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与继续革命——评《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最重要的一段对话发生在影片的结尾部分，在这个图穷匕见亮出底牌的时刻，张麻子问黄四郎“你说是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这个问题之所以要紧，是因为，它其实是在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而两个选择代表了两种身份：第一种身份是土匪，只图钱财，不问是非，这样的人，一定会认为钱更重要；第二种身份是造反者，造反者比土匪更有野心，试图推翻当权者，取而代之，这样的人一定会认为推翻当权者比掠夺钱财更为重要。在黄四郎的眼里，张麻子并不是简单的土匪，所以，他回答说“我”。然而，张麻子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个答案击溃了黄四郎最后的一点矜持，因为这个答案的背后，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料到过的身份——革命者。
其实，这个国家对革命并不陌生。辛亥革命十年之后的南国，人们依然习惯于下跪，区别仅仅在于新的权贵取代了旧的权贵，压迫的方式则在枪炮的武装下更加残酷。几乎是差不多的时间，在稍微往北一些的长江下游，从北京回故乡省亲的鲁迅碰到的依然是一个“骨子里都是依旧”的凋敝乡村。在革命中叱咤风云的革命党，在革命之后产生了分化。
无疑，黄四郎是辛亥革命之后坐享革命红利的既得利益者。在鸿门宴上，黄四郎说，他二十年前见过张麻子，那时候张在明处，他在暗处。而二十年前，张牧之可能正是反抗青廷的革命党。黄家藏有一颗珍藏版地雷，该地雷的双胞胎兄弟正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响。黄四郎很可能也是早期的革命党成员，甚至参加过十几年前的那场革命，在革命后，成为革命新贵，祖辈的基业加上黄的革命资本，造就了雄踞鹅城的南国一霸。
而张麻子则是革命中另一类人的象征。张麻子是某种南国方言中张牧之的谐音。张牧之象征的是一种致力于达成革命最初承诺和最终精神的力量，是革命纯洁性的捍卫者——正如同他所追随的蔡松坡将军。对于这些人而言，革命远远没有结束，只要革命的最终目的没有达到，就需要将革命永远进行下去。
在影片中，蔡锷与辛亥革命只是这个关系的一个表层的类比。更深层的类比在于，姜文用它建构起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姜文并不试图区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在革命最纯粹也是最直接的意义上，这两场革命不过都是永不停息革命浪潮中的前后相继的环节。
辛亥革命之后十四年的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溘然长逝，留下的遗嘱经汪精卫整理，浓缩为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既然革命尚未成功，则需要继续革命。晚年的孙中山，在继续革命中最大的行动就是联俄联共。就在马邦德带着老婆唱着歌奔赴锦绣前程的时候，共产党正在秘密的筹备之中。两年之后，孙中山将这个新的政治势力视作为国民党重新注入革命精神的新鲜血液。孙中山看重共产党人，并把发展组织的重任委托给他们。孙曾斥责一批告共产党状的国名党员，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
正是在联俄联共的政策之下，国民党获得了空前的活力，广州成为了革命的中心，并最终埋葬了北洋政府。在大革命的节节胜利之中，国共分裂。土共上山当了土匪，国军进城当了老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认为自己才是大革命精神的真正继承者，而进了城的国民党，不过是“革命的叛徒”。
就是在这个时候，年轻的毛泽东正经八百地登上了历史舞台，而鹅城中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很多人无法理解影片后半段撒银子撒枪的桥段，因为按照商业大片的逻辑，此刻的张麻子应该率领余下的兄弟冲入碉楼，以一敌百地血洗黄府，一波三折地灭掉黄四郎之后，英雄举枪朝天空怒射，天地为之动容。最好顺便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出被黄四郎抓走的花姐，然后两人骑着高头大马消失在血色的夕阳中。然后出音乐，字幕。
但是，姜文和张麻子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在发银子的晚上，戴着九筒的张麻子和戴着一筒的汤师爷有一段对话。“你不就是想当老天爷吗？”“是啊。”“这跟收拾黄四郎有什么关系呀？”“老天爷都能当，还收拾不了一个黄四郎？”
这段对话预言了后来张麻子用四个人攻破黄四郎碉楼的方式。如果把撒银子的桥段视为一个政治寓言，恐怕没有比土地革命更加适合的类比对象了。正是通过这场运动，农民被指认为一个阶级，并第一次获得了政治主体性。
二十年代，广东海丰的旧式官僚在农民代表面前谈及彭湃利用农民时，农会干部的反驳是：“不是彭湃利用我们，是我们农民利用彭湃。”这些农民不一定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但积极投身到了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中去。当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斗争果实而奔向战场时，更成为中共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最重要力量。
在围攻碉楼的前夜，张麻子曾经让老七在黄府的铁门上打出了一个叹号，然后自己又打出了一个问号。叹号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问号，则意味着对新的时代的疑虑。二十世纪前半页行将结束的一九四九年，中共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黄培炎问毛泽东，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
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周期率？毛泽东答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十多年之后，新社会中的阶层分化开始显著起来，一个现代化的官僚层级制出现在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地平线上。
夺取政权之后，还要不要革命？毛的回答是肯定的。恰如曾向黄炎培所说的那样，毛开始发动人民，只不过他的民主不是通过投票，而是通过群众运动以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文化革命。正如萧武所言，一个基本的事实是，1966—1968年的群众运动时期，无论同时还存在着怎么样的高层政治权力斗争，一般劳动群众热情参加“革命”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厌倦了这之前的僵化的等级制度。当曾经许诺给人们的一个平均主义的天国迟迟不肯出现时，只有等级特权越来越威胁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时，他们怎能不对“文化大革命”寄予厚望，怎么能不激动打倒当权派？
一般认为，毛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它在十年“文革”期间被广泛宣传，家喻户晓，还曾写入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甚至还写入了四届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宪法, 影响十分巨大。它在最初提出时被评价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在病痛中去逝。随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认为它是“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应该“坚决纠正”。
从一九八零年代后的中国，是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教授先生们说：告别革命，中国不能乱；民主人士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只能导致专制；社会精英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就是劫富济贫；青年学者们说，革命就要流血牺牲；达官贵人们说；告别革命，稳定压倒一切……告别革命，告别革命！在今天，即使最底层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也会像背顺口溜一样在不经意间流利的说出“中国不能乱”这样有政治觉悟的话来。在今天，告别革命已经与市场经济一样成为了神话。无须任何意义上的质疑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牢牢的记住它，并中规中矩地遵守秩序，任何对“告别革命”的质疑都将遭遇“你是想要回到文革去吗”这样在反问，就像任何对市场的质疑都被指责为为专制辩护一样，在说的时候就要准备着成为“人民公敌”。
告别革命，同样有着深厚的思想和实践背景。正如邹谠所言，在历史实际政治中它可以上连美国改良主义政治与法国革命的对比，下连苏联的崩溃，中国的严重 灾难，在思想上可以接连Edmund Burke以来的保守主义思想，……此外，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可以引出告别革命的论点。
一七九九年，柯勒律治写信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建议他同广泛的精神不振和顺从竞争：“我希望你能给如下人写一些诗，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完全失败，他们已经抛弃了对人类改良的一切希望，正在堕入一种差不多是享乐主义的自私之中，在对家庭的依恋和对想象性哲学的蔑视这种软弱的名号下，掩盖了同样的享乐主义的自私。”后革命时代的失落感是如此雷同，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仿佛跟这个革命的世纪没有什么瓜葛。而充斥在新世纪的东西则是美容、减肥、楼房、股市、美女、汽车。
姜文生得早，没有赶上“告别革命”的好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不断革命时代的产儿，却生长在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这个问题是他人格的一部分，他需要一种表达，但他似乎也并没有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讲了一个寓言，结尾要靠我们自己来完形。
若干年后，有人采访姜文，姜文说，“赶巧我们这一代人，一九七六年以前的人吧，赶巧跟一批历史创造的英雄同时代活过。毛泽东逝世时，我已经十三岁了，起码这十三年我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生活过，他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
姜文曾在他的临时寓所的写字台上、洗脸间、床头，所有可以放书的地方，大都放着与“毛”字沾边的书：有《毛泽东选集》，有研究毛泽东的书籍，还有毛泽东喜爱的书《容斋随笔》。姜文说，守着这样一个伟人，这么大的一个世界，这么多风风雨雨，比看“三国”要精彩得多。
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姜文，他是否要演毛泽东。姜文回答：“不是我说要演。我确实觉得这个人物是值得塑造的。但是，我不太相信现在又可能出有关他的成熟作品。很难，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他的认识恩怨性太强。我们很幸运曾经跟他生活过一段。他是中国这几千年来能够冒出头儿来的这么三、五人中的其中一个。他跟旁边的人没法比，什么蒋介石，个儿太矬了。他的‘往事阅千年，魏武挥鞭’，它实际上到后来是跟古人对话。现在太多的恩怨，对他，会扭曲了他的精神。当然把他精神话了是不对的。太简单。因为中国有这个毛病，拽不下来，干脆推成神。这挺好的！但是，他不是凡人！他做了凡人想做没做成的事儿。当然，那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还有一点，现在很多人为了不神化他，把他塑造成凡人的演法，这是很大的错误。把他演成了干部了!他不是干部!是个革命者英豪啊！他不是干部！从这个词来说，‘干部’是个日本词。好比一棵树，这叫干部、根部、冠部。我看好多电影、电视剧，你怎么能把老人家弄成一干部？！这太不对了。他是个什么人？！我还几次都说，他没有补助费，也不着眼前的利益，就能这么一呐喊，就反了，就都跟着他长征去了。蒋介石那花了多少补助费，套半天词，不跟着走！这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他，我觉得不能把他当农民。很多人把他当农民，我觉得很浅薄的。这么说他我觉得是贬低自己。另外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受了知识分子的罪，才收拾知识分子。这个我觉得也太可笑了。其实，他本身是个很大的知识分子。他虽然没去过西方，但从他的理论里边，有很强的这种世界知识集合在里边。包括他对哲学、辨证法的爱好。关键一点，他有种对理想的追求，和能够清晰带有煽动性地阐述理想的能力。不是靠银子、许愿啊，这不是。”
关于革命和造反，阿伦特有一个区分，造反是以暴易暴，而革命是秩序重建。造反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尽管阿伦特的《革命论》最后演变为一套“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的说辞，但其对于革命的这些指认是准确的。革命是启蒙的后果之一，其最重要的禀赋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反抗暴政的暴力活动，同时也指向了一种新秩序的建构，这种秩序内在的价值就是革命行动的价值依据。阿伦特认为，这种价值依据就是自由。
出于一种在冷战背景下对马克思后继者们的失望，阿伦特对马克思有一个误解，认为后者“忘记了革命的本来意图，是以自由立国”。这种指责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马克思早就在两个层面上对自由进行了重新认定。其一，在马克思那里，私有制之下的自由视为一种异化后的“伪自由”。解释这一原则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婚姻自由的论述：“婚姻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不会有别的动机了。”在马克思看来，基于私有制的自由无非是“贫穷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平等（这种平等的逻辑后果就是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其二，在谈到“以自由立国”的时候，阿伦特的脑海中理想的革命形态是在她看来异常完美的美国革命，而其实，马克思并非忽视了“自由建国”，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早就对德国社民党提出的“自由国家”的说法进行了批判。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付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在这里，等级制之下的自由，无非是“下跪的自由”。
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革命的目的就是消除了私有制和国家之后的自由，而不是贫穷和下跪的自由，用张麻子的话来说，就是“站着，还把钱挣了”的自由。当鹅城新县长马邦德宣布他给鹅城带来三样东西，“平等，平等，还他妈是平等”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土匪，而是一个宣布“鹅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革命者。
在其最纯粹的意义上，只要贫穷和等级制依然存在，革命就永无止息。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革命之后，应当是世俗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继续革命，更不是永远革命。
“大哥，我们去上海了。”
“不跟我回山里了？”
“还想回山里啊，您这腿脚都不利落啦。”
“你不是要跟我当麻匪到处发钱吗？”
“今天不是把钱都发光了吗？还有比今天更过瘾的？”
“这么说，你改主意了？”
“那还用说吗？”
“老三，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替二哥娶她。”
“老三，你跟我在一起不高兴吗？”
“高兴，就是有点不轻松。”
“你们俩呢？”
“有点。”
“不轻松。”
“姑娘，你这么拿着枪，更好看。”
在张麻子眼里，最纯粹的革命者一定是那个一支枪对着自己，一支枪对着敌人，在心里装着最美好理想的人。所以他要说，“姑娘，你这么拿着枪，更好看。”
姜文曾经评价毛说：“我觉得他可以把几万人带着迁徙，又没有补助费，像摩西出埃及一样。这种东西是精神上的，但他也很矛盾，很有悲剧性，他跟斯诺谈的那段话里提到，他的亲人死了那么多，我觉得那是他体会到某种悲剧感的时候。”这样悲剧感，不知是否可以称作孤独。“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老三，去上海还是浦东，浦东还是上海？”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在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中，姜文终于捅破窗户纸，把现实和想象搅成一锅浑水。姜文曾经引用述平的一句话来阐释自己对真实的看法——“强劲的想象带来真实”。在《让子弹飞》中，他把中国二十世纪所有的革命讲述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着最为荒诞的外壳，却有着最为丰富的内核。
李零说，“二十一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费正清说，“革命总是遭遇一个共同的命运：在当时它们似乎像突然爆发的火山似的，既不可预侧，又无法控制。但事过境迁回顾它们时，却都渐渐淹没在风景画中，好像一座山的两边山脚，因和果都分不清楚了。”于是，一切血与火最终都淹没在湖光山色掩映中的那首《送别》之中，火车开向七十年后改革开放的浦东，尾随的骑士沿着铁轨独行成一个孤绝的背影。这一切，像一个开始，又像一个结尾，更像是一个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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