人们使用的标语。法国人将自己视为文明的冠军，反驳声称要捍卫文化(德国人自己所理解的文化)的德国人。这一现象解释了为什么“文化”一词整体词义的使用在20世纪初的法国出现了相对的衰退，法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应当非常明晰地与其德国对手区分开来，甚至是所使用的词汇也要有所区分。然而，在武装冲突之后仍在延续的词语之间的冲突，显示出一种不能将之简化为简单的战争宣传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对立。
自18世纪至20世纪，法德之间的论辩典型地折射出关于文化的两种观念，一种是特殊主义的，另一种是普世主义的，它们是当代社会科学界定文化概念的两种基本方式。
【摘自《社会科学中的文化》[法] 丹尼斯·库什著 张金岭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略做编辑】
《社会科学中的文化》
[法] 丹尼斯·库什 著
张金岭 译
商务印书馆201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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