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三）大动荡来临

黄新原 著

举国混乱

1966年，我正上六年级。这是50年代出生的人里比较“靠前”的年纪。这个年纪如果说已经记事了，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间。但面对那场突如其来的动荡，和一些比我年纪大好多的人一样，“不理解”和“不记事”混淆了。整个国家的疯狂让你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多少奇怪的事物让你的眼睛应接不暇，所以除了记得一个字儿：“乱”，其他就像一大桌子菜放在你面前，回头让你说今天“饭局”都吃了什么，你除了眼前爱吃的那两样，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那年是一场历史灾难的开头，是一场大人不理解，孩子更不理解的浩劫的初端。

去王府井看大字报

 现在想起来，对当时的混乱，孩子们毫无痛苦可言，正在为考初中较劲的我们，突然可以不上课了，那真是觉得无比的轻松。大人们并不像现在“小升初”那么紧张。不上课不是一下就停课，而是今天老师说有事，让上午在家写作业；明天老师全体开会，让全天在家复习。做完老师留的作业，就可以玩了。这种状况持续了没多久，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没人通知，就可以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不算旷课。又过了没多久，听说校长成了“反革命”，教导主任成了黑帮老婆。学校没人管了。大人们那时已经不着家了，孩子就像放了羊一样，觉得阳光特灿烂。这种状况持续到放暑假。暑假过后学生们就没人再通知让上学了。

我们这些毕业生更是既没人通知回校，也没人通知可以上哪所中学，因为根本就没有参加毕业和升学考试。这时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发生了，一位要好的同学的爸爸被批斗了。这位叔叔因为我经常去他家，很熟悉。戴一副金丝眼镜，腰杆儿永远挺直，走路是标准的军人姿势。有一次他家蒸的白薯刚出锅，我恰巧“赶”到了，他除了给孩子们分以外，还给了我一块，我说：“不好意思吃。”他看看我说：“什么话，吃！”所以我对他印象极好。他被架在一张方桌上，底下的人拼命大喊口号：“打倒×××！”还说他为刘少奇反动路线如何如何。我蒙了：他怎么会成反革命呢?他人挺好的呀。大概又过了几天，接着还斗他，桌子上除了他，还有他老婆罪状是：他老婆是国民党某省主席的女儿，是特务。多年后这位同学告诉我，他爸爸是刘少奇派的驻某大学工作组的组长。他妈妈是国民党省主席的女儿不假，但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后来才知道，“文革”之初，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被揪斗，党委处于瘫痪状态。刘少奇决定派出工作组，以维持学校秩序和正常工作。后来这些工作组受到造反派的强烈反对和驱赶。毛泽东也表态不支持派工作组，这成了刘少奇压制革命运动的罪状。

记得那已经是初冬的天气了。父亲有一天突然很郑重地给了我几毛钱，说：“去，坐车，上王府井看看大字报，反正也上不了课了。”那神情好像是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能进城，我当然高兴。至于为什么上王府井，我弄不明白，其实当时我家所住的院子里，已经有很多大字报了。到了王府井，果然大字报不少，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口，都扎起了席子。尤以西南角和东南角最多，纺织部大楼的墙上也贴满大字报。再往南，直到台基厂北京市委两侧的街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写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能记得的名字当然有刘少奇、邓小平，好像还有彭真、薄一波和安子文。他们的名字，都是倒过来或者倒向一侧的，而且打上红叉。记得当时让我吃惊的是：刘少奇竞和赫鲁晓夫勾结，而且还结了那么多次婚，这很不像话。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的电影我是看过的，那穿的衣服经大字报一提醒，确实显得很像资产阶级阔太太，而且还戴着项链。还记得刘少奇有一句“荒唐”话，大意是“一条牛加一条牛还是牛，但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就成了夫妻。”当时闹不懂牛和人有什么关系。我从上小学就写不好字，怎么练也不开窍，但我记得我看到的大字报，几乎每篇的字都写得很棒，都是书法作品。那红的、绿的、黄的、白的大字报，已经纸上压纸，粘得很厚，有的已经在风中被刮碎了。大字报上，程式化的内容大体都是最前面引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者“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那时还没有“最高指示”这个词；最后照例是“打倒×××！”或者是“砸烂×××的狗头！”“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字报的落款都是某大学或某中学红卫兵战斗队的名字，如：“驱虎豹”、“东方红”、“井冈山”等等。

记得那天我很晚才到家，把看到的内容跟父亲很郑重地汇报了，而且对有的情节很兴奋地描述，俨然是完成了一项上级交给的任务父亲无言地听着，最多“噢，噢”两声。

那以后，我好像看大字报上了瘾，一是可以出去玩而让大人以为是去干“正事”，一是确实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很渴望。先后去过清华、北大、北航和八一中学等。如今留下的感觉都差不多，内容似懂非懂但有一点却是最吸引人的，那就是平时在广播中和电影加片中看到的新闻人物不断被揪出来—“噢，原来他也是叛徒、特务啊！”

红卫兵

 至今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年龄，不多不少，恰恰晚生了一两年，没有在1966年“文革”一开始时成为初中生。因为一上了初中，那天地就宽阔得多了，对当时红卫兵的了解就会更切身一些。准确说：就能真正当一把红卫兵。因为红卫兵这一事物，就是1966至1967年闹得最凶。记得当我在王府井看大字报的前后，院子里的大孩子(也就大约是1950年、1951年左右出生的孩子)就很少露面了。

偶然一见，都是穿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系着武装带。那时部队还没有配发光面的人造革腰带，只有“5式”军装所配的那种很宽的牛皮武装带，两头都铆着沉重的黄铜带扣，如果抡起来打人，一皮带就能把人的脑袋打花喽。记得一位大我两岁的孩子戴的袖章很宽，几乎占了半个袖子，他身材粗壮，很是神气。对我们解释。这种袖章是“西纠”特有的。什么是“西纠”，我当时不知道，但只这一个“纠”字，在我感觉上就带点儿红卫兵中“警察”的意思。我曾经跟着他去过一趟西单附近的三十五中，出身好的中学生都成了“小闯将”，那时都住校闹革命，谁也不回家。教室里满是铺盖，都住着人，乱得一塌糊涂。这些人一出来，都是骑着自行车，后车架上也带着人。打头的自行车有人打着大旗，几十辆一群，八面威风。这种毛主席支持，用来打乱“旧世界”的组织在当时个个都处于疯狂状态，打人抄家的事，成了家常便饭。大约是在1966年至1967年的那个冬天，我目睹了一起红卫兵抄家行动，那让我感到，如果说谁赶上正好是被抄的人，真的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那只是个不大的四合院，门在我赶到的时候早已被砸开，确切说，一扇门已经倒在地下，红卫兵如果不是喊着革命口号，穿着军装，那简直就像土匪在抢劫。混乱中，我看不清谁是这里的“户主”，只记得有一个老太太被勒令脸冲墙站着，里面玻璃被砸的声音对她来讲似乎很木然，一会儿一个红卫兵拿出几张纸，问那老太太什么话，老太太点点头，那个红卫兵立刻举起手中的纸大喊：“这是地契，是变天账！”老太太于是被勒令跪下，老太太很听话，立刻跪下，头低着，仍然冲着墙。但这次我没见到红卫兵打人。

那场景就发生在人们后来说的“破四旧”时期。那时的“破四旧”几乎到了无所不破的程度，搜出的古董瓷器被打碎，线装书被烧掉。从改革开放后的古董市场上偶然遇到的事情，就能看出当时的疯狂与变态。大约90年代前期，一次我在一家旧货市场看到一只涂了红油漆的瓷瓶，感觉蹊跷，直觉让我没有犹豫，很便宜就买了下来。回家把油漆一刮，竟是一只上好的乾隆年粉彩瓷器；一位朋友买了一只装着家庭老照片的镜框，却发现照片背面藏着一块清代官服上的“补子”。那时多少街道、学校、商店都被改名，像“红日路”、“红卫甜品店”、“东方红小学”、“红旗公社”、“东风水泥厂”、“代代红幼儿园”；北京的友谊医院改名为“反修医院”，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等等，只要有人动议改名，就会立刻得到批准。当时甚至有人说，应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公社”。

如果说上面所看到的抄家场面，“革命对象”只是一个“藏”有地契的“地主婆”，那么不久我就真正看到了一次对待老干部的抄家。那是在我一个亲戚家所在的大院儿里。一群红卫兵拥进那个楼房的单元，立刻从里面揪出一个胖老头儿，那老头儿开始还反抗，结果迎击他的是皮带、拳头、脚和唾沫。他被打倒在地，后来又站起来，他不再反抗了，在口号声中站着，额头上浸着血。接着从屋里有人抱出了书和大捆的信以及牛皮纸袋子，不知里面装的都是什么。

这种抄家，当时让我感到红卫兵太强大了，简直是所向披靡，抄谁斗谁，没人敢反抗，反抗也没用。同时感到了“阶级敌人”的阴暗和软弱，一打就垮。而且果然在我们身边就有坏蛋，那个老太太如果不是地主，为什么会那么老实地跪着。红卫兵抄家究竟闹到了什么程度，《今日参考》上一篇《许世友与张春桥的“不解之缘”》说，当年南京的红卫兵竟然抄了许世友的家，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这位解放军中出了名的悍将，居然被迫躲进了大别山。

也就在这时，我还目睹了大学红卫兵和中学红卫兵的对抗。我家所住的院子附近，就有一所很知名的大学，我们有时候去那里玩儿，大学生们也有到我们院儿来玩儿的。那时的大学生当然都是40年代出生的。他们看上去好像家境都不太好，有的夏天还打着赤脚，打补丁、退了色的黄军装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黄军帽的帽沿和底边儿都已经拉毛”了。从感情上我们当然向着中学红卫兵，但后来发现中学红卫兵在他们面前，并不能像对“阶级敌人”那样所向披靡。首先嘴上的功夫就不行。所谓的对抗，主要是在操场上进行辩论，大学生所说的道理，中学生有的显然听不懂，尤其是革命理论和马克思、列宁的“教导”，只要一说到这些，就明显看出中学生眼中的茫然和迟疑。一次一个家住我们院儿、比我大两岁的中学女红卫兵在院门口遇到一个大学红卫兵，她以一种鄙视的口气主动攻击：“穿的那破衣服，还红卫兵呢，别给红卫兵丢脸啦。”那位大学生立刻操着南方口音还击：“穿破衣服就不革命了?红军过草地时是穿你那样的衣服吗?是你忘本了，赶快摘下你的红卫兵袖章吧，你不配戴它。”当时在旁边还有几个大学生，发出了嘲笑声。那女孩儿被憋得哑口无言。

关于红卫兵的往事，我访问了一位朋友，叫高娅，比我大两岁。是当年地道的红卫兵，一位将军的女儿。从多年前认识她起，我就看她有十足的红卫兵“风范”，高挑的个子，说话高声爽气，豪放逼人，身上有一股浸到骨子里的优越感。如果说她当年会抡着皮带打人，那比《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不知要让人信服多少倍。

她回忆，她们学校(北京一所著名的女中)红卫兵成立大约是在那学期期末考试前不久。当时的袖章是红绸子，上面印着黑字，被称为“黑字兵”。当时红卫兵首先干的事情是对“血统论”的辩论，红卫兵当然捍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而班里出身“不好”的同学则坚持“成分论”，即“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很快“成分论”就落在下风。当时中学也有工作组，但毛泽东批判了派工作组的做法，一撤走，学校领导变成了真空，红卫兵即成燎原之势，不可阻挡。几乎所有中学的领导都被打倒，个别校长甚至被打死。她们开始上街破“四旧”，抄家、打人，让资本家的儿子打资本家的妈妈；砸老字号的牌子，号称“不破不立”；甚至跑到八宝山砸“叛徒”的墓碑。她们学校旁边一家“又一顺”饭馆，她们闯进去，勒令不准卖炒菜，因为那是修正主义，只许卖窝头；不准服务员给人收碗筷，让吃饭的人自己收，自己洗；不然就是让人伺候的地主、资本家。在大街上她们拿着剪子，看谁烫发，上去就剪；谁的鞋跟高一点儿，上去就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她回答：“叫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于是她立刻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接着毛泽东又连续7次接见红卫兵。从此红卫兵狂潮席卷整个中国，那些十多岁的孩子都陷入极度的“革命”狂热之中。很快一批批“地富反坏右”被赶出北京，高娅还参加了红卫兵在火车站对这群人的抄查她的那段经历可谓丰富：她熟悉“西纠”、“东纠”的来龙去脉；记得参加“联动”成立大会的情景；对牛皖平等风云一时的中学红卫兵领袖也并不陌生，这些人和蒯大富等大学红卫兵领袖是死对头。

但有一天，她的“革命”热情突然降温了：从小把她们带大的姥姥也被当成“地主婆”扫出了北京；爸爸因为参加“工作组”，日子也不好过；有人贴了妈妈的大字报，妈妈也被带走了；她们学校的校长被打得很惨，让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她开始猫在家里，不想出来了。

事隔40多年，我问她，对当年的事情有什么反思，她很激愤，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都被骗了。”她说：“那时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什么也不懂，一个疯狂得就像小法西斯一样。记得我亲手打过庆丰包子铺的经理，从那时我就学会了骂‘他妈的’，到现在都改不过来。那时打人才是革命，打得越狠就越革命。后来我有时会做噩梦，梦到那些日子。当时那么开心：又可以不考试了，又可以出来看热闹，又是在闹革命，多符合孩子的心理呀。但那绝对是孩子成长中一次大挫折，那是多少孩子啊，被人当了枪使。是非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只剩下愚昧。”当我问她能不能谈些当时“干革命”的“细节”，她显得很烦躁，说：“别问了，我记不清了，我心里早就很排斥那时候的事情，所以都忘了。”她显然没有忘，只是不愿意说。一个女孩儿，在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中，从人性出发去反思过去那段不寻常的经历，对她是一种惊悚，一种痛苦，也是一种思考的动力。她说：“咱们都被耽误了。直到快60岁了，我还迷惘、糊涂，想不明白，所以退休生活中我用很多时间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想补上那一课，想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弄清楚那时的事情——它为什么会发生。”

其实并不止高娅一人有这种痛苦的心灵煎熬，她让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缅怀被红卫兵打死的校长卞仲耘时，一位当年的学生说：“我代表我们这些同学向卞校长、向卞校长的家庭，表示深深的道歉！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罪！我们作为这个学校的学生，都有罪！”

这里附带要说的是，关于“红卫兵”这个概念，在“文革”的10年中，前后有不同的含义。高娅她们所参加的红卫兵，和“复课”后中学里出现的“红卫兵”是两码事。前者是一场运动的参与者，狂热、病态，截止到1967年底，就基本上偃旗息鼓了。随着这个年龄段的人大批上山下乡，最终宣告消亡。而后者则是把“红卫兵”这个称谓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加入红卫兵，和加入共青团差不多，成了好学生的“徽号”。而有这种政治头衔的，大都已是5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了。

大串连

在毛泽东“8.18”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全国的红卫兵都被振奋了，他们大呼“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要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毛泽东以诗人的气质答应了“小将”们的请求，于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向北京。

当时的北大、清华真正成了“革命圣地”，到那里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的红卫兵，成千累万。他们的旅行是免费的，吃喝是免费的。我记得当时北京城里，大街上到处都是外地孩子；穿细布的，穿粗布的，一身黄的，一身蓝的，还有一身黑的；南方孩子的耐寒，那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经是冬天了，北京孩子已经穿上了绒衣绒裤，有的已经穿上了棉衣，但一次我惊奇地发现，一个除了一只红卫兵袖章，其他都是农村打扮的孩子，除了单衣单裤外，脚上竟是一双草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草鞋，过去只在电影里看红军战士穿过。

这当然是最高层的意思，北京只要能住人的地方，都用来接待红卫兵，红卫兵接待站多如牛毛。我家所在的大院，不例外也住上了红卫兵，营门可以随便出入，已经无所谓是不是军事机关了。没有别的地方住，只有食堂可以住人。院子分为东区和西区，食堂至少七八个不止，里面都铺着稻草，打着地铺。食堂还兼有另外的功能，就是给红卫兵做饭，这种做饭不是成顿做，而是“流水席”，24小时不停地做。红卫兵什么时候“革命”回来了，要保证有吃的。当时的混乱，是我们这些本院的孩子亲眼目睹的，食堂的浪费很惊人。一次父亲用布兜带回一包馒头，我问，打那么多馒头干什么，父亲闷声说了两个字：捡的！”接着又是三个字：“不像话！”我问：“哪儿捡的?”父亲不说话，那时大人们都很谨慎，对外面的事都缄口不言，生怕引火烧身。

那馒头有吃了一口的，有掰掉一半儿的，我立刻说：“我可不吃。”父亲瞪了一眼，没说话，最后他自己切成片儿，在炉子上烤着吃了。

冬天真的到了，食堂里没有暖气，红卫兵们打着地铺，那是吃不消的。现在回想，可能是中央的号召，大院儿革委会号召：干部要给红卫兵捐衣捐被。那时捐衣服和被子可没现在那么简单，现在谁家都有一些闲置的穿的盖的，可那时置一床棉被谈何容易，你就算职位再高再有钱，也知道其中的分量。因为每年发布票和普通老百姓是一视同仁的，加上孩子多，根本就没有富余东西。但还是得捐，不能眼看着毛主席请来的小客人给冻坏了。而且还不能捐太破的，这是对红卫兵的态度问题。记得父亲当成一件大事，专门打电话把母亲叫回来，商量捐什么，母亲除了一件平日穿的棉袄，甚至连一件大衣服都没有，父亲除了军棉衣和军大衣，也没有多余的。我们的衣服也是除了打补丁的军装、旧绒衣、旧绒裤，“挤”不出什么“油水”。最后母亲一发狠，到西单寄卖行，买了一件带栽绒领子的蓝色半大棉衣，和一条绒毯，捐了出去，两件看上去都是崭新的。这事我印象很深，一共花了大约40块钱，没用布票。

我们也因大串连的红卫兵来京，占过点儿小便宜。那是一次几个孩子结伙去城里玩儿，中午饿了，正好看见一家大食堂里有红卫兵正打饭，我们灵机一动，跟过去排队，好容易排到了，大师傅看我们没带袖章，怀疑地看了一眼，问：“你们哪儿的?”一个伙伴说：“湖南的。”大师傅说：“不对吧?我怎么听着像北京口音。你的介绍信呢?”伙伴嗫嚅着说：“丢了。”大师傅笑着说：“丢了可就不能打饭。”正尴尬着，有人拉拉他的衣服，回头一看，是个外地红卫兵，岁数看着不小了，对大师傅说：“我们是一起的。”可能因为饭是不要钱的，大师傅也没心计较，于是给了我们一人两个馒头。我们嘴里吃着馒头，谢着那位外地老大哥，他说：“一看你们就是北京的，我才是湖南的呢。”说着露出很骄傲的神情，我们明白，那是来自毛主席家乡的客人。

大串连不仅是外地红卫兵到北京来接受毛主席接见，还有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去“煽革命风，点革命火”，帮助各地“揭盖子”。这给了北京孩子一次真正见世面的机会。他们乘机走遍祖国大地，“遍撒革命火种”，继他们的红军前辈之后，又一次当了“播种机”。

据一些曾参加过串连的朋友回忆，最初的大串连很正规，曾去广州串连的朋友说，他们到了广州，上街都排着队，哪怕三四个人也队列整齐，边走边呼口号。一心想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破除“四旧”，打倒封资修，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每到一地先去看大字报，和当地红卫兵联络，参加他们的“革命行动”。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大串连就变了味，只剩下游山玩水了。后来流行着一句话叫“游革命山，玩革命水，买革命特产”。一位朋友说：“那是我平生最系统的一次旅游，哪儿都钻，不怕累，不怕苦，有好多地方都是搭着老乡的马车去的。多少年后利用出差之便故地重游，还有当地人陪着，都深入不到当年曾去过的边远区域。当年的井冈山根本没有一点儿现在的影子，整个一个贫困山区，我们访间的老红军一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格外热情，我们提出要吃红米饭南瓜汤，接待站就赶快做，但吃起来当然不会有当年红军吃得那么香，那米饭都拉嗓子。后来我生病了，接待站给做病号饭，是面条，觉得特别香。”

高娅因为当年“工业学大庆”，就去大庆串连，那是1966年12月。在油田的东风接待站，正好遇上王进喜，他还给高娅的日记本上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艰苦奋斗一辈子。”还和他们一起合影。为了体验石油工人的生活，高娅她们一共在大庆待了10天，还去被服加工厂，帮着洗油井工人的工作服、破手套。在接待站高娅她们兴致勃勃地在留言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介绍：那本留言簿第一页上的外文，是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的签名。在那里，她们第一次住进干打垒的房子，第一次吃高粱米。开始她们特爱吃，高娅还专爱吃高粱米的饭锅巴，大师傅给她用铁锹铲了一锹，好大一块，她用手抱着跑回来，但第二天胃就疼得受不了了。我问高娅王进喜题词的日记本和照片还在吗?她说应该在娘家，那时十五六岁，到现在，搬了多少回家，放在哪个旮旯儿里谁还记得。

串连是不要钱的，坐车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只要你怀揣一张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和学生证，走哪儿吃哪儿，尤其是北京的红卫兵，没人敢怠慢。那位曾到广州串连的朋友回忆，身上带了30块钱，回来时还剩了29块9毛2，只花8分钱买过一斤香蕉吃。那时火车根本挤不上去，得要同伴先上去一两个，然后把窗户打开，从上面拉下面的人。上厕所没法上，因为厕所里也有人，货架上，座位底下，无孔不入。一位朋友回忆，他就是因为被屎尿憋的，火车停在一个站上，他下去找厕所，火车开了，和同伴失散了。不过他并不害怕，因为哪个车上都有红卫兵，都能找到北京的。最后他们的团队是在成都相遇的。

因为火车的压力太大，后来中央号召：红卫兵学习红军长征精神，徒步串连。不久北京就出现了从各地尤其是革命老区走来的红卫兵。他们打着红旗，背着背包，背包后面还别着一双鞋。这使大人们大为感动，父亲对我说：这些孩子真不错呀，你看看人家，应该好好学习。

我当时不能想像，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从遥远的革命老区一步徒步串连的红卫兵一步步走过来，当时如果让我从玉泉路走到西单，都是长征。

大人们的状况

“文革”风暴的到来，没有任何人能清楚它将会刮向哪里，也没有任何人能控制它那“摧枯拉朽”的势头。干部们一向尊崇、老百姓一向景仰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顶级的政治领袖都被打倒。漫画中，他们被描画成小丑，被打上红叉子。“二月逆流”中的老帅和老将们都像树叶一样，被这股风暴刮得虽震怒却无奈，瑟瑟不知所归。那时，不仅50年代出生的一群孩子，就是他们的家长，也闹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有一点在强烈的刺激下被看得很清楚那就是身边不少人一夜之间被打倒了，被贴了大字报，挨了红卫兵的皮带，被造反派关押了，从人中人、人上人，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敌人。这些人事先能料到会有这样的遭遇吗?他们真的会处心积虑地几十年都隐藏在革命队伍中，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充当“马前卒”吗?很多大人弄不明白。他们在暴风雨面前显得无所适从，紧张恐惧。怕自已一时三刻会沦为“下一个”。那一时期，被变成革命对象就像变戏法儿一样，太容易了。

所以谨慎、小心，成了那时很多大人的行为准则。对孩子，也有了一句口头禅：不许出去惹事儿。

记得应该是1967年的秋天，“放了羊”的我，一天带着弟弟去逛故宫，那时故宫还在卖票，并不纷乱，游人少、很平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发奇想，“光临”那种满是“四旧”的地方。究竟走了些什么殿、什么院，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秋阳暖人。乱窜一通后，我们发现几棵盆栽的石榴树上挂满了红红的石榴。只是“一顺手”，我就摘了两个，既没有被发现，当然也没有被阻拦。依当时的年龄，还是知道不能当时掰开就吃，于是装进上衣口袋，带回了家。让我没想到的是，当父亲下班后看到那两个石榴时，还面带笑意，说，买这东西干什么，怪酸的。那个时代，吃石榴似乎是很少有的事。我顺嘴说，不是买的，是故宫里摘的。只这一句话，父亲的脸色立时变了，声音并不大，却异常严厉——现在想来，我不能确定本来经常高声大嗓的父亲，为什么面色如此阴沉而声音却不高，他是怕人听到，或只是一种教育我们的方式。他平时不常批评我们，更少严厉态度。他说：“到故宫去摘石榴，这问题严重啊！园林工人种出石榴不容易，你们不懂无产阶级感情吗?而且这是偷，红色接班人能偷东西吗?”接下来的一句话，是让我那么多年能够记住这件事的主要原因，他说：“同志，这是要坐牢的呀！”说话间，脸色通红，手掌猛力在空中一劈。父亲是一个很随便的人，有时谈到自己的战友，经常用“这孩子”来戏称，并不避讳我们。我对他说“要坐牢”的话并没在意，我知道那是在吓唬我，但他用“同志”来称呼我，而且那么认真，让我一下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什么叫我“同志”，为什么那么严厉，为什么有点一反往日的性情，那么小题大做。当时虽有一点朦胧的感觉，但很快我有了清晰的认识：他是害怕，他怕因为这点小事，引来小题大做的人和很多人遭遇到的小题大做的灾祸。那两个石榴第二天等我想起来要去吃时，却发现不见了。父亲下班时恢复了往日的亲切，却再也没提“石榴事件”，我也没敢再问。

成惊弓之鸟，怕被小事引火烧身的大人，还大有人在。一位朋友讲了一件“往事”。他也长在一个部队大院儿里。孩子们都放羊了，当然是疯玩加打闹。这位朋友在一次“斗殴事件”中被打了，而占了便宜的恰恰是位将军的儿子。“战斗”结束后，朋友到院儿里门诊部去堵被打出来的鼻血。按说这本来是一起很平常的孩子之间的打架，朋友说，两个人实际上势均力敌，只是因为他见了血，在外人看是吃了亏，事情没什么大不了，按理说应该算过去了，但后面的事却出乎朋友意料，这事好像是从门诊部一来二去传到了这位将军耳朵里，将军竟接连三次派那惹祸儿子的三个哥哥三次登门道歉，又亲自打电话给朋友的父亲、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大骂自己的儿子。朋友的父亲很是过意不去，回家也大骂儿子在外面惹事儿，并对朋友的妈妈说：“可别把那老家伙’吓病了。”但据说这位将军尽管没有因为儿子打架“出问题”，但不久也因为被上面什么人点了名，被人一带走就是5年。

高娅跟我讲了一件她的趣事。她和父亲长得极为相像。大串连时，她到了长沙，住在一所部队学校里。一次正吃饭，校首长来看望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这位首长来到高娅面前，端详一下问：你住在北京什么地方?高娅如实回答。首长立刻问：你爸爸是不是谁谁谁?高娅说：是。首长说：你爸爸可是我的老首长，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我。高娅并没有什么困难去找他，几天后就离开了长沙。回到北京，高娅跟她父亲说起这事，没想到她父亲立刻说：赶快把你在长沙吃饭的粮票和伙食费寄过去。高娅想：她爹这是怎么了，串连的红卫兵谁吃饭要钱要粮票呀?现在想来，高娅父亲除了老干部养成的自律习惯外，是否还有谨慎的“考虑”，也未可知。

一位家里是右派的朋友春芳，比我小两岁。他回忆当年“破四旧”时的紧张，家里父母经历的恐惧，也很典型。春芳的父亲喜欢收藏旧物，旧杂志、旧书，还有如老望远镜、老证章等。据他回忆，那些日子，父母就像得了什么病一样，嘴里嘟嚷，眼里含泪，互相埋怨，小声争吵，在那间不大的小屋里“转磨”，惶惶然不可终日。最终的心事，是在到处抄家、满街都是红卫兵的情况下，如何销毁家中的那些父亲“淘”来的“四旧”，那些东西一旦让红卫兵抄到，右派加“四旧”，这一家连大人带孩子就全毁了。春芳记得最清楚，晚上，母亲把洗衣服的大盆倒上水，把父亲的旧书一本本撕开泡在盆里，藏到床底下，第二天晚上把泡软了的纸用手搓成纸浆，拌上炉灰，乘天黑倒出去。父亲有一大摞日本画报，在水里泡了好几天，就是泡不开，父母把画报撕成纸片，用脚在地上搓、碾，天热屋闷，弥漫着一股纸浆的酸潮味，呛鼻子。整整一个星期，到晚上父母就干这“地下工作”，他们不准孩子参与，也不嘱咐孩子什么。不嘱咐是给孩子留下“不是同谋”的空间，孩子们如果想和他们划清界限，尽可以去揭发。但春芳和他的兄弟们很自觉很心疼地严守着父母的秘密，事过多年，留下的只有这酸楚的记忆。父亲的那些望远镜之类藏品，都被半夜带出去扔进了永定河还有一位朋友，奶奶有一只镂空的金镯子，父母都是干部，好像没什么“四旧”的把柄，只这只镯子成了他们的心病。究竞如何处理，他们吃不准。母亲曾为此请示上级，但没有答复，那年头，人人自危，谁会为这种事儿给你出主意?最后父母商量了一个办法，把镯子交给银行。银行倒是收下了，但连张收条都没给开。但这并没有影响父母的轻松心情：一枚定时炸弹终于给“排除”了。但没想到，这颗炸弹还是被引爆了，原来银行里平添了一只镯子，也觉得无法处理，最后把事情转给了当地派出所，而红卫兵抄家的名单大都来自派出所，一只主动上缴的金镯子还是带来了一场抄家，并附带把拥有金镯子的老太太遭送回了原籍。

“文革”中，我看到的大人们挨斗的场面不少，熟悉的与不熟悉的，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在我所长大的那个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礼堂，有一段时间，那里经常斗争一些国内军内知名的人物。孩子们闲着没事儿，经常钻空子跑去看“热闹”。印象很深的有一次：钻进会场，看到台上挨斗的是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和李聚奎等。得承认，当时在孩子耳朵里，他们并不像今天那么著名，但都听说过。整个会场就像炸雷一样，此起彼伏响着口号声，我们几个小伙伴钻进去的时候，挨斗的人已经整齐地站到了台上，模样我们看不太清，只记得胖瘦和高矮。彭德怀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略低着头，但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挺拔；黄克诚瘦，身子不时晃动；罗瑞卿矮，记不清是坐着还是蹲着，看上去是受了伤。“文革”后知道他的腿摔伤了，大概就是在那前后；谭政和李聚奎过去没听说过，所以印象不深。但所有人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的名字都打着红叉，罗瑞卿的牌子好像是立在他的脚前。应该说，当时十几岁的孩子，经过一年多的“革命风暴”洗礼，对斗谁，挨斗的人过去有多高的职务，已经没有了感觉。在北京的孩子，听到和看到谁弯着腰、跪着、挨打、剃头，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有时热闹看得都不想看了。看热闹的兴趣并不取决于挨斗的人是多大官儿，而是取决于挨斗的人是不是我们认识的小伙伴们的父亲或母亲。

跟我们好的孩子的父母挨斗，我们沉闷，跟我们有过节儿的孩子的父母挨斗，我们幸灾乐祸，如此而已。

但有一次斗争会，我至今难忘。看到的场面，让我感到了一种发自心底的愤怒和心酸——在十四五岁的孩子心里，在当时的“热闹”形势下，应该说这种感觉来得很奇怪，也许是来自人性中天然的悲悯，我说不清楚。那是在一个食堂，是一天的上午，记不清为什么会“参加”那次斗争会了，但时间地点我却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个流行的现象，就是底层的人物翻上了浪尖，走到了台前。那次也一样，组织这次斗争会的，是一批院子里的炊事员。他们坐在一字排开的桌前，都穿着军装，挽着袖子，带着红袖章。挨斗的是当时那个院子里的一把手，一位老将军。一片“打倒”的口号声后，将军自己走到了围成一圈的“革命群众”中间，没给他挂牌子，他仍带着一股老军人的凛然，当然军装上的红领章已经被撕下。斗争的内容我完全听不懂，他声音不大，似乎是在承认什么错误，一口难懂的方言，甚至让我想离开会场。正这时，一个微胖的人站起来，走上前去质问将军，声色俱厉，后来知道，他曾是将军的秘书。

将军应该是在辩解，或在否认，秘书忽然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哭了。这一哭，立刻引来群情激愤，顿时打倒将军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将军挺立着，不再说话。就在这时，让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胖大的炊事员冲上前来，照着将军就是一记耳光。那时我们孩子经常到食堂打饭，这个打人的家伙我记得很清楚，经常站在卖馒头的柜台前。这记耳光是沉重的，个子并不矮的将军，一下被打倒在一只黑色大餐桌的下面。这只圆形餐桌离我只一步之遥。被打的将军以惊人的速度站起，手捂着脸，面无表情：不惊不惧不怒不急。那时的将军已是六十开外年纪，一头板寸白发，腰杆儿笔直，我能以孩子的直觉感到一股凛凛威风犹存。我立刻用眼睛找遍整个会场，却再也没有找到那个打人的人。这位将军在军内很有名，曾是一支英雄部队的政委，指挥过谁都听说过的著名战役，这些都是后来我知道的，如今他已经去世，骨灰埋在了他曾浴血战斗过的地方，我不愿写出他的名字这对他不尊重。这是那个年代唯一一次让我看到被打而觉得“痛心”的大人。

复 课

大致在1967年底，50年代出生的这群孩子，疯玩儿了一年多后，接到了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复课闹革命，很多人说50年代出生的孩子，所走过的历史很复杂，这话单从刚“复课“时孩子们的去向就能够印证。按正常学龄，1950年到1952年出生的孩子，复课后回到久违的满目疮痍的中学母校；1953年和1954年出生的孩子，别过了坐了5年到6年的小学课桌，来到生疏而热闹的中学，195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则被“一呼噜”全给塞回了小学。他们后来在“学业”上面临的形势，比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要复杂得多，什么“戴帽上初中”、“小学七年级”、“按比例升高中”“按比例上技校”等等。但总起来讲，50年代前5年和后5年出生的孩子，从此有了一个不甚明显却又实实在在出现的人生界线。受苦更多些的，是前5年出生的哥哥姐姐们，相对安全平稳一些的，是后5年出生的弟弟妹妹们(这其中有一个特例，就是北京1954年出生的孩子，也就是70届初中生，不知被什么政策“爱护”得竟全部没有离开北京一步，比小他们几岁、后来无论上不了高中和上得了高中都要去插队的弟弟妹妹都来得幸福)。这当然都是后话。

当时的心理

而对于66、67、68届的老初中生和69、70届的新初中生来说，复课与不复课从当时的感觉上，都没有太多的差别——反正他们都无心坐在课桌前学习。当时的形势也不允许他们好好学习，无论是从当时学校的形势，还是师生的关系，想静心学知识，就像在盐碱地上种发育不良的种子，无论是地和苗，都不可能让你长成好庄稼。

一位1953年出生，“复课”后升入中学、算69届初中毕业生的朋友晓江回忆他当年的经历其实复课对于我们这批孩子，所带来的东西很“丰富”。已经在校外玩儿了一年多，也玩儿膩了。朋友还是那几个，游戏还是那么多，玩儿法已无法翻新，交际的圈子也还是那么大小。在家待得已经很没意思。最重要的是，家长也已经开始对这些“半大孩子”总在家里泡着，看了心烦跟生气，家务活少不了要让孩子去干，有点文化的家长，开始给孩子规定每天要学习的内容，比如每天抄多少页《毛选》，每天背多少条《毛主席语录》每天写一篇学习毛著的体会等等。超“范围”的学习内容，家长不敢擅自规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也不能看着孩子由性地傻玩儿，得带上点“笼头”，凡整天不着家的孩子，事实证明往往会出事儿。

这下好了，毛主席号召“复课闹革命”，还是伟大领袖英明，家长无不喜上眉梢。有条件的家长，不少都为孩子买了自行车。任何时代，人群都分很多种，那时也一样。老实的、闹的、小闹的、大闹的，物以类聚。当时记得上哪所学校还可以做一点选择，3所学校选一所，不少孩子的是非观念已经变形，挑学校不是看哪所学校教学质量好——那时好像也谈不上教学质量，而是看哪所学校“狂”，出的“混世魔王”多。记得我所在的班，就有不少男孩子都挑了一所离家不远不近，前两年红卫兵闹得特欢的学校。那时的“择校”由不得家长拿主意，就在班上(小学的班)由学生当时挑选当时定。

新到的学校可谓满目疮痍，那座三层楼就像座废弃的仓库。玻璃不能说全部是坏的，也要占二分之一。操场上满是垃圾和杂草。班上的课桌堆放在教室一角，学生报到后，各班整理各班的。但任何地方都怕有“人气”，一有了人，就有了生机。所有这些不“养眼”的景象，都在学生陆续进校后不久起了变化。首先墙上出现了“响应毛主席号召，复课闹革命”的油漆大标语，玻璃也仿佛在一夜之间更换完毕。但我们的兴奋并不在于终于有了学上，而在于有了新同学，新朋友。每天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每天所见到的事情很新鲜。至于上什么课，学什么知识，那并不重要。

一位同样是69届、当年“闹腾”得特别欢的朋友回忆：如果说从1966年到1967年，红卫兵的闹腾还带点革命性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那到了1968年，我们的闹腾，就成了纯粹的胡闹。复课后新认识的哥们儿，没几个是真正想学习的，旷课和迟到当时没人约束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到校后，你第一眼就可以看到，操场上满是茬在一起的自行车，车的主人差不多都一条腿搭在大梁上，或屁股坐在车座上，一条腿支地，互相点着烟，交流着在哪儿哪儿哪儿、谁谁谁“叫茬呗儿”，最后是打起来了还是“和”了，谁谁谁“拍”了谁谁谁，谁的车让人抢了；谁让人劫了。谁和谁今天要“约架(约定打架)”，得去“照顾照顾”，不然不够哥们儿……话题没有一句是“正经”的，但“讨论”起来却很是严肃。上课铃响了，大家就像没听见一样，差不多等上了半节课了，这帮人谈兴渐消，该商量的事儿也商量完了，才分头回到各自的教室，推开教室门，看着一屋子同学和前面的老师，就像开会时有些领导最后到场一样，完全没有羞耻和歉意，径直走向自己的位子。而操场上他们的自行车，仍原地不动，胡乱支在那里。“主人”们知道，在这个学校没人敢动他们的车。

可怜的“精神营养”

我1952年出生，本应属于初中68届。但因为小时得病休学一年，最后落入69届。回忆当年的中学生活，实在说，能记起来的学习内容，真是少得可怜，留在记忆中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杂事。客观讲，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当时学校敢纳入教学的内容，实在也是少得可怜。

我们坐在教室里，课桌是双人的，男生和女生“一对一”地合坐。我旁边坐着一位至今已经想不起模样的女孩子，印象中长相很一般，也比较土气，但很老实。我坐在座位上乱动，她时不时躲我。有时我无意或故意把胳膊搭在她的椅背上，那样子，在今天看来有点像揽着她的腰，她也没什么反应。所开的课，至少有语文、数学和物理，但物理好像不叫物理，而叫什么“基础知识”。最近我从旧书市场花25块钱，买到一本当时初中一年级的语文书，正是我们那时用的教材。按年级，我们应该算初二，但当时和初一学生一起入学，用的是同一个版本，没有差别。按说看到这本语文书，应该一见如故才对，但面对着它，我却怎么看也不“眼熟”，可见当时接触它的时间太少了。然而当翻看这本具有鲜明时代感的教材时，其中的内容和其中的“味道”却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怀旧的感慨。这是本1968年4月出版的120页小书，没有标明哪个出版社出版，只标着“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编”，第一次印刷，印数355000册。封面右上方是毛泽东侧面头像，左下方是一字排开的、手捧《毛泽东选集》的工人、农民和背着枪的解放军战士。课文有毛主席诗词，有“老三篇”，还有一些引自当时各大报刊的“铁定”没有政治问题的文章。其中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摘自1967年的《解放军文艺》，诗是这样写的：

五湖的碧波四海的水，/比不上韶山冲里的清泉美。/毛主席就是那引泉的人，/浇得满园花红叶也翠，海底的珍珠深山的宝，/比不上井岗山顶青松好。/毛主席是那栽树人，栽得万山青松永不老。十五的月亮满天的星，/比不上延安窑洞灯火明。/毛主席是那掌灯的人，照得全国人民心里红彤彤。雨后的彩虹拂晓的霞，/比不上天安门前旗如画。/毛主席就是那革命征途的擎旗人，带领着七亿人民向前跨！五月的榴花九月的枫，/比不上毛泽东思想大旗红。/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世界革命开辟了新里程。不落的太阳长流的水，/苍松不老终年翠。/五湖四海同一曲，/“祝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种老掉牙的“信天游”的写法和实在算不上优美的诗句，今天看来，连三流水平都算不上，但当时却能上中学的语文教材。历史地看，如果老师当堂朗诵这首诗的话，恐怕教室里连最捣蛋的学生也会静下来听，因为歌颂毛主席，在当时是全体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渴望，，没人会有些微的不虔诚。

通篇看，歌颂毛泽东，是教材的主要内容，无论什么文体，都贯穿着这一主题。比如还有一篇课文叫《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写了苏联、阿尔巴尼亚、索马里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节选一段如下：

“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

一次一位苏联司机遇到了一位中国同志。他立即被这位中国同志胸前佩戴的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毛主席的像。他不懂中国话，中国同志也不懂俄语。苏联同志低声地对中国同志说：“列宁！毛泽东！”这两个伟大的名字使他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他们手挽着手，双方的感情也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在苏联北方某城，一位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建筑工人说：“林彪同志在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段话写得很好，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

给毛主席绣旗

今年年初，我们阿尔巴尼亚留学生要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归国前，我们全体留阿学生决定，给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绣一面锦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一位阿尔巴尼亚手工合作社的女工得知后，放弃了星期日的休息，跑到我们宿舍来，和我们一起绣旗。当我们感谢她的帮助时，她回答说：“我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想把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绣在锦旗上托你们带给毛主席1”还有不少大学生不顾学习的紧张，参加了绣旗。有个女同学绣旗特别精心、细致，绣得有一点不好就拆掉，拆了又绣，精益求精。

我们的同学问她为什么这样精心时，她说：“这是因为我要一针一线地把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绣在锦旗上”一个男同学绣完旗后兴奋地说：“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给毛主席绣旗了。”另一位男同学在绣旗时，我们告诉他：“你绣的是‘祝您万寿无疆'您’这个字的‘心’字。”他听后兴奋得满面通红，说：“我们就是打心眼里热爱毛主席！

读着这种文章，我不知道说什么好。5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当时在学校，就是学习这样的“知识”，并且笃信其中的内容。我觉得他们的悲哀，莫过于精神营养的匮乏、对精神营养的无法选择和对“营养成分”的深信不疑。

一位叫枫树的作者在他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写了这样一段复课”的记忆：上课的铃声响了，为了体现师生平等，老师直接走到了讲台。再也不用喊起立、敬礼、坐下。而是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上课。一名物理老师课讲得非常好，只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定为“反革命黑干将”，胸前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黑干将某某某”。进教室之前摘下来放在门口，下了课马上戴上。回家的路上，随便一个同学都可以堵住，他都要站下来背诵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然后再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才可以继续走。一路上不知道要反复多少次，到了家把牌子放在门口，非常快地吃完饭。戴上牌子站在家门口，默默地背诵一段政策，然后快步地走。否则半路上堵的次数多，迟到了还要受到批判。

由这段话，我竟想起了我有限的“复课”生涯中的一位物理老师，名字甚至我都想起来了，好像叫范金德。他梳着比较长的头发，戴一副深色眼镜，和善乐观。如果没记错的话，操的好像是福建味儿的普通话。那时是40多岁。讲课他很卖力气，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讲到了牛顿，他说：“为什么牛顿发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了，而没有‘掉上去’呢?”“下”和“上”两个字，加重了语气。我真的很内疚，很多人对少年时代的老师，保留着父母般的情感，想来那应该是一种和亲情、爱情几乎等同的感情，那是人生得以变得完整和饱满的感情，但我却没有。小学老师我还记得几位，但在中学，我只记起了这位老师、他的名字(还不知记错没有)和他上课时的那段话。这恐怕也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中，不少人今天会有的遗憾。

一件往事

由此我又想到一件复课后的“往事”。那也是一种遗憾，甚至是悔恨。我们的校长是女的，她是我生长的那个院子里的“家属”，也就是说，她是父亲同事的妻子。当时我挑选这所学校，母亲是反对的，认为那么多捣蛋包都扎堆儿在一起，肯定没好事儿。但父亲却补充了一个让他们心理“平衡”的理由，他说：“好像某某某的老婆在那儿当校长。”言下之意，有了她，可能我们会老实点。但大人也有幼稚的时候，那时不是现在，有个当校长的朋友“罩”着，孩子不唯能受到特殊照顾，还能受到特殊的监视。那时正好掉个个儿，不是校长管学生，而是学生管校长。而且那时工宣队已经进驻学校，那位校长(我其实还应该叫她声阿姨)已经靠边站了。除了默默地打扫卫生，别的没有她什么事儿。有一天，那是个夏天的烈日当空的下午，不知为什么操场上聚着一堆人，我赶过去一看，人堆里躺着的，正是那位校长。她显然是被哪个学生打了，脸上有伤，一件的确良的短袖衫和一条蓝裤子满是污渍，那是被人拖拉后在地上擦出来的灰土。人堆里有人喊：“装什么死，滚起来！”那时已经不像前几年会大喊口号，而是只下狠手打，并不制造“革命气氛”。而且那时的学生，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革命激情，只剩下虐待狂心理。

就在那校长跟前，蹲着一个“老生”，他粗大硕牡，面无表情，让人想起拷打江姐的徐鹏飞，手里夹着烟，一副看惯了这种事情的样子。我没敢动(在那种情况下，谁为校长—走资派—抱不平，那是要傻到丢了命或坐了牢都不奇怪的程度)，没敢说话，也没有应该有的义愤，只麻木地看着。校长显然是晕了过去，并没有知觉。就在这时，那个“老生”有了一个让只知胡闹却未失本性的我震惊和愤怒的举动，他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捻在校长的腋窝上，她抖了一下，还是没有睁开眼睛。后来人怎么散的，校长怎么处理的，我不记得了，我当然还是没有在这种无耻的行为下有什么“作为”。很多年后我曾见过一次那位校长，她只是头发稍白，却没有大的变化，据说仍然在那所学校当领导。她神态安详，略有微笑，精神健朗。不认识的人，大概不会想到她会有那样的遭遇，认识的人也不愿意再回想她的遭遇，因为与那遭遇连着的，恰恰是她的学生们的愚昧和无知。那是他们共同遭遇的年代。

课堂外的课堂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有这样一段历史。那是1966年5月，解放军总后勤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几天后，毛泽东即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指示”里有段名言，当时的学生谁都会背：“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对“五七指示”下的“学工”、“学农”，在学生的记忆里，要比对课堂的记忆深得多，这很符合孩子的记忆规律：集体出动，同吃同住，打打闹闹，无忧无虑。愉快，会加固记忆。

复课后最先进行学工和学农的，是68届到70届的学生。那时的组织工作还不如后来规范，对学生的要求也不如后来严格。但学生参加的踊跃，却是空前的，比上课的出勤率高得多。

初中68届的朋友钟林谈到他们第一次出去学工。那是到一个北京近郊的什么工具厂，骑自行车大约要半个小时。生产的东西只有一种，就是拧螺丝的活扳子。我们的活儿也只有一种，就是为铸出来、又铣光了各个平面的大小扳子进行抛光，用布沙轮打掉上面的“毛刺儿”，让它们“亮”起来。活儿不能说不苦，抛光车间里满是粉尘，按现在的环保标准，肯定是要被勒令停产的。但同学们干得还挺欢。因为他们经过一两年的自由生活，乍一被学校管起来，觉得很不自在，想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所以他们并不在乎车间里的空气质量如何。在工厂，学生可以在食堂吃饭，交的钱不多，饭菜质量不错，“性价比”挺高，由于真的出了力气，食欲不错，一顿吃好几个刚出屉的大白馒头，加上一饭盒肉炒青椒，很香。车间里粉尘多，对面不见人，穿的都是工厂发的工作服和工作帽，捂得严严实实的，还有一个劳保眼镜，戴上觉得挺新鲜，从此不想摘下来。在工厂劳动，我觉得，除了能呼吸“自由空气”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给了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接触的机会。因为抛光也分工序，你抛这一面，他抛那一面，你手快，他手也得快，不然就要窝工。我的下一道工序，就是一个女生，平时在班上好像都没见过她，当然可能是因为我旷课太多。开始我也没注意她，因为人人捂得严实，还戴着眼镜(在那种重度污染的情况下，居然没人想起给我们发口罩)，都分不出男女来。但一下工，我发现身边竟是个长得不错的女孩儿。我干活儿吊儿郎当，出活儿慢，总是不够她“吃”的，开始时因“喂”不饱她，她有时会干坐着，后来有一次她竟然来到我面前，说：“你起开，我先给你干点儿。”我当时真听话，站起来让位给她。她干得确实快，像这种情况，如果换个别人，我肯定早跑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抽颗烟了，但我让她给粘上了，根本没想起离开，老实站在她身后看她干活儿。她很快干满一箩筐，让我帮着拾到她的工位上，低头干活儿，不理我了。从此我手利索多了，再也没出现过让她窝工的情况。按今天讲话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从此以后，只要她在，我就成了“人来疯”，大声说话、讲笑话、讲故事、欺负瘦小同学，总之想招她注意我。我还真见她笑过，可能是让我的笑话逗乐的。

当时除了干活儿，工厂里还组织学生开会，摘大批判。这些会我大多不参加。当时对学校毫无顾忌，你怎么不了我，鉴定写得好不好，都是一条路：上山下乡(别说，我们这届最后还留在北京不少)，旷工都没事。记得当时班里只有一个倒霉蛋玩儿得太出圈儿了，让警察带走关了两个月。当时中学生打架成风，手里用的家伙大致有三样，自行车的钢丝锁最普遍，狠一点的用菜刀，但所有爱打架的孩子都希望有一件东西那就是钳工刮轴瓦用的三棱刮刀。这种东西扎人容易放血，又好带，又好藏，但没地儿买去。公安局把这东西当成典型的打架凶器。班里这小子见工厂有砂轮儿，就利用工间休息用三角钢锉自制刮刀。开始做了一把没人发现，再做第二把，让车间治保主任发现了，这治保主任是个“小人”，当“敌情”去邀功，报告了派出所。1968年、1969年的世面上，和前两年可不一样，红卫兵的抄家变成了流氓的打、砸、抢，时不时就出人命案和抢劫案，所以社会治安越抓越紧。公安机关在“砸烂公检法”后掺“沙子”，进来好多现役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真把这敌情当“事儿”办，就像80年代初的“严打”一样，宁紧勿松。等那位制造凶器的同学出“局子”时，我们都已经分配了，只听说他被放了，但再也没见过他。

初中69届的朋友树森回忆了他们学农：我们的学农是在京北的温泉一带，已经记不清是哪个公社了，因为一共参加了两次，一次拔麦子，一次插秧，都在那一带。记得清楚的是，男生住在老乡家，女生住在小学校。大家一改学校的散漫，干活儿都还不错。尤其拔麦子的活儿，学生们可受了锻炼，活儿虽然干得不能算出色，但大家都尽力了。你想，学校里一个农村孩子都没有，城市孩子十五六岁，谁干过这个，烈日炎炎，男女生都穿着长袖衣裳，一身一身地出汗，手都脱了皮。真正收到了“接受工农再教育”的效果，不到一周的劳动，回家浑身黑红，饭量大增，家长看着高兴，认为孩子“长出息”了，深信毛主席教导的英明和走“五七道路”的正确。

当时收麦子分两种干法，一种是拔麦子，一种是割麦子。女生和老实一点儿的男生都是拔，有点儿自信的和平时爱拔尖儿的学生，都向生产队长申请用镰刀。这镰刀可不是随便玩儿的，慢了割不动，急人，要是磨快了，真危险。割麦子得把刀往上提着点儿，不能横着抡。记得一个同学，为图快，手又生，刀往怀里一楼，腿上立刻拉出一个大口子。被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但愣是轻伤不下火线，腿裹着纱布又回来了。这事儿立刻引起了生产大队的重视，被当成“接受工农再教育”的成功典型，在大喇叭里广播表扬，晚上全体学生跟着沾光，被队里慰问了三大桶炒圆白菜。

劳动中有两件事记得很清楚：一次是斗地主。晚上收工后，在打麦场上，拉来一个大个子老头儿，花白头发，撅着腰站在中央，队长大声问他旧社会剥削农民的罪行，他就说怎么收租子打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地主。但后来想想，那说话的语气和内容，好像已经背过好多遍似的，那老地主也没那么害怕，而且收麦子时还见他和社员有说有笑，不像故事里说的地富反坏被管制的样子。今天看，那就是生产队为应付一拨儿又一拨儿来学农的学生，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安排的“节目”，没有这“节目”，怎么体现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那个老头儿是地主不会假，但像书里说的，地主都得天天押着，不然就会去偷东西、杀人，恐怕现实生活中不是那么回事。

另一次也是在打麦场上，晚上吃完饭，同学们都到场上去乘凉，一位同学拉起了小提琴。当时学拉提琴是一股风，很时髦。这位同学拉了几首苏联曲子，都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之类的大路货。但夜色中，听着那虽然并不很适合小提琴演奏，也算不上轻柔飘逸的曲子，同学们都很安静，很少见地不打也不闹了。那一刻给人留下的感觉至今仍是梦幻般的。但第二天上工前，生产队长就当众严厉批判，说：“你们都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可昨晚有人宣传封资修，影响很坏，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家要警惕。今后晚上不准再到麦场上去了，下了工各回各屋。”听说那天早上，拉琴的同学的提琴就被没收了。那时练习用的琴，一把要二十多块钱，而且很难买到。我们沉默着干活、话都少了。但等到几天后结束劳动回校时，生产队长又把琴还给了那位同学，那同学几天来的惊吓和心疼一下全没了，跟从虎口里脱了险似的。

当时的“接受再教育”，并不只限于工厂和农村，一位当年初中66届、如今已经是位中医大夫的朋友，就说到他们班当时被零散拆开，分到各种商店参加劳动的情况。他被分到一家药铺“接受再教育”，其实就是在那儿当小工。有时成麻袋地往药铺里背草药，有空儿师傅就教他认草药，到今天一说起那段生活，他还觉得饶有兴味。他说师傅们最早教他认的是半夏和车前子，最早让他尝的是甘草和黄连。他经常偷吃的是山楂丸和乌梅。他人很机灵，有眼力见儿，给这个端茶，给那个倒水，每天早来打扫卫生，干活积极主动，讨得大家一片欢心。药铺的坐堂大夫教他背《药性赋》，给他讲中药的“配伍”和禁忌。他也潜心好学。当时除了上山下乡，没有别的出路，他竟先知先觉，把这当成一种出路，打下底子，最后竟成了自己的职业。

赶上一次迎宾

让我忘不了的，是上中学后的一次迎宾，之所以忘不了，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周总理。我至今都搞不懂，为什么在那样动乱的年代，会组织一批只会胡闹的孩子去迎宾。这如果按今天奥运会的安保理念，简直是不可思议，那该多不安全！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迎的是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巴卢库。早上起来还算凉快，但越等越热。到了中午前后，大太阳晒着，人很烦。那时没有谁给你预备水，只能干挨着。当时盛行夹道欢迎，“夹道”当然是站成两溜儿。记得其中一溜儿，后面不远处有一道墙，有点儿阴凉，不少学生就躲到阴凉里，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两溜儿变成了一溜儿，还有人干脆蹲在墙角。迎宾是很严肃的政治任务，老师不敢息慢，时不时催着让“站好了”，但老师没有权威，有人听有人不听。远处有个大喇叭，时不时播放点飞机场的消息。突然有人大喊：“到了！”大家一阵忙碌排队，却半天没有车队的影子。同学们恼怒地问刚才大喊的人“哪儿到了?瞎喊！”那同学说，我听到喇叭里有飞机声。有人骂：“你丫是不是渴晕啦?”结果就在这时真的听到了一阵飞机声从喇叭里传来。当时没经验，以为飞机一到，人就快到了，大家都笔杆条直地认真站好。没想到，又等了快一个小时，才有了动静，先是看到了警察，接着前面不知是哪个学校开始有“热烈欢迎”的喊声。我们这边也跟着喊起来。边喊边伸头探身往前看，两溜儿人都探身，“夹道”变窄了。正这时，一队轿车，就好像从地下钻出来一样到了眼前，道路已经被学生挤得窄了二分之一，车速仿佛慢了下来。人们并不关心那外宾是谁，只想看看总理。但车并不是敞篷的，都掩着窗帘。然而运气来了，就在靠我们站的这溜儿，车窗开了，是总理探出头来，手里握着语录，手腕向外挥着，意思很明显，是让大家别太往里挤。那一刻，我看到，总理并不高兴，是很着急很疲惫，甚至有些烦躁的样子。很瘦，一反照片和电影上的神气与和蔼。车瞬间开过，我目光追着，看到总理的后脑勺，他头发是整齐的，但已经不像电影里的一头黑发，而是花白了。

我想到就在那前不久，在我所住的院子里，把整个东边半个院儿用铁丝网拦起来，住进了各省的造反派。中央把各地的造反派头目都召到北京，要给他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中有当时赫赫有名的山东王效禹、四川刘结庭、张西挺夫妇等。在铁丝网外边，有人指给我看：“那个拄拐棍的老头儿就是李大章，四川省省长，江青的入党介绍人。”当时这老头儿正拿着饭碗要去食堂吃饭。从1967年以来，各地造反派纷纷夺权，武斗节节升级。打得最凶的是四川、云南和徐海地区。我们曾经被大人“赶”着去大礼堂“了解‘文化大革命’最新形势”。一群四川造反派在台上控诉“保皇派”用重机枪打烂了他们的家。当时放了录音，那是他们在双方武斗“战场”的下水道里偷录的，那时没有今天那么先进的录音设备，很不容易录到。听着也很新鲜，里面枪声激烈，间有爆炸声，那“动静”一点儿也不比电影《南征北战》里的战斗场面差。

在乱成一锅粥的形势下，所有各省的问题，都需要总理亲自谈话、接见、解决，别的人不是被打倒了，就是在一边添乱。一天晚上父亲对母亲说：昨天下半夜总理来接见“徐海班(徐海地区造反派学习班)”，秘书说能不能给总理找点儿吃的，从中午到现在总理还没顾上吃东西。但那天不知为什么那么不巧，搜遍了几个食堂，就只在一个木桶里刮到一碗稀饭，炊事员捅开炉子热了热，总理就喝了这碗稀饭，连点儿咸菜都没有。不用今天长到50多岁，就在那时我16岁的年纪已经能理解总理为什么会着急、疲惫和烦躁。我仿佛又听到父亲当时那声长长的叹息。

“复课”，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毛泽东号召“复课”主要是针对当时学生离开学校在社会上闲散的现实情况；而回顾复课后若干年的学校生活，“复课”一词所使用的时间很长，其间大约有六、七年之久，学校都以“复课”作为抓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口号。

直到“文革”结束，“复课”一词还在使用。有人说，“复课”一共有两次：一次就是1967年毛泽东号召的“复课”；到了1974年、1975年，邓小平在各领域进行整顿，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各级学校的教学迅速走入正轨，呈现一片生机，这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据那时正上高中的、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朋友回忆，当时读书的劲头很足，感觉眼看上大学已经指日可待。但随后突然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打倒，周荣鑫在政治迫害中死去，学校再一次陷入混乱，又纷纷搞“开门办学”。等到再讲“复课”，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校再一次实行整顿，那就是第二次“复课”。

疯玩儿

其实，复课前和复课后，50年代出生的人，都还没有脱离“孩子”的范畴。虽然社会那么乱，但玩儿，仍然是孩子的天性。只不过玩儿什么，怎么玩儿，在较大的孩子中打上了很深的时代印记，并不像有人历数的、二三十年代就已经产生的那些传统玩儿法他们还在天天玩儿。他们那时的玩儿，很多已经超出了“游戏”的性质，是在“疯”，是在“闹”。

那时50年代头几年出生的孩子，已经长到了十六七岁，青春的活力，青春期的觉醒，加上前几年所“经验”的“世面”，已经使他们不再安于在家，他们都想混迹于家外，在社会上交朋友，领略当时的时尚，以“不恭”的态度“玩世”，那几年是他们最自由、最快乐，也变化最快、向人性本质的两极偏离最剧烈的时期。

玩儿书”

好孩子的一群里，首先“玩儿”的内容是找书读。十六七岁，正是求知的黄金年龄，但哀莫大于没书。于是读书那时不是一种学习，而成了一种“玩儿”。找书，找看书的地方，交换书，聊书。现在回想起来，“玩儿”书给他们带来的喜怒哀乐，远比小一点的孩子赢了弹球输了烟盒更刺激。

书，是“文化大革命”要被“革命”的东西。对书，孩子们经历了一个消灭、好奇、寻找、亲近的过程。疯狂烧书的是他们，图书馆偷书的是他们，当着朋友们显摆书的也是他们。

对书的约束，当然是来自两个方面：在外是社会，在家是家长。可以说谁都不会让你痛快地得到书和读书。但找书的愿望是强烈的、执着的，那其中的故事就很多。

电视剧《血色浪漫》里有钟跃民到图书馆偷书的情节。一位朋友看了说，钟跃民偷书没水平，偷得太少，好容易进去一回，就拿了那几本，不够一晚上看的。他说了当年他们偷书的经历：约好了，几个人一起去，有人望风，有人撬锁，有人装，有人运。下手要在下半夜，要找劲儿大的孩子往外运书太沉。尽量选有上下集的，尽量选厚的，尽量选外国的，尽量选“色”(那时这个字北京孩子发音叫shai，读三声，而且不是儿化音。即现在“黄”的意思)的。这几种书有几种特殊用途：上下集的将来换书看时，可以两本换三本，上集借出去后，可以“拿”人家一手：想看下集吗，拿两本来换；外国的，尤其是名著，能“拔份儿”，读过这种书可以让人觉得你有品位，尤其在女孩子面前；“色”书可以用来找靠山，有人“茬架(打架)”，一本“色”书可以请有“份儿”的成年老大哥给“戳”着。

这位朋友说，有一次一晚上他们偷了一整麻袋。过后后悔的是，光想着拿成套的书，结果回来一盘点，拿了一大堆李劼人的小说，包括《大波》和《死水微澜》。那《大波》是一大套，好多本，写四川保路运动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还记得，其中有一套法国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上下册，是他的最爱，那文笔翻译得简直没治了；有一套美国德莱塞的《天才》，也翻译得极佳，但慌乱中只拿回了上集，至今也没时间再看下集。他们把书拉到一个地下通道里，清点完，由一个有威信的大孩子开始分书，你几本，他几本，没人敢说不，也用不着说不，因为书可以周转着看，利益均沾。有人的看书速度是惊人的，一本40万字的书，一晚上就可以看完，所以周转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文革”中的玩儿书，有点像“文革”前的互换小人书，只要你有书，你就可以换到书看，你书越多，可以换到的书就越多。你的书越“尖端”，换到的书也越“尖端”。我就曾经用一本《三侠五义》换过半本《金瓶梅》，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要冒坐牢的危险的。但那时看书如果家长“开明”还好，你可以躲在家里看，如果家长很“左”，你根本不可能在家看，一位朋友刚借的书，就被家长看到没收，最后给烧了。这种情况最难处理，你说被家长烧了，人家不信，你得赔。这还不算，今后你就没信用了，就会被挤出“玩儿书”的圈子。所以有躲在楼顶上看的，躲在厕所里看的，躲在地下道里点着蜡烛看的，都不新鲜。

这种换书情况一直持续了整个“文革”的全过程，甚至到了80年代初，还在继续，只不过那时候已经可以不再过“地下”生活了。

"拍婆子”

比“玩儿书”等而下之的是“拍婆子”。同龄的朋友都说，当年“拍婆子”不能算“坏”，要“坏”，派出所和各单位的“青少年办公室(各单位都成立对本单位子弟进行教育和强制管束的临时机构)”早管了，为什么不管，因为那个年龄，男女接触已经到时候了，算不上流氓行为。话虽这么说，但总有人把这一事物看得更反面些，最多看做中性。

其实，“拍婆子”并不像后来社会上形容的那样，是一种劫持女孩子耍流氓的行为，“婆子”大多并没什么人身危险，“拍”的人也不想把女孩子怎样，虽不能说在大庭广众之中，至少在光天化日之下，她们很安全。并不像刁小三“抢了包袱还抢人”。最终目的就是想和女孩子交个朋友，是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常有的愿望，之所以遭非议，不过是交朋友的方式问题。

那个年代的城市孩子，既没有学习的压力，也没有工作的消耗，食品充足，生活自由。在“优良”的境况下，对异性的渴求是很自然的。但50年代出生的孩子，总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比如在北京，学校里就有一种其他任何时期都不曾有的特点，那就是男女生之间不说话。这种现象不知起源于何时，我曾经问过“文革”前的老中学生，他们说，从50年代到“文革”前，男校和女校不论，因为这类学校里没有异性学生，而“混校”中的男女同学是说话的。我觉得这种“自觉自律”、“洁身自好”的现象，恐怕还是来源于“文革”开始后“左”的大氛围，破四旧”成风，结果把男女交流归入“四旧”一类，谁说话，谁就有资产阶级和封建腐朽思想，很肮脏，革命意志成问题。家长大多也是这样认为，把和异性同学交往看做“没羞”的行为，予以制止和干扰。

一位朋友笑着回忆当年自己“拍婆子”的经历。男孩子和女孩子不能说话，没法交流，就增加了神秘感。其实都是少男少女，互相是吸引的。但还是有个感觉问题。我想“拍”的那个女孩子就看不上我，对我没感觉。她是我们班的，白白的，稍微有点儿胖。还是同班的同学嘲笑我，说：“嘿，眼儿都直了嘿1”我才发现我“看”上她了。那时男同学之间如果关系好，已经不忌讳说出自己对某个女孩子的好感，有几个同学我就直言不讳告诉他们：“我可看上她了，你们别再想插手。”那时不像现在，能有献殷勤的机会，连话都不能说，人家知道你是谁呀，有什么本事呀。所以只能“拍”。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闯上去直说：“嘿，交个朋友怎么样?”第一次“拍”是在放学的路上，用自行车别了人家，只捞到一句“讨厌！”既然看上了，又有同学知道了，不弄到手是很“跌份儿”的事儿，所以英雄主义加上真动了感情，就一直穷追猛打。最后吓得那个女孩子都不敢来上学了。到了快去兵团前夕，大家都已经不到校了，我只有在她家门口等着，兜儿里揣着一封信，想当面儿给她。但等了好多天都没等着。一天和一位同学一起等，那时一起等“婆子”是够哥们儿的表现，结果等着了，却没敢往上闯。只见她骑车去了邮局，那位同学让我快跟上，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没了勇气，说，你去帮我把信交给她。他拿着信跟过去，一会儿回来了，说没见着人，只把信夹在她后车座上了。估计他也是心虚，没敢当面交给她。

不少人会为自己的青春经历留下一点儿纪念，幸运的是，这位朋友竟还保存着那封信的草稿(可见他对当初的那份感情多么认真)。承蒙不弃，朋友把草稿给我看，征得他的同意，我把这封信转引于下，让我们看看在那个年代里，50年代出生的孩子的情书是怎样的“味道，这应该是他们一生中最早的情书：

此刻，我又像上次一样，坐下来给你写信了，这是我写这种信的第二次。当纸上出现你的名字的时候，你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形象是那么清晰，那么深刻，但又是那么不可捉摸，那么令人费猜。

我是多么羡慕你们，你们将要登程出发了，到祖国的北大门，去建设和保卫那里。当一名军垦战士是多么光荣祖国的首都将要和你们分别了，你不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吗?是啊，太快了。回想起咱们几年的学习劳动生活，就好像是昨天的事，然而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无情的时间就像长江一样，在我们面前逝去，一去而不回头。我是多么想和你一起去，多么想去看看北国的冬雪，多么想到反修前线去闻一闻火药味啊。

去黑龙江兵团的名单公布时，当我听到你的名字的一瞬间，就像一股数九的寒风袭来，带来的是将要离别的痛苦。

×，上次的信你收到了吗?为什么一直不见你的回信呢?莫非和你建立友谊还需要接受考验吗?那你就考验吧，我想说的还是上封信的那句话：“如果你愿意把友谊赠给我，那么我是知道怎样爱护和珍惜的。也许你觉得咱们快分别了，友谊对咱们没什么意义了，这样想不对呀。虽然要离开，而且离得很远，但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把友谊继续下去才更有意义，才更可贵，才更牢不可破。

你们要走了，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要艰苦奋斗，要学会吃苦，搞好群众关系，学会识别好人和坏人。在劳动中要向老一辈学习，向解放军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丰富自己的知识，才能对人民有所贡献，才能在政治上有所进步。多么想握着你的手向你告别啊！战斗吧，向着人类解放的道路，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迎着曙光前进！

这位朋友写这封信时是16岁，文笔不错，满含深情。用那样“偷鸡摸狗”的方式去递送一封如此真情健康的信，这其间的“反差”，不能不说是50年代出生的孩子的悲哀。但那段没有一点沟通手段，没有一点接触平台的单恋，最终只能是保留在他青春的记忆里和那两张薄薄的信纸上(草稿也是用信纸写的)。这是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常有的事。爱情靠“拍”当然是“拍”不来的，即使“拍”来了，也长不了。所以只能把它归结为“玩儿”。

打砸抢

其实说打砸抢不很确切，“打”有，“抢”有，“砸”那时已经不常发生。

打架，是那个时期的孩子常有的事儿，闲着没事，拉帮结派，你一拨儿我一拨儿，互相不服，就打架。但真正的群架往往打不起来，因为流血的事儿，孩子们还是怕的，总有人在这时出来说和，两边只是做做样子，互相给自己“拔份儿”而已。

我所经历的打架，记忆中有两次。一次是在颐和园。我所在的学校的哥们儿结帮游园。大约有30人左右。骑车或被车带着从颐和园围墙由南向北，进东宫门(正门)。当时一帮孩子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票只买了10张，为首的大个儿同学攥在手里，站在收票口，嘴里对自己人说：“进，进。”这帮孩子很默契，顺着大个儿身后往里走，收票的一看遇上一帮“太保”，也不敢细查，都让顺利“过关”。划船、照相等事儿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大约中午，大家汇集到石舫饭庄。当时饭庄里人已经不少，大家开始抢桌子。那时任何饭馆都有“饭口”抢桌子的景象。就在抢桌子时，发生了纠纷。对方也是一帮孩子，人也不少，为一张桌子吵了起来。对方为首的一个有点儿成年人模样的中等个儿，身体粗壮，一副想息事宁人的态度，要拦自己人不要吵了。但是人多手杂，有人抡起了板凳，砸向桌面。我们的那位大个儿这时闻讯而来，手极快，抄起桌上的酱油瓶子(石舫饭庄当时的酱油瓶子和今天啤酒瓶子一样大小)，一瓶子砸在抡板凳的孩子肩头，对方的“成年人“也变了脸，一脚踹在大个儿肚子上，这时整个饭庄大乱，双方开始动手，各桌的酱油瓶子都成了应手的好兵器，酱油溅洒在双方身上，凳子被砸散的木腿都被用来自卫和打人，有点儿像今天电影里武打的场面。不一会儿，自己一拨儿的已经有好几个人见血了。对方的成年人”这时被我方几个人扳倒在地下，被踹了肚子的大个儿这时已经缓过劲儿来，拳脚极残忍地向“成年人”头上身上狂泻。最后收场是我们的大个儿振臂一呼，撤出了饭庄。不知对方损失如何，自已人中还没有走不动的。大家相互跟着迅速从北宫门离开颐和园。之所以快撤，是因为这种打群架最容易招“雷子”(警察)，让他们抓到，一切事儿就全“耽误”了。

再一次是我们一拨儿人大约十几个，在永定河边“茬”上了3个真正的成年人。其实他们按现在看也就是20岁出头。当时我们的车队拉得很长，忽然从前头返回一人喊：“前面有人被劫了。”这声喊立刻使车队急速前进，结果围上了那3个成年人。他们想扒我们的军装。被团团围住后，3个人到底是有经验，背对背围着河边一棵树，其中一人手握一根齐眉的角铁，而我们手里只有砖头。我们毕竟还是年轻，没见过这阵势，心里发虚，双方谁也不说话，相持了很久。突然不知是谁一块板儿砖砸过去，还没等看见砸到谁，我们中间有两个已经扑向拿角铁的人。另外的两个成年人见势撒腿就跑，那个拿角铁的人，那次被打得直到我们离开还没爬起来。

朋友志明讲了一个他当年“玩儿”出圈儿的故事：他住在北京海淀区某机关宿舍。当时这一带是全市闻名的不安定地区，有一帮孩子以能打架著称。管理这一地区的治保会有一位主任，专门和当地这帮孩子作对，今天把这个送进局子，明天把那个叫去问话。志明那帮人是那种坏惯了，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的“主儿”，决心收拾这个死对头。一天晚上，他们找准了机会，用麻袋猛地套住他，堵住嘴，把他捆到一个公共厕所里，一群孩子一顿暴打，然后悄无声息地溜走。这位主任不知在厕所里待了多久才脱身，志明回忆，当时捆得特结实。志明说，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位治保主任，据说是怕再遭报复，组织上给调走了。

一位朋友说到自己被抢的事儿。那是在西单。当时正在“冰室”里吃冰淇淋，忽然坐过两个大个子，挤住了我朋友。一人手被纱布缠着，一看就是打架受伤。他们很客气，说：“兄弟，我们“刷’了好几天了(“刷”是“刷夜”的意思，也就是在外面住，不回家。这通常是因为有警察要抓他们或者仇人在等他们)，没饭辙了，能不能拆兑拆兑。”一人一只手伸进军用挎包，不用说那里面有家伙。朋友没说别的，把兜里的1块8毛钱全掏给了他们。两人喜出望外，很义气地说：“别，兄弟，给你留两毛坐车。”结果真留了两毛钱，闪身便走。抢劫的一般都是大一点儿的孩子，在外面“玩儿”出问题了，没法回家，才行抢。“玩儿”的水平不“高”的孩子很少走这一步，因为大家都不齿于说抢，抢是流氓行为，别看自己闹，可谁也不喜欢自己被人称做流氓。

一位朋友回忆了自己更加“不齿”的行为—偷。他说：其实就是偷了一顶军帽。那是1969年七八月份。在某机械部的宿舍院里，一群当兵的正在打篮球，衣服和帽子都放在篮球架下。当时我和一个同学打赌：我如果能偷出一顶帽子，他输我一盒烟。于是我就顺手牵羊抄了一顶，坐上他的车就跑。跑出不远，看后面没人发现，他就带着我慢悠悠地沿着河边往前骑。这时追来一辆大卡车，从上面跳下半车满身是汗水、显然是刚从篮球场截车追来的战士，估计是有人看见揭发了。我们俩被带回去游街示众，随后被押送到派出所。当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周年前夕，强调社会治安，我们被送进了还算不上拘留所，但专门拘押那些坏孩子的一个叫“九号”的地方。在那里过了一星期的铁窗生活。里面的人很多都认识，都是这一片儿专干坏事儿的中学生。所犯的事儿够不上犯罪，但也决不是一般的调皮。被送到这儿来教训几天，有悔过之意，并且揭发知情的坏事儿，就会被家长领回去。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偷，晚上俩人偷了本院的小卖部。他们并没有搜找里面的现金，只偷了几盒午餐肉，躲到一个被放干了水的游泳池去享受。结果被发现了。因为年龄小，加上“错误”轻微，也是被家长领回打一顿了事。

以上所写的“玩儿”，似乎都不是什么好“玩儿”。孩子大抵也都不是什么老实孩子。但这确实是相当一部分孩子那个时期所干的事。

他只要在外面疯，就大约跑不出会干这几种勾当。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出去疯，也有规规矩矩在家待着的，当时风行攒半导体、照相、学乐器。但真正找到正路，潜心学习的很少，因为那时的社会主流就没有提倡学习。孩子就像小树，总是要长的。长的过程中，你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去开化，没有正确的方法去“绑扎”、“修理”，恐怕小树不是天折了，就是给“憋”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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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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